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浴血抗战是在孤悬敌后的抗日战场进行的。中共满洲省委曾多次就创建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组织及开展游击战争做出重要指示。东北抗联的将领结合东北抗战的实际斗争情况和地域特点，制定并实施东北抗联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有效地牵制了日军，使其不能调兵入关作战，在战略上成为全国抗日战场的有机组成部分，配合了苏军光复东北。
关键词：东北抗联；游击战；战略战术
东北抗战是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辟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战的主力军，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浴血抗战是在孤悬敌后的抗战大背景下进行的。孤悬敌后并不等同于东北抗联的抗战与全国战场不存在关系，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种特殊性，东北抗联的战术带有与八路军、新四军不同的特点，也存在特殊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方针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还没有建立起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只在东满地区有少数的且武器简陋，被称为“打狗队”的地方武装队伍。这些武装多是在1930年建立的，当时的任务是为了保卫党的县委机关和执行土地革命任务，打土豪分田地[1]235。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与中共满洲省委曾陆续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指出要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早在1931年9月20日，满洲省委发出的《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提出，到农村去(最好到有党的工作的地方)帮助与发动农民的斗争，进行游击战争，扩大与改编原来的队伍。同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满洲士兵工作指示》中指出：“满洲的形势是极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在开始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要找出群众斗争比较活跃、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反日地方，游击队作群众武装斗争的前锋，群众作游击队的基础，游击队与群众配合起来才能开展游击区域与加强扩大游击队。”为了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中央与满洲省委要求一些重要地区党的组织要建立兵委，加强党的直接领导。
中共满洲省委在迁到哈尔滨之后，曾多次就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号召东北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自己，夺取武器，每个人都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2]。罗登贤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曾主持召开省委主要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问题，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文件，指出要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要支持、援助和联合义勇军等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巡视员、优秀军事干部、工人与学生党员，到抗日义勇军中，到农村中有党的工作基础的地方，从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红军抗日游击队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在白山黑水间创建了十多支抗日游击队，党在吉东地区领导和创建了抗日救国军、密山反日游击队、绥宁反日同盟军、宁安反日游击队、穆棱反日游击队和饶河反日游击队等；党在南满地区创建了磐石游击队、海龙游击队等；党在北满地区创建了巴彦反日游击队、海伦反日游击队、珠河反日游击队和汤原反日游击队等。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若干抗日游击区。此后，在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到了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组建。东北抗联从游击队开始就以红军为样板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东北抗联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扑灭东北燃起的抗日烽火，关东军紧急调兵到东北，至1932年9月已达4个师团[3]，加上各旅团等部队，共计16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0万人、伪警察10万人。1938年关东军调兵增至8个师团，1941年增至13个师团。守备队、宪兵队、特务警察队和伪军警也大量增加，其总数达到70万以上，号称百万。东北抗联发展至1937年成立11个军时，人数才有3万余人。敌我兵力悬殊的差距，东北战场与关内战场隔绝，又得不到关内军民的援助，只有3万余人的抗联部队处在孤军奋战的境地。在日伪军的分割包围下，抗联已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也不能彼此配合作战。上述说明是东北抗联开展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抗逆力(resilience，又被翻译为“复原力”、“心理韧性”等)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时，能够理性做出正向的、建设性的选择方法和应对策略的能力③。抗逆力是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抗逆力理论主张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挖掘个人的内在潜能，不再单纯关注问题的负面影响，而是强调人在面对压力、逆境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④。
二、东北抗联战略问题的探讨
周保中在1960年撰写的《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文章中，指出：“关于抗日联军战略战术问题：一般是避强攻弱，乘隙伺虚，以求打击敌人，发展自己，或让避强敌，保存自己，战略性质基本上是防御的。迨至分散之敌疲惫之后，便迅速集中力量予以打击，然后再迅速分散。这是东北抗联战略问题的一般指导思想。”[4]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主要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的抗战。由于义勇军是一种自发的组织抗战，缺乏统一的指挥，因而在总的战略指导上是比较盲目的。从江桥抗战和哈尔滨保卫战等战斗的战略来看，义勇军注重的是阵地战和运动战，他们“仍然固守正规军的作战原则与敌硬打硬拼”[5]。他们对敌强我弱总的形势有一定的认识，但却把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出兵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虽然是在孤军敌后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中共满洲省委在指导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中是有战略布置的，游击战略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主要是与日军的战略部署和兵力调整有关，东北抗联的战略主要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东北抗联在运用游击战术时，根据需要编制的情况时常发生动态变化。“有时要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弱点，有时要小队散开，分散敌人的目标，就是有时要‘聚零为整’，有时要‘化整为零’。因此部队的编制，很不固定，师、团所包含的单位和数量，常常增加或减少。每个团的人数也不一律，多的有几千，少的有几百”[8]25。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抗联第三、六军西征部队和留守部队联合部分义勇军队伍，英勇出击，顽强作战，转战于松花江下游两岸、小兴安岭西麓、北黑铁路沿线和黑龙江沿岸的汤原、依兰、通河、方正同江、抚远等10余县，纵横千余里，经历大小百余战，攻城略地，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虏300多人，缴获大量敌人轻重武器弹药。留守部队和西征部队相互呼应，西征东进，分头出击，打乱了敌人部署，冲破了日伪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为中心的“大讨伐”，保护了汤原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铁骊(今铁力市)、庆城、绥棱、海伦、通北新游击区，建立了多处密营基地，储备了部分物资给养，为北满抗联部队以后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这些指导作战的策略、方针源于实际，符合东北抗日游击战的客观规律，使得东北抗日游击战得以持续和坚持。至1940年抗联出击达到23 000余次。据日本厚生省战后调查，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死亡约4.6万人，加上被俘及失踪者共计13.2万人。
在1941年后，东北抗联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整训。1942年8月1日，东北抗联教导旅成立。由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部队及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回东北的小部队开展游击战，这是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采取的一种新的对敌斗争手段。它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行突然袭击，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给予敌人有力打击。1945年，东北抗联配合苏军的战略反攻，成为全国对日反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1935年日军“讨伐”的进一步加剧，中共满洲省委要求东北各地党组织、人民革命军和游击队，扩大和巩固游击区域的战略。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后，游击战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抗日队伍，以坚持老游击区不丢、扩大新游击区的战略方针，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粹了数次敌人的进攻，创建了几十个农村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1935年末、1936年初，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在此影响下，中共东北各省委和人民革命军根据《六三指示信》《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在战斗行动上，本着避敌锋芒、攻其不备等战略原则，开展了对敌斗争。在作战中，各部队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发展，广泛开展外线游击作战。抗联第一军冲出东边道山林地区，向辽西、辽南进军，游击区扩大到西丰、开原和抚顺一带；抗联第二军一部坚持老游击区不丢，同时挺近南满、绥宁开辟长白山抗日游击区，并与第五军配合重建南湖头抗日游击根据地；抗联第三军与抗联第四军一部，西征小兴安岭西麓、北麓，北上萝北、佛山(今嘉荫县)；抗联第五军进军中东路以北地区。
东北抗联从它的前身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时起，就向日伪军展开了猛烈攻击，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小兴安岭，南起辽东、北到黑龙江边，到处燃起抗日游击战争的烈火。至七七事变前，抗联战斗万余次，攻击和袭击城镇百余座，游击活动遍及50余个县。这一时期东北抗联不存在配合全国抗战的问题，但是间接配合了党中央的大战略行动。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组织东征军渡过黄河，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杨靖宇曾组织抗联一路军在1936年6月和11月进行了两次西征，主要是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渠道，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配合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两次西征虽然失败了，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征是抗联第一路军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抗联的游击战，给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造成很大威胁。日军将抗联视为“满洲治安之癌”，不得不一再制定“二年”“三年”“五年”治安肃正计划，动用大批兵力进行“讨伐”作战。正是东北抗联对游击战术的正确运用，日本陆军省承认关东军在东北战场遭受重创，战亡总数至七七事变前已达17.8万。
第二阶段是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至1940年抗联部分部队撤退至苏联。这一阶段全民族抗战爆发，东北抗联的作战具有配合全国抗战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战略任务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冲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扰乱、破坏敌人的后方，配合全国抗日战场。1936年年初，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东北党组织按游击区分别成立了南满、北满和吉东等三个省委，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抗联部队从实际出发，适时提出和调整指导抗日游击作战的策略方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代表团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表了《关于目前抗日救国宣传运动的紧急通知》。指出：在全国总抗战的形势下，应“增强东北抗日联军活动实力，与内地战争相呼应”。毛泽东在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6]
从“皆大欢喜”到“众口难调”，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利益格局在调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今天的改革，动“奶酪”的硬仗多了，取舍“两难”的矛盾多了，必须统筹兼顾、精准施策，蹄疾步稳向前进；
1938年以后，由于日伪采取坚壁清野，归屯并户，群众被隔离，交通联络被遮断，游击队被敌人压逼到处处被动地位[7]143。在1939年后，由于日军“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关东军兵力的布置相对集中于中苏国境一线。随着北满抗联各部队1938年西征的胜利，中共北满省委调整了游击战策略，将山地游击战转为平原游击战，以破坏敌人交通线，摧毁敌人军事设备为主要目标，策应国内抗日战场，这也是扩大新的游击区战略上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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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护理后 FPG （7.00±0.18）mmol/L、2 hPG（8.96±0.43）mmol/L、MNA（13.69±0.29）分，观察组的数据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伏击战是东北抗日联军常用的游击战术之一。主要是针对运动中的日伪军，东北抗联将领指挥部队预先埋伏在敌人必经的有利地形上，等待或诱使敌人进入伏击圈，然后突然实施攻击。伏击战有“待机伏击”“诱敌伏击”“口袋式伏击”等。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梨树甸子伏击战、东北抗联第五军五道岗伏击战、东北抗联第三军冰趟子伏击战、东北抗联第七军西嘴子伏击战就是运用这种战术取得胜利的。其中最典型的战例便是杨靖宇指挥的梨树甸子伏击战和赵尚志指挥的冰趟子伏击战。梨树甸子伏击战又称为诱袭的经典战例。诱袭，是对尾追的日伪军，以部分兵力牵制对方，诱使其做长距离运动，在运动中消耗、疲惫对方，而后主力寻求战机，在有利地形上组织伏击。1936年年初，日伪当局调集千余名伪军，在飞机配合下，对辽东地区的抗日部队进行重点“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决定避敌锋芒，利用辽东山区的有利地形与日伪军巧妙周旋，以待有利时机于我时打击敌人。4月30日，杨靖宇率500余人预先埋伏在梨树甸子村北夹砬子沟的山谷两侧。当日下午，伪军第七团先头部队在团长邵本良带领下进入伏击区，杨靖宇指挥部队迅速开火，双方战斗至傍晚，伪军大部被歼，邵本良脚部受重伤，带着残部落荒而逃。1937年3月，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带领远征队300余人，从海伦至通北行军中，利用“冰趟子”有利地形和东北寒冻的自然气候，巧妙伏击敌人，打死、打伤、冻伤日伪军300余人，日本军官守田大尉、津田准尉被击毙。冰趟子战斗是东北抗日联军利用有利地形优势进行的一场以少胜多的伏击战，也是东北抗战历史以较小代价赢得重大胜利的一次典型战例。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形势急转直下，抗联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饿困乏，断指裂肤的苦境”，队伍大量减员而得不到补充，“问题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程度[9]40。与此同时，日伪军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层层布置，分区“扫荡”。抗联三路军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中遭受到日伪军快速部队“分兵合击”“卡追堵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这也使得抗联将领认识到，平原游击必须慎重，必须利用时机，军备上必须轻便、灵活。
二是注重沟通协调，强调监管合力。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突出“三个联动”，牵头构筑长效化的监管机制。突出“内部联动”，加强办内负责金融监管与负责债务监管的处室合作，共享案例，互通信息；突出“财金联动”，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动，共同排查风险，提出警示；突出“央地联动”，加强与浙江省财政厅、金融办等地方主管单位的沟通协调，央地部门共同分析形势，探讨难点，商议对策。
由于苏日军队在张鼓峰和诺门坎的交火，苏联为确保本国安全，急迫需要日军在东北的军事情报。远东苏军对抗联和东北党组织由原来较为冷淡的态度转而为热情和希望合作，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党的代表会议(第一次伯力会议)在苏联伯力召开。经过认真讨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联合做出《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草案》，指出，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掌握现有的游击队和游击战争，来促进和扩大日寇后方的动摇”，使之濒于“总崩溃”。特别强调，在敌人实行分离政策，在我军失去群众和游击区的困境下，要注重军事活动后方根据地建设(作者注：由于东北战场与关内战场的抗战环境不同，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抗联后期斗争中丧失殆尽，抗联陷入了无后方作战的困境，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这集中反映了东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合力作用，进而使东北抗联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增强)。3月19日，会议在讨论《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代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籛，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时指出：“应当改变斗争策略问题。”“为的是保存游击队原有的生存力的目的，必须避免与伪满军与日本军大批兵力的队伍发生冲突开火战斗。应给敌人以短促急遽的打击，然后就应迅速让避到另一地方去。同时，多采取设伏兵，给敌人以意外的偶然的打击，以后即迅速撤走，不要拖延战斗。拒绝在固定的区域和游击队根据地附近作战，应经常采取夜战及用巧妙方法欺骗敌人”等等[9]50-51。
在东北抗战的后期对日作战中，主要紧密依靠群众，运用灵活巧妙的游击战术，同超过数倍的敌兵周旋苦斗，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苏方给抗联部队的游击运动问题曾提出建议：为保存游击队原有的生存力目的，必须避免与伪满军和日本大批兵力的队伍发生冲突开火战斗。多采取设伏兵，给敌人以意外的偶然的打击，以后迅速撤走，不要拖延战斗，拒绝在固定的区域和游击队根据地附近作战，应采取夜战用巧妙方法欺骗敌人和假装动作，并要组织侦察和警戒队[7]128。周保中在起草的《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中曾指出，现在的游击战略，应“把自己放在主动争取不受压逼的主动地位，游击队才有胜利的可能。若要达到有全般战略意义的行动联系，必须解决各个游击区的灵敏通讯联系，使得情报得以迅速互相传达”[7]144。可以说，东北抗联在抗战后期的战略上是被动的。
第一个阶段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到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一阶段全国抗战还未爆发，主要是党领导独立指挥的东北抗战阶段。这一阶段战略任务是：组织和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团结其他各种抗日队伍，粉碎日伪军对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围剿”“讨伐”，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扰乱敌人战备后方，牵制着关东军主力部队不能调兵关内战场。初创时期的抗日游击队，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1933年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逐渐认识并纠正不适当做法，提出团结和联合义勇军作战的策略方针。在党的领导下，抗日部队四处出击，英勇作战，给日伪统治者以严重的威胁。日伪军曾用重兵加以“围剿”，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要力量。这一阶段战略上的缺陷主要是游击战没有相互配合，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各自为战，固守游击区，被动防守，这也是游击战略初期在实践探索中应有的表现。有的十几名游击队员在一个村庄抗击日伪军360余人的进攻；有的游击队布防在20多里长的没有掩体的战线上，与日寇死打硬拼；还有的游击队在一个地点连续14个昼夜防守日军进攻；也有的游击队效仿义勇军的战法，不顾作战双方的力量，冒险攻夺城镇。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地纠正与引导，被动防守、硬打硬拼、盲目冒险攻坚作战方法逐渐被扭转，积极进攻作为游击战的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三、东北抗联战术问题的探讨
东北抗联一直处于日伪军的军事包围中，战略上处于防御的地位，开展反“讨伐”游击斗争，是其主要作战形式。游击战，作为一种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自然与正规战争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抗联在与日伪军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符合实际的游击战战术原则。抗联战术原则贯穿着严格遵守秘密、迅速、机智、灵活等特点，这是实施游击作战的灵魂。然而，在实践中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随机应变地处理情况，这的确不是容易做到的，而这也是游击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杨靖宇曾提出“四打四不打”的战术，即“快集中、快分散、快打、快走，情况不明不打，准备不好不打，没有获胜把握不打，硬仗不打”；赵尚志也曾总结出“十个战术原则”，提出勇敢、警捷、机动、秘密、情报计划及行动时的奇突坚决[8]94，争取群众援助抗联队伍等必要条件。王明贵在指挥游击战中战术有六个方面特点：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以破坏敌人后勤物资基地为打击目标；开展以骑兵部队为主力的游击战；以密营为依托的游击战；以大小兴安岭为掩蔽的游击战；高寒恶劣条件下，变不利为有利因素的游击战；团结少数民族联合作战的游击战。正是这些指导作战的策略、方针源于实际，符合东北抗日游击战的客观规律，从而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在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致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游击队的指示中，就强调要善于运用游击战术，绝对要肃清保守与死守、硬御与硬打的现象，应该坚决地采取袭击截击打尾子诱惑敌人的前线，搅乱敌人的后方，视敌人最弱的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消灭或动摇敌人某一部分，以牵制敌人整个的军队与军事行动……在与帝国主义最新式的武装军队直接血战中，要负责去创造与学习许多新的游击战术，以及准备将来大的战斗[10]。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在给珠河游击队的信中提出：“军事动作……一定要迅速敏捷，特别注意军事秘密，使敌人在来不及准备中我们行动就完成了。”[11]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提交的报告中就总结出第一军在南满所采取的游击战术。例如：埋伏袭击敌人；利用便衣队攻城破阵——预先得知敌人，令便衣队进城顺利解决敌人岗兵，而解决敌人武装；利用便衣队白昼乘敌人不备而突然进攻；引诱敌人而袭击之；利用军衣整齐，冒充“满”军缴械[12]26-27。1936年，中共吉东特委在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中，曾对开展游击战战术做出指示。要求“军事领导同志要彻底了解在游击战争中不宜攻坚，不宜打硬仗，不宜防守，敌情不明时不宜战。而要当敌包我时，我们化整为零，选择敌之弱点，而冲出敌之包围线，在敌后方扰乱……且要善于声东击西，去牵制敌人，去佯攻敌人，而将另一部分游击队进攻敌人之弱点。至于埋伏，夜行军，脱离敌人之追击等战术，更为游击队作战之家常便饭。每次作战后，无论胜败，都应详细与队员共同研究之”[12]165。在1938年出版的抗战动员专刊中就记载了东北抗联所采取的战术，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避实攻虚”，就是攻打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把力量集中于破坏，就是破坏敌人的军用铁道、飞机场、军用堆栈，袭击敌人的粮草运输交通等；利用有利地形，利用东北的地理条件，开展“埋伏”“诱敌深入”“前后夹击”等。利用夜战，通常在夜间袭击或深夜乘敌人防守不严时发起进攻；“化整为零”，交战中如兵力悬殊过大，弹药不足，将大队化为许多小队，潜入四面山林中，等待有利进攻时机；“化零为整”，如有组织大战役的需要，常联合各部队，化为整个集团军；等等[8]26-27。抗联部队在开展游击战中能及时发现自身弱点，调整战术。如1937年抗联三军、五军、六军因为部队警戒不慎，造成人员伤亡。周保中及时发现了这一存在的问题，要求吉东地区抗联各部队要加强警戒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东北抗日联军在进行游击战中主要的战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抗联的战术也随着部队的征战不断调整和变化，1938年北满抗联各军“到西荒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13]，进行了艰苦的西征。在北满抗联各部队取得1938年西征的胜利后，北满临时省委总结了在平原地区游击战，要“采取‘分开前进’，‘轻兵奇入’的战术；要站在主动地位，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灵活机动，以少胜多……在开辟新的游击区时，在初期的斗争中，应尽量避免与强敌正面战斗，更不能轻举妄动，孤注一掷；要将平原的骑兵游击与山地的步兵作战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牵制和打击敌人”[8]245。1940年，抗联第三路军在召开南北河会议后，将所属的支队进行整编，总结了1939年在黑嫩平原作战经验，制定了大步前进、大步后退、声东击西、远距离奔袭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先后组织了奇袭克山县城、激战霍龙门、攻克肇源等战役。 在1940年以后，由于东北抗联损失巨大，促使游击的战法更加灵活，如利用夜袭、拂晓袭击、埋伏、不攻坚、不打硬仗、不防守等。抗联部队在与强敌遭遇或遭围攻，战局不利时采用“迂敌侧后”“抢占制高点”“毙敌主官”等战法，使局势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在开展游击战中，重要的是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广大人民，克服抗战中的各种困难和条件。赵尚志曾经讲道：“战术固然重要，但是假如没有广大的民众援助我们，我们终究不能存在。我们不是别的，正是民众解放的先锋队啊。”[8]95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抗联游击作战的基本条件，抗日游击根据地使得抗联的斗争如鱼得水，促进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潮。
汇率的高低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不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波动也会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的响应。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改革对宏观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是1940年至1945年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反攻东北，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抗联后期面对环境极端艰苦和敌我军力对比悬殊的情况，在战略上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战略形态。
袭击战是东北抗联对驻守在城镇中据点内的日伪军采取主动进攻的一种作战形式，一般都经过周密策划，乘敌不备，实施突然攻击。中共满洲省委在提出采取积极进攻方针时，就强调：“应该坚决采取袭击”“视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14]，“要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袭击敌人的弱点、后首，迅速集中力量，包围其小部分而消灭之，或袭击其某一点，或袭击其运输辎重等等”[15]。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保中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其中讲到在游击战争方面，必须加紧主要铁路干线、航运交通以及新的道路与其他军事建筑的破坏、袭击，对薄弱市镇与守备空虚的封锁线集团部落，加以突破攻袭[16]。魏拯民也曾总结抗联一路军“采取隐蔽的方法，袭击敌人或对准敌之弱点向其进行突击的战术，或夜间由森林中向敌军宿营地加以袭击，或者对敌之营防防所、建筑物等警备薄弱处而加以进攻……的方针”[7]154。常用的袭击形式有夜袭、奔袭、奇袭、围城打援和化装袭击等战法。如凉水河子战斗、三源浦战斗、依兰县城战斗、佛山县城战斗、老钱柜战斗、克山县城战斗、夜袭汤原战斗等都是东北抗日联军史上袭击战的典型战例。这其中代表性的战例是杨靖宇指挥的凉水河子战斗、三源浦战斗和张寿籛指挥的老钱柜战斗。1933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杨靖宇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佯攻伪军后勤基地凉水河子，引诱日军出援，乘虚奇袭日伪军重要据点柳河县三源浦。正是南下独立师取得一系列胜利，使群众欢欣鼓舞，周围的义勇军信心倍增，相率来投。此后，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于濛江县(今靖宇县)三岔子附近的山林中，召集17支队伍参加抗日武装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从此，独立师实现了与江南抗日武装团结对敌作战的目的，实际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师对于南满抗日部队的领导地位。1937年3月20日夜，东北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军各一部700余人，在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和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的指挥下，对依兰县城发起攻袭战，战斗进行5小时，21日晨，攻袭部队主动撤离县城。当天上午，又在新卡伦伏击了双河镇增援依兰县城的400余名日伪军。经过两天激战，共毙敌240余人，缴获轻机枪7挺、长短枪150余支。攻打依兰县城的战斗，是东北抗日联军史上联合各军部队最多的一次联合战斗，打破了敌人春季“讨伐”的部署，显示出东北抗联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在政治上产生很大影响。夜袭汤原战斗就是典型的袭击战战术。1937年5月18日夜，东北抗联第六军第四师一部在冯治纲率领下夜袭汤原县城，解除该县伪警察和守备队的全部武装，击毙日本参事官、警务巡官和警长等9人，释放抗日群众7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评审工作流程更加严密。山东省各级财政评审机构以塑造工作流程为着力点，以防控评审风险为关键点，兼顾质量与效率，多措并举，规范评审程序，提高管理水平，保证评审质量，确保评审工作公平、公正、高效开展。如，枣庄市采取完善评审资料流转程序、制定项目评审预案、完善评审质量保障机制等6项措施，环环严谨相扣，层层压实责任，将监督约束贯穿评审前中后全过程；泰安市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责任绩效化的“四化”要求，构建一体化评审体系、建立书面质疑清单制度、明确现场踏察规定3条措施，规范工作流程，细分评审步骤，明确职责到人，提高评审质量。
破袭战是东北抗日武装对日伪的公路铁路交通、通信设备、工程设施、建筑工地等后方仓库等目标实施破坏或袭击的战斗。1934年夏秋，哈东支队第二、第三总队与义勇军联合频繁袭击敌人军用列车。据伪满铁路局统计，1934年3月至10月，所属各线被袭击534次，铁道被破坏101处，对敌人交通运输造成重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30万日元。日伪当局称：“1934年7、8月，北满铁路东部线可称名副其实的‘交通地狱’，赤色游击队工作是相当惊人的。”[1]265破袭战最典型的战例是老岭战斗。1938年3月，在杨靖宇指挥下，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袭击了正在建设的辑安县老岭铁路隧道工区。当晚，杨靖宇指挥部队兵分三路袭击了老岭隧道西口“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全歼守敌，解放了100余名劳工，烧毁建筑物12栋、汽车3辆及大量建筑材料。这次战斗使老岭隧道工程不得不停工两个月，造成敌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日元以上，打破了日军通过铁路掠夺东北战略资源和镇压通化地区抗日武装的目的。据史料记载，1938年前后，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先后在通(化)缉(安)铁路沿线进行较大战斗计5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750余人，其中，日军208人。解放劳工3 000余人，烧毁大批建筑工程物资，日伪当局经济损失达43.6万日元。1940年8月15日，抗联第二路军由姜信泰指挥派遣队执行图佳铁路线堆丰站到孟家岗之间的铁路桥爆破任务，扰乱交通。15日10时，直属队西北方派遣队一小队对虎山站北方500米处的铁路桥实施爆破，炸毁由北向南的混合列车一列，车体坠入河中。18日，姜信泰派出一小队在林口虎山至佛岭间爆破一座130米长铁路桥梁，炸毁一列货车，炸死日军10余名。25日，姜信泰派出一小分队爆破在图佳线堆丰和富荣车站间的铁路桥，使机车、行李车脱轨。
突围战是指东北抗联突破敌人包围圈的作战行动，目的在于摆脱被动，保存力量，以利再战。抗联采取了以一部兵力在包围圈内牵制日伪军，主力冲出包围圈，或在日伪军未形成包围之前，主力绕出包围圈，进至日军兵力薄弱的外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方针，不但减少了损失，避免了被围歼的危险，而且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17]。在东北抗战的历史上不乏与强敌遭遇时，成功突围的战例，如肖田地突围战、岔沟突围战等。肖田地突围战发生在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人，在方正县与宾县交界地带腰岭子附近的肖田地，突破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共700多人的包围，毙伤日伪军120余人。突围战最经典的战例就是岔沟突围战。1938年10月18日，杨靖宇率东北抗联第一路军400余人，在转战于临江县岔沟遭到日伪军警万余人的合围。在与敌人激战一整天中，未能突围，形势于我不利。入夜，杨靖宇与各部指挥员冷静做出判断，认为西北岗多悬崖峭壁，应是敌人布兵较弱的地方，有利于抗联部队突围。次日凌晨，杨靖宇指挥冲锋队奋力冲上西北岗，将伪军一个连队缴械，打开了突破口，大部队随之冲出重围。战斗打响后，敌人在暗夜中不明我军的行动方向，以致各部队之间相互射击，直到天亮后，才发现我军已突围。在这次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70余人，俘虏日伪军20余人。岔沟突围战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四、余论
东北抗联的战略战术是对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起来，其进攻性更大些。”正是在这种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抗联战略战术以高度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快捷性，产生了许多成功的战例。抗联战略战术体现了敢于胜利、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东北抗联将领结合东北自然环境等地域特征创建了“密营”，使得抗联在游击战中有了后方的依托，有了物资储备和官兵休整的重要场所。抗联还结合地域特点建设了许多兵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自制“木炮”打宾州，“延吉炸弹”让敌人魂飞丧胆。抗联将领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等人撰写了大量的军事文书，丰富发展了抗日游击战略战术的形态和内涵。抗联将领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均是对游击战的创新发展，是敢于胜利斗争中的伟大实践。
“儿童视野”这个词汇不陌生，也不难理解，要求教师们能够在课堂上转变教学定位，从教师主导教学，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在设计课堂时，需要做到换位思考，揣摩学习者，即“6～12岁左右”儿童的心理，更好提升学习质量。这一点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经过教学实践，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对“儿童视野”的研究非常重要，需要落实到每个教学方案设计之中，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方面，开展正确的教学。在具体的教学“儿童视野”中，需要注意哪些教育问题呢，如何能提高其教学效率呢，还需要逐步积累经验，优化方法。
通过东北抗联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分析，也应当看到有时抗联战略战术运用不当，也影响了东北抗联战斗力的充分发挥。由于战争的态势的变化，抗联在战略布局上存在不合理现象。主要是在七七事变后，抗联除了第一路军以外，第二路军和北满抗联部队的大部分队伍都被敌人压迫到北满的下江一带。此时，活动在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就有8个军。众多部队聚集在一起，既增大了后勤供应保障的困难，又容易遭受日伪军对抗联部队整体围歼。当日伪军“讨伐”时，部队不得不被迫突围远征，在远征中大量抗联将领牺牲，对部队造成重大损失。同时，在突围方向和战术运用上也存在问题，如第二路军在选择西征的地点时，竟选择了日伪军“围剿”重点的五常、舒兰地区。部队在行动时采取“平推政策”，结果暴露了军事目标和行军方向，遭到日伪军布下的“伏击”，此后第二路军在西征途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抗联第四军战至殆尽。
东北抗日联军虽然经历严重困难和挫折，他们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从抗联官兵的抗战意志和抗战决心中更体会出抗联精神的伟大，也更加验证了东北抗联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独特地位与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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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9)01-0055-09
收稿日期：2018-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25)阶段性成果；2017年度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年度重点项目(2017B0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18ZSD425)
作者简介：张磊(198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杨靖宇干部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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