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宏观调控方式出现三大转变(论文文献综述)
胡炅坊[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赵缔[2](2020)在《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10年《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我国已经为无居民海岛的使用者颁发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但是,《海岛保护法》尚未对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进行分类,同时也没有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因此,我国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只明确了无居民海岛的国家所有权,未在用益物权分编中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无居民海岛使用权需要在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中被直接明确。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系中,则需要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以明确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2018年,我国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形成后,要对我国所有国土空间实施用途管制。我国的国土空间是指我国主权权利下的地域空间,包括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按照自然特征,国土空间可以分为陆地、陆地上的水域、海域和空域。在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形成前,我国只明确了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另外,针对我国领土范围内陆上水域和海域的用途分类已经明确。因此,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研究也具有实践意义,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由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需要产生社会实效,因此需要对该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从必要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可以实现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用途管制职责,又可以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可行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有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又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作为铺垫。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内容,因为国家构建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对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进行市场规制,降低市场失灵。另外,该制度的实施还会控制无居民海岛这一自然资源在我国海洋经济领域的供给量,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作用。而由于无居民海岛具有地处偏僻、无户籍人口、远离内陆等特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极难用于发现人为破坏无居民海岛的行为。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如果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没有秩序约束,则会产生“公地悲剧”的效果。因此,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并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给民事主体,可以激励民事主体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但是,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需要受到规制,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突破国家政策底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是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中存在的主要利益矛盾,如果缺少了秩序约束,私人经济利益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严重侵犯。因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了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需要对私人利益进行限制。那么,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机制就是必要的,因为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过度限制同样会造成利益矛盾。除此之外,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这就会产生与公共利益不完全一致的、不合理的政府利益,因此还需要处理不合理的政府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第一,需要处理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直接原因是政出多门、多头审批,所以需要对职能相近的部门优化重组。第二,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主要是财权与事权的配置冲突,由于二者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地方政府往往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这就不利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在省级行政机关的落实。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地方财权,保证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国家实施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需要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设定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是一种行政公权力。行政机关实施用途管制行为需要被授权,但是这种公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因为政府利益的无限制扩张会侵吞私人利益。所以,在为行政机关配置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一自由裁量权时,还需要通过裁量权的细化、不相容职能的分离、审计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等内外部制约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以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为前提,制定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对全国的无居民海岛实施指标控制,并按照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实施分区管制。针对无居民海岛使用用途的设计问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的颁发情况分析发现,旅游娱乐用途的无居民海岛占总超过40%,公共服务用途和渔业开发用途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旅游娱乐用途,而且没有批准过作为农林牧业用途的无居民海岛,与《海岛保护法》实施前的情况大相径庭。依据我国土地和海域的使用用途分类和无居民海岛的特征,可将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划分为“三大类”,12个一级类和45个二级类。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制度相衔接。在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被划分为“三大类”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也需要根据农用岛、建设用岛和其他用岛的用途进行细分设计,并调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免缴、使用和管理制度。另外,还需要明确责任机制,落实相关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最后,若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则需要认识到该权利的特殊性。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私权特征和用益物权特征明显,但又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且,由于该权利的客体并非单一物,而是组合体,所以该权利实际上包含了若干子权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流转也是这些子权利“打包”流转。
艾西克亚尔·麦麦提(Ishqiyar MEMET)[3](2020)在《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利益分配博弈研究 ——以广东“三旧”改造为例》文中认为当前土地制度下,完善土地供给制度迫在眉睫,关乎民声、国家大计的住宅用地供给方式变革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热点。本文在梳理住宅用地供给制度发展、住宅用地供需及建设用地市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国内外已经实践的多主体供地模式,界定多主体供地内涵、梳理多主体供地主要模式、分析多主体供地参与主体,利用博弈均衡理论对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的参与主体利益分配进行博弈,并利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多主体供地模式和征地储备供地模式的利益分配均衡程度,以广东“三旧”改造案例的经济效益分析验证多主体供地模式利益分配的博弈均衡,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不平衡的住宅用地供求关系,影响着城镇化格局。研究住宅用地供需现状及建设用地市场得知,全国住宅用地供需不平衡,超大城市租赁住房需求旺盛,特大城市刚性住房需求旺盛,各城镇为提升城镇化水平吸引人口聚集,积极拓展住宅渠道,拉动地方经济,从而改变了城镇化格局势态。(2)国内外所采取的多主体供地,促使住宅用地供给制度改革。通过文献分析,除原有的政府供地外,原土地产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房地产企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团体等也是供地主体的组成;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农地转非农是建设用地供给的主要方式;主要供地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政府与市场联合型和自行主导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多种开发模式的支持加速了住宅用地供给制度改革。(3)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利益分配达到博弈纳什均衡,推动着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的发展。博弈多主体供地模式和征地储备供地模式的利益分配得知,多主体供地模式的基尼系数为0.2706,征地储备供地模式的基尼系数为0.4686,多主体供地模式达到博弈纳什均衡,利益分配更加均衡,推动了多主体供地。(4)实践的多主体供地案例验证了博弈纳什均衡,各参与主体都达到了所追求的利益诉求。研究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案例经济效益得知,其基尼系数为0.2935,利益分配均衡,验证了博弈均衡;政府简政放权、减轻了财政负担与投资风险;原土地产权人的土地资产价值得到显化,从而获得相应土地增值收益;开发商资本投入减少,开发周期缩短,且资金利润率基本保持不变。
田若楠[4](2020)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升我国宏观调控效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当前经济社会运行的各领域,技术变化已然成为推进宏观调控理念变革和方法创新进而提升宏观调控效能的深刻动因之一1。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核心,是掌握大量数据信息并挖掘其中所包含的深层次情报价值,为管理者进行科学有效决策提供支撑。当“看不见的手”在某些领域失灵,而“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也不明显时,运用大数据分析为代表的新技术将为政府增强宏观调控精准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可能。以数据的掌握与分析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不单是学界提出的关键词,也是各国正在探索的新方向和激烈博弈的场域。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阔步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如何在这一进程中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是一个需要党和政府、企业、知识界乃至公众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大数据思维下,国家战略将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升级与发展,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势,不断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统筹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治理能力。中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和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为政府,加大对大数据分析相关领域的资金研发投入,建立起全行业数据搜集处理系统,强化人工智能等数据分析系统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宏观调控的效能。
李其成[5](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陈丹[6](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近10%、人均GDP增速约9%的高速增长“奇迹”。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放缓态势,2011年我国经济结束了10%的高速增长速度,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首次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判定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围绕“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全文共八章,主要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3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演进规律等,并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新路径、新方式和新方向,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文的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包括第4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和第5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本部分全面深入的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揭示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计量分析部分,为第6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进行了更加深入、科学的研究和选择,即是对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也是后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部分,为第7章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主要典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在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应对本国经济疲软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目的是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经验,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对策建议部分,为第8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旨在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的结论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工业化为核心,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面对新环境、新发展理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目标,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产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3)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新目标,要有新路径和新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4)主导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将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业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从经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在现有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方向。(2)基于新时代的研究背景,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我国三次产业间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的新趋势。(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方向进行分析,清晰的界定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选择出现阶段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产业。
吴尚燃[7](2019)在《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迅速提高,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动了全社会债务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速的变动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与货币金融环境的变化。众所周知,适当的债务杠杆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当债务杠杆率过高时,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为实现债务杠杆的优化调整,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调控措施。与此同时,全社会债务杠杆率仍居高不下,继2018年出现小幅下挫后,2019年又再度攀升,并且再创历史新高,债务利用效率的降低和分化问题日益凸显。债务杠杆的动态变化对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债务杠杆率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波动,因此,货币政策的选择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尤为重要。但国内外的调控实践证明,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调整面临着两难,具体表现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加速债务规模的扩张,从而累积债务风险。而如果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则可能引发流动性紧缺,造成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引发“债务——通缩”。如何处理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与“控杠杆”间的权衡关系,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同步调整,尤其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进行货币政策的选择,以达到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目标是债务杠杆调整中货币当局应关注的重点议题。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旨在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债务杠杆效率的优化为目标,系统研究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通过研究中国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了我国债务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杠杆率形成的驱动机制;通过研究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指出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结构性改革视角研究了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分层”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债务杠杆调整阶段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论文的研究结论,对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以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进程及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为分析起点,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杠杆”的形成。系统梳理了每个阶段的债务杠杆率变动背后我国不同经济主体负债活动的发生、发展与当时所处的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由于债务杠杆的攀升和波动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货币政策进行定性判断的参考指标应考虑债务杠杆的运行趋势与驱动因素。针对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指出“稳杠杆”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现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能够稳定杠杆率的增速、抑制其过快上涨的势头以及提升债务资本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配置效率。第二,论文分别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两方面对我国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不同实体部门、不同区域是否具备加杠杆的空间提供政策依据。对于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论文构建了VECM模型从分部门角度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不同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具有显着差异,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并且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高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刺激效应。随后通过嵌入空间计量分析的索洛余值核算方法,对我国31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不同区域间存在投资效率的差异。进一步通过构建面板模型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间接融资比重、人均GDP、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及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债务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全要素生产率、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对债务杠杆率的提升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其他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则产生了分化,这说明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应具有空间思维,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债务杠杆优化调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第三,研究了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并分析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在债务杠杆率调整中传导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关于该问题的研究,首先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了有利于债务杠杆率调整的货币金融环境。随后通过构建VAR模型研究了包括我国全社会债务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利率和汇率四个变量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利率在其变化的初期,对债务杠杆增长率带来正向刺激,并逐渐减弱,直到第5期转为负向刺激,于第9期附近达到负向最大刺激,随后逐渐减弱;汇率对债务杠杆率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大约在第4期呈现负向刺激效应,但这种冲击始终比较微弱,并在随后的时期内一直保持负向冲击;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确实能够起到降低债务杠杆率的作用,因此货币当局应密切关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去杠杆”任务提出以来,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滞。论文进一步从“影子银行”对货币调控指标的影响、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同业监管引发的流动性分层等方面分析了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弱化的原因。第四,有鉴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弱化,本文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分层”问题进行了理论建模与数值模拟,研究了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并对“去杠杆”以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TVP-VAR模型实证分析显示,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以及抵押补充贷款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债务杠杆率、经济增长均有显着影响,其中,抵押补充贷款对“控杠杆”与“稳增长”的刺激效果最好,其次是中期借贷便利,但需要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中期借贷便利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负向效应。常备借贷便利未能起到“控杠杆”与“稳增长”的效果。因此,货币当局应当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有所权衡。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分别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的选择两个方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债务杠杆率的调整方面:一是应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式去杠杆,坚持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在货币金融领域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区域,要充分释放其经济增长潜力,而对于落后产能,应尽量通过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等方式进行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二是应尽快构建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债务杠杆管理评价体系,债务杠杆管理框架下的评价体系中应纳入我国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指标,基于经济质量提升的基础上把握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优化。三是推进我国多渠道融资体系的建设,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加快完成社会资源产权的市场化确定,改善现有新三板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交投清淡的现状,加强区域性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的建设,发挥民营银行的差异化特色,以金融科技为主要抓手拓宽金融的服务范围,开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通过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实现提高经济领域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融资比重的目的。四是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实施规则监管、分类监管与科技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探索与我国债务杠杆率调整相适应的监管方法与风险处置机制。货币政策选择方面:一是把握调控的力度与节奏,为债务杠杆率的优化调整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在关注债务杠杆率总量变动的情况下,货币当局还应关注各部门债务可持续性的差异,应尽量实现微观主体收入的上升速度大于其债务的增长速度,防止利率的快速上升加重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负担。二是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打造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操作灵活、风险可控的多工具调控体系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利率走廊机制的建设,央行应通过基于经济金融形势与流动性的判断确定目标利率,并展开相应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降低实际贷款利率为目标缓解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压力。四是应以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公开市场业务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结构性货币政策所覆盖的金融结构范围,加强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持续完善预期管理制度。五是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确保流动性能够进入实体经济部门,通过探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目标,从而通过做大债务杠杆率指标中GDP分母的方式实现债务杠杆结构的优化调整。
薛涵予[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郭代模,杨舜娥[9](2019)在《新中国财政在建设改革发展中进入新时代——为新中国70华诞而作》文中提出一、新中国财政70年背景概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诗词绝句,振聋发聩。既有冲天志向之问,又有伟人自信之答。果然,顺天应人,1949年10月1日,他立于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声音,穿越时空,响彻环宇。从1949年到201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真可谓:70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70载春华秋实,玉汝于成。站起来,靠的是革命建设。革命二十八载,是中国共产党于南湖举起革命之旗,于井冈山点燃燎原之火,于长征走出播种之路。于是抗倭寇,打败日本鬼子;灭蒋匪,推倒"三座大山";进京赶考,建立人民共和国。就这样,新中国从战争废墟上站了起来,有曰东方睡狮醒了,或曰浴火重生,凤凰涅盘;
郭代模,杨舜娥[10](2019)在《新中国财政在建设改革发展中进入新时代——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文中研究指明一、新中国财政70年背景概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1949年到201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真可谓:70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70载春华秋实,玉汝于成。站起来,靠的是革命建设。革命二十八载,是中国共产党于南湖举起革命之旗,于井冈山点燃燎原之火,于长
二、财政宏观调控方式出现三大转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宏观调控方式出现三大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研究意义 |
1.2.2 实践价值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选题的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无居民海岛法律制度研究综述 |
(二)用途管制制度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一)规范分析方法 |
(二)实证分析方法 |
(三)经济分析方法 |
四、论文框架 |
(一)论文框架的逻辑结构 |
(二)论文框架的内容配置 |
第一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
一、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用途管制职责实现的需要 |
(一)用途管制的实施范围需要扩大到无居民海岛 |
(二)需要整合与无居民海岛利用相关的各类规划 |
二、有效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问题的需要 |
(一)需要解决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分类问题 |
(二)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分类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相衔接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
一、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 |
(一)“陆海统筹”战略要求推进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
(二)“陆海统筹”战略要求规范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 |
二、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铺垫 |
(一)海岛的全面调查统计完成 |
(二)无居民海岛的财政收支管理体系的建立 |
(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整岛登记” |
(四)海岛利用受国家监督检查 |
第二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概念辨析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无居民海岛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与无居民海岛利用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海岛土地征收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构成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主体 |
(一)国家 |
(二)企、事业单位法人和自然人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客体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行为 |
(二)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内容 |
(一)国家的权利与义务 |
(二)企、事业单位法人和自然人的权利与义务 |
第三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理论依据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法学依据 |
(一)法的价值论 |
(二)法与政治的关系理论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经济学依据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二)政府管制理论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地理学依据 |
(一)灾害理论 |
(二)生态脆弱性理论 |
第三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原则 |
第一节 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 |
一、无居民海岛利用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
(一)降低市场失灵 |
(二)避免管制失灵 |
二、无居民海岛利用受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指引 |
(一)平衡无居民海岛利用行为的秩序与自由的冲突 |
(二)兼顾无居民海岛资源的分配公平与利用效率 |
第二节 坚守政策底线的原则 |
一、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编制要坚守“三条控制线” |
(一)不侵犯生态保护红线 |
(二)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 |
(三)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要严格管控 |
(一)禁止在无居民海岛确定“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用途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禁止任意改变 |
第四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利益衡量 |
第一节 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
一、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
(一)对利益主体的细分 |
(二)利益主体的利益识别 |
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
(一)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原因 |
(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
(三)部门利益与部门利益之间的矛盾 |
(四)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 |
(五)行政管理人员利益与其他利益的矛盾 |
第二节 利益衡量的原则与目标 |
一、利益衡量的原则 |
(一)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
(二)利益填补原则 |
(三)统筹兼顾原则 |
二、利益衡量的目标 |
(一)协调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经济利益的关系 |
(二)避免公共经济利益对私人经济利益的侵犯 |
(三)减少部门之间的“争利推责” |
(四)统筹中央的全局利益与地方的局部利益 |
(五)限制不正当的行政管理人员利益 |
第五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框架与相关制度完善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设定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扩张视角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性质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内容与形式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设定标准 |
(四)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自由裁量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制约视角 |
(一)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内部制约 |
(二)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外部制约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制度的完善 |
一、在国土空间规划下编制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 |
(一)多种规划并存所导致的衔接难问题 |
(二)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指标控制 |
(三)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分区管制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的类型化重塑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的实证考察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具有涵盖“用海”概念的特殊性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的确定原则 |
(四)无居民海岛用途的规范设计 |
(五)无居民海岛用途的“负面清单”设计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审批制度的完善 |
(一)审批权限的调整 |
(二)审查内容的细化 |
(三)审批流程的优化 |
第三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变更的规则设计 |
一、无居民海岛需要用途变更的原因 |
(一)弥补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弊端 |
(二)适应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调整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变更的内容 |
(一)农用岛的变更 |
(二)建设用岛的变更 |
(三)其他用岛的变更 |
第四节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制度的完善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确定依据 |
(一)无居民海岛的用途 |
(二)无居民海岛所属地域的土地价格水平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减免、征收与使用 |
(一)确定减免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用岛项目 |
(二)完善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使用管理 |
第五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监督检查体系与法律责任完善 |
一、健全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监督检查体系 |
(一)实施统一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
(二)发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监督作用 |
(三)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责任的完善 |
(一)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 |
(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
第六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制度衔接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视域下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体系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性质分析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具有私权性质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具有物权性质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权利特殊性 |
(一)伴随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公法义务过重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客体突破了“一物一权”主义 |
三、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绿色化”思路 |
(一)《民法典》绿色原则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耦合 |
(二)《民法典》绿色原则对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辐射 |
四、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种类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应是一组“权利束” |
(二)农用岛使用权 |
(三)建设用岛使用权 |
(四)其他用岛使用权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对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变动的影响 |
一、设定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取得条件 |
(一)足额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
(二)修建无居民海岛的保护设施 |
二、限制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
(一)受让人资格的限制 |
(二)海岛保护投资达到一定规模 |
(三)已缴清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
(四)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未改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3)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利益分配博弈研究 ——以广东“三旧”改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土地供给制度研究进展 |
1.2.2 住宅用地供需研究进展 |
1.2.3 建设用地市场研究进展 |
1.2.4 多主体供地研究进展 |
1.2.5 博弈论方法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2 我国住宅用地供需及建设用地市场研究 |
2.1 我国住宅用地供给制度发展 |
2.1.1 自由流动(1949 年-1953 年) |
2.1.2 政府与农民集体多头供给(1953 年-1999 年) |
2.1.3 政府单一主体供地(1999 年-2016 年) |
2.1.4 住宅建设用地市场统一(2017 年至今) |
2.2 我国住宅用地供需现状 |
2.2.1 住宅用地需求 |
2.2.2 住宅用地供给 |
2.2.3 住宅用地供需平衡分析 |
2.3 我国建设用地市场现状 |
2.3.1 建设用地市场结构分析 |
2.3.2 建设用地市场现状分析 |
2.4 住宅用地供需及建设用地市场存在的问题 |
2.5 本章小结 |
3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及模式研究 |
3.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3.1.1 多主体供地内涵 |
3.1.2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的渠道 |
3.1.3 理论基础 |
3.2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模式 |
3.2.1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模式现状 |
3.2.2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主要模式分析 |
3.3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参与主体分析 |
3.3.1 政府 |
3.3.2 原土地产权人 |
3.3.3 企事业单位 |
3.3.4 非房地产企业 |
3.3.5 开发商 |
3.4 本章小结 |
4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利益分配博弈研究 |
4.1 博弈论概述 |
4.1.1 博弈论的基本内容 |
4.1.2 博弈论对我国经济问题的有效性 |
4.2 博弈论与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的联系 |
4.3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利益相关者诉求分析 |
4.3.1 地方政府 |
4.3.2 集体组织 |
4.3.3 用地企业 |
4.4 各参与主体在不同供地模式下的博弈关系分析 |
4.4.1 博弈模型的构建 |
4.4.2 征地储备供地模式下的三方博弈分析 |
4.4.3 多主体供地模式下的三方博弈分析 |
4.5 博弈均衡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经济效益研究 |
5.1 项目概况 |
5.2 经济效益内涵与指标 |
5.2.1 经济效益内涵 |
5.2.2 经济效益指标 |
5.3 经济效益测算 |
5.3.1 测算方法 |
5.3.2 测算结果分析 |
5.3.3 开发利润来源分析 |
5.4 经济效益评价 |
5.5 博弈均衡的体现 |
5.6 本章小结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升我国宏观调控效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二 文献综述 |
(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
(二)国家干预主义流派的理论 |
(三)宏观经济领域的特征 |
(四)我国宏观调控效能提高所面临的问题 |
(五)新的调控内容对宏观调控效能提出了新要求 |
(六)理论界关于提升宏观调控效能的新思路 |
(七)学界关于大数据分析与宏观调控效能关系的研究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二章 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效能提升的相关因素和问题 |
一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宏观调控的内涵 |
(一)狭义“宏观调控” |
(二)广义“宏观调控” |
二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宏观调控主体及其定位调整 |
(一)新时代政府宏观调控的新内容与新要求 |
(二)传统宏观调控信息搜集局限性 |
(三)宏观部门协调存在问题 |
(四)政府治理理念促进建设有为政府 |
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宏观调控目标及其社会主义属性的体现 |
(一)宏观调控目标的重点 |
(二)基于中国国情的调控目标的综合性 |
四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及其遇到的问题 |
(一)使用金融宏观调控手段过程中存在问题 |
(二)使用财政宏观调控手段过程中存在问题 |
(三)新时代的消费要求促进宏观调控手段创新 |
五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宏观调控对象:国民经济存在的重要问题 |
(一)国民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 |
(二)国民经济需求侧的新要求和特点 |
(三)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调问题 |
第三章 大数据分析的发展及其特征和优势 |
一 大数据分析的源起和发展 |
(一)大数据概念界定 |
(二)大数据之“大” |
(三)大数据分析兴起的原因 |
二 大数据的特征 |
(一)大数据种类繁多 |
(二)大数据体量庞大 |
(三)大数据快速高效 |
(四)大数据价值量大 |
(五)大数据的复杂性 |
(六)大数据的其它特征 |
三 大数据分析的功能优势及其前景 |
(一)转变思维,提高效率 |
(二)超越因果关系的相关性分析 |
(三)从静态收集到动态监测 |
(四)从数据挖掘到数据分析 |
(五)突出扁平化关系处理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大数据时代到来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
一 我国逐渐进入大数据时代 |
(一)政府扶持,政策护航 |
(二)政府推动O2O飞速发展 |
(三)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
二 大数据时代对于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影响探析 |
(一)大数据有助于建设有为高效政府 |
(二)大数据有助于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
(三)大数据助推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协调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升未来阶段我国宏观调控效能的路径 |
一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运用大数据分析优化政府宏观调控 |
(一)大数据改变政府治理思维 |
(二)大数据分析功能有助于优化政策执行 |
(三)大数据时代为就业创造更多条件 |
(四)以信息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
(五)动态监测收入分配全过程 |
(六)大数据助推开放型经济创造更多价值 |
(七)运用大数据提升宏观调控效能需避免的倾向 |
二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宏观调控效能的优化提升需要发展大数据产业 |
(一)充分重视大数据产业发展 |
(二)提升技术研发与软件开发水平 |
(三)进一步优化大数据发展环境与产业布局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路径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3.1 规范分析法 |
1.3.2 实证分析法 |
1.3.3 投入产出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产业结构界定 |
2.1.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1.3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2.1.4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测度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
2.2.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2.3 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 |
2.2.4 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
2.2.5 主导产业选择 |
2.2.6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
2.2.7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2.3.1 研究文献评价 |
2.3.2 本文拓展方向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概念 |
3.1.2 产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概念 |
3.2 产业结构调整一般理论 |
3.2.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3.2.2 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模式 |
3.2.3 产业结构调整的评价指标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3.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 |
3.3.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 |
3.3.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目标 |
3.3.4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 |
3.3.5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式 |
3.3.6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4.1 进入新时代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4.1.1 改革开放前特殊的“工业化”阶段 |
4.1.2 改革开放后从纠正失衡到均衡发展阶段 |
4.1.3 本世纪以来重工业化阶段 |
4.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化新趋势 |
4.2.1 产业产值结构逐渐实现高度化 |
4.2.2 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日趋合理化 |
4.2.3 产业发展动力结构以技术创新为主 |
4.2.4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
4.2.5 产业区域布局结构日渐协同化 |
4.3 当前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4.3.1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4.3.2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5.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1.1 第一产业结构现状 |
5.1.2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1.3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2.1 第二产业结构现状 |
5.2.2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2.3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3.1 第三产业结构现状 |
5.3.2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3.3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 |
6.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6.1.1 变量的选取 |
6.1.2 模型的建立 |
6.1.3 实证分析 |
6.1.4 实证分析结论 |
6.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 |
6.2.1 模型的设定 |
6.2.2 数据的选取 |
6.2.3 影响力系数分析 |
6.2.4 感应度系数分析 |
6.2.5 赫希曼判别基准分析 |
6.2.6 实证分析结论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
7.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1.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1.2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2.1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2.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3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3.1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3.2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4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4.1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4.2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
8.1 多措并举,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8.1.1 高度重视市场决定性作用 |
8.1.2 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 |
8.1.3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
8.2.1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2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
8.2.3 加快农业创新驱动速度 |
8.2.4 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
8.3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机遇,推动工业向4.0 迈进 |
8.3.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
8.3.2 积极化解产能过剩 |
8.3.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8.3.4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8.4 以中国制造2025 为指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 |
8.4.1 政府全面统筹规划 |
8.4.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8.4.3 完善创新体系建设 |
8.4.4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8.5 统筹协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
8.5.1 健全发展机制体制 |
8.5.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8.5.3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 |
8.5.4 实施一地一策方案 |
8.5.5 加大宣传力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3.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1.3.3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关于“债”与债务杠杆率的定义 |
2.1.2 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 |
2.1.3 “金融不稳定”与“流动性陷阱” |
2.1.4 “金融加速器”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关于债务杠杆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 |
2.2.2 “高杠杆率”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与内涵 |
2.2.3 债务杠杆率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问题研究 |
2.2.4 有关杠杆调整下货币政策选择的研究进展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与货币金融体系现状分析 |
3.1 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历程 |
3.1.1 企业与政府逐步加杠杆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积累阶段(2001-2007) |
3.1.2 地方政府为事实负债主体的杠杆率大幅攀升阶段(2001-2007) |
3.1.3 居民加杠杆为主要特征的杠杆转移阶段(2015-至今) |
3.2 高杠杆下的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分析 |
3.2.1 流动性约束下传统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面临挑战 |
3.2.2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有所增强 |
3.2.3 信贷资源在企业利润率分化下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
3.3 “去杠杆”以来我国所实施的货币调控政策 |
3.3.1 全面去杠杆阶段(2015-2017) |
3.3.2 以结构性调整为特征的第二阶段(2018 年) |
3.3.3 稳杠杆与结构性去杠杆同步发力的第三阶段(2019 年以来) |
3.4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
3.4.1 货币政策受到多目标的掣肘 |
3.4.2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降低 |
3.4.3 “脱实向虚”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 |
4.1 引言 |
4.2 债务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
4.2.1 模型选择与数据说明 |
4.2.2 实证结果分析 |
4.3 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分省TFP测算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3.2 不同区域债务杠杆率差异成因的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
5.1 引言 |
5.2 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
5.2.1 债务杠杆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
5.2.2 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作用分析 |
5.3 实证分析 |
5.3.1 数据选择与模型构建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5.4 传统货币政策影响债务杠杆调整的主要问题 |
5.4.1 “影子银行”使得M2 调控指标的作用弱化 |
5.4.2 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变动敏感性不强 |
5.4.3 流动性分层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
6.1 引言 |
6.2 流动性分层的作用机制研究 |
6.2.1 理论模型的构造 |
6.2.2 模型的求解 |
6.2.3 比较静态分析 |
6.2.4 数值模拟 |
6.3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6.3.1 模型选取与数据说明 |
6.3.2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6.3.3 时变参数特征分析 |
6.3.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债务杠杆率调整方面 |
7.2.2 货币政策选择方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研究的缘由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三)定性分析法 |
(四)比较分析法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二、信用理论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四、货币均衡论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9)新中国财政在建设改革发展中进入新时代——为新中国70华诞而作(论文提纲范文)
一、新中国财政70年背景概述 |
二、新中国财政70年理财述要 |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新要求 |
(二)扎实做好2018年财政工作 |
1.2018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 |
2.2018年财政工作的基本原则 |
3.2018年财政工作重点安排 |
(三)围绕“四个全面”,推动实现“四更”发展 |
(四)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挥财政作用 |
(五)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推动财政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
1.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 |
2. 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持续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 |
3. 按照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要求,打造高素质专业化财政干部队伍。 |
4. 进一步纠正“四风”,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加强作风建设。 |
5. 始终绷紧从严从紧这根弦,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
(一)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好新时代财政工作 |
(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财政制度建设 |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 |
(五)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
(六)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高素质财政干部队伍 |
三、新中国财政70年的几点启示 |
(一)始终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政治领导 |
(二)始终坚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大局服务的战略方针 |
(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 |
(四)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创新、改革的动力机制 |
(五)始终坚持结构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政策的调控主线 |
(六)始终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财政更好地发挥调控作用 |
(七)始终坚持按照国家需要,不断创新改革发展的财政理论 |
(10)新中国财政在建设改革发展中进入新时代——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论文提纲范文)
一、新中国财政70年背景概述 |
二、新中国财政70年理财述要 |
(一)1949年—1977年:发展经济,服务全局,在促进国家建设中探索前进 |
(二)1978年—1991年:抓调整,促经济;抓改革,促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
(三)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分税制改革,努力强化财政管理工作 |
(四)1998年—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高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加快建设公共财政体制 |
(五)2003年—2011年: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工作,牢固树立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 |
(六)2012年—至今:深化改革、服务大局,在新时代充分发挥财政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
三、新中国财政70年的几点启示 |
(一)始终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 |
(二)始终坚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大局服务的战略方针。 |
(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 |
(四)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创新、改革的动力机制。 |
(五)始终坚持结构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政策的调控主线。 |
(六)始终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财政更好地发挥调控作用。 |
(七)始终坚持按照国家需要,不断创新改革发展的财政理论。 |
四、财政宏观调控方式出现三大转变(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2]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D]. 赵缔. 吉林大学, 2020(03)
- [3]多主体供应住宅用地利益分配博弈研究 ——以广东“三旧”改造为例[D]. 艾西克亚尔·麦麦提(Ishqiyar MEMET).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11)
- [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升我国宏观调控效能研究[D]. 田若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20(11)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陈丹. 辽宁大学, 2019(10)
- [7]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D]. 吴尚燃. 吉林大学, 2019(02)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9]新中国财政在建设改革发展中进入新时代——为新中国70华诞而作[A]. 郭代模,杨舜娥. 中国财政学会2019年年会暨第22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集(第一册), 2019
- [10]新中国财政在建设改革发展中进入新时代——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J]. 郭代模,杨舜娥. 中国财政, 20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