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尹会一和顾炎武两人在经世致用思想上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空谈，都提倡为百姓服务，同时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尹会一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强调实践上的运用，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理论色彩更浓厚一些。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带有强烈的民族大义，尹会一则是积极维护清朝的统治。
关键词：尹会一；顾炎武；经世致用
一、尹会一和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概说
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余，曾任扬州知府、两淮盐政、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尹会一早在年少读书时就立下经世致用的志向，他在《题范文正公祠》中说：“余读《义田记》，愿学公之为人；读《文集序》，愿学公之为文；读《神道碑》，愿学公之为臣。”[1]他在《健余先生读书笔记》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志在则然。得志与民由之，不私此志于天下也，不得志独行其道，不负此志于天下也。”[2]尹会一很重视志向的作用，他少年时就立志做一个像范仲淹那样的人物，他认为有志向的人，才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尹会一的志向就是做人要诚，做官要为百姓办事，这样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
尹会一的老师朱轼、孙嘉淦都是注重实践的学者型官僚。他在给老师孙嘉淦的信中曾这样说道：“侧闻视学京畿，以大儒经世之业，普春风化雨之施，文教振兴，胥本至诚而动，固非及门所能步趋，而奉敦有素亦不敢不勉……事无大小，专务求实，使人不问而知为先生弟子，此则某之所期以仰尊师诲而上报主知者。”[3]尹会一认为要光大老师的名声，就要做到像老师一样以大儒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指导，文教振兴，诚心实意地做事，做到实事求是，这就是尹会一想要达到的目标。他的两位老师对他早期形成经世致用思想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始终把经世致用作为他为人做官的处世之道，强调经世致用的功效，脚踏实地地做事，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尹会一成年时，正是理学的地位被新兴汉学超越的时期，他早年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所以没有走上新兴汉学的道路，而是强烈地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表现出突出的务实精神。朱熹等理学家吸收了佛、道以及诸子之说，对经典文本进行一种新诠释和当下解读，从而达到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发展和超越，进而打造与佛教相抗衡的思想和知识体系[4]。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文字训诂，逐字逐句地还原解释，才能正确理解圣贤经典，才能发扬学术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他们却是一心钻入故纸堆中，不问世事，一心只讲义理，远离政治，只谈学术，从而变成了空谈，几乎重蹈了宋儒的覆辙。尹会一认为汉学者的考证辨伪，仅仅只能证明经书的真假，而不能达到穷经致用，只有从书中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且亲身实践，才是真正的目的。“尹会一更加重视实用的道理，反对虚无之论，他坚守自己内心的内圣外王的目标，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知行并重。”[5]
顾炎武，字忠清，号亭林先生，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被称为清学开山始祖，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顾炎武是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他作为清学的开山鼻祖，运用经世致用的思想，朴实的考据方法，改变了当时空虚的学术风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时代。顾炎武考据学的特点是注重对历史现实的揭示，但是他并不是一味地揭示历史现象，而是从现象看到本质，找出历史的盛衰之理，为后世提供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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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不同。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南明残余仍然和清政府顽强地斗争，顾炎武弃笔从戎，提倡反清复明，他对明朝忠心耿耿，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年轻的时候就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份情怀伴随了他的一生。虽然南明政府在清廷的镇压下逐渐瓦解，但是顾炎武的这份爱国情怀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是历久弥坚。他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深的使命感，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尹会一所处的时代是雍乾时期，这一时期，清廷已经完全确立了统治地位，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大力提倡考据辨伪的汉学。社会上弥漫着空谈、空虚的学术风气，尹会一作为笃信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倡用理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来反对当时空虚的学术风气，在他的著作中，总是流露出学以致用的思想，提倡实学，反对空谈。
顾炎武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儒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才能利国利民，国泰民安。明末清初，社会处于大动乱、大变革之际，许多读书人因为思想观念一时无法适应，所以大谈心性，远离现实，埋头故纸堆中，形成了空谈的风气。顾炎武此时作为一个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倡言“匹夫之贱，与有责焉”[8]，这就是后来梁启超引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出处。顾炎武认为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不能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远离现实，只有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现实，才是真正的人。只有每个老百姓真正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个民族才能自强。
顾炎武早年深受其母的影响，据《亭林余集》记载，顾母教育自己的儿子勿忘国恩，勿忘先祖的遗训，“我一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地下”[6]。母亲的教诲无疑是影响深远的，尤其是在家破人亡的时期，这也是他积极地参加反清复明活动的一大原因。顾炎武还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日知录》就囊括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7]序言里介绍了这本书的由来和名字的出处，以及创作这本书的原因，最后一句“以正后之君子”是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给后世学者以启迪，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尹会一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尹、顾二人经世致用思想的相同之处
顾炎武的另一部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深刻地表达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这本书的材料都是“有关民生利害者”，顾炎武以讲述郡国的利与弊来提醒国人要重视兵防、赋税和水利等。顾炎武通过实地考察，仔细辨伪，为了国计民生，不辞劳苦，改正了原书记载的许多错误，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十分宝贵的。
第三，都带有时代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他们都没有跳脱这个背景，仅仅是寄希望于封建帝王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并没能彻底地反对封建社会，反对君主帝王的统治，反对帝制。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仍带有一定的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则取决于帝王的作为。尹会一则是积极地拥护清廷的统治，他认为天下要想大治就必须依靠贤明的君主，寄希望于君主能善于纳谏。尹与顾两人思想都带有封建性，这是他们的不足之处，也是他们的时代局限性。
第二，都提倡服务百姓。尹会一在为官时，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任河南巡抚时，尹会一非常关心百姓疾苦，教育百姓要不误农时，许多河南的百姓不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凡物之生长，必有其候，故农时以勿违为先，而力田以早种为主。”他还让地方官责成乡老劝谕百姓遵守。尹会一曾写过一首农诗：“要种田，莫偷闲，人勤粪大乐丰年。要吃饭，防天旱，凿井开渠早打算。要满收，通水沟，水来即去涝何愁。要得富，多种树，本钱不费利无数。要实惠，养畜类，鸡鸭猪羊都好喂。要如意，行善事，忍耐公平真吉利。”[10]这首诗也正体现了他注重农业实践的思想，如果没有亲自的实践，怎么会有正确的结论？尹会一关心百姓的生活，爱民如子，发挥经世致用的精神，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他明白先圣的大道理，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在他为官的生涯中，做到了待人以诚，为官清廉。乾隆皇帝曾这样评价他：“向闻汝操守清廉，办事尚属明白。而且实心任事，故有此用。勉力图报，莫负初志，则将来之任用，正未可量也！”[11]尹会一用心办事，操守廉洁，乾隆皇帝勉励他，希望他能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尹会一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的思想，并且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做到了实事求是。艾文锦在《尹会一评传》中说：“尹会一在为官时，着眼点不在当官做老爷，而在经理吏治、民生之要务。尹会一以兴学育才为己任，重在课实学，省虚文，储才致用。既要忠心报效朝廷，又不满足于官方倡导的空谈学风，既要遵从圣旨，对朝廷唯命是听，又想革除阻碍社会发展的某些弊端，反映到哲学上，就形成了尹会一既以程朱信徒相标榜，又推崇颜元的惟务实学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12]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的年代里，百姓生活困苦，衣食无着，只有想办法改变百姓的生活状态，才能恢复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才不至于陷入空谈，他一心想为百姓谋得更好的生活，在顾炎武的一生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可以说是始终伴随着他。这也是他一辈子不肯入仕清廷的原因，他用手中的笔做刀枪，力主经世致用，主张反清复明，与清朝统治者作斗争。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8]，他认为君主、诸侯、士大夫和老百姓，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为民而立君”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来拯救时弊。这点和尹会一的思想是一致的。
尹会一与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都反对空谈，提倡实学。尹会一在《健余札记》中记载：“同年某，语及孙宫保大肆讥评，谓正心诚意之谈，徒为欺罔后学。制义取士，只须精于时文，弋取科第，便是显亲扬名之孝。若日事道学，而不得科名，父母之心乐乎?余因此言出于士大夫之口，所关世道人心不小。极口辩矫，大略谓：生于天地间，既得为人，人心便不可不正。心有意便不可不诚，不正心，不诚意，即不可为人。含为人之道，而欲中举会试，以窃朝廷之爵禄，而博父母之喜悦，其为欺罔君父孰大焉?以是教后学而陷溺其心，是杀之也!虽理足以胜之，但锢蔽已深，岂口舌之所能争?”[9]孙宫保大肆批评理学，认为理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只是欺负后来的学者不懂学问，他认为只要会作当时的文章，考取功名，便能够显扬父母的名声，就能尽到自己的孝心。尹会一认为这种言论出自士大夫之口，对人心的影响很大，人生于天地间，既然是人，那么人心就不能不正，不正心，不诚意，就不是人了。为人的道理，怎么会只是想高中做官，然后窃取朝廷的爵禄，这样来博得父母的喜悦，这种行为简直是欺君罔上。这里尹会一就是用做人要正心的道理来批判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有孙宫保这种思想的人，虽然能做官，但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担当起经世致用的责任呢？顾炎武和尹会一一样也是反对空谈的，他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如果一篇文章对国家没有益处，那么这样的文章还是不必写了。无论文章写得多么动人，多么有感染力，文章都必须落实到实践中去，必须对国计民生有益处。文章要反映社会现象，要有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并且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方法，这样的文章当然是越多越好，反之，那些空虚无营养的文章，则是不写为妙，因为这样的文章毫无用处，只会增加负面影响。顾炎武对待文章的态度正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呢？顾炎武提倡直言，反对巧言，直言就是实话实说，要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充分考虑百姓的疾苦，帮助百姓解决问题，这样的文章才会是好文章，才能体现经世致用的精神。
三、尹、顾二人经世致用思想的不同之处
未来是一个日趋多元、纷繁复杂的社会，个人需要不断地阅读和成长，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的纸质阅读方式和纯文本阅读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学习需求，信息的搜集、整合、应用与创新的能力已成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首先要从阅读开始。
在老K只有几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彼此的作风问题，分道扬镳了。说实话，少年郎是羡慕那些父母不全的同学的。这就使得老K有了一定的资本。
第二，政治抱负不同。政治抱负不同，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内容就有了区别。顾炎武反对清朝的统治，希望恢复明朝的统治，因此他的思想带有忠君爱国的性质，他爱的是明朝，一生都在为反清复明奔波，虽然最后清朝仍然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是他仍不忘初心，在晚年，他把自己比成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期。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13]，顾炎武矢志不渝，为了反清复明，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尹会一的思想却是一心一意为清朝统治者服务的，他认为君主要想成为明君，就必须懂得纳谏，信贤用贤是第一要务，他时时刻刻提醒统治者，要善于用人，要任人唯贤，这样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侧重点不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强调理论，他倡导清议，读书人要认清现实，努力用自己的能力去改造社会，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正体现了他的强烈的关注时事、关注社会的精神。尹会一的思想更体现在做人为官的层面上，他的著作《四鉴录》就是为现实服务而写的，他在序言里写道：“取鉴于古，而各尽其道，则治功成焉，不然，明于论人，暗于责己，虽上下数千年，记诵无遗，亦等诸玩物丧志耳。正朝廷以正百官。”[14]这里他强调要从古代的事迹中找出做人做官的道理，并且付诸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营销界有句话很有名——品质就是营销！我们不从消费者导向和产品导向的不同上解读。因为这句话也说出了局部真理：没有品质的产品，任广告宣传做到极致，其营销效果一定赶不上品质与营销俱佳的产品。如最近火爆异常的“拼多多”上的产品，宣传、价格都有诱人之处，但最终山寨品牌、山寨质量必定行而不远。
第四，民族意识的强弱不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既继承了孔孟之道，又带有强烈的民族大义，这是尹会一所不具备的。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明亡的深刻总结，反对“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的观点，他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就是为了唤醒广大老百姓，呼吁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勇于担当自己的责任，这正体现了顾炎武的爱国赤诚之心和高风亮节的民族气节。而尹会一处在康乾盛世，他所感受到的和顾炎武不同，他的志向自然就和顾炎武不同，他怀揣着的就是希望统治者能任用贤才，让社会更加祥和，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所以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在不损害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百姓的利益。
其次，从动态层面来看，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建设用地实行总量控制和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乃是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的动态化表达。我国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时，所确立的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就是针对在当时耕地资源大量锐减，土地利用失控的背景下，为有效保护耕地资源而实行的一项非常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借助于建设用地的总量控制和耕地资源的特殊保护两项配套制度来实现其有效运行的目标。
综上所述，尹会一和顾炎武在经世致用思想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都反对空谈，都带有为百姓服务的精神，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不同点是，尹会一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顾炎武则是理论多于实践，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还带有民族大义，这是尹会一不具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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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betweentheThoughtsonPragmatismofYinandGu
YANG Kun，CAO Jin-fa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Both Yin Huiyi and Gu Yanwu were famous thinkers in Qing Dynasty， who strongly opposed empty talk and advocated benefiting the people， which were constrained by their time and history． Yin emphasized the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aiming at rejuvenating the Qing Dynasty； while Gu was more pedantic，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Yin huiyi； Gu yanwu； pragmatism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9)04-0046-04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杨坤(1993-- )，男，江苏徐州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曹金发(1971-- )，男，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9．04．091
〔责任编辑：朱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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