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声无哀乐论是嵇康于魏晋动荡之际的价值思想，此时他遭到司马集团的迫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根本实现“自然”，想要虚淡但又不能虚淡，纠结于痛苦矛盾和彷徨无依的内心世界，因此他沉溺于音乐之中，借此忘掉自己所处矛盾，去寻求自己政治观以及人生观上的“自然”。虽然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嵇康的音乐主张是站不住立场，有其自身存在的矛盾，但是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注人的自然之性，注重人的精神境界，同时深化了玄学的发展。
关键词：嵇康；音乐；自然；哀乐；名教
嵇康在声无哀乐思想中讨论了音乐与生活、 音乐与哀乐、音乐与自然、声与心、音乐与移风易俗等关系，但是他的哀无声论又是从何出发，去探讨他的音乐观反映的越名教任自然思想，“哀无声论” 置于今日有诸多矛盾，又将如何阐释，是该文主要探讨的内容，通过该文研究，将进一步去理解嵇康在当时所处背景之下，即“由务实转向崇虚，由客体转向主体，由群体转向个性”的自然思想[1]。
1 声无哀乐论基本思想
嵇康作《声无哀乐论》，其主要是秦客和东野主人的八次论辩问答构成，文中秦客指的是儒家乐教观的代表，而东野主人就是指嵇康本人，文章主要就是探讨了音乐与哀乐之间得相互关系问题，最终通过反复论证提出他声无哀乐的思想观点。
声无哀乐是嵇康其文章中最主要核心思想，嵇康认为哀伤或快乐的情感是事先由于其他事情蓄积于内心，进而接触到和谐的音乐后，才将其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些听完音乐的人感到哀伤是由于和谐美妙的音乐激发了他们内心积藏已久的悲伤所导致；反之，感到快乐是因为和谐美妙的音乐激发了事先存于内心的快乐所致使。尤其可见，音乐的本质是和谐美妙的，本身并不表现出哀乐的情感。在嵇康思想之中，音乐不能对客观事物做出一系列具体表现，又不能确切表达出人的主观意识，人类的情感是复杂多变的，正如他所言，情感可分为“喜、怒、哀、乐、爱、憎、惭、惧”等十大类型，但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却是大相径庭；不同之人因不同之事所产生的情感自然也就不相同。那么由旋律感、节奏感以及力度感等组成的音乐又怎能来表现大千世界繁杂多变的人的情感呢？ 我们至多大体猜测其或喜或悲的大概方向。所以，嵇康所言“音声之无常”是不无道理的。在嵇康看来，音乐平淡、无味、无欲，是超脱感情，超脱圣人的感情，从而将这种思想上升为玄学的声无哀乐思想，即最高的音乐也是没有任何哀乐之分的。
2 声无哀乐思想中体现的名教观价值取向
自孔子时期，“乐”具有强烈的教化作用，通过“乐”为“礼”制服务。孔子的乐观，是追求“中和”思想，他认为音乐本身具有哀乐之情，社会能够通过音乐实现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的作用，当然，孔子“中和之乐”的前提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孟子的乐论则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下的，他认为音乐是人后天教育中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以德行乐”去宣扬仁义和德性，最终实现教化于人的作用。荀子则是儒家乐观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乐论》使得乐教上升到系统化和规范化的境界高度，他的乐教则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认为乐可以通过后天教育作用从而达到化性起伪、 由恶向善。这些儒家乐观，都有着共同的价值倾向，儒家是以“乐以风德”为音乐思想，集中体现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他们都认为音乐具有感染性、影响力，通过这种教化作用，可以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在之后的时期中，都受到这种儒家乐观思想影响，使乐逐渐完全成为政治统治工具，维护社会礼乐制度。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却明确对儒家乐观进行驳斥，他认为音乐本身并无哀乐，只是听者带着情感去欣赏音乐，从而引发听者情感共鸣，才会有哀乐情感之分。音乐本身是独立于人的主观心智，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所以他认为音乐并不具备儒家乐观讲求的教化作用。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及：“故能成其私之本，而丧其自然之质也。于是陷匿之情，必存乎心；伪怠之机，必形乎事[3]。”在他看来，名教提倡的道德伦理规范使人所束缚，不合乎人之自然本性，不能够顺应自然之性的发展，限制了人自身思想，使自身的言行变得虚伪。因此，嵇康提出名教并不是顺应人之情的，提出要越名教而为之。嵇康的越名教思想，是一种反对当时统治者利用名教来为自己谋利的虚伪“假名教”。嵇康所抨击是被异化了的“名教”，它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更不是真正的道德礼仪，而是一种被引向虚伪，使名教变成政权的工具。他批判儒家乐观的名实观，在他看来，儒家所倡导学习的《六经》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六经》是“名教”的产物，而名教非出于自然，而是当时当权者创立出来，为维护社会统治的“社会人为秩序”，他批判《六经》为污秽，仁义为臭腐，因为它们束缚着人性的自由。
3 声无哀乐思想中体现的自然之性
嵇康提出“越名教”的手段方法则是通过“任自然”，即就是要恢复人的自然之性，顺应自然，不被情欲所束缚，最终去达到一种“天人合一”“乐知天命”的境界。嵇康的“任自然”思想则是来源于老庄思想中的“自然”之道，通过“自然”去关注人性与社会。要想达到“任自然”，就要通过自我意识的修行，以精神来主宰形体，做到去奢、去欲、自省，“修性以保神，安心一全身”，修养性情，陶冶情操，保养精神，方能安心，安心后才能保全形体。在嵇康看来，“任自然”是以本真之心作为道德践行的出发点，超越物欲私利，成为意义上真正的自由之人，达到至美至善的人生境界。在嵇康看来，所有的礼仪名教都是要顺应自然而为之的。老子音乐观主张“大音希声”，合道之声即为“大音”，是音乐之中最高境界，是宇宙天地之中最完美的。老子论道时所说“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4]。”庄子主张“法天贵真”的音乐观，反对人工的修饰，追求自然形成的音乐，并且庄子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庄子认为有声之音应该是合乎人的自然之性，即“民之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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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将自然之性与音乐的结合，“声无哀乐” 则是“任自然”思想在音乐方面的体现。嵇康继承和发展了老庄的音乐观，他在其文章中写到“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无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着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5]。”他认为音乐的“善”与“不善”的属性只是“物之自然”，就是音乐自身的属性，而和人之哀乐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音乐是立于情感之外，不能唤起人的哀乐情感，更不能去表达人之情感色彩。音乐来自自然，体现着万物本性，天地之精，音乐的美就在于其自然的形式美。哀乐是处于人心中的一种状态，而音乐是自然形式上的客观存在，两者实际上是互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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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声无哀乐所体现嵇康“越名任心”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出自嵇康的《释私论》，部分原文是“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7]。”换言之，“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在辨析“公私”命题之所中阐述的。具体含义为：心中没有自负、自大和自夸，就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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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教师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情感修养，把握住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感染学生。教师的情感越浓烈，其感人的力量就愈深。以教师自己的快乐情绪来影响和引发学生的快乐情绪，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学辅助手段。当教师面带微笑，怀着喜悦的心情，精神十足地走进教室，学生会倍感亲切，温暖、快乐之情油然而生。很难想象一个情感冷漠的教师能带出情感热烈的学生。因而教师自身具备的情感素养是开展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条件
嵇康当时处于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夹击之中，他找不到合适的出路，致力于需求消弭矛盾的方法，反省天地人生。在嵇康看来，智慧、道德、纲常伦理都是消极的产物，它可以使人的欲望心泛滥，也同样可以使人明智，“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所以，嵇康认为充分把握和利用好智慧的度，以免伪智作祟。“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的境界，是嵇康所一心所追求的，讲求内心自主，超凡物欲。这种心之向往的理想境界，是嵇康政治、人生理想的归宿，从自然本体论角度，他认为没有等级，没有文化，没有名教的至德之世是最完美的社会状态，君主无为，百姓无竞，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他声无哀乐论的音乐观中，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思想情感。
从声无哀乐论思想纵观嵇康越名教任自然思想，只有自然无为，顺万物之性，才能玄化潜通，天人交泰，以至大通大化，而这玄学思想体现在嵇康音乐观上则为“声无哀乐”，体现在其政治观上则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也许正是“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8]的原因之所在。无为自然、回归本性、自我意识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是嵇康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超越名教之虚伪，回归自然之本性，关注社会人生之自由，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的思想之中，从他的声无哀乐论的音乐观中，也能深深地感知他所处背景之下的矛盾和挣扎，以表达他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1]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嵇康.释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武秀成译注.嵇康诗文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6]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本刊写作要求：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期刊]作者.文章题目[J].刊名，年，卷(期)：起页-止页.
中段音乐之后是对前面音乐的全部反复，即又重复了A和B段的音乐。奏完B段之后，音乐直接进入“结尾”（Coda）。结尾的八小节音乐，完全重复引子的音乐，在弱音量中结束全曲，结束在温馨甜美的意境中，余音绕梁。这是真正的“首尾呼应”。
从他的声无哀乐论可以看出他对自然和名教的观点，即“越名任心”，他充分地驳斥了儒家乐教观，否认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否定音乐对维护政权统治的作用，他充分地展现了音乐的自然之性，表达对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追求，以及对人性的自由发展。嵇康从“心”和“行”去修行，将“心”与“情”去达到一种“越名任心”的精神境界状态，这其中思想没有反映出他任何为维护曹氏集团的角度，只是从人性出发去探讨人应该如何生存。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可以体会他的思想，不以情为情，不受外物的影响，即为无情，小人执著情和名教，违反了道之本性，而君子则与之相反，“真圣人”应顺应人之自然本性，回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回归大道本性。
在唐代，鸣街鼓不仅是城门及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长安车水马龙，是繁华的国际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一派清冷寂寥了。
嵇康音乐之中的“和”是指“和声无象”“自然之和”，以求自然之域，音乐本无情感，“心之与声，本为二物”，超越哀乐之和。嵇康重新阐释“郑生淫”，“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至。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6]？ ”他认为郑声乃是顺应自然，符合万物规律，并不是所谓的淫乱之乐，音乐本无任何情感，那么郑声自然也就不带有情感的色彩，也就没有扰乱人心智一说，只是由于郑声音调和谐美妙，会使意志不坚定之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仅此而已。
嵇康的音乐观充分凸显了人的自我意识，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并不是用音乐之中所蕴含的情感去教化民众，而是用音乐之美去帮助民众排解内心之中的杂念欲望，从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天人合一。音乐本身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名教的仁义礼智被虚化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音乐与这种“虚伪的教化”更是毫无关系可言，嵇康反对将“伪名教”，更反对将之强加于音乐本身。同时，音乐又无哀乐之分，音乐纯任自然，没有夹杂任何情感因素，这也就是老庄思想中所说的“自然无为”，使人的自然之性充分发展，让名、言、行不必拘泥于礼法，任秉性从之，回归自然，与大道相合，达到得道体道之境界。嵇康的音乐观是最直接表现其“越名任心”的玄学思想，这种音与心，身与心关系充分的表现嵇康对人之生命价值以及个性自由发展思考，“贵生命、重自我、重个性”的境界状态。
纵观今日，我们评价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站不住脚，有其自身的矛盾之所在。不论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还是嵇康所抨击的儒家乐教，都在所处时代政治背景之下的产物。儒家所主张的乐教以及名教，延续了几百年的朝代，所以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声无哀乐论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对后世音乐观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玄学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并从嵇康的音乐观能够全面充分去理解他的思想。虽然，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声无哀乐论中所体现的是一种偏于纯粹的乌托邦理想，有其自身的弊端，这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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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农村形成的养殖畜禽模式依旧存在，影响了动物防疫工作的实施。目前许多农户依旧未认识到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防疫理念有所欠缺，从而限制动物防疫工作顺利实施，甚至严重者殴打防疫人员。基层动物的防疫团队未健全，人员素质有限，设施落后，法律法规未完善，操作性弱，某些生物制品欠缺保护率，农村级别防疫人员薪资低，等均影响了动物防疫水平。
[书籍] 作者.书名[M 或S].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页-止页.
不同水肥处理对毛乌素沙地玉米根系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彭 龙，郭克贞，吕志远，苏佩凤，任 杰（90）
[专利]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国别，专利号[P].出版日期.
我国于2011年开始实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截止到目前，已经有600多个县市完成了土地测量工作，为了确保对土地测量成果的有效分析和管理，相关部门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数据信息库，这不仅为不动产登记管理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数据查询和服务的整体效率。在不动产登记管理过程中，由于新建房屋产权必须要进行有效登记和管理，所以不动产测绘工作重要性不言而喻。截止到目前，我国一共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房产普查，并且建立了有效的数据信息库，但是仍然有一些老旧房产没有得到登记和管理，同时对于一些小产权的房屋也没有实现登记，这就给不动产登记管理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同时也制约了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实施。
[学术论文集]作者.题目[C].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年：起页-止页.
[报纸]作者.文章题目[N].报纸名，出版年月日（版）.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19）06（b）-0027-03
作者简介：臧俊（1995，10-），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标签：哀乐论文; 名教论文; 音乐论文; 自然论文; 思想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三国论文; 晋论文; 南北朝哲学(220~589年)论文;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第17期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