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致良知”思想。以王阳明“致良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泛滥辞章、佛教经历及跌宕起伏生命历程的梳理，“致”的独特价值内涵及对儒家心性之学的突破意义等方面的论述，阳明正是基于自身特殊的生命体验提出“致良知”；佛教对“致良知”的提出有重要影响；“致良知”之“致”与禅宗义理有较强理论渊源；“致”包涵主体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内在统一的理念，自性俱足、心境合一的道德理念与思维境界。同时，“致”体现出的自省自足、不假外求等精神，对于当今文化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致良知；致；生命体验；佛教
学界目前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本体论意义、实践论内涵，其道德哲学及精神维度等方面的探讨，以及对阳明后学的影响等(1)国内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比较集中且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吴光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以及钱明、董平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以及蒙培元、陈来、杨国荣等人的相关专著。其中，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将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视为“有善有恶”境界与“无善无恶”境界的融合,杨国荣的《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以王阳明心学意蕴的理论阐释为基本内容。国外方面,东亚阳明学研究热度大幅提升，日本、韩国学者的相关成果多侧重于阳明学“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的现代阐释及时代意义等。。笔者主要就阳明如何基于自身生命体验提出“致良知”，阳明的佛教经历，“致良知”与禅宗义理的交涉，“致”的价值意义，其中蕴藏的深刻内涵及其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作几点探讨(2)雒少锋在《儒学哲学化的境遇与使命》(载《孔子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7页)中提到，“以外王哲学化的方式再次转入成儒之路，此可视为未来儒学哲学化的新路径。”“外王哲学化之本质乃在令现代人于已有之生活中思及人生之意义，既不落在世俗之琐碎中，亦不超离生活之外而玄想。若能如是，儒学的义理经典也才能借助此种生活之哲学化运动发生自我的教化之用。”指出直面生活、生命自觉对于摆脱“儒学沉寂”困境，重新发挥其“教化之功”的重要性。此说具其合理性。因为现代人之所以惟有在立足日用常行基础上，方能使儒学义理经典真正发挥教化之功的原因，正在于今人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体悟古人切身生命体验中形成的道德智慧与人生哲理。鉴于本文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对阳明“致良知”提出过程中涉及的生命体验，包括对禅宗思想的切实体悟、坎坷仕途经历等作分析与考察，故对照雒博士的文章，两文似有互相发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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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而“良知”则源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3)《孟子·尽心上》。孟子指出了人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的先验性、直觉性。王阳明继承孟子的思想，认为“良知”表现为凡人皆具的昭明灵觉或直觉，“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同时，其引《孟子》言解《大学》“致知”之意，从本体论与修养论相统一的角度，提出“致良知”，将本体的直下落实与生活实践的当下呈现结合起来。笔者认为，阳明哲学的精髓，即在于“致良知”之“致”，阳明正是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良知本体及其发用流行统一的角度，“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2]找到儒家真精神的实现途径及儒家的正法眼藏。
依托北川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发展马铃薯精深加工业。只有深加工才能使马铃薯生产有高的附加值，最终使农民真正受益，从而推动马铃薯生产。发展马铃薯精深加工业是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迫切需要多方引资，吸引从事马铃薯精深加工、开发的企业落户大通，以加工为龙头来带动整个马铃薯产业的发展，这是大通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某种程度来看，“良知”相关概念自北宋即已成为理学家讨论的焦点。先是以宋初三先生、欧阳修等为代表，推阐《易》理，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研述《周礼》典章制度，以求得“古人之心”；后有北宋五子的“造道”运动，通过对天理、道德、心性等问题的探讨，重建道德形上学体系。然而，直到王阳明“致良知”提出，倡导良知的内在性、普遍性及其自然实现途径，方最终使天理与道德、理与气、性与命等理学核心命题实现有机、内在的统一。而具体到“致良知”渊源，陈来认为，阳明哲学在其形成时，就其基本思想方向来说，明显地延续了宋代陆九渊以来的心学传统。这个传统就儒学内部的历史渊源来说，主要根于孟学的传统。然而，在理论的形式方面，由于受宋代以来程朱学派的影响，阳明思想的结构自始至终是从《大学》提供的思想材料和理论范畴出发的[3]。但同时，陈先生亦提到，“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最后归宿，致良知说的提出，表现出他的思想在心学方向上的发展更加成熟，也使得格物及知行合一说都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变，与佛教智慧的结合也更加圆融”。[4]由陈来上述论述，结合相关史料及理论比较，笔者认为，阳明的“致良知”，除直承孟子外，其自身出入佛老及出生入死特殊经历中的生命体验则是其“识得本心”的更直接来源。
二
王阳明十七八岁时，曾按朱子的“格物”说格竹子之理，以致未格通竹子，反而大病一场；二十七岁时，其又按朱子读书法力行实践，却发现“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5]于此，阳明遂有遗世入山之意,继而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希望借断灭生死轮回、提倡随性解脱的佛教祛除心中疑惑，实现天理与心之本体的内在统一。可以说，阳明这段时期对佛教的切身体悟及对生命存在的思考，使其克服了宋儒“析心理为二”的弊端而专注于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找到形上与形下之间的契合点。
早期水利工程建设的灌排渠道长期受水流冲刷及风淤，造成边坡滑塌，渠底淤积严重，断面大小不一，严重影响了过流能力，造成灌溉水利用系数较低。据测算，2014年河套灌区平均渠系水利用系数为0.470，田间水利用系数为0.816，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384[7]。《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和2030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达到0.55和0.60以上，河套灌区与此目标相差较大。
另外，笔者亦曾在《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10]一文中，对阳明与禅宗思想的同异作过分析，通过将阳明的“满街都是圣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1]“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12]“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驳蚀。”[13]以及《寄邹谦之三》的“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等思想与禅宗相关义理，如《坛经》的“悟人自修，自识本体，自见本性”等相比较，并结合阳明关于“上根”“中下根”之人及其体悟方式的论述，认为在理论构架及思想境界方面，阳明的“致良知”更侧重慧能的“顿悟”法门，且其“良知”与慧能的“自性”“自心”高度一致；在具体修习实践及践行法门方面，阳明的“致良知”又倾向于神秀的“观心”渐修方式。具体说来，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真妄不二，即妄存真等方面，禅宗南北宗是一致的，而具体到修习实践，慧能主张“顿悟成佛”，法无两般，心无二体，对未悟自心本具佛性之人，须“善知识”循次勉力，但自性体悟环节，乃“一悟皆悟”之顿悟；而神秀则鉴于众生根器不同，主张通过“摄心内证”“起心外照”“静心入定”等方式以祛除贪、嗔、痴，净“六根”。阳明主张“上根”“中下根”之人应分别通过“静处体悟”“事上磨炼”以存天理、去人欲的实践功夫与神秀的渐修方式是相似的。
关于阳明的佛教经历,据《王阳明年谱》记载[6],弘治十四年(1501),阳明三十岁时,游九华,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弘治十五年(1502)，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次年，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见坐关三年禅僧，以“爱亲本性”谕之，劝其归去。结合前文, 阳明早年以“读书成圣”为第一要务,勤求严行程朱“格物穷理”之训,却每次因而发病,故以为圣贤有分,学之不得,遂有意入山养生,求仙问佛。期间，阳明对佛、道虽有所体悟,然终又发现道术不深,加之依恋亲情，对佛、老之出世的不满,故又复思用世。正德十年(1515)，阳明四十四岁，拟《谏迎佛疏》，提到“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传习录》亦有类似记载，“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道若是,其简易广大。” [7]可见,阳明肯定了佛教与圣贤之道在教人清心绝欲、济度群生诸方面的一致性，并自述其早年笃志佛学的经历，以及自认为已悟到佛学精髓。国外方面，据日本学者久须本文雄在其《阳明の禅思想の研究》[8]中介绍。阳明一生遍游的佛寺，其知名者有四十余处，分布八省。另有不知名四十余处。阳明不但早年好游佛寺，并且于归心儒学后，仍然继续此种访游。在三十二岁时，竟有一次于某佛寺中留居八个月之久。又在五十岁时，访问佛寺十三次，每次留居一、二周。另外，阳明又常于佛寺讲学。加拿大著名华裔汉学家秦家懿在其《王阳明》中提到，“阳明本人，对于佛教的看法，似有暖昧之处。他同情禅宗的‘明心见性’的宗旨，但是不满于佛(与老)的出世精神。他曾看佛书；他的语录与文集中，引用大乘之多种经文，包括《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楞伽经》《涅槃经》《圆觉经》，与希运的《传心法要》在内。他最多引述的，是《六祖坛经》与《传灯录》。”[9]由上述史料及文献记载，我们可看到，通过游佛寺，留居寺庙体悟佛理，读佛经，以及与禅僧的交往等经历及生命体验，佛教势必对阳明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以致对其“致良知”体系的架构，起到重要启示作用。
由上述史料及“致良知”与禅宗思想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阳明这段时期的佛教经历，及其对禅宗义理，对生命的思考，无疑使其对心性、天理、人欲有了更深层次地认识，成为其“致良知”的重要思想来源。如其所说“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乃始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14]“又放情去学二氏，觉得二氏之学比吾儒反觉径捷，遂欣然去究竟其说。”[15]而几年之后的坎坷仕途经历、生死荣辱，以及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4)“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矣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见《年谱》，《王阳明全集》。,使其“百死千难”之后终得“致良知”之旨。
三
前文已提到，笔者认为阳明哲学的精髓，即在于“致良知”之“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阳明在出入佛老及出生入死的特殊经历之后，通过兼摄知行的“致”，对周敦颐等理学人物“中正仁义”的“人极”问题作出了回答与落实。冯达文、郭齐勇认为，阳明的“致良知”是其心学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16]。笔者认同此观点，不过，另一方面，阳明“致良知”之“致”的价值意义可能更在于其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及方法路径。正是由于阳明对佛教“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等思想的体悟与借鉴，使其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良知”这个“天植灵根”，认同“满街都是圣人”，进而需要通过克服私欲蒙蔽的实践工夫来自然而然地实现。圣愚不分不在于是否具有“良知”，而在于能否通过“致”的工夫，将“良知”扩充至底。阳明的“致”，牵涉心与物、心与理、性理与物理、知识与实践等复杂关系，是阳明在沉溺辞章之学，探求朱子之学，以及研究释老之学，加之种种生命经历之后所悟出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方。于此，通过“致良知”之“致”，阳明将天理与人心同一，将外在的“天理”转到内在心性本体，找到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实现路径，构建起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体系，完成儒家哲学从理本论到心本论的思想转变(5)如成中英认为，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质即在于其“内在的人文主义”，即内在超越的境界追求。(参见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特性》，刘小枫编: 《中国文化的特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 48 页。)另外，西方哲学，尤其现当代哲学，亦是重视这种由外在客体向主体自身的转向，如乔治·F·麦克林指出的，“其实质是从客体向主体转换，从一种以客体为中轴的主客体模式向以主体性为中轴的主体间性的转换，包括从物质性向精神性转换，从强调分化的定量模式向强调一体化的定性模式转换”(参见乔治·F·麦克林：《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宽容精神》，载《新华文摘》2005 年第 8 期。)；这种自性俱足、心境合一、形上形下打成一片的逻辑理路与思维境界，是儒家心性之学的重要创新，使儒家“修己安人”的使命更具操作性，极大丰富了儒家的道德实践之学。同时，阳明对“致”的相关论述，是对程朱理学批判性的发展；是对人主体价值的肯定；严重冲击了封建等级观念，突出了人的地位，是人的思想意识的一次重大变革。
综上，由对佛道思想的深切体悟及晚年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阳明构建起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致良知”哲学体系，尤其通过对“致”的阐释，为儒家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形上地基及现实路径。其中，阳明吸收融合佛道资源和反观内求的思维方式，其直指人心、实践德性的心学理念，以及由“致”所体现出的人之自省自足、不假外求、力行实践等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自觉，救治社会道德滑坡，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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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冯达文,郭齐勇. 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9.
ResearchofWangYangming'sThoughtsonConscience
GENG Jing-bo1,2
(1.TianjinAcademyofSocialSciences,Tianjin300191,China; 2.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ind study" in Ming dynasty, Wang yangming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Extension of intuitive knowledge". Through the study of "Extension of intuitive knowledge", we can know Wang Yangming's thoughts,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his understandings about Buddhism better. Wang Yangming's thoughts on conscience have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Buddhism. By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Wang Yangming's thoughts on conscience and Buddhism, we can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study also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Keywords:Wang Yangming；extension of intuitive knowledge；extension；life experience；Buddhism
收稿日期：2019-05-2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心性论与北宋五子心性论关系研究”(2014M561153)
作者简介：耿静波(1983-)，男，汉族，山东邹平人，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禅宗。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9)04-0030-04
(责任编辑：邓 凌)
标签：良知论文; 佛教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思想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心性论与北宋五子心性论关系研究”(2014M561153)论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