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摘要]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学科发展的必经阶段，对其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具有重要意义。国外社会工作学者对本土化的涵义及意义存在多种观点与争论，加大了本土化概念与意义的模糊性和流变性。同时，社会工作学科后发展国家社会工作本土化模式和路径的探索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国情和传统。对他们而言，源生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价值伦理如何与本土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助人体系相契合，发展具有文化相关性的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模式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的重要议题。在此期间，随着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扩展、服务人群的扩大化，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也由社会工作学科后发展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工作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
[关 键 词]社会工作 本土化 土生化 文化相关性
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伴随着西方社会变迁和工业化进程而产生、发展、成熟。经过近50年的发展，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工作完成了由初步专业化到高度专业化的过程，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的重要制度化措施，同时也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作为高度专业化、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成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本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策略。发展中国家开始大规模从欧美发达国家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在国内大力兴办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向社会公众、组织等提供社会工作服务。随着引进的社会工作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学者开始反思“进口”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问题。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被纳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中来，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也面临着多元文化价值的挑战，迫切需要改进过去以城市居民、白人服务对象为主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体系。由此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关联性”、“土著社会工作”等社会工作新的发展热点和议题开始成为社会工作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和领域。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后发国家，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学者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研究。在此背景下探索、梳理国外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的现状、模式与成果对推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涵
20世纪初，社会工作在西欧和北美开始了专业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工作开始在印度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得到传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地社会工作专业化开始步入加速轨道，这个时期的社会工作专业化也被视为是发达国家（西欧和北美）社会工作实践、教育和研究方法的后殖民传播。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案主和社区往往持有当地的文化规范、风俗习惯、价值信仰体系和生活模式。那么源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实践？针对该问题有的学者开始质疑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可以不经任何修改就可以出口到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不同社会这种潜在性假设。[1]Prager，E.，“American Social Work Imperialism：Consequences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Israel”，Journal of Jewish Communal Service，Vol.61，1985，PP.129-138.[2]AlmanzorA.C.，“TheProfession ofSocialWork in the Philippines：Historica Background”，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No.9，1966，PP.27-34.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1971年第五次联合国社会工作培训国际调查中首次提出社会工作本土化概念，并将社会工作本土化定义为“将社会工作职能和教育与特定国家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过程”，[3]Resnick，R.P.，“Conscientization：An Indigenou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19，No.2，1976，PP.21-29.联合国最初用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社会工作理论对其他国家的不适当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欧美社会工作范式已经与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极不相容，[4]Healey，L.，“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Curriculu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All Our Futures：Principlesand Resource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a Global Era，R.J.Link&C.S.Ramanathan（ed.），New York：Brooks Cole，1999，PP.14-29.[5]Moore，Sharon E.，and Wanda Lott Collins.，“A Model for Social Work Field Practicums in African American Churches”，Journal of Teaching in Social Work，Vol.22，No.3/4，2002，PP.171-188.因此针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内涵的研究成为国际社会工作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不同学者对本土化涵义的界定却存在诸多不同。以下分别对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观点进行梳理，以廓清本土化的基本面貌。
春节是全世界华人心目中最重要、最隆重的家族庆典，也是团聚的日子，团圆的日子。 从过小年开始到大年三十除夕夜，从初一到初七再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每一天都有它独特的内涵。 这个节日里，有开始、有尾声，有思想、有仪式，有对遥远过去的追忆，也有对美好愿景的展望，以延绵不断的传统习俗和震古烁今的传统的力量，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谱写着辞旧迎新的篇章。
Midgley认为本土化是指“适当性”，意味着职业社会工作角色必须适合不同国家的需要，社会工作教育必须适合社会工作实践的需要。[6]Midgley，J.，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Heinemann，1981，PP.10-25.Midgley提出此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帝国主义，是从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展自主性角度对本土化进行的阐释和解读。印度学者Nimmagadda则认为“本土化”反映了西方社会工作框架或西方实践方法移植到另一个环境中的过程，在此期间通过对其修改以适应不同环境的需要。[7]Nimmagadda，J.and Cowger，C.，Cross-cultural Practice：Social Worker Ingenuity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Practice Knowledg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3，No.3，1999，PP.261-276.与Midgley的认识不同该概念单纯从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范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移植的角度对本土化内涵进行界定。随着对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土化内涵也逐渐由对西方社会工作模式的调整和修订以使其适应不同环境的社会工作需求转向根据本土文化、价值因素进行社会工作知识创新等方面。Osei指出本土化既包括对外来思想和实践的适应，也包括社会工作新方法的发展，或对本土思想、实践模式和助人过程的重新审视。根本而言，本土化是指社会工作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地环境（社会工作实践反过来又受到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因素以及本土话语、助人模式和对社会工作反应的影响）。[8]Osei， H.K.，“The Indigenis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Education in Africa：The Dilemma of Theory and Method”.Maatskaplike-Werk/Social Work，Vol.32，No.3，1996，PP.215-225.Moore和Pearson则指出由于不同社会文化、宗教态度对社会问题的界定和影响不同，因此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意味着社会工作教育、实践、研究、社会服务提供的模式要在吸收不同社会文化和宗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方法和实践的创新。[1]Moore W.R.，Pearson F.，Rife J.C.，et al.，“Reinventing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ervice Delivery in Rural Areas：An Interdisciplinary Model for Serving Vulnerable Populations”，Contemporary Rural Social Work Journal，Vol.8，No.2，2016，PP.63-65.
除以上界定之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意味着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与引入地文化之间的耦合与融合问题。[2]Gray M.， AllegrittiI.， “Cross-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Indigenisation of African Social Work”，Social Work Stellenbosch，Vol.38，No.4，2002，PP.324-336.如Gray强调，本土化本质上与文化有关，无论它是表达当地文化，还是表达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恢复本土文化或者是传统。Gray进一步将本土化的核心要素概括为文化适宜、整合调整、创造性融合、土生化以及本土知识和国外知识与理论的平衡，[3]Gray，M.，J.，Coates and M.Yellow Bird.，“Introduction”.In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M.Gray，J.Coates and M.Yellow Bird（ed.），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2008，PP.1-12.[4]Osei，H.K.，“The Indigenis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Education in Africa：The Dilemma of Theory and Method”，Maatskaplike-Werk/Social-Work，Vol.32，No.3，1996，PP.215-225.同时本土化应该“强调文化维度、跨文化的社会工作方法以及作为实践基础的理论、哲学和价值观必须契合当地知识、文化等要素”。[5]Al-Krenawi，A.and Graham，J.R.，“Principle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the Muslim Arab World”，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4，2003，PP.75-91.[6]Yang R.，“Internationalisation， Indigenisation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China”，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Vol.49，No.1，2005，PP.66-88.进而言之，本土化意味着社会工作知识应该来自本土文化内部反映本土的行为和实践，在本土的参照框架内进行问题解释从而与本土相关，它应该解决与本土文化和特定背景相关的问题。社会工作相关的活动、思想、过程和技术都必须捕捉特定社会的建构现实。由此言之，本土知识的发展是自反性的，需要研究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将他们对当地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思考融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并努力按照当地的参考框架解释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土化可以看作是跨文化的实践以及对本土知识、文化、经验的融合与创新。Gray为了丰富本土化的内涵，将本土化和本土知识、土生化和原住民社会工作作了连结和分析，她认为，本土化最初缘于发展中国家对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工作模式在其他国家普遍适用性的质疑，本土化既是文化多样性与专业化帝国主义对抗的结果，也是西方社会工作模式在非西方社会情境下不能完全奏效的产物。[7]Coates J.，Bird M.Y.，Gray M.“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Indigenous Social Work”In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Mel Gray，John Coates，Micheal Yellow Bird （e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6，PP.77-86.转引自卫小将：《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阐述》，《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第87页。因此，本土化同时要求对本土知识和多元文化保持文化敏感性，并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原住民遭受殖民压迫的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发现与本土情境和文化相关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与本土文化相关的知识、技术和理论。由此可见以上学者将本土化视为一种努力，将位于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位置的多种声音和认识方式展现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后现代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地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工作的单一、静态的定义正在被解构，以便为全球化力量和国际交流所强化的文化和知识过程的流动性和变化性让路。
近年来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逐渐增多，其中以 Kristin M.Ferguson、Mel Gray等为主要代表。Ferguson分析了目前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的四种模型，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现有的研究模型只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知识经验和实践模式的单向引入，忽略了社会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的多向交流与合作。Ferguson指出社会工作本土化应该超越本土化和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的局限，通过跨文化和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构建全球性、多方位的技术模型。Ferguson依据Mayadas和Elliott于1997年提出的社会工作交流模型提出了新的模型，[1]Mayadas，N.and D.Elliott.，“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Policies and Practices”.In M.Reischand E.Gambrill（ed.）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Pine Forge Press，1997，PP.175-185.如图1所示。Ferguson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工作技术的革新和传播已不限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新的社会工作技术和理念并影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不必然按照之前学者提出的模型框架划分的三个或四个阶段来进行，而是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土生化（authentication）知识，并影响发达国家。根据Ferguson的模型，社会工作思想可以被进口国接受和实施或者经过修改、接受最后实施；又或者作为当地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产物，在一个国家或文化中产生。从本质上讲，国家之间持续的纵向、横向对话以及交流统一了这三种可能性，并保持了多向模式的运作。在多向模式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循环，传播社会工作创新技术和思想，或从其他国家接收此类技术和思想。从本质上讲，这种循环模型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思想和知识是流动的，不断地从一个国家或文化到另一个国家或文化进行调整、重新调整、实施和重新实施。[1]Ferguson，Kristin M.，“Beyond Indigenization and Reconceptualization：Towardsa Global，Multidirec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8，No.5，2005，PP.519-535.
另一方面，重视本土传统治疗技术和方法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运用。以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研究为例。有学者指出传统治疗植根于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中，其中又以愈合仪式和宗教仪式为主，二者以社区文化规范和宗教信仰为基础。[1]Hoch-Smith，Judith，and Anita Spring(ed.).Women in Ritual and Symbolic Roles.New York：Plenum Press，1978，PP.207-215.伊斯兰教的生活基础是其自然帮助系统和传统身体—心理治疗形式的一个互融性和合法化的方面。不识字或不懂社会工作语言的穆斯林民众可能更喜欢传统的治疗仪式，而不是现代的、松散的咨询技巧。[2]Ashencaen Crabtree，Sara.，“Dilemma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Islam，Localization and Social Need”，Social Work Education，Vol.27，No.5，2008，PP.536-548.阿拉伯国家文化和宗教仪式在本质上是变革性的，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整合自己的某些部分，并将个人与社区和历史联系起来。传统治疗仪式提供形式、结构、意义、独特的交流模式以及适当处理问题的机会。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仪式来支持“案主制定自己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同时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在案主生活的其他方面使用仪式。[3]Frey L.A.，Edinburg G.M.，“Helping，Manipulation，and Magic”，Social Work，Vol.23，No.2，1978，PP.89-93.对阿拉伯穆斯林民众来说宗教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可以体验、概念化和表达心理-社会问题。有关学者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中，阐述了宗教如何提供个人宣泄和心理救济、自我实现、自然形式的社会支持、冲突解决、家庭和婚姻调解以及群体凝聚力和支持等问题。[4]Al-Krenawi A.，Graham J.R.，“Islamic Theology and Prayer：Relevanc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3，No.3，2000，PP.289-304.鉴于非正式和正式的支持来源可能与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交织在一起，有必要促进社会工作者与传统治疗师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工作者与传统治疗师与案主接触的方式和层次上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传统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应共享彼此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促进了相互信任并加强了援助过程。[5]Al-Krenawi A.，Graham J.R.，“Social Work and Traditional Healing Rituals among the Bedouin of the Negev， Israel”，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39，No.2，1996，PP.177-188.[6]Rando T.A.，“Creating Therapeutic Rituals in 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Bereaved”，Psychotherapy： Theory，Research， Practice，Training，Vol.22，No.2，1985，P.236.
综上可知，本土化在社会工作学科背景下是个十分冗杂且模糊的概念。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和实践的发展本土化概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通过对上述观点的梳理，可以将国外的社会工作学者对本土化内涵的研究归结为以下四种观点类型：
首先，本土化意味着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范式由社会工作专业发源地向边陲区域和周边国家的拓展和延伸，由此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本土化进程。一种类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范式进行引介的过程中，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本土知识进行融合使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另一种情况是，本土化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实践由以城镇为中心向边陲地区、原住民生活区拓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逐渐与原住民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亚文化进行融合，不断修正、完善社会工作理论、范式和方法，逐渐实现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化。其次，本土化的过程意味着西方社会工作需要与本土知识、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复杂的文化因素进行融合，在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对引入的社会工作理论、范式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形塑本土社会工作知识、话语和方法体系。再次，本土化是发展中国家构建本土学术话语，防止社会工作专业帝国主义，彰显本土社会工作职业和知识自主性的过程。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争论
综上而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学者普遍认识到在社会工作实践、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探索中保持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敏感性的重要意义。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将社会工作的一般化原则、价值伦理、助人技巧与本土的、地方性的信仰体系、助人网络、家庭制度进行创新融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教育的探索进程。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文化具有流动性，本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也处于不断流变、整合、创新的过程中，刻板性的遵循某种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地方性知识对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而言都是不明智的。因此，实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学者在保持文化敏感性的同时应不断加强对地方性知识的积累与反思，采取建构主义的视角和观点看待本土知识和社会工作实践，在不断反思的同时形成具有本土特色和风格的社会工作实践体系和教育模式。此外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同样需要保持开放性的姿态，加大本土社会工作与国际社会工作界的交流与沟通，在分析、总结国外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的优秀成果基础上不断贡献本土智慧。
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结果感到不满，促使它们与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保持距离，并从内部对结构性社会问题进行新的反思。以此为契机，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模式进行了探索，包括对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实践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研究，借此构建具有本土文化相关性的社会工作体系。
其二，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多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本土知识在社会工作实践和理论中的重要性，反对普遍社会工作框架和西方社会工作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专业霸权。作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Midgley于1981年出版的《专业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工作》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立场。Midgley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是西方“专业帝国主义”的产物，而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的生搬硬套，限制了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对本土问题的回应。Midgley指出，二战之后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新独立国家建立的社会工作教育机构中被广泛采用。事实上，Midgley认为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方法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在很大差别。一方面，社会工作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反映了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宗教观念等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状况与案主的特点、需求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较为模糊，社会工作者的待遇较差、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社会工作者可资利用的资源较少；与西方社会相比，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案主主要是贫困者、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等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帮助，西方社会工作强调临床和个案焦点的工作方法对此显然力不从心。[5]Midgley J.，“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Learning from the Third World”，Social Work，Vol.35，No.4，1990，PP.295-301.[6]Midgley，J.，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Heinemann，1981.转引自卫小将：《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阐述》，《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第89页。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回应发展中国家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
同理，可对2#、3#和4#纸样建模，并求解其特征向量为W2=(0.0364,0.0509,0,0.0174,0)T，W3=(0.0379,0.0617,0,0.0183,0)T，W4=(0.2509,0.2159,0,0,0)T。
图1 循环、多方向的转移模式—社会工作技术的再转移、本土化和土生化[2]Ferguson， Kristin M.， “Beyond Indigenization and Reconceptualization：Towards a Global，Multi-direc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8，No.5，2005，P.532.
针对普遍社会工作、专业帝国主义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争论，Gray提出了文化折衷模式。Gray认为文化是实现本土化、保持普遍性、避免帝国主义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他呼吁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应该加强交流和对话，在不断互动中形成新的文化类型。[2]Gray，Mel.，“Dilemma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Paradoxical Processes in Indigenisatio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l.14，No.3，2005，PP.231-238.通过这种新的文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者都可以学习到新的技术、理念。此外，考虑到文化多样性，建立在当地文化基础上的本土社会工作应该成为国际社会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将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作为圭臬在全世界推广。
三、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及实践模式的本土化探索
其一，对本土化的价值持有异议。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站在本土化负面效应的角度阐述本土化的不可取性。如Yunong等认为，尽管本土化已经成为社会工作研究中的一个流行术语，但还没有经验证据来说明这一点。社会工作中的本土化支持者在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同时，盲目地坚持现有的本土文化和社会结构。此外，他们还质疑从欧洲、北美和其他来源进口的社会工作不适合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本土化旨在使社会工作静止不动，对新出现的问题没有做出回应，并且本土化倾向于夸大国外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共性。Yunong等进一步指出，西方社会工作并不促进专业帝国主义，因为它的价值观鼓励尊重个人差异以及社会和文化多样性。同时，单纯强调本土化是合理化当地存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1]Yunong H.， Xiong Z.，“A Reflection on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1，No.5，2008，PP.611-622.同样，Baron等指出关于本土化的辩论是错误的和不必要的，因为西方社会工作所处的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相同，并且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希望现代化，像发达国家民众一样生活，因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模式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需求和存在的社会问题。[2]Bar-On A.A， Prinsen G.，“Planning， Communities and Empowerment：An Introduction to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2，No.3，1999，PP.277-294.持另外一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完全否定本土化，而是主张社会工作的发展应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Lyons认为全球化影响了那些以前认为自己的工作基本上植根于当地条件和社区需求的人的实践，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地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可能具有适合不同社会情境和国别的社会工作实务的特点。[3]Lyons K.，“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mplications”，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36，No.3，2006，PP.365-380.受全球化的影响世界社会网络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跨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互动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Gray和Fook认为探索一种灵活而有弹性的普适性社会工作框架是可能的，这种框架既允许不同文化语境下特定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同时为普适性社会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工作方向和实践目标，即保证社会工作有助于最好地实现社会正义，使现实世界成为因普遍的不公正、贫穷而受苦的人的更好的生活场所。[4]Mel Gray&Jan Fook.，“The Quest for a Universal Social Work：Som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Social Work Education，Vol.23，No.5，2004，PP.625-644.
（一）国际社会工作教育本土模式探索
作为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缺乏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知识积累和福利基础，因此在社会工作发展的最初阶段，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译介西方社会工作教材和理论体系来建立本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知识和理论基础，并模仿西方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和内容建立本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制度。可以说，这种社会工作教育范式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不是从本土的社会经济现实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中产生，而是对西方社会工作教育模式的嫁接与移植，导致社会工作教育与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相脱节。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探讨本土社会工作教育模式是社会工作本土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相关学者关于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定价高的任务完成的情况较好，在城市中心的任务完成情况也较好。在市中心是因为交通便利，会员容易到达，也因为市中心的人员更加密集，周围分布的会员多，任务更易被完成。
首先，改革社会工作课程内容契合本土社会需求，融入本土社会工作知识和经验。这种改革首先在社会工作高等教育机构中展开，并逐渐扩展至其他层次的教育机构。Hwedie对博茨瓦纳大学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探索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他指出该校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主题、路径和模式与博茨瓦纳国家发展目标、本土社会服务需求以及博茨瓦纳大学谋求社会工作教育国际化的诉求相结合，逐渐探索出本土社会工作教育模式。为了使课程内容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当地社会工作服务需求，从课程制定之初该校便邀请当地利益相关者、社会工作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和组织管理者参与确定当地需求。同时该大学组建了由多部门、多学科专家参与的专业委员会负责制定课程类别和授课内容，委员会成员包括社会工作学者、社会工作职业和咨询服务主任、心理学、健康中心的代表等。为了确保课程符合区域和国际标准，同时研究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工作课程，在此基础上初步确定课程类别和内容。[3]Osei-Hwedie K.，Rankopo M.J.，“Developing Culturally Relevant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Africa：The Case of Botswana”.In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Mel Gray，John Coates，Micheal Yellow Bird（e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6，PP.203-218.Eleanor Ross则探讨了将多元的、本土的、以非洲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模式概念化的可能性，目的在于将非洲传统、精神以及道德与西方社会工作助人和治疗方法融入当地的社会工作教育课程中。为此，他指出需要重新配置和重新设想社会工作教育课程，包括将传统治疗方法纳入社会工作课程内容，并重点研究土著文化习俗和传统助人网络，如集资互助组（stokvel）和安葬协会（burial societies）等。[1]Eleanor Ross，“Inaugural Lecture：African Spirituality，Ethics and Traditional Healing-Implications for Indig-enous South Africa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and Law，Vol.3，No.1，2010，PP.44-51.
其次，变革社会工作教育目标，提高社会工作实践教育比例，加强社会工作职业技术教育。Triegaardti分析了影响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本土化进程的问题。他指出在本土化过程中，大学社会工作教育者的要求是制定与社区需要相适应的课程，这意味着放弃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同时也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的愿景、使命、目标和方案。[2]Triegaardt J.D.，“Indigenisation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A Personal View at a University”.In Indigenis-ation in Social and Community Work Education，De Kock D.，Hall T.，Hayden W.，et al（ed.），Pretoria：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1997，PP.59-67.虽然大学在南非等非洲国家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高昂的学费和严格的入学标准，使大量潜在的社会工作学生被排除在正规社会工作教育之外，而且大学的社会工作教育注重对学生的理论基础的培养，而忽略了技术和实践技能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不利于真正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有鉴于此，有学者指出要加大社会工作职业技术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是教育部门和行业机构（社会福利服务提供者）共同制定教育计划以满足社会工作行业（服务提供者）需要的方法。[3]Desiree de Kock.，“Indigenisation of Social and Community Work Education： Personal Technikon View”， In：Indigenisation in Social and Community Work Education，De Kock D.，Hall T.，Hayden W.，et al（ed.），Pretoria：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1997，PP.69-78.职业技术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过程中发展必要的社会工作技能。[4]Graham，M.J.，“The African-Centred Worldview：Developing a Paradigm for Social Work”，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9，No.2，1999，PP.251-267.这种由服务提供者参与设计教育计划的职业培训模式也有助于课程内容的本土化。
再次，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加深对本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认识，以此为基础改革并补充社会工作教育内容和理论体系。由于欧美社会工作伦理框架包括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功利主义（边沁）、道义论（康德）等强调个人权利和责任与非洲国家普遍具有的集体主义价值伦理不相符合。因此，有学者指出需要发掘共同的非洲价值原则、精神以及社区社会心理模型（communal psychosocial models）补充个性理论和社会心理发展理论（例如弗洛伊德理论、埃里克森理论、皮亚杰理论等）。[5]Kasese-Hara M.，“Human Development in‘Underdeveloped'Contexts”.In Critical Psychology，Hook D.，Mkhi-ze N.，Kiguwa P.， Collins A.（ed.），Lansdowne： UCT Press， 2004， PP.540-558.Kuse详细分析了广泛存在于非洲国家中以乌班图（Ubuntu）为代表的伦理原则和集体主义价值信念，它强调所有人类价值和尊严的精神以及全面性原则，即每个人都必须为一个社区或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有意义的关系享受个体的自由。[6]Prozesky M.H.，“Well-fed Animals and Starving Babies：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from Process and African Perspectives”.In African Ethics：An Anthology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Ethics Murove MF （ed.），Scottsville：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2009，PP.298-307.有鉴于此，需要发展一种基于非洲集体主义价值观、规范和信仰体系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社会工作教育培训要想有效地提供服务，就必须体现本土人民的价值观。
由图３可以看出，第2组除了意志下滑情形外其余5种情形信息量均高于第1组，表明第2组团队建设出现意外情况概率低于第1组，团队建设常态时稳定，但一旦出现某情形时信息量便剧增，隐患及潜在危机更强，需要积极防患，注意团队建设．
2.5.11 术后急性尿潴留 应针对病因进行防治。彻底切除增生前列腺，特别是前列腺尖部。术后口服α受体阻滞剂可预防尿潴留发生。一旦发生可行导尿术并口服α受体阻滞剂。
（二）国际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模式探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工作方法被引进到发展中国家以来，它们在非西方背景国家的相关性和适用性一直饱受争议。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首先：西方社会工作方法或实践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社会问题的性质和类型不相符合；[6]Bose，A.，“Social Work in India：Development Roles for a Helping Profession”.In M.Hokenstad， S.Kh-induka and J.Midgley（ed.）Profil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Washington，DC：NASW Press，1992，PP.71-84.其次，西方社会工作原则和价值观与非西方国家文化和哲学不相容：反对职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等是社会工作学术研究和会议中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在过去50年中促进社会工作实务方法发展的著作大量涌现，推动了与特定文化模式相契合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
大量研究证明，文化特别是地方性文化在发展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7]Ngan R.，“Cultural Imperialism：Western Social Work Theories for Chinese Practice and the Mission of Social Work in Hong Kong”，Hong Kong Journalof Social Work，Vol.27，NO.2，1993，PP.47-55.[8]Gray，Mel，John Coates，and Tiani Hetherington.，“Hearing Indigenous Voices in Mainstream Social Work”，Families in society，Vol.88，No.1，2007，PP.55-66.[9]Weaver，Hilary N.，“Indigenous Peopl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Unique Issues for Human Services”，Social Work ，Vol.43，No.3，1998，PP.203-211.发展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核心是通过本土文化、知识特别是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工作普遍性的价值原则、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双向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契合本土性、地方性实务需求的社会工作实践方法。Ling认为文化具有多元性、混合性、异质性等特点，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10]Ling H.K.，“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ly Appropriate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Sarawak，Malaysia”.In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M.Gray，J.Coates，&M.Yellowbird （ed.），Burlington：Ashgate，2008，PP.97-106.发展契合当地需要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首先应该了解当地的文化、知识，人们思考知识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认知方式。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哈特曼认为“有多种了解事物的方式”,[11]Hartman A.，“Many Ways of Knowing”，Social Work，Vol.35，No.1，1990，PP.3-4.采用哪种认知方式主要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文化塑造了我们的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和价值预设，而这些反过来又反映和表达了我们的文化。此外语言、文化与交流的过程和风格密不可分，因此发展本土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需要了解社区民众的沟通形式和过程，防止社会工作者自身的文化负载（culture laden）与社区民众的语言和沟通模式相脱节。此外，社会工作实践的认识论基础是文化与帮助及理解方式（ways of helping and knowing）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通过以地方世界观和认识方式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来发现地方知识。这意味着社会工作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摆脱“职业封闭”（professional encapsulation）和知识帝国主义，以发现当地知识和帮助方式。
社会工作者在地方性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了解家庭、亲属网络、宗教系统在当地助人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采用的方式，并保持一种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与文化相适应的社会工作实践应包括理解家庭和扩大家庭网络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强调个人自我发展方式的人类发展理论。这种自我发展方式不仅由家庭和社区形成，而且也由文化、宗教和精神形成。社会工作者应深入研究当地的世界观和文化，并在社区、群体、家庭和个人层面了解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确保社会工作者既不受“占主导地位的”多数人的文化的引导，也不受被忽视的“少数人”的文化的引导，而是与所有文化相接触从而保持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敏感性。因此，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演变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也不仅仅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适度适应，而是与当地实践和规范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更具文化竞争力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1]Al-Krenawi A.，Graham J.R.，“Principle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the Muslim Arab World”，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4，2003，PP.75-91.在这方面阿拉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在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方面，针对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在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异质性，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充分意识到实践模式和技术的文化契合性。有学者研究指出，在阿拉伯国家社会工作者应充分了解一夫多妻制对家庭成员的文化和个人意义。如考察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女性面临着独特的生活转变问题；分析一夫多妻制对儿童功能（社会、学习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问题等。[2]Al-Krenawi A.， Graham J.R.，“Islamic Theology and Prayer：Relevanc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3，No.3，2000，PP.289-304.在阿拉伯国家中广泛存在的血仇现象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异质性文化的一个侧面。针对血仇问题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者不要强加文化上不适当的技术，如坚持将家族成员预约至社会工作者办公室而不是继续家访，而应该利用阿拉伯社区内的调解人来解决或减少与血仇冲突有关的紧张关系；为家庭成员提供具体的服务。[3]Al-Krenawi A.，Graham J.R.，“Culturally Sensi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Arab Clients in Mental Health Settings”，Health&Social Work，Vol.25，No.1，2000，PP.9-22.
与阿拉伯国家类似，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家庭制度等在印度社会生活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对社会工作本土化也产生了不同层次的影响。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宗教思想、种姓制度等对印度民众社会生活方式的制约十分强烈，因此相关研究都着重将印度宗教思想、种姓制度、家庭制度等与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相结合，提高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与本土文化的协调性。有学者指出，在印度有四种文化要素对社会工作实践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印度民众对“法”“责任”等价值的认知不同于西方；其次，宗教观念如业力意味着命运、宿命；再次，集体主义文化，联合家庭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心社会制度；最后，种姓制度。有四种主要的等级制度，每个等级的进入都是由出生决定的，种姓间的流动与通婚是不被允许的。[4]Ranganathan，T.V.and Ranganathan，S.，“Meeting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Addiction”.In Meeting the Mental Health Nee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NGO Innovations in India，V.Patel and R.Thara（ed.），.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Inc，2003，PP.289-308.这四种基本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在规制印度民众生活的同时也影响了印度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根据印度本土的文化、宗教、家庭制度等的特异性，有学者设计了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如针对印度下层民众中广泛存在的酗酒问题，制定了支持性的家庭计划。在该计划中，家庭成员必须参加酗酒家庭成员的治疗进程，在这个计划中他们扮演“伪顾问”的角色。由于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家庭成员可以很容易地参与到项目中。这种指导性实践契合了在印度文化中集体家庭价值观念，因此与本土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此外，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方法建立在家庭群体支持的基本维度上，纠正了西方治疗模式的高度个人主义风格。
随着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很多学者认为本土化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独有的现象，因为即使是北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也面临着为原住民、少数民族、移民和难民等制定与其文化、习俗等相关的干预措施的考验。[8]McKay S.，“Social Work in Canada's North：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ffecting Aboriginal and Industry-based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30，No.3，1987，PP.259-278.[9]Schmidt G.G.，“Remote，Northern Communities：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3，No.3，2000，PP.337-349.因此本土化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与其本土文化、知识和当地经验进行协调融合，同时也包含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在为来自农村、边缘地区以及远离社会工作发源地的案主、原住民、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的过程中对工作方法、理论模式进行调整以适合当地的社会工作实践的过程。正如Gray指出的本土化主要有两股潮流，一股出现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另一股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主要与为原住民、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专业服务和教育的本土化有关。[1]卫小将：《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之阐述》，《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第86-91页。本土化的研究被进一步拓宽，改变了以往认为的本土化即是社会工作专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现象，提出即使一国之内也存在着由社会工作中心向边缘地区的本土化问题。此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工作本土化还被视为构建自身话语权的主要手段。[2]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挑战了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知识和主导话语的文化霸权。本土化不仅被发展中国家视为是与社会有关的职业问题，同时也作为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主张社会工作知识和职业的自 主 性 。 Wong Y.L.R.，“Reclaiming Chinese Women's Subjectivities：Indige-nizing“Social Work with Women”in China through Postcolonial Ethnography”.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Pergamon， Vol.25， No.1，2002， PP.67-77；Tsang A.K.T.， YanM.C.，“Chinese Corpus，Western Application：The Chinese Strategy of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Social Work Discours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4，No.4，2001，PP.433-454.
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家庭对个人帮助的参与可能是相当大的，可能会使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更加复杂。阿拉伯穆斯林社区、家庭是向个人提供持续支持的来源，家庭成员也对个人问题高度重视，他们可能会参与到社会工作帮助工作中。[7]Al-Krenawi A.，Graham J.R.，Sehwail M.A.，“Mental Health and Violence/Trauma in Palestine：Implications for help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Vol.35，No.2，2004，PP.185-209.当某个家庭成员遇到问题时他的恢复会引发其他成员的关注。[8]Al-Krenawi A.，Graham J.R.，“Principle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the Muslim Arab World”，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4，2003，PP.75-91.为了在此种家庭结构中有效地开展工作，社会工作者通常需要阅读家庭的生态地图、确定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代表案主与家庭内部有权势和影响力的成员合作促进案主问题的解决。
除了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之外，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探索社会工作知识和服务体系的创新，使社会工作服务更加贴近社会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发达国家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案主、原住民被纳入到社会工作服务框架中来。同时，大量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学生开始接受社会工作专业学习。然而，发达国家以白人为中心、以欧美为主导的社会工作理论、技巧和工作模式与原住民、少数民族文化难以协调与融合。该问题引起了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学者的重视，他们呼吁抵制以欧洲为中心的教学，并从本土、原住民以及少数族裔视角改革社会工作教育体系，促进社会工作基础学习。[1]Kwakuosei-Hwedie，“The Challenge of Social Work in Africa：Starting the Indigenisation Process”，Journal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Vol.8，No.1，1993，PP.19-30.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改革和本土化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内容编写和教授方面需要与原住民进行合作，同时要求来自非本土文化的社会工作者、学生与本土学生在移情、信任和尊重基础上建立新的教学关系和同事关系，防止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本土学生的排斥和剥削；[2]Hart，M.A.，“Seeking Mino-pimatasiwin （the Good Life）：An Aboriginal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The Native Social Work Journal：Nishnaabe Kinoomaadwin Naamaadwin，Vol.2，No.1，1999，PP.91-112.[3]Christensen，Peter，and Ian Lilley.，“The Road Forward？Alternative Assessment for Aboriginal and TorresStrait Islander Students at the Tertiary Lev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Education，Vol.25，No.2，1997，PP.43-46.加深对原住民文化、信仰以及固有的助人实践模式的理解，在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中增设原住民社会工作教育课程。[4]Gair，S.，“Missing the ‘Flight from Responsibility'：Pursuing SpacesforSocialWork Education Relevantto Indigenous Australians”.In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M.Gray，J.Coates，&M.Yellowbird （ed.），Burlington：Ashgate，2008，PP.219-230.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在反思社会工作对本国原住民、少数族裔适用性的同时，应进一步思考欧美社会工作模式潜在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弊端。[5]Bruyere，G.，“Picking Up What Was Left by the Trail，the Emerging Spirit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in Canada”.In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M.Gray，J.Coates，&M.Yellowbird（ed.），Burlington：Ashgate，2008，PP.231-240.
根据文献[17]，将样品稀释至蛋白浓度为1 mg/mL，通过0.22 μm滤膜过滤，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测定样液中肽分子量分布情况，洗脱液为0.04 mol/L磷酸缓冲液，流速为 1 mL/min，检测波长为220 nm，凝胶柱为TSk gel G2000 SWxL(300 mm×7.8 mm，5 μm)。标准肽样品分别为：卵清蛋白(MW 43000 U)、细胞色素C(MW 12384 U)、抑肽酶(MW 6512 U)、维生素B12(MW 1855 U)。根据标准肽样品的洗脱时间得到标准曲线方程：y=-0.3383x+7.3451(R2=0.9917)。
社会工作本土化在学界一直颇具争议，问题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伦理原则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观点一，对本土化的过程和价值持有异议。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不可取；另外一种观点则是将本土化与全球化潮流相结合，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体系，即所谓“思考全球化，行动地区化”。[3]同[1]，第 88 页。观点二，强调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认为普遍社会工作或者追求社会工作欧美化是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帝国主义的象征，本土化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社会工作话语权的过程；观点三，强调本土化与普遍社会工作之间的平衡，通过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普遍化的反省与互动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式争论。以上三种观点对加深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认识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国际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对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域外国家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大致经历了引进、批判反思、改造适应、扎根本土等阶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曾提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三种模式，即跨国本土化模式（transnational indigenization model）、理论批判模式（theoretical-reasoning model）、扎根本土化模式（grounded indigenization），[1]Makeham E.B.J.， Hsiau A.，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Bentuhua.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21-260.每一种本土化模式关注的重点不同，由此延伸出的本土化路径也各有差别。作为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我国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在此过程中，分析学习西方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和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西方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根据我国传统文化、哲学基础、风俗习惯等构建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基础和工作伦理。众所周知，我国传统文化、哲学基础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理念来源。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例，有学者详细分析了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性，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较为完备的儒家社会工作学体系；[2]钟桂男：《儒家社会工作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3-32页。香港学者陈丽云基于儒释道的关于灵性的论述而发展出一个东方的“身心灵”模式，致力于在微观实践上开创新的典范。[3]何雪松：《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第76-78页。杨生勇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变迁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系，提出立足传统文化开辟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与模式。[4]杨生勇、王才章：《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工作建构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74-77页。以上研究是我国学者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进行的系列探索的一部分，目前这部分研究还停留在初步阶段，尚缺乏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社会工作思想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探讨。
第二，明确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西欧和北美的社会工作模式以个案工作为主，通过微观技术和临床社会工作方法处理个体情绪、心理、精神和政治参与等人的高层次需求问题。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服务范畴不同，我国社会工作面对不同类型的案主和社会问题，如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移民搬迁、安置问题、流动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此外我国社会还大量存在残疾人照顾、养老问题等。以上问题是伴随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我国的社会工作模式和技术应该着重应对本土问题，明确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
第三，重新检视并反思西方社会工作原理、方法在本土的适应性，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传统助人方法和理念与西方社会工作原理的对话。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主导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实务模式在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实务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英美等国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和理论技术对我国大多数民众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具体实务工作中如果缺少对西方社会工作的概念和原理的反思、转化容易导致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案主问题时缺乏文化敏感性，也很容易引发文化视盲（cultural illiteracy）问题。因此，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应加强对西方社会工作概念、原理、理论等的本土化研究，重视发展和挖掘本土的社会工作话语、方法和技术。此外长期以来，我国在助人和社会保障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模式，如以家庭和亲属网络为基础的助人体系、城市社区中的社区居委会制度、少数民族社区中以家族、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互帮互助体系等，这些助人制度和方法体现了我国多元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目前还缺乏对这些传统的助人制度和价值理念的系统的研究总结。鉴于此，在我国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应加强对传统助人理念与西方社会工作原理的对话，在跨文化比较过程中分析、总结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与风格。
从1792年开始，宝玑的“perpétuelle”自动上链表开始采用PARE-CHUTE防震器（见图1）。在1806年的全国展览会上，他确定了最终版本。这种摆轮弹性悬挂系统parechute防震器被称之为降落伞式避震器，名字来源于“chute（降落伞）”。因为在1783-1785年法国人发明了降落伞，宝玑也是当时的法国人，借这个东西宣传自己的防震器像降落伞一样安全。
第四，改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的理论基础、教材体系大多是对西方尤其是欧美社会工作文本的转移与嫁接，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契合性和文化适用性，导致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相脱节，社会工作学生普遍感到“学而无用”。有鉴于此，应积极探索契合我国现实需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社会工作教育文本和制度体系，摆脱单纯依赖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和话语的现状。同时加大对社会工作分支学科，如灾害社会工作、扶贫社会工作、残障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等的研究与开拓，加强社会工作对我国现实社会需求的回应，在此过程中探索和积累具有中国特色和格调的社会工作话语和知识体系。在教育模式方面，改革理论教学为主导的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创新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加强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工作实务的双向互动，以社会工作项目为载体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社会工作理论和技巧的理解与认识。
①本文所引《墨子》皆据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不一一出注，只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注篇章。
第五，开展国际合作与对话，加快本土模式在国际间的转移、交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本土模式加以完善。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国际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工作应该为全球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贡献力量。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不仅应该着眼于挖掘本土知识、本土文化，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还应该通过与域外其他国家社会工作学界的对话，开拓我国社会工作研究的国际视野，在此基础上加大对我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批判、反思，并推动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国际转移，提高我国社会工作的国际影响力。
更主要的是，毕业班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增多，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忙实习等，自主性比较大，学校对于学生的约束力弱化，班级管理趋向松散.目前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年上升，学生的就业压力也随之不断增加.学生大多闻招聘会而动，置学校的课业于不顾，奔走参加各类型的招聘会，很多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签定协议时，还要求毕业生先实习一段时间，甚至要求学生提前去上班.因此，对于毕业班的管理如果太严，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就业；如果太松，将会助长学生逃课和旷课的行为.管与不管，如何管，使教学管理处于两难境地，日常管理与毕业生就业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1].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On the Enlightenment of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YIN Xinrui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any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on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localization among foreign social work scholars，which increase the fuzziness and rheology of the concept and meaning of localiz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explor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mode and path of social work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discipline reflects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For them，how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value ethics of social work originated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fit in with th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religious beliefs and helpful system，and how to develop cultural-related social work practices and educational mode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exploration of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During this period，with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the service population，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has also shifted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to a developed country，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opic of general concer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social work；localization；authentication；cultural relevance
[作者简介]尹新瑞（1986-），男，讲师，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4-0001-14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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