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志鹏:霍妮社会文化观视角下的网络成瘾干预论文

伍志鹏:霍妮社会文化观视角下的网络成瘾干预论文

[摘要]网络成瘾不仅会妨碍个体的学习与生活,还会给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生活案例中,波波由一个活泼、聪明的儿童,变成一个对抗、逃避父母的网络成瘾者,对此可以用霍妮关于神经症形成的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观进行解释。进而结合霍妮的神经症治疗思想,对网络成瘾的干预提出如下思考:(1)网络成瘾可能是儿童寻求安全感的一种方式;(2)以整体的观点分析网络成瘾;(3)运用科学的方法干预网络成瘾;(4)网络成瘾的防治应结合社会文化背景。

[关键词]网络成瘾;霍妮社会文化观;神经症

网络成瘾指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现象[1]。这些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推广、手机的普及,网络使用的人数急剧增加,网络成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网络成瘾导致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青少年,由于病理性地使用网络、手机,不仅荒废了学业,还带来了一些精神、心理、身体上的问题,如有的思维迟缓、情绪低落、无愉快感或兴趣丧失、自我评价降低,有的能力下降、精力不足、社会活动减少、有自杀意念和行为、睡眠障碍、食欲下降、体重减轻等。由于网络成瘾导致的这些危害,学校、老师和家长都极力制止青少年上网、玩手机,避免孩子发展为网络成瘾,这也造成了很多冲突。如何有效地帮助这些孩子,也成为教师、家长、心理学工作者的难题。

一、网络成瘾的生活案例

去年,我老家一个弟弟来到我家,他请求我帮忙教教他的儿子。他儿子名叫波波(化名),2006年出生,现在初中学习。先介绍一下波波的基本情况,波波出生时,我弟在国外留学。波波由他母亲与爷爷奶奶带着。一岁左右,他母亲也出国了,波波就跟着爷爷奶奶。小时候,波波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在读小学以前,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爱说话。上幼儿园时,波波在幼儿园与小朋友们玩得很好,老师也很喜欢他。读小学时,父母回国,他跟随父母到了外省一所学校上学。由于有两个小孩,父母都上班,他们把爷爷奶奶接过去照顾小孩。由于波波母亲与爷爷奶奶有一些矛盾,半年后,爷爷奶奶回乡下,波波由父母照料。在小学时,波波学习成绩很好,兴趣广泛,家里给他报了许多兴趣班,如象棋、钢琴、街舞等。波波很喜欢玩电脑,中午吃饭后和上学前,都要在电脑上玩一会儿游戏,有时直到上课前几分钟才急忙赶去上学。由于喜欢玩电脑,波波曾代表学校参加市小学生信息技术比赛,并获得二等奖。

波波的网络成瘾是怎么出现的?初中后,波波到了一所离家较远的重点中学上学。刚入校时,学习成绩在全校前50名。波波很喜欢学校,学习也很自觉,每天定闹钟很早起床,吃完早饭自己坐车上学。慢慢地,家长发现了异常,白天看到他无精打采、呵欠连天、闷闷不乐,也不爱说话了,有时还发脾气,经常索要过年时亲戚给他的压岁钱。有几次,晚上到很晚了,他母亲看到他的房间还亮着灯,开始以为是怕黑,也没有在意。有几次,波波妹妹告诉父亲,哥哥有个手机,经常玩游戏,父亲去询问,波波矢口否认。父亲怕他上网、玩手机,将他的零用钱全部没收,将家里的电视、电脑全部封存。事后,波波认为妹妹告状,骂妹妹是小人,并开始欺负妹妹。每次欺负妹妹,就会引发父母的“混合双打”。亲子关系进一步恶化。

政府的参与和支持是大型体育赛事运作成功的外部保证。2011年第九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举办得到了贵州省政府与贵阳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与运动会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基本都是“特殊事情,特殊对待,优先办理”,政府的积极支持是大型体育赛事运作成功的主要原因。2010年四川成都“IDSF世界杯标准舞暨中国成都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的赛事组织中,四川省政府与成都市政府不仅在筹备时期就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拨款作为赛事筹备的运作经费,并且主要的市政府领导也在赛组委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方面,就生动地诠释了“政府搭台,部门主导,商企唱戏,共谋发展”。

一学期后,波波成绩急剧下降,老师打了几次电话,要家长关注孩子身体。波波个子虽然有1米7左右,但看上去瘦瘦的,显得有些老成,没有一个男孩子应有的阳光。老师每次与他谈话,发现他都态度不好,很不耐烦。家长、老师发现孩子回避行为越来越多,谎言越来越多。与他谈话时,发现他神情躲闪,避免与他人对视。挨揍次数多了后,孩子的反抗越来越严重,家长发现不管用了,半年的时间已经有两三次摔门而出。有一次是半夜出走,害得全家人四处找,弄得心力交瘁。 现在波波回避父母,大人也无计可施。他们问我,哪里有好的网瘾戒除学校或者劳教学校,准备送他去一年或二年。他母亲还与不少这类学校联系,了解学校的费用、教学、制度、效果等方面的情况。波波也许知道了些什么,他与父母的关系更加恶化,完全不与父母照面,看到父母来了,就躲得远远的。波波还打电话给爷爷奶奶,要爷爷奶奶来他们家,陪他读完初中。

作为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地,院校肩负着为社会输送人才和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的双重任务,需要同汽车营销市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但是就目前院校汽车营销教学的现状来看,学校教育环节同汽车营销的市场需求衔接程度还比较低。由于院校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再加上年龄较小其自制能力比较弱,在具体的教学过程当中如果教师不进行汽车销售理论和实践内容以及外延的具体讲解和培训,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不利于学生的顺利就业。

了解了波波的情况后,我有些痛心。一个聪明、活泼的儿童,竟然因为迷恋网络,导致学习不认真,身体不爱惜,满嘴谎言,待人不真诚。以前那么阳光、好动,现在变得呆滞、木讷。别的孩子都依恋自己的父母,与父母亲热,他却怕见父母,对父母避而远之。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行为及更为恶化的家庭关系,这会给孩子人格的发展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很可能发展为人格障碍或神经症。

二、霍妮的社会文化观对神经症的解释

波波的问题,符合霍妮描述的神经症进程:波波小时候,父亲在国外留学,一岁前由母亲独自抚养。母亲也是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觉得做家庭主妇、带孩子没有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动不动与公公、婆婆及回来探亲的丈夫争吵。由于父亲在外留学,经济并不宽裕,母亲埋怨父亲不让她找工作,也流露出波波对她的拖累感,动不动便对波波发脾气,对爷爷奶奶发脾气。后来,母亲在他一岁时出国,将他单独留在家中。在国外,父母两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回国后,两人都表现出对妹妹的偏心,常常要波波让着妹妹,每次兄妹冲突波波就会挨揍。由于波波父母都是高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波波也成为有用之人,从小就给波波树立远大理想,希望波波能够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因此,五岁不到,波波就进入小学学习。父母要求波波考第一名,如果考得很好但没有成为第一名,也会受到父母的责备。这些无疑是霍妮所说的“基本罪恶”,它们导致了波波的“基本焦虑”,产生了对安全感的担忧。

三、从社会文化观的角度理解网络成瘾

在思考波波问题的成因,考虑怎样帮助他时,我不由得想到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创始人霍妮的神经症理论[2]。霍妮认为,人最基本的奋斗动机是获得安全感;儿童早年时,家庭成员之间、亲子之间混乱的人际关系,是其罹患神经症的根源。如果父母不能给儿童真诚的爱,不能满足儿童的安全需要,会导致儿童的“基本敌意”。儿童是幼小的,他需要父母来保护他,但父母一些不恰当的举动,如专制、残暴无情、完美主义、反复无常、偏心、不守信用、不公正等,又让他敌视父母。很不幸地,儿童因此陷入了既依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冲突中,进而不得不压抑对父母的敌视,这就导致了儿童的“基本焦虑”。饱尝“基本敌意”和“基本焦虑”的儿童,不可避免地将问题泛化,他们觉得周围一切人和事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欺诈、背叛、嫉妒、怨恨和暴力的世界,觉得自己渺小、无依无靠、无奈无助、无能为力。如果个体体验到的基本焦虑越强烈,他对安全感的追求就会越强烈。在追求安全感的过程中,个体会发展出十种神经症需要,如对关怀和赞许的神经症需要、对支配其生活的神经症需要、对权利的神经症需要等。霍妮指出,正常人也会有这些需要,但神经症患者对这些需要的追求是病态的,病态需要具有强迫性的、过分夸张的、极端的、永远无法满足的四个特征。人们在追求神经症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典型的神经症人格:亲近他人与顺从型人格、反抗他人与攻击型人格、逃避他人与退缩型人格。这些神经症人格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会使个体陷入更激烈的冲突中,形成新的焦虑,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如何对波波做心理干预呢?由于波波一家在外省生活工作,我不能对波波进行系统的干预和帮助。考虑到波波现在逃避与父母的交流与沟通,我只有建议把他爷爷奶奶请过去,暂时照料其学习、生活,避免父母与波波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过激行为发生。我也通过电话、网络,与他父母进行了一些交流与沟通,指出其教养方式中的不恰当之处,建议他们全家去当地心理咨询机构请教专业人员。后来反馈情况不断改善,孩子开始正常上学和生活。

由于无论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父母的标准;无论再怎么表现好、听话,也不如妹妹那样获得父母的宠爱;别的小朋友可以在父母面前撒娇,获得父母的礼物,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他只会受到父母的限制,不能吃垃圾食品,要成为第一名,要让着妹妹。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发展出一些顺应方式:极度的自我控制、外化、逃避等。由于这些顺应方式是不正确的应对方式,不能帮助他更好地与父母、妹妹和别的小朋友相处,他一直生活在深深的焦虑中。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接触到了网络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他发现可以不受人限制,可以通过打斗、对抗发泄内心的焦虑,可以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如对关怀和赞许的神经症需要,对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的神经症需要等。于是,他产生了对网络的神经症需要:过分地需求网络,无限制地使用网络,夸大网络的作用,进而形成依赖网络的强迫性需要。当他进入中学,父母管控稍微有所松懈,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网络和手机,在一次次的强化中,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对抗父母、逃避他人、迷恋网络、依赖手机的不健康行为模式。

自适应天线阵列实际上是一种自动调节天线方向图的空间滤波器,它主要是由3部分组成,分别是天线阵列、波束形成网络、控制算法,基本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全景相机 随着全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景制作人员对采用相机+鱼眼镜头的拍摄方式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够更加快速地拍摄全景照片,全景相机技术应运而生。目前使用比较多的全景相机有双鱼眼镜头和多镜头两类。多镜头的全景相机普遍价钱较高,所以目前应用较多的还是双鱼眼镜头的全景相机。使用全景相机拍摄全景图片,拍摄后,相机自动将拍摄的照片进行拼接处理,直接生成全景照片,十分方便。这种拍摄方式也有自身不足之处,比如在前后两个镜头光线不同的时候,拍摄出来的照片曝光不一致,导致出现拼接处有明显痕迹的情况。

四、结合社会文化观对网络成瘾干预的思考

霍妮认为,神经症的形成来自父母的“基本罪恶”,导致儿童丧失安全感。网络成瘾具有神经症需要的特征,可以为儿童提供一定的安全感。一些研究者在解释网络成瘾时,也持类似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扬(Young)[3]提出了网络成瘾的“ACE模型”,她认为网络成瘾与网络具有匿名性、便利性和逃避现实性等特点有关。如果网络成瘾是儿童或者青少年寻找安全感时产生的一种神经症需要,在预防网络成瘾的措施中,就需要父母、教师和心理学工作者为儿童营造一种安全的成长环境。父母要多花时间陪孩子,不要动不动对孩子发脾气,不要将夫妻之间的矛盾迁怒到孩子身上,不要将暂时的困境归因于孩子的出生,不要开一些“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捡来的”“你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等玩笑。教师在教学中要关注孩子全方位的成长,不要依据孩子的成绩对孩子进行分类,考试时不要排名次,学生犯错误时不要动不动就请家长,学生违反纪律时不能动不动就勒令学生回家等。

(一)网络成瘾可能是儿童寻求安全感的一种方式

通过对波波案例的思考,结合霍妮关于神经症形成与治疗的理论,对网络成瘾的干预,我提出以下几个想法。

结合本次研究的影像学检查结果,我们可以认为,CDC无论于CT或磁共振上多呈形态多变、边界不清的肿块影,于肾髓质处呈浸润性生长,瘤体较小时肾脏轮廓不变,但对于较大的CDC,其肿瘤内部常伴有坏死、出血及囊性成分的出现,因此于CT及磁共振上表现出极大的变异,相应特征与其他类型肿瘤重叠之处也让鉴别诊断变得困难,尤其是对于同起源于肾脏髓质的肾髓质癌,两者生长特点及生长部位近似,因此影像学表现也非常接近。仅凭影像学检查手段完成对CDC的术前诊断难度较大,考虑到CDC的恶性程度高,预后差,当影像学上怀疑为CDC时,通常选择手术确诊,达到诊断及治疗的目的。

(二)以整体的观点分析网络成瘾

霍妮认为,神经症的形成根源于社会文化,神经症的病因在人格,而人格在童年时就逐渐形成了,所以了解患者的人格,需要了解患者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生活环境。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网络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不让儿童接触网络,视电脑、手机为万恶之源,也是不可取的。

父母因害怕孩子迷恋网络,从而禁止儿童一切上网行为,这其实就是一种焦虑表现,而霍妮认为,父母的焦虑会传导给孩子。因此,对于网络成瘾的孩子,不仅仅孩子需要得到帮助,父母在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引导孩子健康上网、如何干预孩子的网络依恋等方面也应该学习正确的方式方法,应该具有一定的策略。心理学工作者在帮助网络成瘾的青少年时,对孩子的个性、成长环境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还应该与父母沟通,了解父母对孩子上网的看法,了解孩子不受控制上网时他们的表现与做法,父亲和母亲在教育理念上是否一致,父母在不同孩子间是否要求一致,父母在不同的时期做法是否一贯等。

(三)运用科学的方法干预网络成瘾

有些父母认为孩子网络成瘾是不听话、不上进、不成器,在孩子因网络成瘾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精神萎靡时,单纯地责骂孩子、限制孩子,甚至粗暴地体罚孩子。这样做,不仅不能使孩子从网络成瘾中走出来,还会使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恶化,有些孩子甚至会做出过激行为,如离家出走、自伤或自杀等。

霍妮在谈到神经症的治疗时,提出一个成功的治疗者要使患者认识到,他现在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实际上会增加自身的挫折感和自轻感,而且会把相应的生长力量掩盖掉。也就是说,神经症的治疗应该改变患者的认知,激发患者内心的潜能。这不仅需要治疗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其具有一定的心理治疗技术和策略。防治网络成瘾,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用武力、强制,不能动不动就送去管教学校、特殊学校,这可能会造成孩子更大的焦虑,产生更多不适的应对方式。

(四)网络成瘾的防治应结合社会文化背景

霍妮把神经症形成的根源归因于社会文化,在网络成瘾的防治中,Kaess、Durkee及Brunner等研究者[4]发现,国家可能是网络成瘾、精神障碍与自毁行为之间的调节因子,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受社会文化的显著影响。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灿烂的文化,这些 “集体潜意识”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在开展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时,有必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剖析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采取的措施也要考虑到社会文化的可行性。

在前面介绍的案例中,波波父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自觉地宠爱幼女,认为男孩子应该穷养,这些信念无形之中使波波潜意识中产生了焦虑。在我给他父母的建议中,要求放低对波波的要求,不要求他总做第一名,不要代他树立过高的志向,不要对他过于严格限制,不要以父亲、母亲的权威来压服孩子……如果这些建议与他们潜意识中的育儿信念相矛盾,这些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很难改善孩子的处境。这也是需要我进一步学习,并与他父母进行交流和探讨的。

参考文献

[1]张亚林主编.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许燕主编.人格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9.

[3]陈侠,黄希庭,白纲.关于网络成瘾的心理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3):355-359.

[4]Kaess,M.,Durkee,T.& Brunner,R.,et al.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European adolescents:Psycholpathology and self-destructive behaviours[J].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14,23(11):1093-1102.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19)23-0059-04

(作者单位:1.贵州省安顺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安顺,561000;2.湖南娄底市新化县孟公镇中学,娄底,417605)

编辑/张国宪 终校/卫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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