摘要：西方生存论学说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解答，集中表现为理性主义路径德性的自我实现和非理性主义生命意志的自我实现，以及存在主义对个体的内心自省。对此，马克思哲学给出了不同的解答：“美好生活需要”基于“自然生理需要”——“美好生活需要”首先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相统一的自我实现，在劳动中展现出生活之美。要真正实现“美好生活需要”，就要继续改造现实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最终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生活”不断努力。
关键词：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生存论；物质生活；异化劳动；社会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一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经历40年发展、我国总体上实现小康并在不久后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做出的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历史性判断。面对这一重大判断，我们以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为依据，结合西方哲学中关于何谓“美好生活需要”的讨论，从马克思生存论的角度去认真解读、研判，希望有助于对这一重大判断进行理论视野的拓展、理论认知的升华和生活意识的强化。
一、“美好生活需要”的西方生存论内涵
“生活”(Life)，广义地理解即“生命活动”，既包括生命存活意义上的物质性、谋生性的活动，也包括政治伦理、精神观念意义上的政治参与、道德践行和思想文化活动。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the Existential Turn)”的一个家族类似概念，如果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聚焦个人的生命活动，通过理性分析、直觉洞察抑或现象学分析来思考、感悟生活。
(一)在古希腊理性生存论那里，“美好生活需要”在于“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
在西方哲学生存论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沉思的接近神性的自足生活，也包括在城邦这一联合体下如何践行正义等美好德性。他反思了自然个体如何实现(energeia)自身，来回答何谓“好的生活”(Well-being)或“幸福”。他认为，“美好生活需要”存在一个从低级生活消遣渐次上升到高级神性沉思的等级发展过程。他依次考察了肉体享乐的生活、公民政治的生活和灵魂沉思的生活后认为，这三种生活样式虽然有高低之分，但共存于人的实践行动中，实现不同的生活目的。“对于好人而言，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2]生命有机体的不同部分，各有对应的不同的德性，例如身体的健康、行动的勇敢、思想的智慧、品格的慷慨等，这些都在展现了造物主的目的，实现了生命活动的圆满。
有些建筑的门厅、大厅等空间地面铺装采用耐用、坚硬的大理石地砖.由于其造价偏高，通常使用在较高等级的建筑室内.例如胶澳总督府邸旧址门厅的地面铺装使用黑白相间的菱形大理石地砖.
西方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思考继而彰显于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的人生哲学中。伊壁鸠鲁提出了快乐学说，认为内心宁静带来的快乐高于物质欲求带来的快乐，“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实现“心灵的无纷扰”。斯多亚学派要求遵循自然法则、理性法则，过一种符合生命本性的生活。“理性动物的目的就是要遵循理性和最古老的城邦和政府的法律。”[3]“美好生活需要”的要义在于找到并遵循人的本性设定，通过不断练习来克服生活中的各种障碍，过一种宇宙理性早就设计好的生活。
(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生存论主张“美好生活需要”在于个体生命冲动的实现和无阻碍
用特定方法得到完好结果的重要说明是这些结果与用另一方法所获结果是一致的。我们将神户和伊兹米特地震获得的二阶矩与由Ide等（1996）和 Clévédé等（2004）确定的滑动分布进行比较，发现结果大致与这些研究一致。尤其重要的是与Clévédé等（2004）的结果的比较，他们由长周期远震面波确定二阶矩并通过现有的各种滑动分布模型对二阶矩进行评价（即，他们提供了由频率范围巨大的数据得到的二阶矩）。此外，他们还设计了等效模型方法（假定断层上滑动分布的简化模型），并根据等效模型属性可以相互检查的观点测试了已知滑动分布。得益于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二阶矩排列进已发表模型的序列。
叔本华直接否定了“美好生活需要”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将生活需要等同于苦难的摆脱。“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和空虚无聊之间抛来掷去的。”[4]“生命之所以是罪恶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它是自私的、卑贱的；意志的本性决定了生命本当如此。人类是性恶的动物，是无情而又怯懦的自我主义者。”[5]克尔凯廓尔指出个体生存先于本质，个体经历了感性生存、理性生存和宗教生存的依次发展历程，个体生命具有唯一性、孤独性和有限性。“我”首先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生存的主体。上帝存在才是“我”走出生存困境的出路和保证。狄尔泰的“生命价值”、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雅斯贝斯的实存哲学等，都彰显了个体生命活动所具有的非理性冲动，甚至将这种生命冲动扩展为一切生命有机体的原动力。
非理性主义生存论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表现为拒斥一切共同体生活，孤立地谈论个人意志和欲望的彰显。在向往生命本能的指引下，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要求一切事物的价值必须重新估定。进而一切理性生活原则被推翻，维系共同生活的善恶是非观念被颠覆，每个个体生命的强力意志的生长成为“美好生活需要”的唯一和最终极的标准。“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鼓舞之下，在生命之光照耀下谈论价值的；生命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当我们建立起价值，生命又通过我们对之进行评价。”[6]这种将个体主体性推向极端、否认一切共同体的生活观在施蒂纳的自我意识哲学里同样有所体现。施蒂纳将拥有自我意识的“唯一者”奉为神明，把一切外在的共同体和社会关系视为要否定的对象，结果这样的“唯一者”变成了“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7]525，这样的人最终导致的是生活内容的虚无和生活形式的抽象。
马克思哲学认为，人类历史一开始的“现实的生活生产”的目的在于直接满足人类的“自然生理需要”——即“现实个体的肉体存在以及其肉体需要”[9]93。所谓自然生理需要，即维持肉体组织所需要的吃、喝、住、穿等生存性需要。这种“需要”就成为反思个人生活所必须正视的第一个历史起点，因此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石，这种满足基本需要的满足过程——“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要义。
(三)当代存在主义生存论主张“美好生活需要”在于自我感受的内省建构
作为对“生活”的生存论反思，当代存在主义生存论聚焦单个个体的内心感受，彰显个体生存的有限性，以此试图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生存论超越。
总之，用概念网络可以直观地显示出类比推理的始源和目标中对象的属性、关系和结构，这种表达细致、清晰、系统，从而比较容易发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和对称性，使得在类比推理的过程中，类比访问更有效，类比映射更准确，类比迁移的结果也更可靠。概念网络理论也为在计算机上实现类比推理奠定了基础。当然，要对类比推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除了依靠概念网络，还要运用其他逻辑工具，例如借助谓词逻辑进一步分析命题的结构和推理规则。可见，基于概念网络研究类比推理是从人工智能的视角研究类比推理的一个成功范例，尽管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发展，但是它开辟了类比推理研究的新方向，开拓了现代归纳逻辑研究的新思路。
“生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由个体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存在、展开和实现形式”[10]。人类及个体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人并没有被给予任何(本质性)东西，人(本质)要靠自己建构”[11]。一旦人类开启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模式，人类就开启了自己的文明史，就把自己与动物的纯粹的本能史和野蛮史区别开来。
二、基于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美好生活需要”理论建构
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生活”，指现实个体的生命的成长发展历程，同时具有“类生活”的普遍性本质和个体“生命活动”的独特性这一双重含义。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首先继承了理想主义的生活演绎路向，但又确认了“类生活”的普遍性本质必须建立在物质性“需要(Needs)”的基础上而排斥了政治性、伦理性的理性本质设定；其次，它又确认了“美好生活需要”的目的在于个体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全面性，为此，必须要求构建一个为我化的社会关系共同体内的生活；最后，构建“美好生活”的途径在于扬弃资本和异化劳动，实现创新性劳动，以此彰显“美好生活”理论模型演绎。
(一)“美好生活需要”的普遍性首先在于“自然生理需要”的共通性和基础性
人从来都是社会性的“类”动物，这种社会性首先存在于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自然生理需要”并以此为“类”延续的生存前提。古希腊学者诚然认可了生活的普遍性本质，然而，由于他们忽视肉体的自然生理需要，否定奴隶们的物质劳作过程，这就导致了他们轻视了基本生存需要对于生活的重要性，进而都将美好生活的本质直接限制在政治的或者伦理的领域内。这样一来，本来应该成为生活的普遍性根基的物质生产领域和物质生活长期处于遮蔽状态。
非理性主义和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者理性设定、积极建构理想生活模型并践行相反，它仅仅是描述个体生命的现实感受，依托各种信仰，借助于直觉、领悟来谋求生命意志的实现，实现个体生活的超越。可见，非理性主义的“美好生活需要”将个体生命沾染上阴郁的悲观气质和宿命化色彩。
自然生理需要所诉求的美丽自然环境和丰富多样的产品供应是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整个社会生活被全面物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出售而生产、为了占有而消费。这种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彻底扭曲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本质。浪费式生产、占有式消费导致了大量自然资源被浪费、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本来出于满足生理需要的产品被掌控在资本家手里，成为获取利润而加以处置的手段。
非理性主义生存论普遍否定个体生命的理性本质设定，他们从生命本能、生命体验等来实现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反思。他们一般秉承“实践行为先于理论认知、个体生命先于思想意识、过程体验先于本质设定”的现代生存论信条，只是将个体生命活动做出了或是意志的冲动、或是神秘的天启等非理性的设定。
(二)“自由的创造性劳动”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演绎
总之，西方哲学的生活观均试图提供一份“美好生活需要”的理性或非理性蓝图，均是从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层面进行“何谓生活、生活为何”的追问，缺乏从经济关系尤其是生产劳动过程纬度的论述，更加缺乏把“美好生活需要”置于人类历史过程、进行辩证思维的视角。因此，西方生存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方案依然没有切入生活的最重要领域，不能挖掘到“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存论根源。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有劳动一来，本来作为维持人类、滋养人类并且成就人类的物质生产领域，一直被多数人视为最卑贱的领域，成为了底层人民被迫从事的动物式活动领域，也成为了全社会共同逃避的场所。自古希腊以来，生存论学者们无一例外地忽视甚至鄙视物质生产领域对美好生活的影响。亚里斯士多德认为，“我们多次说过，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须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为可取，并且是后者的目的。”[12]这种对生产劳动的敌意伴随着生存论哲学的始终，生产劳动尤其是现代工业劳动始终被排斥在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讨论之外。
在现代社会，“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为各种法律制度、不同范围和程度的社会共同体，以此为实体形式。共同体存在虚假的和真实之分。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关系下，人对人的关系在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平等、自由、独立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假的联合体，原因在于形式上平等、自由的个人更加依赖物质的力量(金钱关系主导一切)，更加依赖抽象的等价交换原则。“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本身。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到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质的力量。”[7]572特定的工人和资本家都被“物的依赖性”所束缚，处于等价交换原则宰治的抽象社会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16]106“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16]113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共同体下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了个体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是生活形态发展的一大步。更高级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只有恰恰经历资本主义共同体提供的社会财富的高度发展后，才能呈现出“美好生活需要”的丰富性。“真实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下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财富充分涌流的基础上，自律自觉的个人在自组织的社会关系下进行严肃认真的自我劳动、素质的全面提升、创造力的充分释放的生活过程。
本文利用T-text分析研究生的不同性别、是否上过检索课、本科院校是否是985或211院校、是否发表过A类刊物、学制和利用单因素检验分析研究生的年级、专业，对于初级知识、中级知识、高级知识、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态度的差异情况，来分析影响我校研究生数字能力情况的因素。
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他把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丧失现实性，他是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14]
由此导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目的和手段的颠倒，生活的主要内容被降低到追求动物属性的层面，而生活的乐趣——劳动则表现为“一种痛苦”。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资本主义生活是高度分裂的双重化生活：一方面是天国一般的、围绕超越性而展开的政治共同体、伦理共同体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是尘世中的、人人互为手段、彼此算计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市民生活。在此情况下，“美好生活需要”自然就不得不转移到生产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里。生存论学者们大多把美好生活直接等同于思考闲暇时间的个体生命的超越性，因而，他们也就自然失去了挖掘生产劳动对于“类生活”造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是建立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而且首要的含义就是生产劳动本身。每个人的生命活动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劳动过程中度过，劳动过程就构成了个体的生命活动展开的主要场所。因而，劳动者在劳动中的自觉性、丰富性和创造性程度是生活质量高低的核心客观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解答“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源于主观性而又要客观表达的难以把握的理论命题”[15]的客观标准就是劳动的尺度。在扬弃了私有财产，经历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分涌流、实现按需分配并摆脱分工的共产主义时代，人类重新实现对生命的占有，劳动恢复为人类的第一需要，因而也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的美直接就是生活的美。“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是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的方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7]520从当前的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出发，我们只能正视由于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而导致的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属性，正视个人生活被各种分工、交换等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深深束缚。因此，劳动者不能也无法做到在社会生活中甩开、逃避这些关系。一个实现异化劳动解放的可能性途径就在于，依托科技革命的力量，实现人类对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性领域的掌控，在更高一个层面上回复到劳动的完整制作和创意生产的劳动美学阶段。
(三)“自由的联合体”——“美好生活需要”的丰富性和异质性写照
所谓联合体，本质上就是各种纬度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古代的血缘的、宗法的狭隘共同体，抑或是现代契约的、以金钱为中介的资本共同体，本质上都意味着各种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上的同质或异质性。任何个人生活都带有其所属的社会关系性质，离开对社会关系性质的把握，个人生活就得不到理解。“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16]221-222“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9]119因此，谈论“美好生活需要”，我们既要意识到物质生产和生活发展水平的根基性作用，也应把握“美好生活需要”所处的一定社会联合体及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物质生产、生活水平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发展程度共同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水平。
1.体验式教育实践课程体系设计思路。体验式教育实践模式的构建，对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种类、数量、比例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课程设置应该遵循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理念上强调“一体化”，达到“夯实基础课程、整合专业课程、强化教育实践课程”的目标，突出课程设计的师范性、实践性。比如专业必修理论课程应适当降低难度，增设兴趣选修课程，拓宽知识领域；教育实践课程强化专业技能训练，重视实践体验，实现特长发展。一体化的教育过程中，专业素养培养与教学技能训练既相对分离又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的要求。
马克思则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活异化源于劳动异化，必须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领域开启对“美好生活”的探讨。“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13]资本主义因高度细化的分工时代、技术时代的到来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高度分工和机器日益控制生产过程，劳动者虽然在肉体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总体上成为整个劳动过程的一个配件式、补充式、机械式的和高度被物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这种过程导致了劳动者仿佛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生产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也就发生了扭曲：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是为了交换以获取财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生活发生全面异化的时代典范。马克思对此有过一段极为辩证的描述：
综上，马克思哲学的美好生活不是生存论意义上的非历史地对一般个体进行理性或非理性设定，而是历史地定位于“现实的个人”；不是对个体生命活动的直观领悟，抑或是超越性意义追问，而是建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尤其是工业实践对于生活内容和本质的建构；不是停留于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抽象呓语，而是要求把美好生活建基于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关系尤其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不是将美好生活与生产截然对立，认定生活在劳动之外，而是直接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美好生活，进而彰显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之美好。
以海德格尔为例，他将“美好生活”建基于有限性、历史性的“现存在(Dasein)”。“现存在(Dasein)”既体现了对单个个体的生活过程中不断展现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如时间性、历史性、有限性)的理性追问，也体现出对各种可能的非理性的生存体验(如沉沦、死亡和个体各种情绪等)的超越性思考。“他称理性主义是‘软弱无力的’，称神秘主义为‘无目的的’。……‘非理性主义——它是理想主义的对立面——只是片面地谈论理想主义所看不见的东西。’”[8]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现存在”的单个人并非一个可以静观的实体化对象，而是其活生生的生存过程，这就避免了理性主义仅仅针对一般意义的理性个体进行本质设定、进而无视个体差异和个体生存感受的缺陷。另一方面，“现存在”又不单是非理性那里的生命意志的非理性冲动，而是一个可揭示的“追问生存的存在论结构”的理性演绎，避免了非理性主义否定本质、贬低意义，单纯依赖信仰实现个体生活解脱之路。
三、“美好生活需要”的建构原则
处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历了快速的生产力发展后，在经济上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我们要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7]。从马克思哲学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界定来指导和建构当下现实层面的“美好生活”，即：生活主体——个人的素质全面提升和主人翁地位的自觉；生活过程——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创造性活动带来的劳动获得感；生活空间——生态自然修复、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建构、社会关系的改造和“生活型社会”的建构，生活主体更有生活尊严感和人生成就感。
无论是摄像还是摄影领域，全画幅传感器带来的浅景深效果都是重要的表现手段，对于拍摄人像、静物以及很多需要使用景深来突出主题的拍摄题材非常重要。不过，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些题材，比如微距、风光等拍摄场景中，我们反而需要更大的景深力求还原整个场景，此时专业的摄影师、摄像师反而也会利用小幅面机身能够“增大”景深的特性来进行拍摄。在专业摄影师、摄像师中有个口头禅“弱光能力与景深不可兼得”说的也就是幅面与景深的关系。
(一)“美好生活需要”关键在于生产、生活关系的为我化
前文所述，“美好生活需要”首先是物质生产和生活。“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7]519在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物质生产领域必将率先走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状态，实现智能化生产，日益彰显出物质生产活动的美好。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场地安全卫生保障的提升和劳动强度水平的下降，都有利于改善工作体验，激发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和创业热情。当今物质生产过程普遍实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平台建设，“中国制造2025”等强国规划正在加速提升实体经济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所有这些依托科技进行的生产领域的革新，都有助于解放劳动者的身心。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1]30伴随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性机遇，我国正走在开放性经济的道路上，必将充分发挥出新时代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强大活力和号召力，使越来越多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美好。与此同时，在私营企业中，资本主导、掌控劳动力进行雇佣劳动模式下的生产经营活动，循序的是资本运行的逻辑，以牟利为最大动机。在这类生产模式下，我们需要以政策和制度对资本的行为进行规范，以法制对资本的僭越行为进行约束和监控。
受限于场景的区隔，旅游相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普遍存在。网民之间易形成非正式弱信任关系，而信息在弱信任关系的作用下又更容易传递至各节点[4]。因此，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旅游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更易传播，且波及范围更广，其负面影响更容易扩散。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对于旅游业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中辨明真伪，抑制虚假舆情的负面影响，从而进行有效的治理措施和应对，成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的重要课题，对当地旅游业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关系到目的地旅游形象、政府形象、企业形象，甚至文化形象。
伴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高度社会分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直接的物质生活领域之外进行劳作。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完善，我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提升使得服务业尤其是网络服务业的劳动者人数急剧增加。政府鼓励和扶持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客空间”等国家、地方政策的推出，都是推进各个行业创新生产、生活方式的展现。在服务行业，服务者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为服务对象提供的创新服务、创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意设计等创造性劳动必将极大提升服务者自身和服务对象的生活美感。
(二)“美好生活需要”在生活空间上全面延展
这里的生活空间意指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彼此交织的网络。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生态空间、公民与政府的治理空间、市民之间的交往空间、虚拟社会的网络空间等。所有这些空间都可以用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进行衡量和提升，比如个体在不同时空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直接根据就是其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中。
加征关税后，短期内会造成我省苜蓿和大豆供需不均衡。按照河北省苜蓿平均亩产700千克计算，需再种植约22.5万亩才能抵消美国进口苜蓿的影响，因此，短期内苜蓿将会面临较大缺口。但从长期看，养殖市场对饲料的需求也能进一步刺激其他饲草产品的发展，为我省的饲草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会推进我省苜蓿和大豆的恢复性种植规模，提高自给率；同时，我省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可以加强饲料本地化技术研发，推进饲草饲料多元化。
现代社会面临的地区冲突、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和新近问题构成了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只有各个国家、地区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协商建立一系列应对机制和制度来进行规范治理，才能有助于治理和改善这个容纳了现代各种复杂、对抗性关系的地球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架构，是需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伙伴性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我们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满足自然生理需要的物质生活的先在性”“生活的主体自觉意识的提升”“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关系为我化的生活”“自由人的联合体生活”等一系列马克思哲学的哲学立场出发，分析“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构成和本质特征，以期为深入探讨其实现路径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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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19)01-0071-06
收稿日期：2018-10-08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十三五”学科共建项目“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生存论阐释”(批准号：GD16XZX0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尚小华(1976—)，男，湖北襄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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