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理解；释义学；转向；方法论派
摘 要:当前国内建构中国释义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要建构中国理论必须对西方释义学理论这一参照系进行深入学习和把握。西方释义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次转向，主要呈现为前释义学、《圣经》释义学、一般释义学及本体论释义学这四种历史形态。对释义学理论的把握不可一概而论，应认识到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范式的差异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释义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释义学在中国本土的文化土壤上焕发出新的活力，以释义学为视角、方法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但何谓释义学？释义学的历史是什么？对于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往往模棱两可，更有甚者直接将伽达默尔一脉的本土论释义学与释义学这门学科等同起来，完全不顾释义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有必要对西方释义学的发生、发展及流变给予完整的描述，对西方释义学的几次重要转向及其动因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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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释义学
据现代学者考证，释义学(Hermeneutik，又译为诠释学，阐释学，解释学)一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神使赫尔墨斯(Hermes)，从词源上看，释义学包含理解、翻译、解释、应用、实践技艺五个方面的含义。[1]前四个方面说明其是不可分的整体，与理论相对的实践技艺这一要素表明它并不单单是一门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性的智慧。作为神的使节，赫尔墨斯若要传达神的旨意，首先须对神旨进行充分、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其次，由于神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神与人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神的语言和人的语言分属两种语言系统，因此，赫尔墨斯的任务就要对神的语言进行翻译，将神使用的语言转换成人类通俗易懂的语言；再次，由于神旨高深莫测、难以捉摸，赫尔墨斯就必须向人类解释神的旨意，这样才能令人类真正理解神的启示；最后，由于赫尔墨斯传达的是神意，神的意旨就必然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遵守，神的意旨就是绝对真理，不容怀疑，从而体现出释义学强烈的应用性特征，甚至可以说，对于传统的解释就是将传统应用于自身。[2]据当今学者研究，从词源上来看，Hermeneutik的词缀“ik”的意思是实践、技艺、技术，这与作为一门专“学”还是两回事。[1]因此，从词源上可分析出，释义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解释、应用的技艺、技术学。这表明释义学不单是一门学科理论，还是一种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将释义学视为具有普遍性的中介活动，认为它存在于各门科学的联系及实际生活中。[2]由此，释义学从词源上包含五个要素：理解、翻译、解释、应用、与理论相对应的实践技艺。
释义学的发展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语言学、语义学以及修辞学，[3]这三门学科虽是独立自足的学问，但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释义学的萌芽：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律，这是揭示文本客观性层面意义的必要手段；语文学强调对文献历史性的关注，使客观意义得到文献材料上的确证；修辞学则十分注重语言的说服力，体现了对语言应用性、实践性的强调。这三门学科作为释义学的起源，已经包含了释义学的诸多思想和因素。它们使人们对经典的解释不再局限于神旨的宣示，而更多地显示出了以理性的方法来解释经典的倾向，这是释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些成果直接支援了中世纪的圣经释义学，圣经释义学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晶。[3]
如果被告在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口碑，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则它的销售额、销售利润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被告的获利就会与其涉及到的各要素产生联系。商品包装的某一小部分与获利的联系是无法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不能擅自向被告索要赔偿。
二、《圣经》释义学
释义学由方法论向本体论转变的发动者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释义学虽然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切入问题，但其与现象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现象学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学术理念，致力于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去寻的“自在之物”，进而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非严密性和非科学性。胡塞尔把传统本体论“存而不论”，却并不彻底抽调传统本体论所谓的“本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陷入了他一直想超越的传统思想。[7]本体论释义学使用只是现象学的方法论，海德格尔说：“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11]他将“存在的意义”设为本体，这就把传统的本体论彻底抽调了，从而建立了新的本体论，即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理解、解释本体论。他断言：“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11]这种哲学释义学不像过去的释义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方法、技艺或一整套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探究人类理解活动的可能性条件，这就对方法论释义学作出了形而上学的反思。由此，理解活动，就不仅仅局限于文本(文字、语言)，而扩展到整个世界(把整个自然界和精神界都看作上帝的文本)，理解活动就是此在的“前理解”向未来筹划的存在方式。由此可见，释义学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性质上的转变，即从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的释义学开始转变成关于理解的本体论、理解的哲学。
从历史上看，《圣经》不仅仅是宗教文本，还是法律文本，在教父时代，宗教的教义不仅具有规范伦理的力量，还具有法律的权威。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现代社会学的证实：“赫姆霍尔兹分析了建立在这些《圣经》与古典基础之上的基督教会自身内部的法律，即两千年之久的天主教会的教会法”。[5]因此解释《圣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解释法律，并且当解经学运用于普遍的法律系统及具体的法典条文时，就产生了相应的法律释义学。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制订了罗马《法典》，此后，《法典》释义学家一方面致力于恢复查士丁尼时期的各种法律文献，另一方面通过解释法律条文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6]正如伽达默尔云：“需要把罗马法的教义学应用于近代的文明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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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释义学
从现代学科意义上讲，中西学者一般将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释义学作为释义学形成的标志。伽达默尔认为，是施莱尔马赫使释义学成为各门精神科学的基础，[2]这一观点得到国内学者的赞同。洪汉鼎认为，施莱尔马赫将释义学发展为一门正规的学科，[6]潘德荣也认为，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释义学是“诠释学形成的标志”。[7]在施莱尔马赫之前，一方面，释义学的对象局限于圣经文本和法律文本；另一方面释义学的理论只是零散的、局部的、缺乏系统性的。施莱尔马赫说：“作为理解艺术的诠释学还不是普遍地存在的”。[8]针对之前理论的不足，施莱尔马赫致力于建立适用于一切文本的普遍释义学方法论，从而使释义学得以成为完整、自洽的方法论体系。其方法论的特点首先是对文本进行语法分析以获得文本的字面意义，不仅如此，其重要之处还在于，他继承了前人的语法解释基础，并将心理学的方法引入释义学，从作者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入手，努力探寻文本作者的心理状态以期回归乃至寻得作者的原意。施氏之后的狄尔泰的释义学，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界限的哲学背景下提出的，致力为人文科学奠定方法论，具有宏大、开阔的学术眼光。他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目的不同，自然科学是为了获得客观规律，而人文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体验价值意义，自然科学运用实证的方法，而人文科学则运用体验和释义学的方法，如狄尔泰所言：“自然需要解释，人则必须理解”。[9]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狄尔泰要像康德那样为精神科学奠基。[10]可以看出，狄尔泰将释义学当作整个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施氏和狄氏的释义学理论都属于方法论或认识论性质的研究，是“自然科学关于客观知识的信念在精神科学领域中的翻版”。[7]狄尔泰和施莱尔马赫实际上将理解当作主体认识精神客体的手段、工具，没有注意到理解活动本身就显示了人的生命活动意义，尤其是生命活动本身的本体论意义，这就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释义学留下了问题和探讨空间。
四、本体论释义学
基督教产生并被罗马帝国承认之后，《圣经》作为特殊的文本，获得了神圣性。基于各民族不同的宗教体验以及宗教的发展变迁，《圣经》作为高度抽象和隐喻性的文本，往往得到人们差异较大甚至大相径庭的解释。因此，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成了维护基督教权威的必由之路径，如果不能处理这个问题，必然将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崩溃。[4]在汗牛充栋的注释、解经过程中，作为犹太教经典的希伯来文《圣经》被摒弃了，拉丁文《圣经》被确立为经典。对于《圣经》的解释，以把握圣经的原意(上帝旨意)，统一基督教教义为依归。在这个发展中，释义学就发展成为一种正确解释《圣经》的技术，从而有可能去弥缝《旧约》与《新约》教义间的紧张关系。[2]
伽达默尔师承海德格尔的释义学本体论思路，在海氏所开辟的本体论道路上继续前进、探索。他明确指出：“事情的本性使得理解运动成为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2]伽达默尔的发展之处在于他把语言确定为释义学的核心范畴，形成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本体论释义学，[7]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是理性动物，“人是理性动物的种”。[12]理性是人的本质规定，但在伽达默尔那里，语言才是理性、思想、观念的基础，才是最为根本性的东西，“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诠释学的一切前提不过只是语言”。[2]正是由于语言的存在，人才有理解的可能。与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主义将语言看作描述、认识世界的工具不同，伽达默尔认为，世界首先存在于语言中，无语言则无世界，甚至可以说，语言是世界存在的前提，人类本质的前提，“第一次的世界定向是在学习讲话中完成的”。[13]由此哲学基础出发，伽达默尔认为精神科学的基础是效果历史，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客观事件，不存在所谓“本来的历史”。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当下主体的关系，历史学的任务和目的不是去还原和再现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把握已逝的历史事件与当下主体的关系，把握自身和他者之间的统一，理解乃是“效果历史事件”。[2]在理解历史事件中，历史基于我们的经验、视野、当下状态被重构，理解者本身成了历史必不可少甚至最为重要的环节，即“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2]
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完成了释义学由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建立了以语言为核心的哲学诠释学，为释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效果历史理论深刻地影响人文科学各领域的发展和走向。
五、结论
通过对释义学历史的简要概述，可以看出，释义学在历史上虽然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但从大体上可划分为方法论派和本体论派，而方法论派一直是西方释义学的主流。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对释义学的历史缺乏完整、系统的认识，致使其过于关注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释义学而忽视方法论派释义学的重要成就。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方法论派释义学在欧美各国皆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意大利的贝蒂，法国的利科尔，美国的赫施，德国的哈贝马斯等，他们的理论观点虽各有侧重，但都致力于客服理解中的相对主义。这也说明，现代释义学已越过德国国界，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学术思潮。鉴于释义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趋势，国内学界必须深入、系统、全面地学习西方释义学理论，避免以偏概全、误读臆说，这是建构中国释义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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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伽达默尔著.解释学[J].洪汉鼎译.哲学译丛,1986,(3):9.
HowisitPossibletoUnderstand:ThreeShiftsofWesternHermeneuticsTheory
ZHANG Ya-dong1,2
(1.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Taizhou College, Linhai, Zhejiang 317000, China)
Keywords: understanding; Hermeneutics; turn; methodology
Abstract: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alls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interpretive theory in China, and to construct Chinese theory, we must study and grasp the frame of reference of Western interpretive theory in depth.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Western interpretation has turned three times. It mainly presents four historical forms:pre-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general interpretation, and ontological paraphrase. It is impossible to generalize the grasp of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and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it has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708(2019)06-0005-04
标签：释义论文; 本体论论文; 方法论论文; 马赫论文; 语言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先秦释义学研究”(课题编号:19YJC751067)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