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前，观念价值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利己化、村民个体原子化是形成乡村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原因。孝德文化包含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内涵要求，能够以个人道德的内驱性解决参与动力问题、伦理共同体的整合力解决集体认同问题、礼仪习俗的规范性解决有序参与问题、道德舆论的约束性解决参与稳定性问题，有效地化解集体行动困境。
【关键词】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举措
一、问题的提出：乡村秩序变迁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1]当前，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面对公共事务管理时极易产生的集体行动困境。所谓集体行动困境，其核心要义是在面对公共事务时，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但却没人行动，往往是等待着他人的付出，而自己坐享其成。从集体行动困境的涵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外在表现是民众普遍的“搭便车”现象。这种“搭便车”现象，其本质上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心态和个人社会责任感在利益面前的缺位。
在当前农村，集体行动困境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村民对于村级公共事务参与度不高，村级治理者很难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等公共事务；需要村民出钱出力来维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时，往往是绕道而行或是处于观望状态；甚至是邻里之间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也出现了集体行动困境。集体行动困境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利于村级公共事务的开展和乡风民风建设，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和成本。
乡村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受总体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个人道德方面的因素。总的来说，其产生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观念价值多元化，很难达成思想上统一。在多媒体信息时代，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等一蜂窝的涌入乡村，冲击着村民原有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的一套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生活准则。多种多样的思想观念同时作用着村民的行为选择，观念出现多元化，很难达成统一。同时，在新旧观念、价值转换之间，村民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价值依从和处世原则，但又不能完全接受新的一些思想观念，导致行为选择上的两难。这些都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上的困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现阶段，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我国生产建设中去。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实质是将控制系统自动化，其主要核心是电子技术，通过电子技术的应用，可以使生产设备或施工设施完成可控型自动化生产作业，对提高产值与施工效率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与工程施工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与关键意义[1]。
然而，利用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利用孝德文化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自主意识还不够，有时候存在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况。又如，利用孝德文化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稳定性还不够，有时候会出现“难化”的现象。再如，利用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其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素养和个人的自律自觉，缺乏相应的制度手段等硬约束机制，对于“搭便车”的人也只能是停留在舆论批评等这些软约束上。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完善。
中国社会深受几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大多数家长希望女生寻求的事一份稳定、工作强度低、休息时间长、收入丰厚的工作。对于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工作多数一开始就被女性排除在选择之外，家庭的干预往往使得就业空间原本狭小的理工科女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又多了一层掣肘。
（三）村民个体原子化，很难形成伦理共同体。随着社会的转型，乡村传统的伦理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村民之间的伦理关系逐渐弱化，村民被不断地原子化。村民的原子化使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独立，血缘因素和伦理关系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所拥有的力量越来越薄弱。村民在原子化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学上所假设的那个“理性人”，即成为“力图以自己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的人。这样，村民的原子化和理性化，便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伦理共同体以期在集体行动时发挥巨大的力量。
二、以文化求合作：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的机理
第一，以孝立德，强调个人道德品行。这是孝德文化内在层次的要求，也是最为核心的要义。以孝立德，强调对父母之孝，这对个人的道德品质提出了要求。同时，通过对父母之孝，来开启、引发自己的善心、善端，使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能够终身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要求，实现“以孝养德”。第二，敦伦尽分，强调个人家庭责任。这是孝德文化中间层次的要求，也是对父母之孝在家庭的延生。所谓敦伦尽分，其实就是指在家庭各种关系中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要尽到自己所在角色的责任和义务，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等，不能有悖常伦。第三，由己及他，强调个人社会责任。这是孝德文化外在层次的要求，也是孝德文化从家庭责任到社会责任的延生。从强调个人品德，到家庭责任，再到社会责任，这是孝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即，从“小孝”到“中孝”，再升华到“大孝”的过程。孝德文化非常注重个人的社会责任，只有对社会有作用、对国家有贡献，也才算是对父母之孝圆满了。
“中华民族传统孝德文化是以人本为内核，以事亲行孝为特征， 强调良知与责任的伦理文化。”[2]孝德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本文对孝德文化的内涵试着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进行解读和阐发。
孝德文化的三重内涵是对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社会关系的归整和伦理要求，并且构建和形成一个比较普遍和稳固的社会价值认识和行为规范体系。因而，孝德文化能够对农村社会关系产生持续的整合力，能够有力催生村民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民集体行动提供内在动力，有效防范和化解村民集体行动困境。对于推进村庄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维护乡村治理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具体参与化解机理可以简要概括为：
为更好地发挥孝德文化在化解集体行动困境中的作用，根据当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着力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新经济时期，商业银行需要对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进行不断改善，需要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这是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在推动力。目前，政府对三农问题也特别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和法律法规，并且已经能够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
孝德文化参与集体行动困境的化解是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实践，也是传统文化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的有益探索。无论对于孝德文化的发展丰富，还是对于乡村秩序的构建维护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是崇尚孝德之乡，被喻为“中国孝德文化之乡”。有孝德之祖虞舜、投江救父的曹娥等，孝风延绵，涌现了无数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位于上虞区崧厦镇的祝温村，近年来积极推进孝德文化参与乡村秩序构建，以孝德文化破解乡村秩序变迁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等荣誉。
（三）以礼仪习俗的规范性，解决有序参与问题。通过孝德文化所构建起来的家庭伦理共同体、村庄伦理共同体，其内部有一套成熟、稳定的的礼仪习俗规范。这些礼仪习俗规范对于个人行为是有规整和约束力的，能够使个人很好地遵从乡村的礼仪习俗、村规民约等等，从而确保理性、有序的参与集体行动，做到合情合理合规。避免了无序参与或无规则的“闹大”现象。
（3）交流输入，有备电：采取UPS+蓄电池的供电方式。这种方式能为信号源提供高质量的交流电，并在市电停电时保证信号源的工作，适合对网络质量要求比较高，同时信号源为交流输入的场景。
（四）以舆论评判的约束性，解决参与稳定性问题。影响个人维持集体行动参与持续性、稳定性的因素，除了因个人良好道德品行而产生的自我要求、自我约束外，乡村邻里之间的道德评价、舆论评判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而言，邻里之间的外在舆论评判压力具有一定的软约束性。此时，对于个人而言甚至是一种被迫性。但是，当个人道德缺位的时候，外在的舆论压力却能保障集体行动的发生和连续进行。
三、问题与举措：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二）以伦理共同体整合力，解决集体认同问题。孝德文化打破了个人孤立的、原子式的存在，把每个人放入一个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伦理共同体当中，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伦理人”、一个“家族人”、一个具有责任和义务的人。这种伦理共同体能够有效影响和整合个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对个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通过村庄伦理共同体的文化影响力和整合力，使民众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容易统一思想，形成集体认同。
（二）利益诉求利己化，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人利益至上”几乎是每个人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人人均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怎样以最少的付出，甚至不付出，就能获取利益，乃至最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利益考虑和诉求就会出现很多分歧。也就是说，众人考虑的个人利益很难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利益点上，难以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而，也就很难去动员、说服个人参与到某一公共事务中，更不用说让个人自觉地行动起来，参与到集体公共事务中。
（一）以个人道德的内驱性，解决参与动力问题。通过孝德文化的培育和弘扬，特别是家庭的孝道教育，能够触发和建立起个人的道德良知。通过孝德教育建立起来的个人道德良知，为集体行动的发生提供了伦理道德上的担保。这种担保机制的有效性，源于个人的道德良知而产生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因为，基于个人道德良知建立起来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很好地克服“经济理性人”弊端，在“义”、“利”抉择时能够“义”马当先。防止“搭便车”心态，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参与源动力问题。也就是说，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不是以利益为首要考量，而是以仁义道德为抉择依据。
（一）着力在孝德文化治理功能的研究上下功夫。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其本质上是充分发挥了孝德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以文化的力量来影响整合众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养成，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因而，要注重对孝德文化的治理功能研究，进一步阐发文化的治理效应，为孝德文化的具体实践打下扎实基础。要加强对孝德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实现载体的探索，构建多样的、符合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实现路径，使文化的社会治理功效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二）着力在利用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的自觉意识培养上下功夫。思想自觉才能使行动自觉。通过自觉自主意识的培养，使孝德文化等各类文化资源成为化解乡村集体行动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要加强对村组织干部等具体推动者的教育培训，加强和深化对孝德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认识，自觉运用好孝德文化的治理功能；同时要加强对具体运用手段和方式方法的培训，实现有的放矢、高效运用。在具体实践中，要做好长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孝德文化参与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并根据实践效果，不断地调整具体计划和方法。
（三）着力在孝德文化的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孝德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是实现化解成功的基础性工程。通过孝德文化的宣传教育解决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在一个同质文化的伦理共同体里容易形成集体认同、产生集体行动。因而，要利用好现代多媒体技术，多渠道、多途径的宣传推广孝德文化，造浓尚孝爱德的氛围。要创新孝德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以村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来推进孝德文化的教育。如，注重孝德文化的“人化”，开设孝德文化专题讲座等；注重孝德文化的“物化”，把村各类建筑物以孝德文化命名等，以无声的教育来实现孝德文化的教育；注重孝德文化的“活化”，把孝德文化融于一些活动的设计中，寓教于乐，实现孝德教化的润物细无声。要注重发挥榜样的激发、引领、教育作用，以榜样的先进事迹等来宣传推介孝德文化。如，开展十佳和谐家庭、十佳好媳妇等各种孝德人物、家庭的评选。
本研究是针对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基础会计》教学而进行的。近些年来，到职高学习的大部分学生初中成绩并不好，普遍存在着厌学和自卑情绪，升入到职业学校后，他们对专业课学习不适应，无法尽快掌握专业课知识。但是他们也有优点，精力很充沛，思维活跃。所以，在该学校运用此教学法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四）着力在孝德文化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硬约束机制的构建上下功夫。要充分发挥公序良俗、村规民约等非在正式制度或正式制度的强制性、规范性作用，以内在的自律和外在的要求来保障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稳定性。关于硬约束机制的构建上，值得重点关注和便于推广的还是每个村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对于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面的每个人的行为都能或多或少的产生引导、示范作用，并对失范的行为有一定的惩戒手段。也就是说，村规民约在一个村庄里具有普遍的约束性以及一定的执行力度。因而，能够有效地保障孝德文化化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稳定性。
四、结束语
以孝德文化作为手段载体，推动乡村秩序变迁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化解，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善治的一次有益尝试和探索，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当前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影响和效果已逐渐显现。同时，从孝德文化对乡村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不仅仅孝德文化，其实乡贤文化、信义文化等一系列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化解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思想上要认识到位，结合点上要切入精准，推进路径上要设计合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孝德文化等优秀的中华文化，在推进乡村治理、维护乡村秩序等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凉州区作为全国水利改革试点县（区），2014年组建成立凉州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站，负责全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工作，委派监督员，对辖区内在建水利工程进行监督管理。近年来，按照质量监督分级管理权限，先后承担了全区高效节水灌溉、农村饮水安全、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抗旱应急、山洪灾害和山洪沟治理等工程的质量监督任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参 考 文 献]
[1]宋 辉，钟涨宝.农村文化与乡村秩序——走出集体行动困境[J].农业考古，2018，（03）:132.
[2]张显树，陈志夫.传统孝德文化对当代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指导作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32.
Research on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with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in the change of rural order
Hu Ligang
（Party School of Shaoxing Shangyu District Shangyu,Zhejiang 312300）
Abstract:At present,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value and ideas,the interests of self-interest,and the atomization of villager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s.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contains the content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levels of individual,family and society.It is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with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 morality,the integration of ethical community to solve collective identity problems,the normative solution of ceremonial customs to solve the orderly participation problem,the binding of moral paradox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articipation stability,an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Key words:Filial piety culture; Resolv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Initiative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9）02-0036-03
【基金项目】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点课题“孝德文化与乡村秩序变迁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研究”（课题编号：135J068）。
【作者简介】胡立刚（1987-），男，浙江上虞人，硕士，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学；王海江（1979-），男，浙江上虞人，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编 辑／李 勇
标签：德文论文; 集体论文; 困境论文; 乡村论文; 伦理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家庭论文; 婚姻道德论文; 《黑河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点课题“孝德文化与乡村秩序变迁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研究”(课题编号:135J068)论文;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