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彼得·辛格论证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海外的绝对贫困者，是通过扩展“救助落水儿童”的事例完成的。他认为如果有义务救助落水儿童，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也有义务救助那些绝对贫困者。对辛格的道德论证，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辛格也进行了相关回应。但是，他的援助理论仍然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对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同时也面临着“对人要求过高”的功利主义诘难。
[关键词]国际援助；绝对贫困；功利主义
纵观国内外，饥荒和贫困问题是日益突出的一个全球性问题。不管是个人、政府还是一些慈善组织，他们的国际援助行为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一直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的国际援助理论可以说是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本文首先探讨辛格是怎样从“有义务救助落水儿童”这个案例扩展到“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救助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这个结论，然后探讨辛格的援助理论面对的一般挑战以及他是如何回应的，最后分析辛格的援助理论面对的一些严峻的挑战。
一、辛格的国际援助理论
彼得.辛格之所以关注国际援助，是因为国际社会中因为绝对贫困①而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富裕的国家和人民②却以民族或国家共同体为界，关心自己的亲人、邻居和族人超过关心远在国外遭受绝对贫困之苦的人。在辛格看来，富裕国家及其人民应该给穷国处于绝对贫困之中的人提供援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判断必须出自普遍的视角”[1]（P13）。这种可普遍化的视角是：“不能够仅仅因为是自己的利益，其重要性就超过别人”[1]（P13）。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伦理判断时，要同等地考虑自己和别人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受我们行为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都要考虑进来，然后权衡利益，并在最后选择这样的行动，即“它最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所有受此行动影响的人的利益”[1]（P13）。功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伦理观，而辛格所认可的是一种利益功利主义，不同于古典功利主义③。辛格把利益作为行为最佳结果的衡量标准，而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却把痛苦和快乐作为其判断标准。当然，如果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边沁和穆勒的痛苦和快乐，利益和它们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辛格的利益功利主义和古典功利主义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121号文《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2]中将“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判定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辛格的利益功利主义认为，一旦我们认可这种不偏不倚的伦理观，把自己的利益关切同等地扩展到其他人身上，我们就是在采用一种利益平等考虑原则。依照辛格的理解，这种利益平等考虑原则的本质是：“在伦理深思中，我们要对受我们行为影响的所有对象的类似利益予以同等程度的考虑。这意味着，如果某一可能的行动只影响x和y，并且如果x的所失要大于y的所获，那么最好是不采取这种行动。如果接受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我们就不能说：尽管有以上描述，但由于我们关心y超过关心x，因此这样行动就要好于不这样行动。该原则的真实含义是：被平等考虑的利益不因是谁的利益而有所不同”[1]（P22）。依此可以得知，利益平等考虑原则将重点放在“利益”上，而不是“谁”上。因此，此原则能够成为为人人平等进行辩护的道德依据。辛格的国际援助理论就是将功利主义伦理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平等考虑原则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辛格论证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远在海外的穷人是通过拓展“救助落水儿童”案例来完成的。
“救助落水儿童”这个案例，是辛格的一个思想实验，也是他在其他著作中反复提及的例子。讲的是，他在去上课的路途中要经过一口池塘，假设他看到一个儿童正在溺水，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跳进池塘将那个孩子救起。即使这意味着他将他的衣服弄脏或者他上课要迟到，不过这是不重要的，而那个孩子的死亡将被视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辛格认为，支持他救小孩的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有能力阻止很坏的事情发生，而又不至于牺牲在道德上有类似重要性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这样来行动”[1]（P225）。在我们看来，这个原则在救小孩这件事情上确实适用。而辛格要做的是要把此原则适用于那些远在海外的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
按照辛格对道德重要性的评估，这当然会让富裕国家及其人民的生活变得很糟糕。因此，从道德重要性的理解来说，辛格的比较苛刻的援助观也是被人质疑的。有人可能说辛格可以用援助标准的弱版本为自己辩护，即你要去援助那些绝对贫困者，只要不牺牲掉某些道德上重要的事情。而在布莱恩·巴里看来，这种辩护是无用的，因为“对于边沁式功利主义者而言，使得一个人的裤腿上沾上泥泞本身就是一种恶”[14]（P68-69）。这种辩护很可能得出富裕国家及其人民可以在全球贫困问题上不做任何有所牺牲的结论，辛格的理论有可能因为这个理由而得到削弱。
辛格认为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救助绝对贫困者，除了依据以上那个原则，还有一个前提是：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关注所导致的苦难和死亡是坏的[2]（P231）。辛格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以上那个原则和此前提的正确性，那么富国及其人民援助绝对贫困之人的义务和救助落水儿童的义务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富裕国家及其人民对绝对贫困者不提供援助，那么他们就是错误的，就如辛格不去拯救那个落水儿童是错误的一样。
从以上可以看出，依据辛格的国际援助理论，富裕国家及其人民要对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提供援助义务，并且要一直援助到即将使自己处于和绝对贫困的人一样的境况。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富裕国家及其人民就是做了一件道德上错误的事情。尽管辛格在论证自己的国际援助理论时，已经预设了某些批评，但仍然有五个较常遭遇的挑战。对这些挑战，辛格也做出了相关回应。
对此批评，辛格的回应说，设想这样一种情景，你正经过一个池塘，有十个未成年的孩子正在溺水，与此同时，你旁边还有九个成年人也路过此池塘。你和另外四个人跳进池塘救起了五个孩子，而有五个人却什么也没有做。按照公平份额要求，即使你和这四个人很容易能救起另外五个溺水的孩子，那么也没有义务去救助他们。在辛格看来，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把那五个什么也没有做的人看成石头反而对这些孩子更好，这样这些什么也不做的人就是和此事不相关的人，按照公平份额要求，其它的人就有更多的份额救助这些孩子[11]（P195-196）。可见，在辛格看来，其他人的不作为不能使得我们不救助溺水的孩子（非常容易地救起他们）是正确的。同理，其他人的不作为也不能作为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拒绝救助绝对贫困者的理由。
另外，有临床研究指出，长期过量服用八角枫可致人死亡[24]。实验研究也证明，八角枫具有神经毒性，可引起实验动物死亡[25]。在本研究实验过程中，八角枫高剂量组（20 g/kg）中有3只大鼠死亡，其在灌胃后均出现呼吸减弱、抽搐、四肢瘫软等症状；而中剂量组（10 g/kg）和低剂量组（5 g/kg）均无大鼠出现上述症状或死亡。这提示与八角枫水提液高剂量组比较，其低、中剂量组的效果差异不大，而安全性更高。但该结论仍需进一步的毒理实验来证实。
对援助多少的问题，辛格给了强弱两个版本[3]（P45-46）。强版本是：我们应该预防一些坏事情的发生，除非这样做会牺牲具有类似道德重要性的东西。根据强版本，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物质水平降低到即将和孟加拉贫困人口一样的程度。因为，在辛格看来，和援助将要死去的人相比，没有任何事情与它具有同样的道德重要性。弱版本是：我们应该预防一些坏事情的发生，除非这样做会牺牲一些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性的事情。从弱版本可以看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道德重要性的理解，而提供相应的援助，就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即将和绝对贫困者一样的程度。但是，辛格说他还找不到理由来证明“我们要坚持那个原则的温和版本而不是强版本”[3]（P46）。
3．肿瘤病理组织学检查：常规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组织标本的病理改变，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肿瘤组织Ki67表达，以Ki67阳性表达细胞占总细胞数的百分比表示细胞增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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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辛格的援助理论面对的挑战及回应
辛格对援助义务的论证，用更形式化的方式可以表达如下：第一个前提是，“如果阻止某些坏事发生是我们力所能及之事，并不会因此而导致牺牲在道德上具有类似重要的事情，那么道德上来说我们应当去采取行动”。他的论证的第二个前提是：“绝对贫穷是恶”。前提三是“我们能够阻止某些绝对贫困，而又不至于牺牲在道德上具有类似重要性的任何事情”。结论：我们应该阻止某些绝对贫困[1]（P226）。
虽然，辛格对其国际援助理论面对的一般挑战进行了回应，但是其理论仍然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国际援助是集体责任而非个人责任，同时是政府责任而非个人责任。迈克尔·麦金斯里（Michael Mckinsry）是前一种批评的代表。在他看来，那些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而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确实应该被帮助，但帮助他们不是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责任。麦金斯里认为，在辛格类比的例子中，前者是一个落水儿童和一个潜在的帮助者，而在救助绝对贫困之人的这个事件中，有很多绝对贫困者，以及有很多富裕的潜在帮助者。任何一个绝对贫困者都没有权利要求单独的某个个人来对自己承担责任，他只有权利对富裕国家这个群体提出要求[5]（P310）。“国际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而非个人责任”这一批评意见认为，如果一个人以私人的方式来发扬他的慈善心会使得政府和其他没有做出贡献的成员逃避他们的责任。在他们看来，私人援助行为越多，那么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越少[1]（P236）。基于从类比存在的差异认为“援助行为是集体责任”的这种说法，辛格认为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差异。无论你是唯一一个还是数百万人中的一个可以预防坏事情发生的人的这两种情形并没有区别，都不影响我们救助他们的道德义务[3]（P39）。辛格认为“援助行为是政府的责任”这种说法难以获得支持，也没有向我们展示什么可信度。反之，如果没有人志愿性的捐款，那么政府就会以为它的公民对于饥荒援助没有什么兴趣并且不希望它去承担援助责任，这种情况更可怕。在任何情况下，除非存在明确的可能性说拒绝捐款将有助于政府开展大规模援助行动，否则，拒绝志愿性捐款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在拒绝预防某种灾难[3]（P44-45）。在辛格看来，私人援助和政府援助具有同等重要性，应该两者兼具，不能把“海外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种说法作为反对私人援助的理由。
第三，有人认为人口过剩是导致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如果现在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那么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绝对贫苦者的产生。依此，那些绝对贫困的国家必须有效地去控制人口，否则援助行为只是暂时缓解绝对贫困的一种方法。[6]辛格认为不能把此作为拒绝援助行为的一个理由，控制人口是在承认援助义务之后再考虑的问题。他也承认：“地球不能无限地支持以目前速度扩充的人口规模，……从长远的角度看，预防饥荒的最好方式是人口控制”[3]（P45）。虽然人口增长不是拒绝实施援助的一个理由，但也启发我们以何种形式去提供援助。从长远来看，提供缓解人口增长的援助看起来比仅仅提供食物更能有效地减少绝对贫困的产生。但对那些人口过剩的贫困国家，由于宗教原因，政府拒绝使用避孕措施来控制人口的增长，辛格认为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援助，因为“只有最大效率的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才能帮助更多的人”[1]（P236）。
针对辛格不援助“不愿意实施控制人口政策的国家”的主张，有些人认为辛格违背了自己的利益平等考虑原则。利益平等考虑原则要求平等地考虑每个人的利益，但绝对贫困者却因政府的不当政策而丧失了获得援助的资格，很显然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平等对待。一旦我们认可辛格的不援助“不愿意实施控制人口政策的国家”的立场，我们就等于承认“一些人应当对不是由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负责，这不但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悖，而且也有悖于辛格对运气因素的看法……倘若某个人要对不是因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不利境地负责，显然有失公允”[7]（P110）。对此批评，辛格也许会这样回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去援助这些不去控制人口的国家而不是控制人口的国家，岂不是更有失公允，也不符合功利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
第四，人们应该首先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邻居、自己国家的穷人，然后才会考虑远在海外的穷人。人们之所以认为对自己同胞的义务先于对别国人的义务，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社会共同体，通过合作形成了人际关系的纽带[8]（P96）。而辛格的援助观预设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道德共同体之内，所以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负有同样的责任，这种观点是不被人接受的。
在辛格看来，实际上，富裕国家及其人民的亲人和同胞也没有处于绝对贫困之中，即使在国家内部有一些贫困，也是相对贫困的存在。这种贫困和远在海外的那些绝对贫困是无法相比的。另外，族群差别没有实质性的道德意义。以民族、国界这些偶然性的东西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拥有某项东西是得不到道德辩护的。现实是，“因为国家的幅员辽阔，很多共同体的成员缺乏直接的联系，甚至素不相识，而且有些人虽然生下来就是某国的成员，但是他们的很多人却不关心自己国家的价值和传统，有些人甚至排斥它们”[9]（P171）。与之对比的是，在这些富裕国家之外，有那么多贫困的人想加入这个共同体，也许给这个共同体带来的回报利益更多。因此，人们不能用生活在一个国家共同体之内为由而对同胞的特殊义务进行辩护。从辛格对此批评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出，他诉诸的是利益平等考虑原则，认为应该拒绝国家、民族等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要平等地考虑自己对亲近之人的义务和对他国之人的义务。
第五，有人认为国际援助义务的标准过于苛刻。利亚姆·墨菲（Liam Murphy）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富裕国家及其人民确实有义务援助海外那些绝对贫困者，但不赞同辛格的这种援助标准：要援助到使自己即将处于和绝对贫困者一样的状况。墨菲认为功利主义最大化原则提出的要求是荒谬的，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对道德的要求是有限制的，而最大化原则侵犯了这样一个限制。他认为最大化原则的问题是在非理想情况下产生的。这个问题是：“在非理想情况下（现实情况下），特别是在部分人遵从这种要求的情况下，最大化原则不公正地设置了有些人的要求，即有些人要对其他没有按照规则行事的人负责，要承担不平等的额外份额”[10]（P272）。对此，墨菲提出了他的“合作慈善原则”，基本内容是：“当事人不应该被要求做多余他们份额的部分，不应该承担其他人没有遵从这个原则而导致剩下的部分，因为在所有人都同意的那个条件下（理想的情况）产生的公平份额向每个当事人揭露了这样一个道理：他负责什么以及其他人负责什么”[10]（P287）。那些公正地承担了自己责任的那部分人可以拒绝对他们责任的增加。
辛格的国际援助理论的道德论证，前提一和前提二遇到的质疑不是很大，前提三面临的争议较多④。如，可能很多人认为，我的援助能否对世界中存在的绝对贫困起到整体性的改善，如果不能的话，我还有必要提供个人援助吗？以及对类似道德重要性的理解。对此异议，辛格也料想到了，并对此做了预防性的论证：即使个人的援助不能在整体上改善绝对贫困的现状，但是你的援助却可以阻止个别的绝对贫困，所以，不能把这个作为拒绝提供个人援助的理由。以及辛格在论证过程中也多次强调没有任何事情能和人的生命具有类似的道德重要性。因此，在辛格看来他的前提三也是可以成立的。至此，辛格在逻辑上证明了富裕的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
三、辛格的国际援助理论面对的严峻挑战
第一，有人认为国际援助是一件慈善行为，而不是义务。依照该批评意见，虽然那些处于绝对贫困中的孩子承受着痛苦这件事情非常糟糕，看起来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也应该做某些事情去阻止这些坏事情的发生。但是他们没有真实的义务去帮助这些孩子[4]（P138）。在批评者看来，帮助这些孩子是慈善的行为，但不是义务。如果他没有做慈善的行为，不能被说成是有道德缺陷。如果他给这些绝对贫困者提供了援助，他应该因为自己的“乐善好施”而受到感激。而如果他花钱去看电影或者去旅游而不是去援助那些绝对贫困者也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他不应该由此而感到内疚。针对此批评，辛格认为传统的关于慈善和义务的道德分类是需要被颠覆的，所以依据此道德分类把对绝对贫困者的援助活动看成是慈善行为也无法得到支持。按照辛格的功利主义的思想论证，我们买衣服只能是为了保暖，而不是为了好看。我们不应该去买奢侈品，而应该把省下的钱捐助给那些绝对贫困者。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是错误的，原因是不偏不倚的伦理立场要求我们要超越自己的利益来看待问题[2]（P235）。显然，这种援助观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十分苛刻的事情。
随着我国文化交流的国际化，社会对既懂专业又懂英语的艺体类专业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也更为迫切，这种社会需求客观上对艺体类大学英语教学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艺体类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再则，我们的艺体类大学英语教学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素质教育的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历史使命以及我校艺体类大学英语教学数年来一直徘徊不前的局面，我们感到推进艺体类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保证人才培养规格已迫在眉睫。
第一，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不合理的责任观。在辛格所设想的落水儿童的案例中，儿童不能对他的偶然落水负责，所以那些经过的路人要对落水儿童负责。那谁要对那些长期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负责呢？根据辛格的理论，富裕国家及其人民要对这些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负责。如果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不救助他们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辛格预设的这种责任观很多人如法接受，如戴尔.詹姆逊（Dale Jamieson）就坚决反对这种责任观。在他看来，贫穷不仅仅是一个由自然造成的偶然事件，它有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之前是战争，而当下贫穷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的决策失误问题[12]（P155）。因此，当地的政府要对其贫困人口负责。除非辛格能证明那些绝对贫困的现状是富裕国家及其人民造成的，要不然他的援助理论背后预设的责任观会削弱他的理论。当然，也有哲学家认为目前大部分的贫困现状确实是由富裕国家造成的。托马斯·博格就是此观点的代表者。在他看来，造成全球贫困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历史上的不正义。其导致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国家更加贫困，富裕国家更加富裕。二是目前不正义的全球政治经济制度。此制度是由富裕国家参与制定。它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利于富裕国家而不利于贫穷国家。博格认为，对于历史上的不正义，富裕国家要基于正义的考虑对那些贫困国家进行补偿。针对第二个原因，提出改革目前的全球政治经济制度，让全球政治经济制度更加公平⑤。对于博格所说的第一个原因，我们需要确证贫困国家的贫困是否由于历史上的不正义产生的。如果确有此事，想必我们也会提议富裕国家对他们进行补偿。而对于第二个贫困原因，如果真如博格所说，目前全球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不公正的，那么富裕国家及其人民要因从中的不当得利而对贫困国家负责。如果辛格认同博格的第二种对贫困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在全球政治经济不合理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个角度来对自己预设的这种责任观辩护。
采用台盼蓝染色法，试验饲养周期结束的前2 d，从每个处理组每个重复中随机取3只小鼠，分别用注射器抽取1 ml台盼蓝染色液注入小鼠腹腔内并将小鼠进行标记。试验结束后，抽取上述标记小鼠的腹腔液于镜下观察并记录不同视野下100个吞噬细胞中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数和被巨噬细胞吞噬的鸡红细胞数。
第二，“类似道德重要性”概念对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在辛格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和绝对贫困者的生命具有类似的道德重要性。这就导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接受关于捐赠的一个极端的结论，即每个人都有义务不要花钱去买奢侈品或不必要的装饰，用这些省下来的钱去帮助那些处于灾难中的人，直到捐赠到即将使他自己贫困或依赖他的人贫困为止。辛格获得这个极端结论的一个前提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即没有什么东西能和人的生命具有类似的道德重要性，所以在任何时候“人们有能力去买奢侈品但却选择买一个简单朴素的东西这件事情”都不是一个道德重要性的牺牲。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绝对贫困者的过多救助会使他的生活变得很糟，从而剥夺他追求有价值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他个人非常认同的，是他人格的一部分，是“我就是这类人描述的一部分。如果我是一个美食家，我就必须在好的餐馆吃饭，才会获得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可能性。如果我是一个作曲家，我就要买一些高级的音箱设备来鉴别音色和质地……”[13]（P360-361）。
夜里戴菲儿躺在中间，艾莉和秦川，各守一侧。每夜艾莉都会惊醒好几次，她知道，戴菲儿随时可能死去。戴菲儿早已不能下地，吃喝屙撒睡，全都需要艾莉和秦川的照顾。有时艾莉试图唤来女佣，秦川急忙制止她说，让我来吧！他明晓戴菲儿的心思，他想在她生命的尽头，给她一点“做人”的尊严。想想便觉得滑稽，两个人为一个即将报废的玩偶夜不能寐，两个人为这个玩偶的所谓尊严筋疲力尽，这样的事情说出去，绝不会有人相信。可是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艾莉和秦川，已经很久没有做爱。
资本制度自己给自己掘了坟坑 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坑。可是某种社会形式中固有的生产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期限以内，决不会倒灭的。
第三，有人认为辛格的国际援助理论也面临着功利主义所遇到的某些诘难，如对人要求太高。安德鲁·库珀（Andrew kuper）就是此观点的代表。他说，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景：辛格每天都会经过一个池塘，而每天都会有五十个左右的孩子溺水，他该怎么办呢？依照辛格的救助理论，情况应该是他每天都会严肃对待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义务，用一天的时间去救这些孩子，而不是去给学生上课。普林斯顿大学知道这个情况，却不帮忙去救助这些孩子[15]（P110）。库珀认为，辛格所设想的“救助落水儿童”的情景和此情景是不一样的。一种情况是，期望一个人救助一个落水的孩子从而放弃一节课，后一种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情况，每天有成百上千个落水的孩子（或者挨饿或者生病的孩子）需要辛格去救，从而使得他成为一个救生员而不是老师。而后一种情景和辛格说的救助绝对贫困者的情况更加的贴切。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绝对贫困者，依照辛格的救助理论，富裕国家及其人民必须去做那些能够最大化救助生命的工作。但是，他们生命中还存在除了生存之外的价值，如果让他们放弃那些对他们来说具有多重意义的工作以及放弃他们所追求的卓越和知识，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某些东西对“我”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要放弃它们真的是一个负担沉重的义务”[15]（P110）。威廉姆·伯纳德也说过，人们不应该成为利益或者生存最大化的工具[16]（P1-19）。可见，辛格的国际援助理论对人要求过高，仍然面临着功利主义经常遇到的一些诘难。
综上，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援助理论，有基于同情心而进行的国际援助，有基于现实利益而进行的国际援助，有基于正义的目的进行的国际援助，而辛格的这种基于每个人的利益平等考虑的功利主义援助观可以说是开辟了援助理论的新路径。他对目前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改变，认为我们应该过一种伦理的生活，放弃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把省下的钱用于救助那些贫困的人。虽然他的理论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对此，辛格也预感到了，并进行了相关回应。但是他的理论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一是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具体表现为：让富裕国家及其人民对由贫困国家自己导致的贫困负责。如果辛格借助博格对全球贫困原因的分析，也许能削弱此诘难。其二是辛格对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太过苛刻。此评估很容易导致一个极端的结论。其三是援助理论对人要求太高。这也是功利主义通常面临的一个挑战。
[注 释]
①绝对贫困是以任何衡量标准都会承认的贫困。绝对贫困者是些一贫如洗的人，他们在肮脏和令人屈辱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挣扎。如，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就属于绝对贫困的国家。参考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M].刘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②绝对富裕的本质特征是：在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求之后，绝对富裕者的收入还绰绰有余。按照这个标准，西欧国家、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东石油国家的绝大数公民都属于绝对富裕的。可参考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M].刘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③边沁·穆勒的古典功利主义，最优结果的含义是增加快乐，减少痛苦。可参考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④辛格的前提三遇到的争议以及辛格对此争议的回应可参考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M].刘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⑤可参考 Thomas Pogge，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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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ernard Williams：Moral Luck[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作者简介]苏 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葛晨虹，生前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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