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独龙族文面是观念与审美烛照下的独特艺术。独龙族文面的蝴蝶型图案是该民族独有的，深深体现了独龙族人以丑为美的审美观。独龙族妇女文面的初衷是以丑化自己的面容求自保，后来逐渐融入了该民族自己的思想观念与审美理念。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独龙族人对文面主要有美和丑两种看法，这两种观点决定了文面具有掩饰美和展示美的功能。同时，文面具有自悦性与悦人性，可以说这是它不同于其他绘画艺术的一个显著特色。独龙族文面是伤痕图案的创造性艺术，可以说是伤痕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关 键 词：观念；审美；独龙女文面；伤痕；美；丑
一、本民族思想观念指引下的审美
在云南贡山独龙江一带，独龙族文面女的存在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尽管文面女如今已经所剩不多，但这一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也是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文面的原因、文面的操作过程、文面图案的神秘性、符号解读、结构特点以及艺术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各家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面源于独龙族人消极自保的思想观念。独龙族妇女文面，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据《云南北界勘察记》(王有立主编，民国二十二年)与《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1993)记载，独龙族人由于受傈僳族的欺压无力抵抗，女子为免遭被抢劫而文面，从而相沿成风。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志》(2006)、李金明的《独龙族原始习俗与文化》(2016)等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独龙族——民族知识丛书》(刘达成，1998)中提出独龙族文面的“六种说法”，其中第六种便是“为防止察瓦龙藏族土司强逼妇女为奴”。这说明，他是认同独龙族妇女文面是有消极自保的原因的。《独龙族文化大观》(李金明，1999)也认同这种观点，但他又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也有可能是新中国建立前西藏察瓦龙土司统治独龙族时命令他们文面的。这种看法比之独龙族妇女因消极自保而文面，显然不是自己主动文面，而是在异族统治的命令下被动接受的。至于异族统治者自己为什么不文面而要求独龙族人文面，却没有再深入研究。《自然怀抱中的文面女》(罗荣芬，1995)、《独龙族妇女的文面习俗》(陈瑞金，1992)、《独龙江上：神秘黥面族脸上的蝴蝶纹》(黄大米、沈醒狮，2007)、硕士学位论文《独龙族妇女文面考》(白瑞燕，2007)等都对独龙族人为了防止掠夺而文面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他们采取自救的一种消极办法。然而这种观点是否属实，毕竟只是人们的猜测，至今尚无资料确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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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文面图案的神秘性问题。在研究独龙族文面的相关成果中，有不少成果对独龙族文面的图案充满了好奇，对其进行了多种臆测和想象。《解读中国独龙族文面图案之谜》(崔之进，2007)从不是艺术的象征艺术，意识形成的“陌生化”特征，怪诞、夸张的手法运用等角度对独龙族文面图案进行解读，进一步确立了文面的艺术定位问题。《独龙族文面图案——蝴蝶艺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李阳，2016)从独龙族文面图案的符号内涵与象征意义进行分析其存在的语境，能指与所指以及图案的美学特征与含义等有独特的见解。《独龙族文面现象的符号学解析》(高永芳)则从现象符号学的角度对独龙族文面予以了关注和重视。李惠的《独龙族文面初探》等对独龙族文面的原因和文面的样式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独龙族文面的整个图案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来自于他们的原始图腾：蝴蝶，并指出文面图案与独龙族人的蝴蝶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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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文面图案的样式与审美问题。独龙族文面图案的设计问题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上述研究成果在其所探讨的问题中对于文面的图案样式多有所涉猎。从上述成果来看，大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大都认为独龙族文面图案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对于文面图案的美，大家也都是比较认同的。比如《独龙江上：神秘黥面族脸上的蝴蝶文》就曾指出：独龙族人脸上的蝴蝶文是其死后与自己的灵魂相认的标志，同时认为它是美的象征。《独龙族文面图案——蝴蝶艺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认为独龙族的文面图案不仅造型设计美，而且代表了独龙族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解密中国独龙族文面图案之谜》虽然没有把文面当成真正的艺术，但却对它象征、怪诞、夸张的艺术手法予以了肯定，并从美学的角度予以审美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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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对独龙族文面的审美观念的研究方面，前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文面观念的形成、图案的样式设计及寓意等方面，都有了较可贵的探索。然而，在文面到底是美还是丑，以及人们对它的的观念认识方面，大多研究成果并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因而，理清了这些问题，便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独龙族文面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独龙族文面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与认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独龙族文面的图案设计入手，对其以丑为美的审美观念意识进行深入地探讨。
二、独龙族文面的伤痕本质
关于独龙族文面的操作过程以及受纹者所承受的痛苦，各种文献与研究资料多有描述。如《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所载：
各地文面方法基本上一致，文面时先用竹器或树刺、锅烟灰在脸部画好文型，待墨迹干后，则文者一手持竹器外，一手拿松针沿纹路打刺，每刺一线即将血水拭去，紧接涂以锅烟拌的墨汁，经几天后创口脱痂，此时皮肉即呈现出黑色和青靛色的瘢痕，就成了水洗不掉的文面。(1)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受文者如疼痛难忍而叫喊时，文师便令助手按其肢，掩其口，或捆绑器的手脚，强行施文。施文之后，受文者数日不得外出和洗澡。等伤口结痂，再煮龙眼水洗身。(8)华梅、朱国新：《服饰与人生》，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文面前，先找野生的非常锋利的刺棘数根，独龙语称这种刺为“才干巴后”，再用竹碗盛着锅烟灰水浇的“墨汁”。刺纹时，被文面人洗好脸面对着刺文者，仰首端坐于其前方。刺纹者一手拿者刺针，一手拿拍棍，刺棘针上边粘墨汁边在脸上打花纹。等打完花纹，脸部臃肿，疼痛难忍。经过几天后，伤口渐渐愈合，墨汁入皮层呈现黑蓝色，便成了永远洗擦不掉的面纹。(2)李金明著：《独龙族原始习俗与文化》，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综上所述，所建模型符合评价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基本反映了地下水动态特征，有较高的仿真度，可以利用该模型模拟地下水的运动规律，进行开采条件下的地下水资源评价。
《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对于文面刺痛的状况叙述得则更为详细：
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既往病史，制定个性化健康宣教方案，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介绍食管癌的病因病机、危险因素、易感人群、发病几率、临床症状、治疗方式等，在讲解时可发放相关知识卡片，嘱咐患者戒烟酒，勤洗澡，保持照射野皮肤干燥清洁，且该部位禁止使用肥皂，或用粗毛巾擦洗，局部不可粘贴脚步，不可涂抹乙醇、刺激性油膏等物质，选用宽松、吸汗、柔软的内衣。
无论是全文还是半文，独龙族女子在文面时的疼痛程度基本是一样的。文面后脸部就会浮肿(疼痛感较文时减轻)，浮肿的时间因人而异，有的一两天，有的三四天甚至一周时间，并形成结痂，直到结痂脱落后即痊愈。至此，一副靛青色蝴蝶般的图案就会永远定格在她们的脸上。(3)丰卫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独龙族妇女文面的习俗，从什么时候开始，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在几百年前，独龙族妇女为了不被异族抢掠而采取的自救措施。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是公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进行文面，其操作过程都是对妇女身体的伤害。
3.3 由于焊死的挡板以上层挡板居多，导致上层大部分挡板不能调整，因此在调整时首先将上层可调挡板调整至45°，然后通过下层挡板的调整实现对煤粉细度的调节。试验期间当下层分离器挡板开度在30°、40°与50°时，煤粉细度均变化不大，主要原因有：
类似于独龙族文面记载的还有其他民族，如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
手术时，文面师左手操针，右手拿竹签或拍针棍，不断点墨、打刺，墨汁顺着针眼渗入皮肉，留下永久的印记。为防止伤口感染，几天之内不能用水洗脸。五六天后，伤口就会结痂，并逐渐脱落，清晰的花纹也就随之显露。(4)李惠：《独龙族文面初探》，《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20期，第58页。
刺纹系由野藤的刺针扎出，再涂上染料。受纹者往往痛苦百端，有痛不欲生之感。有时因受纹者无以忍受，文面要分两三次才能完成。(5)陈金文：《试析一组与妇女文面习俗有关的黎族传说》，《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66页。
到了姑娘们绣面的时候，长辈们会请村外的文婆来。绣面使用的工具是尖锐的藤刺，被削尖成刺针，文婆用草秆沾着石炭灰颜料先在姑娘脸上画上图案，然后按照图案一个点一个针眼地文刺工作，皮肤常常是鲜血淋漓，红肿刺痛，有时感染溃烂。这么深重的创痛加注于年幼的女童身上是多么惨烈的情景。(6)菁文：《爱美的黎族老妪》，《科学大观园》2010年第22期，第20页。
独龙族妇女文面纹路流畅，纹线疏密有致，特别是波浪线的运用，增强了画面的动感，恰似美丽的蝴蝶振翅欲飞，承载了独龙族先民对蝴蝶这种美丽动物的烂漫情感，是对美的一种追求。(11)丰卫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每当文面时，施术者要把六到十根细铜针，一排排地打入受纹者的脸部肌肉中，流血肿胀，疼痛非常。受纹者得咬紧牙关忍耐到底，才能成功。事后又要忍受饥饿地疗伤，一连数周。(7)赖安林：《泰雅族的黥面艺术》，《新使者》1998年第45期，第35页。
像白来才塞这样喜欢自己文面的文面女虽然不多，但确实有一些独龙族妇女是因为喜欢而主动文面的，并没有任何人强迫她们。对于这些文面女来说，文面在她们眼里是美的，伤痕的痛苦与自卑感在她们心里被淡化了。她们把文面图案视为自己脸面的一部分，文面图案的美丑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对文面的好恶。然而，文面图案一旦刺在她们的脸上，无论她们是否喜欢，都必须面对，谁也无法摆脱。所以，她们既是承载伤痕的主体，又是观赏文面的客体。对于文面，她们既有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又有感官上的体验。这种寄托和体验使她们或自卑，认为自己脸上的文面不好看，怕人笑话；或愉悦，认为自己脸上的文面好看，喜欢在人前展示自己的文面。所以，文面首先是文面者可以自我欣赏的图案。可以说，文面者本人比任何人都关注自己的脸面，更在乎其图案是否美观，在意人们对文面的看法。因为文面图案是否美与文面者的脸是一体的，它一定程度上也衬托了文面者的脸面。
《独龙族原始习俗与文化》记载：
施术时，除了文师和受文者的母亲外，还邀请文过身的妇女参加，主要是协助文师完成各个施术工序，以及防止受文者因皮肉受苦而反抗。文身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往往是皮开血流，所以在施术过程中，受文者常常是疼痛难忍，有的惨叫不绝，滚翻于地，参与人员就会对她采取强制手段，甚至用绳子捆绑手脚以保证文身顺进行。(9)北寒、文雨、胡亚玲等：《黥面文身黎家女的宗族美文》，《周游世界》2014年第1期，第205页。
由上可见，无论是独龙族，还是黎族、泰雅族，其文面与纹身的操作过程简直就是一种酷刑，比起传统的墨刑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墨刑，是古代五大刑法之一，它又称黥刑、黥面，在犯人脸颊或额头上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汁，作为受刑人的标志。而文面也称为“黥面”，其操作过程又与墨刑十分相似，这绝非是偶然巧合。可以说，无论文面图案如何富于技巧变化，文面的伤痕本质与墨刑较为相似。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文面与传统的墨刑一样，是对人脸面的一种伤害。它不仅在操作过程中给受纹者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而且在人脸上留下了与墨刑一样终生难以抹去的痕迹。从墨刑与文面的刺青面积和复杂程度来看，文面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墨刑印记只是在脸上刺出一小块长方形的红色印痕，而独龙族文面则几乎是刺了满脸。这说明：文面人要承受的痛苦程度比墨刑更大、时间更长。何以同为刺青，一个长期作为惩罚犯人的刑罚之一，一个则作为一种习俗被普及到整个民族呢？这恐怕要与不同民族的人们对刺青的理解和认知差别有关。
其二，文面的制作是由刺伤与涂墨两个过程共同完成的。尤其是刺伤的过程，是制作文面图案的关键。这其中，文面师的技艺水平高低、受纹者与文面师是否配合等是至关重要的。文面师如果技艺不好，就难以刺出理想的图案。而受文者惧痛不配合，也难以文出理想的效果。独龙族文面女中那些没有文纹的，大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针刺的疼痛而停止。(10)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忍受不了疼痛而没有全纹的独龙族文面女有：齐乃(高秀英)、松姆、班江旺、文学英、李明生、碧文菊、碧文源、肯南新、木国英、王才黛、李美珍、龙文英，共计12位。所以，对于文面师来说，文面者的脸面既是用来创造艺术的对象，也是进行创造艺术的载体。脸面的作用与画布一样，是用来绘制图案的。一般来说，用刺针刺出的针眼，自行伤愈后是不会留下明显的疤痕的。要想使疤痕明显且永久不褪，就需要在伤口处涂上颜料或墨汁，来巩固和突出“痕”的效果，使其在脸上永久留存。这里，“刺伤”与“涂墨”是方法，留在脸上的永久的痕迹是达到的效果。因此，可以说文面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造。
独龙族文面之于伤痕的创意性艺术主要体现在图形的设计上，人们多认为它是以独龙族人所崇拜的蝴蝶为依据的。然而，它又不完全按照蝴蝶的形象进行绘制。文面刺出的点、线条以及许多不规则的菱形组合，与蝴蝶的绘制在方法上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过取蝴蝶的几分形神，而给与人更多的不可言说的寓意和想象。其实，独龙族文面的图形，除了人们公认的蝴蝶型外，说它像一个被削了一半的苹果图形也无不可。比如图1和图2的文面图案，鼻梁上端处在眼睛中间的部位所纹的两个菱形像是苹果的蒂，而两个眼睛以下到下巴部分所组成的半个椭圆形，则像是一个被切开的苹果。虽然这样的图案并非是其唯一的文面图案，也有少数人只是在脸上纹了一部分，甚至只是在下巴上纹上简单的几条线，但它们也是独龙族文面图案整体风格的重要体现。故而，人们将这种形似蝴蝶或苹果的文面图案作为独龙族文面的标志型图案。可以说，这种图形是独龙族所独有的，它是独龙族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性图案。实际上，以文面图案作为民族的标志，并非是独龙族所独创。其他像苏丹文面、泰雅族文面、黎族文面等，都有自己不同的图案。这说明，无论各民族文面图案如何不同，其是民族标志性图案的性质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体现了其伤痕的本质。这种创造性艺术，却需要受纹者承受比墨刑还要痛苦的伤痛为代价来完成。较之苏丹(见图3)、
图1 独龙族文面图2 文面图案
台湾泰雅族(见图4)和海南黎族(见图5)的文面图案，独龙族的蝴蝶型显然更加富于变化，更加讲究行针的技巧和图案的排列组合，同时操作的难度也更大。它不仅讲究线的平行与交叉，而且讲究点的排列组合、菱形的分布与对称等，将这些多变的针法组合在一个蝴蝶型的图案之中，排列组合详见图2。因此，蝴蝶型文面图案是否和谐得体，从中较之其他文面图案更能看出文面师技艺的高低。关于蝴蝶型图案的设计之美，学术界多有共识：
图3 苏丹文面
图4 泰雅族文面
图5 黎族文面
由上可见，黎族的女孩文面与独龙族文面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其效果也是相同的，那就是使伤痕永久在脸上留存。再如台湾的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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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蝴蝶纹在装饰中，采用大量的菱形格子重复组织，细的直的线条大量重复单一形的排列，反映的正是现代形式美法则中的节奏和韵律的图案设计手法，纹样中蝴蝶翅膀的图案线条走向大致呈现以鼻梁为中心的中心放射状，体现出一种重复的节奏和韵律的美感。讲究韵律和节奏的关系，韵律中有节奏，节奏中有韵律，相辅相成，和谐自然符合普世审美价值观中的审美法则和形式法则，做到变化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变化，增强了纹样的图形层次内涵和韵律与美感，从而体现出一种独有的美感。(12)李阳：《独龙族文面图案——蝴蝶文艺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阿坝师范学院学报》第33卷第3期，2016年9月，第37页。
这些流畅的纹路、疏密有致的线条、对称整齐的菱形格子、振翅欲飞的蝴蝶形态，都来自于一个个刺针刺出的针眼。在此基础上涂以墨汁，进一步突出了“伤痕”的效果，增强“伤痕”的鲜明性和永久性。这种将绘画技法运用于皮肤的做法，可谓是人体彩绘艺术的雏形。
不失一般性,假设它染2。首先来染v1,v5,v7,用来染vi(i=1,5,7),不失一般性,假设它们分别染2、3、2。再来染v2、v4、v6、v8,对这4个点进行正常染色。假设这4个点全染1,则改染v5。由于v5为穷点,因此 为5--点,若的其它4个邻点中染1 的个数≤2,则可将v5由颜色3改染为1,从而用3染v。 若的其它4个邻点中染1的个数为3个,则可用这4个邻点中缺失的颜色来重染(这种缺失的颜色为2或3),再用1重染v5，从而用3染v。假设这4个点中染颜色1 的个数≤3,则可直接用1来染v,得到G 的一个(3,0,0)-染色,矛盾。
三、独龙族文面的艺术与审美特征
白来才塞觉得自己的文面很漂亮。她说自己当时选择文面，一是怕被外族人抢，二是觉得这样的脸会很少有皱纹，应该很好看，直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是美丽的。(19)卫丰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页。
研究对象创作动机说明丑因不被抢掠自救而丑因异族侵凌而丑因土司强迫而丑美精神寄托美掩饰本来的美装饰美创作动机:先有前者,再有后者。前者更具有现实意义,后者更具有理论意义。丑是美的因,美是丑的果。
表1独龙族文面中的丑与美
文面的“美”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一是掩饰本来的美，二是展示装饰的美。这两种功能在呈现形式上并没什么不同，之所以有所区别，主要是人们对文面的目的和看法有所不同。他的“美”首先体现在精神性上寄托美好理想与愿望者，便视其为美，用来装点自己的脸面。“美”和“丑”两种观点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实际上都体现了从审美的角度对文面的重视。前者虽然视文面为丑，但却是因“丑”而用；后者虽视文面为美，但审美的标准却同样不是基于文面是否美这一角度，而是基于人的美好理想与愿望。这两者都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审美观。因此，独龙族的文面满足了丑的现实意义以及美的理论意义(简要见列表1)的体现，也就更能充分地满足他们对于现实及精神的否定心理。在他们的审美语境里，艺术既创造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也提供了情感寄托的对象，这正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说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把艺术符号化的作用就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孕育感情的方法。”如此看来，独龙族的审美只有在他们的美学语境中才能体验到他们所特有的少数民族情感。从文献上来看，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无论是视文面为丑，还是美，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关于这一点，从一些民族文面的原因就可以看出。无论是独龙族，还是苏丹、泰雅族和黎族，其文面的初衷都不是纯粹为了美观。这里，我们以独龙族文面为例，可见一斑。据《云南北界勘察记》载：
俅民有女子十四五岁时，以青色图画，如飞蝶形，用针刺之，使黑，傈僳即不抢劫。(13)尹德明编：《云南北界勘察记》卷三，载王有立主编：《中华史料丛刊》第111辑，华文书局，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第145页。
陶云逵《俅江纪程》亦有类似记载：
俅女十二三岁即文面，据说是怕被察蛮拖走以偿还牛债，怕傈僳拖去当尸骨钱粮。(14)陶云逵：《俅江纪程》，参见陶云逵：《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一部分独龙族人文面确实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与所谓的审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些独龙族人看来，文面是丑的，可以掩饰女孩本来的美丽面目，从而保护本族女孩不受侵害。也就是说，文面在那些欺压独龙族人看来是丑的，因为文面使女孩变丑了，他们也就不再抢劫了。故而，人们才不惜伤及自己的脸面使其变丑，从而达到间接保护自己的目的。虽然这种做法不乏消极的抵抗成分，但恰恰印证了独龙族人文面首先是建立在目的性与功利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对于文面者本人来说，丑陋的文面并不可怕，并不让人厌恶，反而使人对其有一种期待保护和依赖感。这种思维逻辑，其实正是“有用即为美”思想的体现。因为对人有用，丑的东西在人们眼里也变美了，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审美时尚。据《滇缅北段未定界境内之现状》载：
自高黎贡山以西，女子脸皆以刺刺小孔，涂以黑色，使成花纹以为美观，否则必然为人所笑耳。(15)张家宾：《滇缅北段未定界境内之现状》，载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印：《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卷，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出版，1933年版，第21页。
由此可见，当地文面之风已经广为流行，不如此，不仅会被认为不美，反而会被人嗤笑。这说明：文面作为一种审美时尚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这种尚美行为是群体的，它具有约众性。关于这一点，从一些文面女的文面经历也可以看出：不少人文面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在一些人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纹的。比如龙文秀，文面是因为想当文面师的嫂子的许婚要求，如果不让文，就不嫁给她哥哥；(16)丰卫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而司容可乃文面，是因为母亲告诉她：“希望她能找一个好婆家……不仅找一个好婆家，更重要的是文面的独龙女人——在死后因有图案留在脸上，灵魂就会回到所在的地方；如果没有文面，灵魂就回不来。”(17)丰卫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所以，她才接受了文面。这说明，文面是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它既可以给文面的人带来一定的现实利益，也可以使人们精神上得到寄托。正因为如此，文面才作为审美对象得到独龙族人的认可。实际上，文面本身是否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它的看法，它的美丑都是人赋予的。
管道平面设计原则：一要线路短、起伏小、土石方工程量小、造价经济；二要考虑拐点数量、角度、过路、过沟，同时考虑避让村庄、房屋、田地、输电线路杆塔、坟地，减少拆迁及附着物赔偿费用；三要尽量避免穿越河谷、山脊、沼泽和泄洪地区；四要考虑近远期结合和分期实施的可能。
图6 独龙族文面
图7 独龙族文面
其二，无论是有意丑化自己而文面，还是“以为美观”而文面，文面者都是为美而“伤”的。前者自视其美，以文面来遮掩自己的美貌，以免引起居心不良的强人注意；后者则把文面当成了一种美的装饰。这种行为同女子缠足、穿耳一样，是一种为了美有意伤残身体的行为。文面的艺术创造性体现在：它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图形，比如独龙族的文面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而泰雅族的文面则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可以选择不同的文面位置，有的只是纹嘴唇或额头，有的则是纹满整个脸。不同的图案，具有不同的风格，或奔放，或热烈，或朦胧，深深体现了人们对美丑的理解与感悟文面的美与丑都是相对而言的，它是人为的，其本身并不具有美丑的性质。因此，它具有主观性。也就是说它无论美丑，都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文面图案是人们对伤痕的美化，它所揭示的，是以独龙族为代表的文面民族对伤痕审美的重视与肯定。虽然对于独龙族人来说，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对伤痕的创造性艺术，对于审美艺术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助益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伤痕本身就是艺术。崔之进先生指出：
客观地看，文面的过程图案显然属于真正艺术的前身，它的象征性可以将其定性为象征性艺术，是艺术前的艺术，即创作者此刻抽象的理念、脸部所刻物象的形象性，以及形象对理念(意义)的象征性的结合，使得此阶段创作的形象不是艺术，而是创作者的信念。(18)崔之进：《解读中国独龙族文面之谜》，《艺术评论》2007年第8期，第64页。
文面图案与人面的结合，使它比静态的画面多了一种灵动性。随着文面女的笑颦，文面图案也会随之舒展和紧蹙。正因为文面传达的是创作者的信念，寄寓了受纹者的希望，故而人们多将它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来对待，赋予了它多重隐含的意义。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来认识文面，来诠释伤痕学，对于伤痕美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总之，有关文面的美丑论实质上是伤痕的美丑论，肯定文面的价值也就等于肯定了伤痕审美的价值。有人将文面的审美视为物质条件低下的产物，这种观念未免有失偏颇。作为一种审美文化，文面固然有其存在的历史性与局限性。我们对它予以肯定，正是出于对这种审美文化的尊重。
四、文面的自悦性与悦人性
由于文面图案是刺在人的脸上，而这个部位又是必须显露在外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既然不可避免地要文面，无论当事人是否真心喜欢文面，都会希望自己脸上的图案纹得好看一些，这就在客观上对刺痕的美观性提出了要求。尤其是文面的永久性决定了图案一旦形成便难以再更改，因此图案是否美观不仅会影响文面者本人一时的情绪，甚至会影响其一生。所以，图案设计得美、针法匀称、线条流畅、整体和谐是文面的基本要求。有了这些，才能够使人观之赏心悦目。
刺针刺出的伤痕一旦形成文面图案示之于人，供人观赏便是它的主要功能。因此，它需要具有可观性。由于文面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人们对它的观赏也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欣赏。这主要体现在：一般的艺术只不过是人们欣赏的对象，其本身不具有自赏性；文面则不同，它是直接刺在人脸上的，文面者本人是最直接的赏观者。比如独龙族文面女白来才塞对自己文面的赏识：
在“美”与“丑”的标准中，选题所讨论的“美”是指独龙族观念和装饰的美，只有作为独龙族的对象才被纳入讨论范围。选题所讨论的“丑”，是就与广泛意义的自然美和现实社会中的美相对应的丑。对于这种丑的创作动机主要因为出于自我保护而自救，便将其自伤为丑，文面的目的是以丑遮美。创作动机以被动为主，同时也是否定心理下的自我保护。唐代的韩愈在其《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恩格斯同样认为：“愤怒出诗人”。同理，独龙族文面的创作出发点就有否定丑的根本动因。由此可以得出丑是美的前因的结论。
泰雅族文面起于何时，也没有确切的资料文献予以证实，但泰雅族文面和独龙族文面所不同的是，他们最初文面的目的不是消极抵抗外族而自救，而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它和黎族一样，都把文面的起因归于兄妹婚，这和独龙族最初文面的目的有着很大的差别。然而，其文面的过程，同样是对受纹者的一种身体伤害。这说明，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进行文面，都体现了它的伤痕本质。还有更为严重者，竟是数人对受纹者强制性地施行手术：
膨润土是主要矿物蒙脱石达到可利用含量的黏土或黏土岩，在DZ/T 0206—2002[8]规定按蒙脱石质量分数≥40%的边界品位圈定膨润土储量，同时也指出对选矿性能良好、适于蒙脱石分离的低层电荷性膨润土，其蒙脱石质量分数指标可适当降低，有些膨润土矿在计算储量时，实际将蒙脱石质量分数达到30%或35%的资源也计入膨润土储量内。对这类多组分的复合矿产，单一利用主矿物显然将造成资源的浪费。
其次，文面具有悦人性。所谓悦人性，是指文面给他人带来的赏心悦目的观感。前文已述，人们对于文面图案的欣赏，实际上是对伤痕艺术的欣赏。只不过这种欣赏并非是从艺术的角度对伤痕的创意性予以赞赏和肯定的，而是出于约定俗成的民族习惯。在欣赏文面的人群中，本族人占据着绝大多数。正因为他们认为文面符合本族的审美观，才强烈要求本族的人文面，客观上为这一习俗的传承推波助澜。关于这一点，从独龙族文面女文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不是本人自愿文面的，她们是在父母、公婆、丈夫或者其他和她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影响甚至是强烈要求下，才文下了这终生抹不去的印痕。这说明：对于文面之美的认识是以共性的群体认识为基础的，个人的审美意识受群体审美意识的支配和约束。可以说，正是由于民族审美意识的制约性，才使得伤痕审美约定俗成化。由于文面的个人体悟和欣赏与整个民族的审美时尚并非完全一致，才导致一些人虽然不喜欢文面，却碍于族人和家庭的压力不得不纹。
挡伊儿说，当时国家禁止独龙族妇女文面，但她老公“德松”害怕自己被别人抢走，所以强迫她文了面。(20)丰卫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总之，文面图案如何富于构思技巧和艺术变化，其实质上都是在脸上针刺或刻画的伤痕，这种伤痕一旦形成，便和文面者相伴终生。只是和一般伤痕不同的是，它具有审美性，在伤痕美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对于文面，念达百当年是极不情愿的……当年，家族中的女性长辈个个都是文面女，念达百没有太多的权利去选择文与不文。(21)丰卫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第211页。
在独龙族文面女中，像这样不得不听从家人或族人的安排而被迫文面者为数不少。这说明，民族审美思潮在个人审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独龙族妇女文面，很大程度上不是为她们自己，而是为了迎合他人，得到他人的认可。比如文面女达孔江，就是为了迎合婆婆和丈夫，爱屋及乌，而欣然接受了文面。
Duchao Zhang等[29]使用亚氨基二乙酸(Ida)溶液为主配体、铵为辅助配体的混配配合物浸出体系，按照 Ida∶NH4Cl∶NH3·H2O为0.2∶2∶2的配比，1∶20的固液比，温度40 ℃，浸出时间2 h的条件下，锌的浸出率可达65.58%。
结了婚后，当听到公婆和丈夫要求自己文面时，达孔江非常愿意地接受了，因为她非常喜欢她的丈夫。她认为丈夫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更好地保护她，以免她被外人抢去。(22)丰卫祥，康妮编著：《文面密码——寻访最后的独龙族文面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第189页。
由此可见，在独龙族文面女们看来，文面是与她们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乃至整个的民族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她们之所以能够坦然地接受文面，甚至是喜欢，其根本原因在于文面能为她们赢得一定的社会、家庭地位和尊严。可以说正是由于文面具有这种取悦他人的性质，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维系独龙族人婚姻、家庭关系的纽带。
其实，又何止独龙族，其他文面的民族也多有将文面或文身视为女子赢得社会尊严的一部分。如黎族：
在过去黎族人认为文身既是女人的美容，又是宗族的美徳。如妇女不文身，就会被视为容貌不美，叛逆祖宗。不文身，没有社会地位，男人不愿娶，终身受歧视，甚至会被迫害致死。(23)北寒、文雨、胡亚玲等：《黥面文身黎家女的宗族美文》，《周游世界》2014年第1期，第203页。
在这种强制性的民族审美习惯驱使下，个人审美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审美的双重性：审美首先是整个民族的，然后才是个人的。民族审美意识决定个人审美意识，从而主导了族人的审美取向。
种箱的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排种器壁上开有滑槽，侧壁可以用手工进行转动固定，取种盘是依附在侧壁的内侧，距离侧壁内面尽可能保持在5mm左右，以减小与侧壁的摩擦。
总之，文面者自身的自悦性是受民族审美的共性制约的，自悦性从属于他悦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而民族文化的团体性质在主导人的思想和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可以说，这也是文面者不惜伤及自己的脸面，忍受巨大的痛苦进行文面的关键所在。
五、文面在伤痕审美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里我们所说的伤痕审美，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出现的伤痕美术。(24)伤痕美术：1978至1979年，知青画家刘宇廉、陈宜明、李斌三人合作连环画《伤痕》《枫》《张志新》，其作品一扫以往的虚假艺术模式，以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历史的真相，其情感真挚、形式新颖，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成为“伤痕美术”的开山作品与代表作。之后张红年的油画《发人深思》(又名《不！》)《那时我们正年轻》《在命运的列车上》，罗中立的《父亲》，高小华的《为什么》《赶火车》，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等作品出现。他们将笔触从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再以表现英雄、塑造典型人物为主题，而是着力描绘普通人物的命运，关注社会人文生态，将现代艺术语言纳入作品之中，使作品体现出新的审美意识。伤痕美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伤痕美术是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现实主义与平民主义的一种美术现象，它从表现英雄、塑造典型人物，转为对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物命运的描绘，这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转变。而伤痕审美则是自古就有的，它伴随着人类审美文化发展的始终。
伤痕审美主要分为身体伤痕与心理伤痕两部分，而文面是身体伤痕的一种形式，它所展示的是一种畸形的美，体现的是对伤痕的艺术阐释。它以形象解读审美语言，将伤痕艺术化，引导人们的审美取向，从而改变人们认为伤痕丑陋和对它恐惧的看法，赋予伤痕特定的美的含义。不过，这种美并非是那种普遍的、被所有人都认可的美，它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比如黎族文面，它的风格是黎族人特有的，其所存在的地区只限于海南的三亚地区；泰雅族文面只限于台湾泰雅族人居住的分布地区，而且文面的也只有泰雅族人。这说明，文面作为伤痕美学审美对象是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不同的民族、不同所在地区对文面的审美与欣赏有着不同的要求。独龙族文面也不例外，它是独龙族特有的，也是云南贡山一带独龙江畔特有的。所以，独龙族文面是典型的伤痕审美的存在物，在独龙族审美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独龙族文面以人的脸面作为创作载体，将伤痕与人面巧妙组合，融主观、客观于一体，从而使伤痕的主体成为审美的体验者与欣赏者。从伤痕本身来说，文面较之一般的伤痕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一般的让人感到丑陋和厌恶的伤痕，而是附着了文面者美好的愿望，并且经过文面师在技艺上刻意美化的东西，拥有了理想的审美效果。同时，文面在审美方面的开拓和艺术创造，进一步说明了任何丑陋的东西都可以向美的方面转化。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人们的主观意识对美丑的理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独龙族文面之所以在民族审美文化与习俗中拥有着崇高的地位，是与独龙族人对它的重视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面的习俗逐渐被禁止，文面女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濒临绝迹。目前，存世的文面女已经不多，然而，文面作为独龙族民族文化与审美文化遗产的地位并没有因此下降。相反，随着独龙族文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的确立，独龙族文面日益受到国内乃至国际的重视。这对于我们当今的审美文化，尤其是独龙族民族伤痕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3.2 化学防治 梨树芽萌动时，全树喷1次具有铲除作用的10～20倍液尿素，杀死在芽鳞内越冬的菌丝，对减少初侵染源有明显效果。
总之，文面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它通过在人脸上制造伤痕并且刻意美化，成功地取得了“化丑为美”的艺术效果。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艺术，但在伤痕审美发展史上，它的创艺性是不容抹杀的。它不仅留下了一幅幅可贵的伤痕作品，而且也为人们探究这种审美文化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ConceptandAesthetics:AestheticStudyontheScarFacialTattooofDulongPeople
Duan Xuejing
Abstract: The facial tattoo of Dulong people is an unique art inspired by concept and aesthetics. The butterfly pattern in Dulong people’s facial tattoo is unique and it deeply represents Dulong’s aesthetics that ugly is beautiful. The initial idea of Dulong’s facial tattoo is to uglify their faces to search for safety, then it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deas, thoughts and aesthetic concept of Dulong people.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Dulong people hold two opinions on facial tattoo, beauty and ugliness, which decides the function that facial tattoo can both hide and express beauty. Meanwhile, facial tattoo is able to please selves as well as others, which can be seen a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facial tattoo. Dulong’s facial tattoo is a creative art of scar pattern and it can be seen a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ar culture.
Keywords:concept, aesthetics, Dulong facial tattoo, scar, beauty, ugliness
收稿日期:2019-06-28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中图分类号：J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9)04-0099-10
作者简介：段雪敬，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云南 昆明 650091
doi:10.14003/j.cnki.mzysyj.2019.04.12
(责任编辑 尹小勇)
Abouttheauthor:Duan Xuejing, Lecturer at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标签：独龙族论文; 图案论文; 伤痕论文; 艺术论文; 黎族论文; 《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4期论文;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