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局部执政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并建立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局部执政历史舞台的政党，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政治渗透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毅然开展廉政建设，有力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回顾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历史时空可清晰地发现，中央苏区腐败问题表现比较普遍，对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危害也相当严重，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非常复杂。
关键词：中央苏区；腐败；廉洁政府
在赣南和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扩大红色区域和创建各级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对于苏维埃政权内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管辖的区域扩大，人口增加，管理机构的数量和层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管理人员得到大幅充实。但是，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局部执政，就面临着复杂的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任务[1]。在苏维埃运动的大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群众基础。
两组患者术前血浆中IFN-γ、IL-10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6 h及对照组患者术后12、24、48 h血浆中IFN-γ水平均显著高于同组术前，而观察组术后6、12、24、48 h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期；两组患者术后12、24、48 h血浆中IL-10水平均显著高于同组术前，且观察组术后6、12、24、48 h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一、中央苏区腐败问题的表现
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卓有成效，苏区的安全稳定有了坚实的保障。另外，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还带领工农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工作，从事经济与社会等各项建设，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衣食住行需要，真心实意地为苏区群众谋利益。但是，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也有一些宗旨意识薄弱的干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
第一，私吞公款公物。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常带领群众通过打土豪的方式，向土豪要回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方式既深受苏区群众欢迎，又有力震慑了中央苏区的土豪，督促他们与苏维埃政府合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公职人员私吞公款公物的腐败行为。《红色中华》登载了《两个“宝贝”的公审》的文章，文章揭露了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许文亮的罪行。文章指出：“中央政府派他到石城工作，他竟把打土豪来的金表一只，鞋一双，自来水笔一支，不归公家；又把打土豪来的布，不经财政部长的许可，自行做衣服给他老婆着。”[2]此外，《红色中华》“突击队”栏目登载了《拿公款贴伙计婆的头陂军事部长》等文章。这些私吞苏维埃政府公款和公物的行为在中央苏区时有发生，它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央苏区干部的形象和苏维埃政府的利益，而且客观上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贪婪思想。
民族自卑是中华文明走向衰落的精神表征。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将中国的羸弱与落后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的战败、一个个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开了原有的轨道，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任凭洋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道路”[4]P2。此时的中国人惊异于西方的强大却不知为何，义愤于西方的野蛮却无可奈何，对西方国家的称呼从“蛮夷”变成了“列强”。中华民族的自信由此遭到空前的打击，“处处不如人”的自卑心理从此而生，与后来的殖民心态混合在一起，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历史，时至今日，其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根除。
第六，挪用公款做生意。中央苏区时期，政府的经费总体上非常紧缺，很多苏区干部群众都节衣缩食来帮助政府度过难关。但是，有些干部平时不务正业，竟然敢挪用公款做生意。这些干部私拿公款进行投机买卖，通常的做法是将谷米从苏区出口到白区，又将食盐等苏区稀缺的物资从白区非法贩卖到苏区，高价卖给苏区群众。通过这些非法的买卖，这些干部自己赚了不少钱，但苏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却受到极大损害。于都县和胜利县的主要领导都出现了这种严重腐败行为。
第二，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是又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从井冈山到瑞金，中国共产党处处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受到了所在地方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7]。苏维埃政权毕竟是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这样一个时空环境下，各级党政机关中的部分干部不同程度都会受到旧社会的影响，并直接反映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作风中。中央苏区的一些党员干部，曾经思想道德境界高，理想信念坚定。但是，实现局部执政以后，部分干部的思想松懈了，宗旨意识逐渐淡薄了，理想信念坍塌了，经受不住敌对势力的拉拢与腐蚀，逐步走上了腐化堕落的深渊。
（b）You should look up the words the meanings of which are unclear.
中央苏区腐败问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具有严重的危害，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群众基础。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来到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语重心长地说，中央苏区的腐败“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材，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12]。结合中央苏区的历史实际，这些严重的腐败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带来了以下危害。
第一，部分苏区干部始终没有摒弃腐朽的封建思想残余是产生贪污浪费现象的主观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一些错误的封建思想已经世代相传，渗透进入了人们的头脑，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一种“行为准则”，从而引发腐败行为。一方面，官僚主义很难短期克服。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来已久，影响深远，一些旧社会过来的干部内心还没有改变“升官发财”的官本位思想。有的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只是权宜之计，这些人意志不坚定，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冒险投机分子，旧社会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一有机会，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如左祥云本为没落地主子弟，就是因为读过书，熟悉珠算，能够处理一些财务问题而被慢慢推上工程基建所主任的。最终他也没有改变自己自私狭隘的品性，成为了一名贪污浪费分子。另一方面，苏维埃干部良莠不齐。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首次实现了局部执政。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工作的开展，一大批党政军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这些干部的素质良莠不齐。有的干部一直领导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愿意为劳苦大众服务，整体素质高。甚至有些干部即使曾经跟着国民党，但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从思想上完成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任务，素质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仍然有不少干部过去曾经跟着国民党，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委派打入到苏区内部的奸细，专门进行破坏工作。
第二，贪污公款。中央苏区时期，不仅有干部私吞公款公物，有些干部还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一是在工程建设中贪污工程款。左祥云是全苏大会工程所主任，他负责红军烈士纪念塔和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的修建工作，在此期间，左祥云伙同他人经常用工程款大吃大喝，并贪污二百四十六元七角。二是贪污救济款、慰劳费等。1934年2月，《红色中华》登载了《朱宗英吞没捐款》的报道，报道指出：瑞金互济会财务部长朱宗英，他把群众一片二片募捐来去慰劳红军救济被难群众的款子，拿去乱花，进馆子，拿回家去，贪污了一百一十七元多[3]。三是贪污军费。1933年10月，《红星》登载了《给贪污分子以迎头痛击》的文章。文章指出：“邱前林，原系红四十五团团部管理员，他竟胆敢把红军家属寄来红色战士的钱没收八元六角大洋，后被发觉曾受处罚，始终没有纠正。后调到训练班代几天事务员，又贪污三元多。”[4]朱宗英等腐败分子的贪污行为不仅给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辜负了苏区群众节衣缩食支援前线的期望，在苏区群众中形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中央苏区腐败问题的危害
第四，生活腐化。作为中央苏区的干部，本应该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勤俭节约，为苏区群众多做好事。但是，中央苏区时期，有些干部仍然过着相当腐化的生活，这种腐化生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些干部大吃大喝，浪费国家钱财。《红色中华》登载了《吃洋参炖鸡子的军事部长》的文章，文章指出：“门岭县洞头区模范团从白区打土豪回来，该区军事部办酒席欢迎他们，计模范团士兵只有十三名，却摆了七八桌酒，酒席很丰……并在账上记该军事部长买洋参买鸡子去账十余元，说是有病不敢吃药，要洋参炖鸡子吃。”[8]《红色中华》1933年12月11日刊登的瑞金县苏（维埃）某月财政报告书透露，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了16斤甲鱼，还说不够吃。这种随意开支打土豪筹款大吃大喝的现象在中央苏区其它地方也经常出现。二是有些干部将土豪家的小老婆或女土豪据为己有。《红色中华》登载了《贪污与腐化》的文章，揭露了这样一个生活腐化的事实：宜黄县东陂区苏裁判部长李衣录抓到一名女土豪，因为女土豪长得年轻漂亮，这位裁判部长公开把女土豪放出来一起睡觉。这些苏区干部出现的生活腐化行为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辜负了党和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和期望，给苏区干部正常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第三，部分地方出现了逃避甚至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事件。中国共产党整体上非常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长期以来，人民群众真心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就得到了广大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有时候甚至表现得非常无私。中央苏区在粉碎第三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池江和水口与国民党军队爆发了战斗，那时“天气炎热，仗打得异常激烈，粮食一时供应不上，随军的担架民工就把自带的粮食让给部队，保证了战斗的胜利”[14]。但是，苏维埃政府部分干部的腐败现象影响了苏区群众的观感，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受部分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的误导，部分地区因为人民群众不满当地腐败现象而出现逃跑上山、逃跑到白区的现象，有的甚至联合起来反水，成为土匪。1934年9月，《红色中华》登载了《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谈扩红运动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的文章。文章指出：“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东河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15]《红色中华》还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茅坪区裁判部长不负责，一个开了四次小差的分子，又坐了禁闭的，他马马虎虎介绍他去独立营归队，结果该人就拖了二支枪去反水了。”[16]这种工作不负责的马虎行为本质上就是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作怪。
第二，破坏了苏维埃政府的干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革命过程中，绝大部分党的干部都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时时刻刻记住自身的宗旨。毛泽东撰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他带领党的干部和战士为沙洲坝群众开挖了红井，解决了周边群众吃水困难的问题。与此相反，苏维埃党政机关部分领导干部却出现了贪污腐败等行为，这不仅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降低了政府和工农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而且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众辱骂苏维埃政府高级干部的事件。
第一，加剧了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紧张局面。中央苏区所处的地区主要是赣南和闽西两个地方，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人口密度大，要负责苏维埃政府的给养本来就相对艰难。但是，苏区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怨无悔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反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苏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不仅损耗了很大的物力和财力，增加了不少额外的开支项目，而且造成了根据地各项开支及粮食、衣物、药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的困难局面。尤其当中央苏区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任何贪腐浪费行为都可能会给苏维埃政权带来极为被动的局面。因此，为了维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署名文章，文中明确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13]
谁哭了？你咋知道我哭了，我哭是因为这次没考好，总感觉学习不得法，气死了，没办法，哭几句想想法，不成想，路上说话，草棵里有人。
三、中央苏区腐败问题的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私有制的出现。列宁在总结苏维埃俄国出现腐败的原因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分析。他结合苏维埃俄国实际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个人原因、政治体制原因和文化原因等三个方面。中央苏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区域，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既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理论的影响，同时也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因此，中央苏区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更为复杂，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五，官僚主义严重。中央苏区时期，大部分干部奉公守法，一心为民办实事，深得人民群众好评。但是，也有一些干部没有正确看待群众赋予的权利，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一是不为群众办实事，整天游手好闲。1933年6月17日，《红色中华》刊登了《天晓得巡视什么工作！》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于都团县委孙连洪同志，这次县委组织了突击队分配他到高滩乡巡视工作，数天之间他回家过二次，过端午节时他就跑回家去过节，与老婆睡觉。下村时与妇女同志搂头吻颈脖……这样的巡视员，天晓得，还巡视什么工作。”[9]二是对下属和群众摆架子。毛泽东同志一直告诫党的干部，要向叨念阿弥陀佛一样叨念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苏区干部平时不注意发动群众，遇到问题却在群众面前摆架子，发命令。1932年7月，《红色中华》登载了《官僚式的河田乡苏主席》的文章。文章披露了长汀县河田区河田乡主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平时不关心群众生活，更不注意工作方法，总是命令群众来完成工作。有一次，苏区医院请地方安排几名群众到医院帮助完成洗衣任务。这位主席不去也不知道如何发动群众，只是命令群众，并说：“如不听上级命令，罚小洋二百角。”[10]这种官僚主义十足的干部不仅自己脸面丢尽，也破坏了苏区的干群关系，有时候甚至连上级的任务也难以完成。三是部分区苏和乡苏的领导被架空。《红色中华》在1932年3月16日第14期以《威权无上的区苏秘书》为题，报道了会昌县洛口区苏秘书擅越职权，架空区苏主席的事例。无独有偶，1932年9月20日第34期《红色中华》又登载了《受文书指挥的太拔乡苏主席》一文，文中记载：“太拔乡苏主席整天受文书的指示，东跑西走，没有一刻的停歇，而且又无论什么事，乡苏主席是一点都不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禀过文书才敢去做。”[11]应该说，无论是乡苏和区苏，主席应该是主要领导，他们有权力和义务管理辖区内部事务。但是，他们竟然被文书或秘书架空，大事小事都是由秘书们做主，这怎么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三，浪费严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以后，为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增强苏区防御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能力，苏区各级政府开展了不少建设。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本该兢兢业业，精打细算做好各项工作。但是，在中央苏区却时有发生干部严重浪费国家经费的行为。江西省首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披露：“各级政府浪费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5]《红色中华》披露：“中府总务厅管理科长徐毅同志，据说因为中府人员多，经常有晚会，所以他提议建筑一个戏台。在总务厅长同意之下，徐毅同志做了一个预算。这个预算可骇人咧，小小一个戏台初步预算居然一百八十元。”[6]《红色中华》还披露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严重浪费现象：“在瑞金县苏财政部九、十月份收支报告书内，发现许多极大浪费，如九月份文具费用了三百六十元，仅仅白纸一项就支出了二百三十八元……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浪费。”[7]另外，中央苏区在各个地方还发生了对伙夫和洗衣队等没有核算清楚而浪费人力；对棉衣需求预算不当导致浪费价值一万多元衣料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浪费行为不仅浪费了苏维埃政府的各种宝贵资源，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也辜负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和相关干部的信任，甚至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基础。
第三，制度不健全是贪污浪费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各项事业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但是，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制度和各个组织机构仍然不健全，致使贪污浪费现象频发。一是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和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这种情况导致党政机关在经费的领用和收发等各方面的程序不规范，各部门相互之间监督和制约力度不大，手段不多。部分政府机关甚至存在经费自行收取和自行支出的不规范情况。从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看，不仅负责财政管理部门的某些干部利用这些制度漏洞谋取个人利益，而且负责其它工作的一些部门也出现过类似的腐败现象。二是由于干部任免制度没有及时完善。随着中央苏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满足革命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一些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和异己分子也乘机混入了中央苏区党政机关内部。这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异己分子原本就没有纯洁的革命动机，根本不知道参加革命的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丝毫不能坚持这个目标。这些干部错误地认为，参加革命只是个人追逐私利的手段，趁着苏维埃政府尚不健全制度发点财才是自己参加革命的目的。这些现象不仅造成了中央苏区的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损失，而且严重迟缓了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些投机钻营分子甚至错误地认为，参加革命当上领导就有权打土豪分田地，并有权随意分配这些土豪的财产和革命经费，各种贪污腐败行为正是在这些错误的思想影响下慢慢产生的。
第四，中央苏区初期的党政机关的权力结构模式使干部贪污浪费成为可能。从中央苏区初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上看，苏维埃俄国深深影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者的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的显著特征。客观地讲，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样，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特殊情况下有其必要性，它能发挥快速高效动员中央苏区人力和物力，集中力量克服各种困难的作用。但是，如果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都进行效仿，而且没有把苏维埃俄国模式与中央苏区革命实际进行结合，并进一步健全各项制度，在“左”倾思想抬头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家长式作风，形成党政不分甚至以党代政的局面，使各级苏维埃政府成为党的办事机构。“苏维埃好像是党公开活动的形式,苏维埃工作经常照转党的决定,这样就把政权机关群众意义抹煞了，失却了政府工作能力……这种错误亦就产生了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官僚腐化现象。”[18]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因此，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廉政建设理论，对中国旧体制进行适合中央苏区革命实际的改造，使之既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又以中国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实践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不断中国化的实践。
第五，地主资产阶级的拉拢腐蚀是产生贪污浪费现象的外部原因。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中央苏区所有地主和资产阶级先后被打倒，他们成了社会专政的对象，他们的财产、地位都无法保全，部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甚至连生命都无法保全。苏区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为向他们追讨公平正义的人。但是，大部分地主资产阶级永远不会甘心被打倒，他们随时都会趁机采取各种方法拉拢腐蚀苏维埃干部，引诱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走上腐败的道路，从而实现保全自己利益的目的。宜黄县东陂区苏裁判部长李衣录将女土豪占为己有，虽然有苏区干部自身原因，但也存在着女土豪为保全自己的非法利益，蓄意拉拢李衣录走上生活腐化的因素。
病好了以后，李若就搬了出去，她觉得再住下去，对简东亮不公平，她不能一边享受着他的好，一边交着男朋友。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女朋友。
面对中央苏区的各种腐败现象，苏维埃中央政府从完善机构设置、制定和完善反腐败制度、加强廉政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并最终建立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在中央苏区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20]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新时代反腐败斗争，通过采取“打虎”“拍蝇”和“猎狐”等行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已经出现了压倒性态势。中国共产党将不断重温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历史，从中汲取营养，为夺取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王小元，徐志宏.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效果与当代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4)：103-110.
[2]两个“宝贝”的公审[N].红色中华，1933-05-02(03).
[3]朱宗英吞没捐款[N].红色中华，1934-02-24（03）.
[4]给贪污分子以迎头痛击[N].红星，1933-10-22(01).
[5]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577.
[6]一个戏台预算一百八十元[N].红色中华，1933-12-05(01).
[7]开展广泛的反贪污斗争[N].红色中华，1933-12-11(03).
[8]九舍.吃洋参炖鸡子的军事部长[N].红色中华，1933-12-20(03).
[9]张炳如.天晓得巡视什么工作[N].红色中华，1933-06-17(06).
[10]庆承.官僚式的河田乡苏主席[N].红色中华，1932-07-14(08).
[11]阙加珍.受文书指挥的太拔乡苏主席[N].红色中华，1932-09-20(10).
[12]刘良.毛泽东力荐何叔衡、董必武瑞金“肃贪”(上)[J].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0(7)：62-63.
[13]项英.反对浪费，严惩贪污[N].红色中华，1932-03-02(06).
[14]蔡长风.征途漫忆[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15]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谈扩红运动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N].红色中华，1934-09-16(01).
[16]刘兴南.万太地方武装中发现反革命的活动[N].红色中华，1933-08-16(07).
[17]王小元，张璐.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作用[J].党史文苑，2016(1)：31-33.
[18]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413.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 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N].人民日报,2013-07-13(01).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046（2019）04-0016-05
DOI：10.13265/j.cnki.jxlgdxxb.2019.04.004
引文格式：王小元，乐晨.中央苏区腐败问题的表现、危害及根源研究[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9，40(4)：16-20.
收稿日期：2018-04-28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7DJ05)；2019年江西理工大学博士启动项目（编号：JXXJBS19003）
作者简介：王小元（1975- ），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等理论方面的研究，E-mail：wxyb2008@163.com.
标签：苏区论文; 苏维埃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中央论文; 中华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7DJ05)2019年江西理工大学博士启动项目(编号:JXXJBS19003)论文; 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