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一盘散沙”是贴在中国人身上的一个极为显著的标签，仅次于“东亚病夫”。其中既有中国人自身的原因，也有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人负面形象的夸大与建构。孙中山、梁启超等率先接受了殖民者贴向中国人身上的此种标签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图民族之自新与自强。五四运动之后，国人对“一盘散沙”等国民劣根性的承认与批判达到了高潮，中国人开始完全地承认自己“一盘散沙”，并积极地谋求革新。卢作孚于1930年代在民生公司开展的现代集团生活训练是最早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实验，他以卓越的社会教育实践成功地证明了两点：中国人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中国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组织起现代化的社会。因此，民生公司的成功有力地反击中国人先天就是“一盘散沙”的论调。
关键词：一盘散沙；殖民式批判；教育社会学；卢作孚；现代集团
近代以来，“一盘散沙”是贴在中国身上的一个极为显著的标签。这种刻板印象的铸就不是一朝一夕的，有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就主观因素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下，有着强烈的自治传统，在漫长的中世纪，统治者在黄老之术的影响下，崇尚无为而治，以至于“皇权不下县”，农村在宗族礼教和乡绅的管理下发展出了以家族为单位的独立而分散的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客观原因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19世纪的殖民者对中国佬(John Chinaman)负面形象的外部建构最终将“一盘散沙”的标签贴在了中国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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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孙中山等坦然接纳了这一批评，并在1924年提出三民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次年，推崇孙中山思想的民生公司成立，在“团体救国论”思想的指引下，卢作孚开始在重庆北碚进行现代集团生活训练，以民生公司的实际行动促成中国民众真正醒来，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组织，从而去除“一盘散沙”的标签。对于这段历史的忽视让人们至今仍然以为中国人在天性上缺乏纪律性和组织性，是“一盘散沙”的。因此，极有必要详细探讨“一盘散沙”论的历史成因及卢作孚社会实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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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殖民式批判
在中国人“一盘散沙”刻板印象的建构过程中，以下几位关键人物的观点影响甚广，可以作为基本的线索：英美两国驻华大使以及传教士代表阿瑟·史密斯。
1793年，英国向清王朝派出第一个大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因为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马戛尔尼对中国人充满了鄙夷，在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人“冷漠、无情，甚至残忍”。他的日记被编纂成《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1]，这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最早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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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使官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 Holcombe，1844—1912年)，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来华，1885年回美国。何天爵于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勾勒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 (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2]。虽然何天爵反复提醒自己和读者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人， 否则会产生许多误会和曲解，但是书中许多观点还是掩饰不住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制度和习俗的批评。何天爵一针见血地指出，令西方人十分迷惑的中国独有的“纯粹的专制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维护家长制的“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敲门砖”。皇帝和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家长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二者在权力实施的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即使一位最贫穷的土墙茅屋中的家长所行使的权威，也堪与皇帝的权力相比拟。”家长制统治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极为松散，老百姓对国家的不满与抱怨“往往不是由于官府对他们的专制和干预过多，而是由于政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得过少。拥有专制权力的那位先生很少实行专制。所谓的专制皇帝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而在政治之外的经济生活中，中国人有着“揩油”的陋习，对陌生人的欺诈严重影响了商业文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国民性远未形成。
第三个广泛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印象的是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年)，中文名明恩溥，他是一个虔诚的牧师，1872年来华，久居于山东恩县的庞家庄，在农村行医布道。阿瑟·史密斯在中国居住长达五十多年，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撰写的ChineseCharacteristics(该书译本众多，被译为：中国人的德行/性情/气质/素质等)[3]一书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最通用的依据，“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书中揭示了中国人的十五种品性，其中的五种都指向中国人缺乏团结，如：有私无公、缺乏同情心、相互猜忌、言而无信、尔虞我诈等。史密斯在书中指出：中国人相互之间的猜忌和倾轧甚至到了“一人不进庙，二人不窥井”的程度，人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和互相提防在乡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真的有“一盘散沙”的自然特性吗？民生公司已经用实际的历史行动成功证明了中国人在天性上并非如此。卢作孚百年前的管理实验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如同黄种人打破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一样打破了中国人天生就“一盘散沙”的观念，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合适的组织下，他们是可以进入现代化的团体中并发展出良好的团队精神的；二是证明了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来组织和领导现代化的团体。在太古和怡和洋行都无可奈何的问题面前，卢作孚管理模式的成功和民生公司同仁的卓越表现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下劣，这给予某些热衷于批判中国人的西方殖民者以有力的回击。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对“一盘散沙”论的接受
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人的批判由抵制转向“如饥似渴”地接纳。严复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提出开发“民力、民智、民德”，揭橥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大旗。孙中山也率先接受了殖民者贴向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标签[5]，特别是“一盘散沙”论促成他最终提出了“团体救国论”的重要思想，孙中山开始高度重视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团体”对组织群众的关键作用[6]。
西方人的外部Q批判也促使梁启超开始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在1901年发表了著名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论》，明确提出：“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次年开始，梁启超用五年时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二十余篇政论文章，后来合集为《新民说》，影响十分广泛。“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与“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7]的新民理论传遍华夏大地，甚至鼓舞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于1918年与蔡和森等创建了新民学会，欲以此推动民族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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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冷漠、无有公心、一盘散沙的文章不胜枚举，谨以傅斯年为例，在1919年发表《中国狗与中国人》②、《心气薄弱之中国人》③，多处提及“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算达于极点了”以及“散沙”、“心气薄弱”等。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生前多次提到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德行》，对该书的重视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读到涩江保的日译本，就认为“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在去世前写下的《“立此存照”(三)》的结尾处，鲁迅先生语重心长地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④十四天后,鲁迅先生即溘然长逝，这段肺腑之言因而很有几分临终嘱托的意味。《中国人的德行》的译者张梦阳先生认为：“鲁迅如果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没有看过《中国人德行》的涩江保日译本，是不会形成‘改造国民性’思想的。”[8]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认为：这部著作通过对鲁迅的重大影响左右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鲁迅600多万字的小说和杂文几乎都是在以不同角度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即冷漠麻木、自私自利、看客心理、狭隘保守等。“鲁迅即属于第一代这样的读者,而且是一个很不平常的读者。他根据史密斯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9]可见鲁迅对阿瑟·史密斯的观点的接受之深。
留美回国的李景汉同样认为“当局者迷”、“医不自医”，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而必须在自我反思的同时假借西方人的批评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民族的特性。“外人论断我们的话，尤其是依据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但不应当忽视，尤当加以重视，引为借鉴才对……民族到了受着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必要。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我们若能根据上述的态度来读明氏之《中国人的素质》，我们就能从这部书得到可以得到的好处，而不致陷于玉石俱焚或因噎废食的结果。”[10]李景汉还称赞史密斯对中国的研究“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不但在西洋人中凤毛麟角，就是在中国人中也十分罕见。综上所述，“一盘散沙”、“冷漠自私”这些民族标签历经了殖民式批判到自我认同的过程，以至于我们自己默认与西方人不同，在团体组织方面天生就不行。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鲁迅先生去世前期待有人可以“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他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时代命题，有没有人能够担负起这一时代使命，来证明中国人在团体组织方面并不输于西方人？
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潘光旦和李景汉也高度重视阿瑟·史密斯的这本《中国人的德行》，并在著作中大段引用其中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特征。潘光旦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大体上很可以说是一幅逼真的写照。明氏以传教师的地位随意观察中国农民，李先生(李景汉)以社会学家的资格研究中国农民，而所见吻合如此，可见明氏这本作品，也决不能和一班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西人著述等量齐观了”[10]。潘光旦在1930年代的著作《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中关于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译自史密斯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将后者原有的二十七章中的十五章都收纳进来，对史密斯讨论中国社会品性的六章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赞其中讨论自私的一章“兼具经济与社会两重意义”。潘光旦认为这些特性，在事实上确乎可以当作“民族的病象看待”，“当先天不足看”。可见，潘光旦完全接受了史密斯的批评。但是，他紧接着指出：“中国民族并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虽不衰老，而确乎有许多不健全之处，例如体格的柔韧、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发展。”“中国真正的弱点在没有第一等的领袖人才。”因此，“中国决不是不可为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相当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出来”。[10]
以下关于数学课程和几何的教学目标，内容均来自于各时期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下面先简要列举出各时期有代表性的规定.
三、卢作孚的思考与实践
西方人的批评同样催逼着白衣书生出身的卢作孚进行深刻的反思。面对时局危机，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人好静的国民性格，“学术匡救之无力”[11]，与梁启超等报人不同的是，他一直在行动。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婉拒了四川军阀杨森提供的教育厅长的高位，转而在成都办了一个小小的通俗(民众)教育馆，以期唤醒民众参与到集团生活之中，最终使得“任何时候到过通俗教育馆的人们, 都对这一新的公共事业发出了深厚的感情”[12]。但是这一成功的尝试因为军阀混战而中途夭折，这让卢作孚意识到“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改造国民性的努力需要有实业和权力的支持。于是，他在担任嘉陵江峡防局局长时期进行了第二场实验——北碚的社会建设；随后又创办了民生公司，以经济产业为基础进行现代集团生活训练。本文尝试从人性论的角度论述卢作孚的这三次集团生活训练的意义。
卢作孚对旧中国民众品性的思考是十分深刻的，尤其对当时饱受西方人批评的“一盘散沙论”的论调有着长期的省察。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是农业社会, 人们安分守己,囿于家庭和亲戚邻里这两重狭小的社会关系而不习惯相互斗争，逃避集团生活，以至于偌大的四川省，虽有无数人才，却不知有哪些公共事业可以努力建设。卢作孚感叹：“四川人太没有问题，太没有公共的问题了。”在一次四川青年举行的学生集会上，组织者邀请以“青年的出路”为题作演讲。这个题目令卢作孚十分诧异，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每一个青年为自己出路而努力，这是根本的错误！”“我们要绝对取消‘青年出路’这问题，以个人为中心的事业, 终究是没有良好结果的，只有社会整体才有出路。”[13]卢作孚号召大家把理想“从个人身上移到公众身上”，全心全意地为公众事业着想, 不要再一门心思只顾自己，以公共理想代替个人理想，“惟有建设全四川人的公共理想, 乃可以促成相互冲突的各军, 以至于一盘散沙的人民, 一致团结起来, 共同努力, 每一个人在大的组织中间作努力的一分子, 综合全局, 以解决一个整整的问题”。因此，即便是“中国人纵然有一盘散沙之称, 但可以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行动团结起来”[14]。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卢作孚看来也是“为全中国人建设一种公共理想, 以促成全中国人的团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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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一般因为茶房地位的卑微而使茶房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但事实上，这一管理顽疾让英国太古洋行和官僚资本的招商局都无可奈何的，唯有小小的刚刚创办的民营小公司成功处置这一问题。不但如此，还将各大公司短板的茶房变成长项，成为民生公司的一个招牌，不但借此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市场份额，可以与太古洋行和官办的招商局平起平坐，成为民族资本的第一，而且在中国人性的探索和证明上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令西方人对中国人开始刮目相看。
(一)茶房问题的成因及轮船公司改革的失败
在清末早期轮船业发展中，外国殖民者的公司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地方上的各种关系与资源，并迅速打开市场，普遍采用“买办制”，这一制度让以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为代表的西方公司迅速地适应了不同港口的方言、商业惯例、市场状况和货币制度的变化。买办成功地胜任了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但是大型买办精力有限，一般会将业务层层转包下去而成为分包商或转包商[15]。买办不但不需要轮船公司支付薪水，反而为了保住经营权而和轮船公司签订合同，缴纳一定的“进贡”。为了尽可能帮助轮船公司节约运输成本，买办们还独立地招聘和管理轮船上的服务员(茶房)，船舶公司因而卸下了培训与管理大量中国员工的重担。买办们的生财之道在于从茶房那里收取工作押金和小费的提成。因此，茶房千方百计地向乘客索取高额小费，甚至不惜欺诈和勒索。如同多米诺骨牌，轮船公司从买办这里获得的经济补贴最终经过茶房转嫁到乘客的身上。虽然乘客投诉不断，但轮船公司对此往往视而不见，并不干涉买办，只在意能否按照合同收到与买办约定好的款项。在西方商人眼里，这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证明而已。
很快，我就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电炒锅的使用者是小李时，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小李是个有名的刺头，软硬不吃，前几任班主任都败在他的手下。
民生的成功改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大量的报道[24]，也吸引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其时正值“新生活运动”，政府以”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教育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提高公共文明水平，最终促成中国社会的彻底转型，以便更好地应对国家危机。卢作孚与新生活运动的倡导者一样，都注重把一盘散沙的社会力量转变成能为国家服务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民生公司的做法被选为“新生活运动”的典范被推广到招商局等其他轮船公司，并派出代表帮助他们学习民生模式来解决茶房问题。小小的茶房问题因国民政府的积极介入而从公司管理问题转变为更广泛的国民生活和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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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本土企业家卢作孚的“科学管理”智慧
太古洋行资本雄厚，是英国科学管理制度的发源地，但是没有成功；招商局是中国政府官办企业，也同样无计可施。那么小小的民生公司又是凭借什么解决这一管理顽疾的呢？深思人性的卢作孚在创办民生公司之初就看到，买办制度造成公司、买办和茶房各自独立，没有给员工任何保护公司利益的激励。公司和买办在管理手下的员工时，都尽可能地降低工资，甚至允许员工不正当地牟利，从而酿成了茶房问题及其类似的问题。卢作孚痛感这种管理方式阻碍了工人的正当发展，造就了各自独立、互相内斗的局面，并取消了工人为社会和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积极性。因此，民生公司一开始就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公司为包括茶房在内的所有员工发放薪水，但不允许他们私自索要小费或自行牟利。为了造就一个团结的集体，卢作孚发起了著名的“现代集团生活”训练。我们可以从公司管理制度、人员招聘和培训以及员工晋升机制三个方面梳理这种管理实践中的智慧。
1. 管理制度：现代化的科层组织系统
第一次加工了500斤柚子皮，宋娟炒了一盘熟菜当样品，然后把柚子皮拉到城里的蔬菜批发市场，那些蔬菜商们开始都不太相信柚子皮也能炒成菜，但尝了几口宋娟带来的样品后，就都深信不疑了，他们纷纷和宋娟签下了收购柚子皮的订单，就这样，宋娟的柚子皮被一车一车地运往城里，成了饭店酒楼和普通市民餐桌上一道独特的农家小菜。
卢作孚的努力深深地感召了一大批志士仁人团结在民生公司周围，如公司创始人之一郑璧成道出的建立和谐团体的愿望：“吾人夙所怀抱，急切企图……劳资交利，泯除阶级对立之形势。”[21]他们期待由民生公司做起，在共同的事业中造就一个和谐团结的集体，以北碚和民生公司的发展“悬出了一个理想, 叫做‘将来的三峡’”，以此证明“中华民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有希望,有前途”[22]。
2.人员招聘和培训
如上文所述，卢作孚创建民生公司乃是为了进行一场社会实验，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将“一盘散沙”的国民团结起来，践行孙中山的“团体救国论”，并力图打破中国人对家庭和亲戚邻里的二重依赖。因此，在人员招聘上，民生公司首开考试招聘的先河，这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是第一例。从民生档案中的卢作孚信札来看，公司最迟在1928年初就开始以考试招募员工，同时也接受学校的公正推荐，几乎完全抛弃了熟人介绍的招聘方式，甚至对最初级的茶房和水手、维修工也公开招考。报名资格是:18至25岁之间，小学或中学毕业，不抽大烟，没有传染病。考试内容有写作、算术、英语、身体检查、心理测试和面试。通过考试的大多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些“知识青年”的可塑性强，训练起来也更为高效。由于报名人多，民生公司这种招聘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在1932年到1935年间，公司每年在重庆举办三四次考试，录取率很少超过20%[20]。到1936年，公司的3 850名员工中有93%是通过这类考试录用的[18]。一旦入选，工人必须完成两个月的严格训练，在具体业务培训之外，特别增加了“民生精神”的培训，讲明民族大义，激励他们对社会作贡献，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18]。公司编写的培训教材明确指出，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员工的思想境界、知识水平、技术能力[20]。这套培训体系非常适合员工本身以及公司、社会和国家的需求。工人一上岗，就能够保持良好的工作纪律。
3.顺畅的晋升机制
公司职工的逐级晋升通道非常畅通，内部的流动性很强。公司根据员工的能力和岗位的需要在职工内部选贤举能，有目标地设置、培养和储备人才，这带来了相当大的内部凝聚力，保证了老员工的忠诚。这种晋升机制带来的“团结感”令老员工感怀不已：“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进了)民生我终生就定了”。相对公平的晋升机制和良好的职业发展预期同样激发了年轻职员的热情。更难得的是，职位的晋升是在公司的科学统筹和规划下进行的，每个人的职业发展有条不紊，有效消除了“竞争性的个体主义”。
此外，为保证职工全年都有收入，增进公司的凝聚力，民生公司克服种种困难，在枯水季也不断航，率先实现了川江上的全年航运。从英国太古公司跳槽过来的老职工曾对比过不同公司间的情况：太古公司的船有季节性，工资只有半年；而民生公司的工资虽然略低些，但却是长期的。由此观之，外国公司才真的是“一盘散沙”。
where Pais the power requirement to meet the actuator movement.
(三)民生模式背后的思想
在卢作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能不有现代的集团组织，“分析起来，不能不有现代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能不有现代的比赛标准，不能不有现代的道德条件”[12]。民生公司就是要以这样一场“现代集团生活”训练来改变中国人原有的依赖关系和旧有的乡土道德基础，从而推动社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在孙中山提出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卢作孚可谓第一位探索现代化具体内容的人。以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来促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尝试是他为民族复兴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的“现代集团”组织思想堪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第一块里程碑。
基于构建现代化社会组织的宏伟愿景，卢作孚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公司组织形式以取代买办制[17]。具体来讲，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以垂直整合的现代科层机构来确保管理上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替换买办的商业经理向其办公室汇报工作，办公室可以更有力地控制船只，幸而能够毫无阻碍地实施各种变革。”[18]这套管理体制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四统制”，包括了“一会”、“三室”、“四处”的办事机构，集权与分工有机配合，以现代理性制度造就紧密的整体，因而效率很高。在中外管理史上，这种管理体制还是首创[19]。
但是，当时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中国人是自私自利的，连三人以上的团体都不会有；“做事情必然是有人捣乱的”，建设必然会毁于内乱，因而“公司组织是不会长久的，是人不会相信的，是人不愿投资的” 。为了彻底地粉碎这些偏见，卢作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我们仅以“集团生活”训练成功地处理茶房危机为例来说明之。
四、民生公司胜利的意义和启示
1933年，卢作孚宣布，尽管对其他外国公司来说，买办制度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我们公司有办法，有能力纠正这个制度，并初步取得了成功。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933—1934年间，其他公司的“茶房”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民生公司却凭借良好的形象和口碑抢占了两成的市场份额，在实力上可以与主要的轮船公司匹敌。太古轮船公司的船长回忆道:“我们非常失落地看到民生公司轮船甲板上的船员数量不多，都穿着整齐的制服；而那些悬挂着外国国旗的轮船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茶房，他们大多是不拿工资而从乘客身上赚钱的人。”[23]船长的“失落”中暗示着一种惊讶：中国人竟然也可以如此规整有序，一家中国小公司的管理水平竟然能够远远超过外国大公司。
茶房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个的问题，背后牵扯到中国人近代以来的整体素质和形象的问题，理解民生公司的成功因而需要更广阔的视角来作进一步的分析。在西方人看来，近代中国人在道德品行和卫生习惯等诸多方面存在缺陷，茶房管理的混乱是中国人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表现之一，甚至当外国公司试图管理茶房时，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中国买办与中国旅客之间的内部斗争”。卢作孚下定决心打破了这一想当然的解释，成功证明了中国人在素质上并不就天生差人一等，中国的精英也有足够的管理和组织能力来进行集体的建设。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胜利，而是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能力与管理潜力的展示。
早在1870年代，《申报》的社论就抱怨服务不好⑤，然而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同样采用买办制的招商局的不作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至1930年代，茶房问题终于逐渐酝酿成最大的管理顽疾。茶房对乘客的勒索和冒犯严重影响了航运业务的发展，还有一些茶房出于经济压力而走私鸦片，船上经常出现违禁品，有时会让船长也受到牵连而被逮捕[16]⑥。最终，太古洋行决定从船上驱逐茶房，但是茶房们根本无视这些外国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是买办提供的，名义上是买办的雇员。轮船公司又去逼迫买办解散茶房，但此举会断送买办的经济来源，因而买办就以辞职相威胁。由于买办在地方上根深蒂固，业务关系甚至世代相传，因而轮船公司无可奈何。太古洋行只好试图以健康原因解雇茶房⑦，并事先取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⑧。在一个深夜，公司联系武装卫兵强行拖走了上海“吴淞号”上的茶房。此举立即招来海员工会声势浩大的罢工，远在广州的海员工会甚至都成立了“吴淞号惨案复仇委员会”。迫于民众的压力，国民政府甚至也因此放弃了对太古洋行进行改革的支持。这家英国轮船公司只好又恢复了“吴淞号”上茶房的工作。太古洋行只好决定放弃解决茶房问题的所有努力，直到一家中国公司带头改革⑨。招商局是清末官办的大型企业，代表了官僚资本，有着强大的政府支持。茶房问题也同样严重，董事长刘鸿生认为不解决茶房问题，所有的改革都无从谈起⑩。但是，他们针对茶房的改革同样招来了工人们的罢工抵制而失败了。
新生活运动和茶房问题实际上折射了近代中国急需建设的一个领域：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面前，那些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性的人必须融入一个更大的社会组织中并服从更强大的权威，对他们的教育培训的长远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短期的商业利益，这是主权中国必须做的一件事，也说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当时不得不起步。
由于汉语和英语具有不同的语调特点，而英语的语调又十分复杂多变，所以有些中国学生尽管能发出正确的英语语音，但仍然不能用地道的语调和节奏读出英语句子。为此，教学时可以通过揭示以下规律帮助学生学习英语语音。
五、结语：对“一盘散沙”论的反省
法国社会学家布留尔认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类型，实与种族无涉[25]。因此，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但却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种族性问题。西方社会的大规模合作也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促成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正是商品经济发展了人们的逻辑思维与理性精神，孕育出较为成熟的现代市民品性[26]。这表明，社会公德与合作精神以及特定的社会生活结构紧密相关，并不是某种种族性的先赋之物。而在由前现代国民性向现代国民性的转变中，除了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之外，社会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民生公司对员工的教育培训虽然是在具体的实业生产中展开的，但是卢作孚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民生公司表面上看起来是做实业的，但其实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教育的环境来培养现代化的人才，诚如他的夫子自道：“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 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27]他的前半生直接从事教育，与恽代英一起在重庆二师兴办新式教育，后又去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一直秉持着一副社会教育家的情怀，“现在所办的实业, 也等于是在办教育, 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 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27]。
此外，曾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被视为对中国抱有“最大之同情与敬意”的西方人，但就连这个“最能在残垣断壁上看出中国之伟大”的人也屡次批评中国人缺乏公心[4]。
注释：
①本文的写作，感谢重庆民生实业有限公司档案室提供资料，感谢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提供帮助，尤其是周鸣鸣老师的热心指导。关于茶房危机的内容，重点参考了美国威廉姆斯文理学院罗安妮(Anne Reinhardt)教授的NavigatingSemi-Colonialism：Shipping,Sovereignty,andNation-BuildinginChina, 1860—1937一书。该书是在罗安妮博士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历经数年的反复修改而成，直至2018年4月才得以出版。其最大亮点是能够从中立的第三者的视角来客观审视太古洋行在中华民国期间与中国民族航运公司(主要是民生公司)的商业竞争，因而十分值得一读。
在选定的仪器参数条件下，采用LA-ICP-MS获取纯铜标准样品的各元素信号值，平行测定6次，然后根据各元素丰度以及其相对于基体元素的信号值大小，用归一化法计算出各元素的含量，并与认定值对比，计算相对灵敏度因子(RSF)，公式见式(1)。
②参见傅斯年的《中国狗与中国人》，载于1919年第六卷第六号《新青年》。
③参见傅斯年的《心气薄弱之中国人》，载于1919年第一卷第二号《新潮》。
④参见鲁迅的《立此存照(三)》，载于1936年第一卷第三期《中流》。
⑤参见 1873年11月5日《申报》。
⑥参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约翰·萨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1825—1898)档案(以下简称JSS)卷Ⅰ，5/13/1874，10/5/1910。
妻子说，我擦这么多年地板，该你擦两年了。我说，我肚子大弯不下来腰。妻子说，谁叫你弯腰擦呀？跟我一样跪在地板上一块一块地擦。不是我不擦，实在是跪在地板上不好受。妻子说，看你一副受刑的样子，你拿拖把简单地拖一拖吧。我像受到大赦一般，乐颠颠地拿拖把去拖地板。
⑦参见JSS，卷Ⅲ，8/8/1933。
⑧参见JSS，卷Ⅲ，7/13/1933。
⑨参见JSS，卷Ⅲ，4/13/1934。
⑩参见JSS，卷Ⅲ，9/1/1933。
参见JSS，卷Ⅲ；9/1/1933，JSS，卷Ⅲ，8/24/1934。
参见重庆市档案馆藏的《全宗号民生》卷号21。
参见民生公司自办刊物《新世界》(8/1/1934)，第51页。
参见民生公司自办刊物《新世界》(5/16/1933)，第22页。
参见民生公司自办刊物《新世界》(6/1/1934)，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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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 森，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生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育哲学及教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9)01-0138-07
(责任编辑刘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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