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及其当代价值
刘同舫
［摘 要］ 恩格斯晚年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基本问题，并将其作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依据。学界在检审传统教科书的过程中，对恩格斯的这一认识进行了反思，进而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质疑。本文通过对哲学与具体哲学形态、“基本问题”与“中心问题”进行区别和分析，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通过阐明实践同思维与存在的内在关联，指出虽然具体表现形态有所差异，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当代澄明，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当代价值
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为了同唯心主义哲学划清界限，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道创立新世界观时阐述了多对关系，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等，为何却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非恩格斯的发明，而是在他之前的传统哲学就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恩格斯指出直到近代人们在试图挣脱宗教束缚的过程中“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278页）。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是哲学的起点”（［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他所认为的“统一”是以思维为主导的统一，存在仅处于从属地位。对此，费尔巴哈用“主谓颠倒法”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115 页）为了阐明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清算曾经的哲学信仰，恩格斯阐明了唯物史观如何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并确立自身新世界观的过程，尤其评价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新世界观确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恩格斯之所以会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与回应施达克对费尔巴哈的误解密切相关，因为施达克对费尔巴哈的解读正是从这一问题开始的。 ，经由传统教科书的演绎为人熟知。近年来，在反思传统教科书的过程中，学者们开始重新检审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引发了广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为哲学基本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使用“马克思哲学”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是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学界已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 年版）也持这种观点，这是论文的写作前提。学界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否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存有争议，本人试图回应这一争议。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是否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其隐含一个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统一性的问题。 ？笔者通过区分元哲学与具体哲学，进而厘清二者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考察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现形态，从而阐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认识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为哲学基本问题
对于“什么是哲学”，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达成共识，导致对于哲学是否存在“基本问题”也是见仁见智。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引发了“哲学是否存在基本问题”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否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具体条件：从“元问题”的意义出发，哲学基本问题并不存在，它只存在于具体的哲学类型之中① 俞吾金：《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与哲学的创造本性、哲学的历史和成就相冲突，因而这一提法只有在“特定的分析框架或话语背景”中才有意义② 贺来：《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即使在那些肯定哲学存在基本问题的学者眼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③ 肖前：《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学术研究》1982年第5 期；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开放时代》2002 年第2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指并不唯一，它会随时代主题与研究重心发生变化，具有时代性④ 侯才：《哲学认识论基本问题不等同于哲学基本问题辨析》，《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 期。 。
学者们之所以对哲学基本问题存在与否产生认识分歧，是因为对“哲学基本问题”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只有厘清哲学与具体哲学的关系、“基本问题”与“中心问题”的关系，才能对“哲学是否存在基本问题”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否为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作出回应。
哲学与具体哲学形态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对于“什么是哲学”，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柏拉图将哲学视为对万物本性及其内在完美体系的探索，培根视哲学为源于理性的知识等。哲学就其本身而言，是对自然活动、社会活动以及思维活动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它涵盖了不同的具体哲学类型，是具体哲学类型的抽象形态，具有统摄意义。⑤ 有学者将其哲学称为“元哲学”。“元哲学”又可称为“哲学的哲学”，前一个“哲学”是具体的哲学，后者是对具体哲学的抽象概括。这一概念最初由莫里斯·拉泽罗维茨提出，用于指称对哲学性质的研究，以期对哲学达到无争议的解释。虽然后来的哲学家对“元哲学”概念又进行了不同解释，但不同的解释之间却存在共性，即大都承认“元哲学”是对哲学目的、性质与基础的思考。（参见陈嘉明：《“元哲学”研究：现状、意义及其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 期） 哲学作为探寻世界的学问，其生命力依托于探索世界的人，即哲学家。具体哲学形态因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以及透过哲学想要实现的目标不同而形态各异，且存在不同的问题域，如认识论哲学在提问方式上聚焦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探讨的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断探索其认识对象的过程，而本体论哲学则侧重于追问世界的本原，试图凭借理性把握世界的本质或本原。与具体哲学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哲学关注的是对具体问题进行抽象、概括后的问题，是具体问题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它们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存在始终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晶。而作为现实的人，必然要与其所存在的世界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是思维的认识活动，也可以是作用于存在的实践活动，但不可避免地都将面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便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5—286 页。 。当理想的力量形成之后，又会幻化成为推动人类改变世界的激情，从而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推动力量。
2.1 摈弃重医轻文、“重智轻德”认识倾向，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举的“双引擎”办学理念，加快重塑和光大医学院校的人文精神。
4.4 尝试构建区域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 英国在青少年足球训练与竞赛中始终遵循着“Always the Best play with the Best”，即优秀球员集中训练原则。英国校园足球联赛，就其参赛主体来说基本遵循着“学校—地区—全国”模式，即先进行学校之间比赛，然后选出地区代表队再进行全国性比赛，并以此为基础组建各年龄段国家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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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实践”问题作为连接思维与存在的媒介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而非基本问题。虽然它在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居于前提性地位，但它作为验证基本问题的手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倾向于赞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它在马克思哲学中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具体样态。③ 有学者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并不能看作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为“社会意识之外的意识是虚幻的存在，而社会存在之外的存在则是抽象的存在”（周宏等：《恩格斯在〈终结〉中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江海学刊》2013年第4 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第一，社会意识之外并不存在意识，也就不能将其视为“虚幻的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其存在与人的思维活动密不可分。脱离了人的自然界，便也不存在“意识”。第二，社会存在之外的存在不一定是“抽象的存在”。社会存在只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世界中还有许多人类并未涉足或未被人类认识的存在，但它们仍是客观的存在而非“抽象的存在”。第三，社会意识一定属于意识，但是社会存在却不一定等同于存在。意识是人脑发展的产物，脱离开“现实的人”自然便不存在所谓意识，因而社会意识一定属于意识。社会意识可分为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两个层面，最终都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存在和社会存在却有所区别，后者的概念更为宽泛，因为自然界也属于存在，但却并非社会存在。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要求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探究的前提性问题，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哲学家都是首先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去解决其他问题，也不意味着它是所有哲学家所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当哲学具体化为不同的哲学形态或哲学学说时，思维与存在也将具体化为不同的哲学要素，如柏拉图关心善、黑格尔关心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维特根斯坦关注语言等。有学者认为，这些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关注的主题并非千篇一律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因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非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主题。④ 胡辉华：《论哲学基本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 期。 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因为误读了恩格斯所说的“基本”的含义。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说哲学家对世界的探索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基本”问题并非“中心”或“核心”问题，而是前提性问题。哲学家所说的“善”“绝对精神”“语言”等就静态的词汇含义而言，与“思维”或“存在”并不完全等同，但当他们动态地探究“善”与“绝对精神”的实现、将“语言”视为哲学的本质时，却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基本问题”是哲学研究的起点与落脚点，“中心问题”则是研究的重点问题。恩格斯在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表述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后，又谈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8 页。 这就导致有学者将“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结合起来理解，认为恩格斯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并借此反驳恩格斯所作判断的正确性。他们提出的质疑在于：一方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不具有普适性，因为它并不构成整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本的、中心的问题。② 侯才：《哲学认识论基本问题不等同于哲学基本问题辨析》；贺来：《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另一方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构成哲学的最高问题。它可以构成认识论的最高问题，却不能视为世界观的最高问题，所以将其视为西欧近代哲学史的正确总结更为合适。③ 黄楠森：《正确评价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3 期。 笔者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前提性问题，也是哲学发展的落脚点问题，是哲学贯穿始终的问题。恩格斯用“基本”与“最高”来形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意在凸显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通过回顾与检审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阐明了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实现的变革。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其一系列思想的前提性问题。正是在正确认识这一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之间的关系，为他深刻剖析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前提，本质上仍然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大现象组成，哲学为了实现对世界的总体把握，必须借助于历史活动中的人，因而实践便构成思维与存在发生关系的桥梁。人作为实践主体不断地改造着现实世界，其作为思维主体又使其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哲学始终的问题，它既是哲学把握世界的逻辑起点，也是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落脚点，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如果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整个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它自然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是否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却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以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整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为前提，指出这一问题只是近代认识论哲学而非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① 贺来：《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俞吾金：《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还有学者以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为前提，指出该问题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② 王金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 期。
学界之所以会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争议，是因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性质并未达成共识。自马克思哲学诞生以来，学界对其哲学称谓、性质的归纳与判断便各执一端。马克思生前曾以“新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来指称自己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与传统哲学划清界限。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晚年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来概括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其后，马克思哲学又被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并通过教科书体系的确立而大范围推广。在对教科书体系反思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称谓，如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等。在笔者看来，学者们对马克思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理解并无对错之分，不过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解读的角度不同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本身并未脱离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范围，它作为实现思维与存在互动的媒介，不仅是思维改变世界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思维方式转换的“催化剂”。首先，思维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正确与否，必须通过实践去验证。古希腊哲学对世界存在的猜想式把握，只有在人类社会实践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后才逐渐得到印证，并为哲学问题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曾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其次，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互动的桥梁。当人的思维发展超越现实存在时，人可以依靠自主的实践活动将头脑中的构想转化为现实；当人的思维无法解释现实存在时，只有依托社会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不断推动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化。实践的发展可以推动思维的进步，而实践的落后也会阻碍思维的革新。例如，在恩格斯看来，18世纪的唯物主义之所以存在两大局限，主要是受到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制约。一方面，由于力学占据了自然科学的核心，导致人们只能用力学定律来衡量事物发展的过程，人成了机器；另一方面，由于地质学和进化论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所以连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无法用历史的观点看待自然界。至于费尔巴哈，虽然在他生活的时代三大发现已经问世，“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4 页。 。正是由于社会存在的局限，导致德国的古典哲学家们无法超越既有的理论，从而实现哲学的真正变革。
将“实践”问题作为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的学者大多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与哲学关注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创立新世界观已然实现对旧哲学的超越，因而再将这一问题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无法凸显其思想的异质性。“实践”问题固然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实践”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克思哲学的首要范畴，而是其实现哲学观变革之后借以剖析世界的核心范畴。在开启哲学观变革之前，马克思受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影响，曾将理性奉为圭臬，并以合乎理性为标准解释现实，对世界的探索集中于证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并未诉诸实践。随着现实因素的诱发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化，“实践”问题逐渐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使其得以挣脱旧哲学的藩篱从而开辟新的哲学道路。他的关注点开始发生转移，从本体论的哲学追问转向社会历史的动态演绎，从而确立了生成论的思维方式。此后，马克思的思想便开始围绕实践主体与客体互动并不断生成社会历史的过程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侧重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预测，因此将选取2010年前的地震数据共196组作为训练集，而将2010后的三次地震(2010年新西兰Darfield地震、2011年新西兰Christchurch地震以及2011年日本Tohoku地震)数据共57组作为测试集。根据前述Logistic回归方法利用训练集训练Logistic模型，然后将此模型应用于测试集，评估其预测效果。
首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在哲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它首先是一项活动，一项人类不再拘泥于神话、书本传达的知识而去探索未知的活动。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哲学家发现了头脑中的想象与现实世界的裂隙，却并未止步于承认裂隙的存在，而是去探寻其存在的深层原因。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探究深层原因首先遭遇的问题，即究竟是现实世界的发展催生了思维的想象还是思维的想象造就了现实世界？对这一关系的认识是哲学家展开进一步思索的前提。当哲学家将思维作为主宰现实的力量来看待时，现实世界便成了思维活动的派生物，所有现实的困惑都需要借助观念的幽灵来解答。一旦思维无法为现实提供答案时，人们便会被未知的恐惧所支配，屈从于宗教神学的统治。而当人将存在作为世界本原时，思维活动只是现实世界的映射。但是，从其自身规定性来看，思维和存在本身既非二元对立也非彼此异质。恩格斯提及的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并未否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陷入二元论，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一元统一论。一方面，思维作为存在的抽象映现，要受到现实存在的制约；另一方面，现实存在的发展又需要思维活动的指引，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其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问题的落脚点。任何具体的哲学形态虽然探究的核心问题千差万别，得出的结论也迥乎不同，但其结论终将回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上，对其理论性质的评判也将诉诸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恩格斯看来，不同的时代，哲学叩问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不同学派关注的重点也将不同。例如，在远古时代，哲学家关注的是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则围绕“名与实”“共相与个别”的关系展开；到了近代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争才愈发凸显。虽然不同的哲学流派所展现的具体形态不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有差异，但从哲学探究的目的来看，它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实践。所以不论是柏拉图的善，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最终都要面临思维如何影响存在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存在于秩序之中。只有社会成员按照灵魂的不同品质，各安其份、各司其职，才能实现最高的善。这种强调等级划分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看来似乎有专制独裁的嫌疑，然而在古希腊时期，它却是最能凝聚城邦力量的方式。因此，对“善”这种思维理念的追求，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巩固统治，落脚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上。
三、 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认识的当代价值
虽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毕竟已经离我们远去，这一关系问题是否仍然构成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有学者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代哲学的根本问题，但现代哲学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而是“探讨思维如何与存在发生关系的问题”① 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 。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可能并未彻底把握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用意。恩格斯在梳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区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思维与存在的本原性以及同一性问题也并非恩格斯关注的重点，他所寻求的是通过对思维与存在辩证关系的分析为哲学的研究以及无产阶级应对各种理论思潮指明一条正确的方向。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方面作为反映存在的一般思维，其核心要义就是实现对存在的准确反映；另一方面，哲学作为超脱于单纯反映存在的特殊思维，其目的是思考思维如何与存在相协调，从而为实践指明方向。在明确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后，笔者认为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在当代仍具有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双重价值。
首先，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为理解整个哲学史提供了基本线索。自古希腊时期人们开启对世界的追问以来，便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哲学思想，形成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哲学流派。从历时态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哲学划分为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等；从共时态的角度出发，近现代哲学可被划分为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等；从哲学关注的具体问题出发，又可将哲学划分为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与知识论哲学等哲学形态。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具体的哲学形态可能会被归入不同的哲学流派，如康德曾按概念所包含的认识事物的限度，将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类。这些划分方式虽然对分辨整个哲学史的流派有所裨益，但并非是可以贯通整个哲学史的划分标准，存在一定局限性。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划分不同的哲学流派或阵营，为实现对整个哲学史的把握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
恩格斯在宏观把握整个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之上，又动态地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哲学形态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必须坚持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既要从纷繁复杂的哲学形态中抽象出最一般、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又要根据哲学形态自身理论兴趣的差异把握不同形态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人们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哲学家并未直接将“思维”与“存在”当作其思想的核心范畴或者其思想中并未出现“思维”与“存在”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差异性却忽视了其存在的共性。但是，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是将其作为前提和落脚点而言，是指不同的哲学流派虽然思想不同却都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非将这一关系视为任何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或论述中心。“思维”与“存在”并非僵化不变的概念，它们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而对于哲学史的把握，我们既要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理解整个哲学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同时也要运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动态地考察整个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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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深化了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理解② 有学者在评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超越了其作为基本问题的界限，从而夸大了其在理解马克思哲学性质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恩格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阐明，揭示了马克思哲学在思维方式以及哲学立场上与一般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参见袁辉初等：《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转换——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 年第5期。）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失偏颇。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作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表明自身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却不能澄清自身的理论特质与一般的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正如恩格斯所说，正是在“劳动发展史”（即实践）中马克思才找到了解开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对实践的理解才是马克思与一般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基本并不等于核心，更不意味着全部。 。马克思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种唯物主义，它承认存在对思维的优先性，这就同将“知识”“理性”“精神”等作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哲学划清了界限。但是，同一般的唯物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聚焦于“现实的人”，并将改造世界诉诸人的实践活动，能够“见物又见人”。传统哲学关注的问题大致可以归为四类——关于是或存在、知识、价值以及正确推理的问题，其所对应的是形而上学、知识论哲学、价值哲学和逻辑学。① ［美］布鲁克·诺埃尔·穆尔等：《思想的力量》，李宏昀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2—13页。 在传统哲学的框架中，历史要么在精神的活动中完成自身，要么人被淹没于存在之中，无法恰当地反映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哲学革新的关键在于，它在思维与存在的互动中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通过实践达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并动态地考察具体哲学形态中基本问题的演变之路，使得我们能够在把握旧哲学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脱胎于旧哲学的思维方式，吸取了其思想精华，其基本问题是旧哲学基本问题的延续；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又开辟了新领地，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实现了哲学与社会现实的有机结合。正如美国学者特雷尔·卡弗所说，马克思同那些著名的哲学家极为不同，他的“兴趣、计划和雄心都是革命的，而且都是在实践中的”②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 。马克思的哲学根源于社会存在，又终将回到社会存在并服务于社会存在。
最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为理论与时代的双向互动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具体结合，是思维与存在不断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孕育于思维认识存在又在存在基础上实现自身跃迁的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论断作为对当前社会存在的高度概括，表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由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精准扶贫”的引领下即将实现全面脱贫；在政治领域，国内的民主法治建设正不断完善，且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在科技领域，从“复兴号”到“嫦娥四号”、从克隆猴到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不断问鼎世界科研巅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在把握机遇的同时决不可忽视我们面临的挑战。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全球性问题正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虽然在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看来，以往影响人类生存的战争、饥荒和瘟疫问题已经得到控制，但并不意味着彻底解决。当前地区之间的冲突、恐怖主义以及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依然存在，而气候问题、人口和资源问题反而更加严峻。因此，在社会存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代，迫切要求思维的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应对这一时代需求的智慧结晶。反过来，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又是推动社会存在不断发展的理论武器。只有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总之，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动态地把握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理论只有跟上时代的脚步，不断适应社会存在的变迁才能迸发出新的活力，而实践也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勇往直前。
哲学始终与“现实的人”密不可分，并依托于思维与现实的互动不断发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虽然实现了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变革，而“实践”本身并未挣脱思维与存在的活动领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高度抽象的哲学不等于具体的哲学形态，“基本问题”也不能与“中心问题”划等号。只有厘清基本问题与时代表现的内在关联，才能领会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阐释的辩证意蕴。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仅为当时无产阶级应对各种理论思潮指引了方向，而且在当今时代为我们把握哲学史、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性质以及实现理论与时代的双向互动贡献了理论智慧。
Engels’s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U Tongfang
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Engels regard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 d being as a basic philosophical problem, and used it as the basis for dividing materialism from idealism and knowability from agnosticism. In the process of reviewing the traditional textbooks, the academics have reflect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made by Engels and then questioned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constitutes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in general and of Marx’s philosophy in particular.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s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through differentiating philosophy from concrete philosophical forms; and the“ basic problem” from the“ central problem”. By clarify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thinking as well as being, we point out that although its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is still the basic problem of Marx’s philosoph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
Key words ： Engels; 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y; thinking and being; contemporary value
刘同舫，法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杭州310028）。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关系研究”（16ZZD041）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程天君）
About the author： LIU Tongf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hang Jiang Scholars Program,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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