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沃格林深刻地洞察到灵知主义的非人属性，知道任其泛滥必将威胁人的根基，因而走上了净化的道路，试图清除历史中的阴暗与罪来净化西方文明。只是，灵知主义是西方夜间的哀鸣，是西方光亮身形下的阴影，对它赶尽杀绝只会加重西方夜空的戾气。沃格林的历史与秩序是在城邦世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种植与生长性的土地文化根基，本质上是以力量为主导的技术文明，同他所批判的灵知主义一样，都是非人属的。因此，他的批判悖论似乎显示他的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人的尽头。
［关键词］沃格林；灵知主义；理性；启示
沃格林的人生堪称传奇：置身20世纪初欧洲群星璀璨的学术圈，目睹二战末日般的苦难，亲历盖世太保追捕死里逃生的惊恐，获得誉满西方的学术声望，享受西方战后黄金时代的富足安逸……。换句话说，他亲历了20世纪西方文明因技术革新催生的强大创造力与生产力而给人类贡献的无与伦比的财富，以及随后这一强大创造力与生产力的灭绝性破坏。这让他感到困惑：“一个文明如何能够在进步的同时没落？”①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页。这吊诡的“棘手问题”迫使沃格林深入到西方文明博杂的血脉中，力图弄清其繁难复杂的基因结构，区分优良基因与病理基因并将后者清除。在其成名作《新政治科学》中，他将世界无序病理归因于灵知主义，并得出著名论断：“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生长。”②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第134页。必须阻断这种生长。此后，他终生与灵知主义为敌，成为著名“斗士”③ 阿 塔纳西奥斯·莫拉卡斯在《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城邦的世界》的“编者导言”中就毫不含糊地定位说：“沃格林就是一个枕戈待旦的思想家，他踌躇满志要建立一套批判性词汇，去克服他所处时代的危机。”参见：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在战斗中奋力“净化”西方文明。为此，他沉入西方文明的根部，探查灵知主义的病源，寻求治疗方案，直达早期的希腊理性与希伯来启示。
为了建设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促进农村经济更加稳定健康发展，有关部门要采取相应的法律手段，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国家规定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组织结构，让现代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模式能够更加健康、长远地发展。同时，应该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充分利用不同的管理形式解决出资人、入股人和社员的利润分配问题，避免广大农民的个人利益受到侵害，逐步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局面。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前提下，推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更加稳定、健康地发展。
沃格林的“净化”历程不经意间显现了他自己都不易觉察到的焦虑：“西方文明的没落”是否已成事实？西方文明本质上代表的是人类的进步还是没落？他为何如此痛恨灵知主义？想要弄清问题的实质，我们需要跟随沃格林亲临他的三个战场，并保持适当距离，仔细辨识历史事实，包括闪着金光的庙宇和飘荡着冤魂的废墟。这三个战场分别是：希腊、希伯来、灵知主义。
梅毕祥[5]等认为单桩基础设计属于“柔-刚”设计类型，该类型基础一方面可避免“柔-柔”形式由于结构频率距海浪频率过近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疲劳损伤，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刚-刚”形式由于基础整体刚度过大造成的投资浪费。
一、理性希腊
对西方而言，希腊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其文明的根基所在，西方历代思想家无不以希腊为荣，从不吝惜赞美之辞。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希腊哲学”的“引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鳞，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7页。这段深情表白激荡着西方思想家的乐观情绪，显示着西方主流思想家无比深厚的传统感情和不假思索的文明自信，表征着西方学人至深的传统关切，无论其光亮之下遮蔽着多少阴暗、不幸与虚无。这一表述也显示着西方主流思想家们——包括黑格尔之前及之后的，当然也包括沃格林——都怀有一种天然的文明优越感。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卷积神经网络应用于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已经产生了与人类专家相媲美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更优越的结果[8-12]。一个典型的卷积神经网络由多个不同的层,以一定顺序前后级联构成,包括一个输入层,多个卷积层及池化层,一定数量的全连接层和最后一层输出层(损失层)[13-14]。卷积神经网络引入了一种特殊的组织隐层单元的方式——卷积,这使得网络可以很好地对输入数据的局部特征进行抽取。隐层之间局部连接的权重被称为卷积核(卷积滤波器),处于同一层的所有隐层单元共享同一卷积核,因此该层输出的结果即是该卷积核所抽取出的局部特征,也称为特征图[15]。
尽管沃格林将黑格尔看成“现代灵知主义的顶峰”②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谢华育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但在把希腊从到处弥漫着征战杀戮之恶中抽离出来并净化成西方强盛文明发源地这一点上，他跟黑格尔是同道，都是学术魔法高手，有能力用高超的学术手段净化西方文明。
希腊的贡献在哲学。
尤金·韦伯在研究沃格林的历史哲学时曾指出，对沃格林而言，“人在历史中既会成功，也会失败，历史哲学必须提供衡量成败的标准”③尤金·韦伯：《沃格林：历史哲学家》，成庆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8页。。尤金·韦伯是在附和、赞美沃格林，但也清晰地显示了他们不愿直接说出来的权力愿望：是西方且只有西方有能力也有权力主宰历史和历史的解释权。这恐怕是《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开篇就宣示“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的秘密所在。沃格林用精致的学术魔法，在秩序的历史叙述中为西方争取了“西方中心论”的合法性辩护。
在原始秩序中的生存，社会组织的联动即人的生存主要依靠本能而非明确的知识指导，跟动物一样，没有历史可言。在《以色列与启示》中，沃格林首先集中考察了近东的宇宙论神话秩序。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秩序是对神的秩序的模仿。神先创造世界，人仿照神的创造，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小宇宙即人的政治秩序，但其合法性源自神，即人通过作为中介的庙宇分享神的秩序，庙宇是神在人间的代表，通过庙宇，神创造的存在秩序进入人类生存。在巴比伦，宇宙被想象为一个跟帝国一样的国家实体，因此，帝国中原本各自独立的存在者可以像宇宙一样成为帝国整体的一部分，两个独立体间需要一个结合点，让天国中存在的超越力量注入帝国形成秩序。这就是“脐点”：“神的存在之流从神的源头经过脐点流入社会秩序。”④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71页。国王是神的代表，因为有他，人间秩序便能分有神性而合法。埃及有新的变化。法老不再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显示神性，他就是神性秩序进入人类秩序的通道本身，通过法老及其继承人，神性力量流入人间。这里，埃及被神拣选即在意识上已经由原始的笼统发展分化出来，但还远没有走到超验神的启示地步，也就是说埃及秩序依然属于原始的宇宙论秩序，没有产生精神上的突破，没有进入历史。这种生存形式下的灵魂经验是封闭的，社会将在这样的封闭中失去活力。因为它会阻碍人对存在之秩序及其真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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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基础的、内容丰富的写话资源。教师应灵活运用手头上现有的素材，以调动学生写话的积极性，打开学生的写话之门，把学生带入兴趣写话的奇妙境界，使学生愿写、乐写。教师应重视灵活使用教材资源，把教材使用和写话教学结合起来，以提高写话教学的效果。经过这样的练笔，学生在语言文字中走了一个来回，真正实现了言意兼得。读写结合，架构起学生从写话过渡到习作的桥梁。
沃格林直面血腥的战场及其背后顽固腐败的心灵，笔锋指向希腊城邦最阴暗的地方，将其暴露在阳光下，除霉、杀菌、恢复、培植元气，使之重新生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无序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他相信，找到真正的病源所在，并施予精准的分析，历史上的恶就能够在词语的分析与解释中被分解、转换，最后化成具有神性的秩序之源。沃格林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变成了学术魔法师。
在沃格林的分析系统中，“阿喀琉斯的愤怒”是希腊城邦秩序走向崩溃的象征，显示着荷马的不朽洞见。荷马看到的不是城邦动荡的史实，而是“衰落现象本身”——“激情导致盲目，即ate，不是无序的原因；它就是无序本身。”⑤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152页。沃格林甚至断言“《伊利亚特》是一份英雄病理学研究”⑥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152页。，社会的无序源自社会成员的无序，尤其是统治阶级灵魂的无序。英雄的胡作非为显然已成城邦无序的乱源，是“汤因比称之为文明自杀的现象”⑦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177页。。连神都不庇护他们：在奥林匹斯诸神大会上，宙斯与赫拉一致同意摧毁迈锡尼文明。一句话，荷马世界的不幸来自人的精神世界的无序，是灵魂出问题的表现。它显现出来的是希腊大地充满灾祸没有星光的黑夜。
出身于西洋与东瀛的两位剑客，来中原游历，在江湖盟后期各担任过一年的盟主。这也是异国人能担任一方之主的罕见例子。
在煤矿井下施工中，工作面顶板、底板的不稳定性或冒落危险将影响机械化采煤技术的使用。并与煤矿井下的煤层顶、底板稳定性与顶底板岩石的结构、裂隙发育程度、厚度强度等相关。若是所遇到的顶底板岩石为泥岩或炭质泥岩，当K值<1，综合采煤机能安全过断层，但若是顶底板岩石为坚硬的砂岩或砾岩，当K值>1时，综合采煤机经过断层会十分困难。杜绝煤层顶底板的不稳定现象是煤矿机械化采煤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制定管理措施并保证生产安全性的关键。
如果我们将沃格林的分析与解释还原为事实，那么这位学者精彩绝伦的分析背后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动荡的宇宙、不和的诸神、连绵的战事与死亡、贯穿了天界人间的腐败、没有理性的领袖、轻浮傲慢的英雄……。一句话，这是一个从头烂到脚的腐朽地狱。奇怪的是，沃格林并不对此绝望，相反，他带着天生的乐观主义情绪，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这一令人窒息的古代世界，用自己的学术对其进行绝妙的净化，赋予它以意义，使之成为可以生成知识的宝库。关键之处不在于沃格林看到了希腊城邦腐败的病灶，而是在于他将其上升为“病理学”原理，化不幸为知识的源泉。如此，历史上的苦难与罪恶都变成了分析对象，在词语的解析中释放出积极的意义，成为文明骄傲所在。
治疗需要工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修昔底德轮番出场。
巴门尼德在女神指示的认识之路——通往存在的道路与走向非存在的道路即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探索中，显现了“存在”与“真理”的抽象意识，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灵魂机能，这一机能被巴门尼德称之为“努斯”。这一了不起的发现堪称希腊哲学天才们的“历史性事件”① E ric Voegelin，“Reason：The Classic Experience”，in Published Essays(1966—1985)，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ume 12，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Baton Rouge and London，1990，p.265.，它将经过逻各斯发展成理性。这引起了赫拉克利特的注意，灵魂的秩序开始分化，区分为“智慧”的神性和“爱智”的人性。于是存在的超越空间及灵魂秩序的理念开始形成。这既为柏拉图创立政治科学，治疗城邦之恶提供了原则，也为后来的灵知主义的灵魂提供了逃离与超越的选项。
因《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名垂青史的修昔底德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见证者、记录者和研究者，因为目睹这场异常惨烈的战争带来的无法形容的破坏，他发明了一个词“动荡”(kinesis)。仅需读读沃格林在结束《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城邦的世界》时引用的那段话，就能体会到这样的“动荡”给人带来的震撼：
那是一个黑夜，巴拉洛斯（其中一只逃出来的快舰）到达了雅典，带来了灾难的音信。哀鸣之音从比雷埃夫斯，超过长墙，传遍了整座城市，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整个夜晚无人入眠，他们都在痛悼，不单是因为损兵折将，更多是悲悼自己，想着自己将要承受他们加诸米洛斯人的那般横祸。②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462页。
沃格林的学术取向自有其合理之处，其学术成就令人敬佩。但需要指出的是，沃格林的“净化”选择不是个案，而是西方学界的惯常做法。依靠高超的修辞来“克服”“升华”甚至是粉饰自身文明中的腐败与罪恶是西方主流学界的常态，西方主流学者天生就有这样的情怀和本领，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学术思想传统，是他们文明基因的一部分。意识不到这一点，人们就只能习惯性地跟随他们的逻辑，在他们精心营造的话语体系中看到他们想让人们看到的被仔细装扮过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意识的指向是强大帝国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文明盛景，即使这样的强盛在过程中是不道德的；它的毁灭源自其腐败的灵魂。侵略就这样被堂而皇之地漂白、写进西方正典——以反思“民族自杀”、恢复历史秩序的名誉，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当西方主流思想家带着赞许的目光看着修昔底德陶然于雅典力量的辉煌与荣耀时，对其他族群进行侵略与掠夺似乎成为“自然正当”，最终沉淀为其文明基因的一部分。所谓对无序的诊断，只是为了研究如何在维持这种侵略力量时避免自身的毁灭，至于其他人的苦难，那是他们的天命。理性在这里已经不是指向真理——像巴门尼德笔下女神所说的那样，而是指向了力量。当力量进入灵魂的空间，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意指的努斯和灵魂就会被扭曲，努斯理性中指向真理的神性就会被抽掉，理性原有的鲜活生命力开始枯萎。
2.2 生物学因素 猕猴桃树体休眠程度与抗冻性相关，如果树体没有正常休眠，耐低温能力就差，遭遇低温后，极易受冻；树体木质化程度与抗冻性相关，一般实生苗、幼树、初果树枝蔓木质化程度差，遭遇低温易发生冻害；猕猴桃不同品种间抗冻性有差异，美味猕猴桃中徐香抗冻性较海沃德、秦美等差，中华猕猴桃中脐红较红阳、农大金猕要差。
修昔底德对力量的崇尚开始了新的象征。如果说荷马时代的武力只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现象，那么到了修昔底德这里，就成为理性知识方式。自此，力量与利益正式以知识的方式结盟。我们将在后文所述的灵知主义中看到这种追求力量所带来的知识异化。这一点沃格林似乎没有察觉。但他还是意识到，修昔底德时期的全民腐败，尤其是追求享乐中的精神颓废，会导致对理性的拒绝，甚至是蔑视，其结果只能是城邦精神结构中灵魂的荒芜和理性的扭曲。由于柏拉图将人定义为大写的人，人得病，城邦也会。它需要治疗。
就这样，荷马笔下“满世界的恶”——包括神和人，变成了对无序的“病理探索”；修昔底德探索“民族自杀”时看到的全民腐败，以及强权间的毁灭性战争带来的令人惊悚的苦难，变成了对无序的“病理诊断”。柏拉图时期满城邦的“爱意见”风气，成了柏拉图医治城邦疾病、建立政治科学的依据所在。修昔底德痛心疾首之余情不自禁表现出来的对雅典帝国力量的自豪与赞叹，成了历史洞察，崇尚帝国力量的精神被排除在病理分析之外。这些精神内容恰恰是沃格林所忌惮的灵知主义的土壤。
这是一条小心翼翼的“净化”之路。
令人惊讶的是，修昔底德对灾难之大居然“倍感自豪”！同样的现象在15世纪的意大利作家身上再现：对那个年代的动荡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源自对新时代到来的渴望。那就是要用知识的力量来塑造新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一份恒产”。根据沃格林的分析，修昔底德对这场规模空前的苦难有着清醒的洞察，它是由力量强大的雅典人在精神气质上的瓦解和道德沦丧而引发的帝国溃败，“雅典人当道，在肉体上和情感上都是一种力量的勃发，是霸权城市以弱小同盟和邻邦为代价的权力扩张；在道德上它冷酷无情，沉溺于背信弃义和满足贪欲。”③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445页。这样的腐败是整体性的：统治层不愿放弃权力，人民不愿放弃舒适的生活。然而他却不拒绝雅典的侵略，因为雅典的强大“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人们大展拳脚，去证明他们的技术、创造力和想象力。雅典人的当道是一幅壮丽画卷，从海军称霸海洋到帝国城市富丽堂皇的建筑装饰”④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445页。，当然还有粗俗、残暴、下流等阿克罗波利和伯里克利黄金时期的“必要代价”。沃格林笔下的修昔底德不忘提醒：“她的文明潜力若是没有对盟国和臣民的帝国主义剥削，是不可能实现的。”⑤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446页。总之，强大帝国是文明辉煌兴盛的保证。
沃格林笔下的希腊政治科学的最终建立者不是对历史作精准分析与洞察的修昔底德，而是柏拉图。他笔下的柏拉图不仅对生病的城邦展开治疗，而且让灵魂提前腾出启示的空间，为西方的理性携手启示进入历史做出罕有的贡献：“他让意识向未来的神灵敞开，向犹太基督教类型的灵魂启示敞开，以及后来的神秘主义分化和教义事件中的宽容之分化敞开。”① E ric Voegelin，“Reason：The Classic Experience”，in Published Essays(1966—1985)，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ume 12，p.265.
二、启示以色列
《秩序与历史》在西方学界赢得了“潮水般赞誉”，许多溢美之词直接指向书名标识出来的“历史”。葛米诺评论道：“（这部巨著显示）沃格林不再作为以往哲人思想的解释者站在那里，而是显现出自己的原创和深刻的历史哲学。”道格拉斯称：“《秩序与历史》铺陈了秩序象征化的历史，一种历史哲学从中出现。植根于对秩序象征史的细致，普世的研究，历史哲学的这一发展是对政治理论的独特贡献。”布林顿指出：“这整个著作在我看来显然是与汤因比、施本格勒、索罗金和柯林武德的著作比肩而立的。”乔丹甚至认为，沃格林“试图产生具有普世意义的历史哲学，其规模超过施本格勒、汤因比、黑格尔和马克思”……②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第二版），徐志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27页。
每个病理学知识点的发现到证实跃为理论，都伴随着曲折有趣的科研历程，折射出医学前辈的科学智慧，融合教学法在病理实习课中，大胆实施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人的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主支、独立、探索、多渠道的获取知识，这本身就激发学生对医学知识无限的探索欲望，使学生科研增加，而融合教学法，培养学生创新的思维模式有肋于挑战旧观念，提出新问题，从而激发学生们的科研兴趣[10]。
为什么是历史？是怎样的历史？
《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开篇便宣称：“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③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这个秩序就是各个社会基于神或人的目的而创建的生存方式，赋予自身以意义。因此，创建社会秩序，探索生存意义是重要的人类现象。意义来自人的灵魂经验，不同的灵魂模式产生不同的生存体验及意义描述，灵魂模式的塑造决定秩序走向的前进或后退。也就是说，不同的精神意识带来不同的社会秩序，精神意识决定社会形态的先进与否，决定是否有资格进入历史。
按照沃格林的论述，原初的“存在共同体”是由诸神和人、人间世界和社会共同构成，人对这个共同体的认识与体验是自身生存意义的来源。对这四重整体的理解水平决定着人的精神层面是宇宙论的还是突破宇宙论神话秩序的。
著名的“阿喀琉斯的愤怒”。世人多欣赏这一著名的愤怒，但沃格林却发现，因爱侣被阿伽门农夺走而被激怒的阿喀琉斯之所以拒绝阿伽门农依照习俗执行的道歉和赔偿，不是因为他愿意放弃平庸却长久的苟活而选择虽则短暂却无上光荣的生命，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根本没有机会享用阿伽门农送来的荣华富贵。因此，“阿喀琉斯的愤怒则是秩序中的一道鸿沟，沿着这道鸿沟，自上而下地灌注着无法控制的黑暗。”④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154页。简言之，这一闻名天下的愤怒象征着令人不安的罪。对沃格林来说，荷马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新坐标，他发现了希腊城邦满世界的恶，但并不关注对神的净化，而是关注真理，即“无序的病理学”，用先知的歌声呈现灵魂的腐败与城邦的无序之关联。
总之，尽管东方很早就产生了璀璨的文化，其精神结构也在不断地分化，甚至埃及一度发展到“被神拣选”的分化程度，中国和印度也分别因老子、孔子、佛陀等而产生存在中的跳跃，但还是被剥夺了依靠自身文明力量进入历史存在的资格。
从沃格林的描述看，荷马时代的希腊几乎暗无天日，但他却把这看成西方政治科学对无序进行诊治的初始时期，即精神病理学研究阶段。如果换个说法，这是希腊文明早期精神有疾的表征。
根本性的变化是以色列的启示。沃格林将亚伯拉罕看成是灵魂模式突破的源头。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唤“我是你的神”，准确地辨识出这位超越性的神，神性经由亚伯拉罕的应答进入他的灵魂。另一个突破是摩西。他听从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民众逃离埃及，在西奈山与神立约，使以色列成为神之下的特选子民：“神的选择使以色列能够一跃而与超越的存在实现更完美的和谐。神通过语言启示自身的存在。这个历史结果打破了文明进程的模式。”①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180页。因而发现了新的真理：“通过发现超越的存在作为人和社会的秩序之源，以色列人把自己构建成历史中一种新的真理的承载者。”②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198页。《旧约》将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诞生记录下来，在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将自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历史形式，而其他社会则将自己建构成宇宙秩序的模拟物而生活在宇宙论神话的形式之中，且不断重复，没有推进。沃格林当然知道，从实在的角度看，《旧约》“是一个有意设计的神话”③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249页。。但这些神话却体现了一种经验上的真理，因此，这部“史学著作”描述了“真正的神话”，以及“真正的历史”④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250页。。
沃格林注意到，启示在诞生的同时也在退化。一种是世俗生活中的无知带来的信仰不坚定，让其他神乘虚而入；另一种是世俗帝国带来的堕落。两者都是人对神的离弃，当时，以色列“对神的背叛是人的一种经常存在的状态”⑤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445页。。甚至摩西带领以色列同上帝的立约“根本不是一个欢乐的结局，而正是人永无休止地背叛他们在神之下的现在的生存秩序的开始”⑥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540页。。但这还不是全部，最危险的是先知们发明的“变形的启示论”，沃格林对此曾有过说明：
在以赛亚的预言中，我们遇到了一件奇事：以赛亚告诫犹大王，不要依靠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和他的军队力量，而要依靠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如果犹大王有真正的信心，上帝就会藉着在敌人中间产生流行病或恐慌来做其余的事情，城邦的危险也就消除了。犹大王拥有的常识足以使他不听从先知的劝告，反而是依靠防御工事和军事装备。……（我）构造了一个新词来描述特殊的、升华了的魔法信念，即通过信仰使实在变形的信念。这类信仰我就称之为变形的信仰。⑦沃格林：《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变形的信仰是启示自身的偏离，是灵魂转向的偏离，即偏向意见而不是真理，它是无序在信仰上的表现。也就是说，跟以色列的信仰相伴而行的是“变形的信仰”，就像相伴柏拉图的“爱智慧”的是“爱意见”一样。
然而，只有以色列开创了历史：“如果没有以色列就没有历史，而只有宇宙论形式的社会无休止重现。”⑧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叶颖译，第192页。沃格林宣称：“须知人类历史上有过两次这样的存在中的跳跃，它们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一次在近东，一次在毗邻的爱琴海文明。”⑨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69页。“存在中的跳跃”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是因为它打破了宇宙论神话的笼统性，“建立了神佑之下的人的秩序”⑩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69页。。也就是说，历史只属于信仰的民族。尽管中国和印度都有辉煌的文明和数不清的史料，生存中也发生了“存在中的跳跃”，都与神话决裂，但没有达到脱离宇宙论的地步，都不过是对宇宙论秩序的适应和调整，没有产生真正的精神突破，因而没有开创历史。
赤裸裸的“西方中心论”终于浮出水面：
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由于资源、人才等优势，可以在审计传统服务的基础上，更多地开展鉴证、咨询等等服务，从而获取更多的业务来源与效益，但其在审计行业领域依然不能够跟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提并论，使自身的发展受到明显限制。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数量较多，但是其收入比重占不到整个行业的五分之一，其综合发展水平不高，因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在业务种类和业务量方面都是比较匮乏的，收入与资源的限制也影响了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进一步提升，反而更加注重于价格上的竞争，这种不良形象也影响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整体发展。
债券市场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都开始正视营销业务开展的问题，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热点问题这一新兴的金融活动营运而生，并且迅速在我国中国债券市场落地生根。然而由于债券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我国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债券市场的认识有限，对于其广阔债券市场的发展前景也未能进行有效的调研。因此，在目前我国的中国债券市场业务中，涉及到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热点问题这一板块的业务还非常少，债券市场的发展经验和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计划限制了中国债券市场营销在中国中国债券市场的普及。导致现有的中国债券市场营销业务拓展不足，业务拓展模式单一。
建议建立留学校友会，一方面可以强化出国留学的校友联系与管理，打通已出国学生和将出国学生的信息交流渠道，作为朋辈职业生涯辅导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还能强化在国外的毕业生之间的联系，让他们在国外也能找到母校校友，资源共享，有困难时相互帮助。
“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那就是历史哲学其实只是在西方兴起的。”①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91页。沃格林毫不掩饰他的“西方中心论”立场：“随着历史知识的增长，将历史地平线局限于近东、地中海和西方社会的现实这种做法必须被抛弃，与此同时，历史哲学家可不能抛弃作为立场和标准的西方中心论，因为拿不出什么可以替代的东西。只要有人，就有历史，但历史哲学就是一个西方符号。”②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92页。
跟启示不一样，理性并非文明史上突然爆发的精神事件，而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漫长过程，不仅跨度大，而且弥漫着数不清的苦难和凶险。早期希腊土地上的灾祸令人触目惊心：“在希腊，从公元前800年它进入历史之后，凡我们目光所及，诸多城邦满目疮痍，战事频仍，其状之惨竟至，如果一座城市仅有一半人口遭到屠杀，就被认为是人性的证据。”③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第96页。必须让这令人窒息的苦难成为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成为造福后世的无尽的思想源泉，哪怕是带血的。带着这样的信念，沃格林首先来到荷马的世界。
在《天下时代》中，沃格林意识到，从宇宙论神话秩序到启示与理性之“存在中的跳跃”，这种单线发展历史观是靠不住的，进而用多线平行的“历史创生论”取而代之，并认识到，历史创生论不仅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也出现在希腊和以色列。但以色列却摆脱了埃及的宇宙论秩序。“随后，历史创生论也出现在中国、印度和罗马各个普世帝国的语境中，作为一种应对社会秩序史的工具。”④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这一思想转变体现了沃格林作为学者的知性真诚，也体现了思想的艰难。但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原则并未改变。西方历史仍然有其独特性：相比其他文明，希腊的历史创生论“取得了关于人性的突破”，“催生以下事件的情境，存在于且仅仅存在于希腊：一种具有普世格局的历史创生论符号化表达。”⑤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第172页。历史创生论并未消解西方中心论。
正因如此，下述事实才是可以理解的，即在沃格林复杂精细的分析术系统中，在描述以色列民族的灵魂结构时，《旧约》里相当重要的原罪、诅咒、惩罚等精神意象都消失了。摩西的启示在无休止的背叛中，带着人的原罪之负重和信仰的变形完成了沃格林期许的“存在中的跳跃”，开创了“人类的历史”；同时在完成“存在中的跳跃”的希腊大地上，柏拉图满城邦地征战“爱意见者”，显示当时爱意见的风气及其导致理性扭曲和灵魂荒芜在希腊城邦弥漫。沃格林的西方开端激荡着哲学（真理与意见）和信仰（启示及变形的启示论）中理不清的纠缠，他的“人类历史”（实即西方历史）是伴随着理性的扭曲、灵魂的荒芜、启示的原罪和信仰的变形开始的。而这些正是他所忌惮的灵知主义的土壤。
三、灵知主义的夜空
沃格林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这使得他对西方的阴影有着高度的敏感。在目睹西方秩序坍塌，品尝二战无序苦果之后，沃格林并未怀疑这是文明腐败罪恶的后果，而是站在战后的碎片上，试图从历史残破的废墟中清除残渣灰烬，重现西方的强盛壮丽。这是他一生的梦想。但灵知主义是一大障碍。在他的图景中，西方秩序的坍塌是包括灵知主义侵蚀在内的诸多原因之结果，其中，灵知主义是最危险的。沃格林把灵知主义看成是精神疾病的代表，是秩序的病灶所在，必须加以识别和清除。他把自己看成是医生，在医治西方文明的病症。
沃格林曾在《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中介绍过灵知主义的起源：
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以及地中海沿岸的人民来说，自公元前7世纪就进入了一个普世帝国的时代，……东方古代帝国的崩溃，以色列、希腊和腓尼基城邦独立地位的丧失、人口的流动，放逐和囚禁，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把这些无法主宰历史进程的人们逼进一种极端孤独绝望的境地，感受到世界的动荡、思想的混乱、精神和物质的不安。由制度、文明和种族凝聚力的崩溃所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召唤人们做出各种努力，要重新理解在一个既定环境之中的人生意义。这些众多的努力之中，他们在洞见的深刻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其中对于人类生存意义最宏大规模的重塑归属于灵知主义。⑥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谢华育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他进一步指出了灵知主义的核心要素：“把世界体验为一个人迷失在其中的异乡，人们必须找到回到他所从来的那个世界的道路。”①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谢华育校，第18页。对灵知人来说，此世已然成为必须逃离的监狱。从生存上说，“灵知是当时人们可以退而依赖的一种活宗教文化。”②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1页。在《天下时代》中沃格林进一步将这一要素概括为“反宇宙的蔑视此世（contemptus mundi）”③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第326页。，是“神显事件”（the theophanic events）变形为“自我显现”（egophany）导致的意识失衡。神显事件是人在生存中经验到超越的神性力量时被启示出来的精神跃升意识，是人认识到超越的神性存在并在其指引下接近实在的终极奥秘，以获得精神跃升的反应，是精神的自我突破。但是灵知的跃升意识却把人的灵魂带到与人无关的天外，本应是人之生存根基的地球家园反而被经验为异乡，本应守护人的神灵变成了外在的绝对超越性力量，甚至是恶的力量，出于邪恶的目的而创造了这个监狱般的地球，而终极神却完全外在于这个创造。这不仅是人与神的分裂，神与神也分裂了：“在他们对实体的观念中，某一个邪恶的精灵设计了作为监狱的这个世界，以便将人身上的神之灵发出的火光囚禁在其中。不同于这个精灵，真正的神是绝对超越这个世界的，以至于他与该世界的创生毫无瓜葛；他更加不会想要将自身化身于其中。”④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第327页。于是，人的知识就在于使人认识到死后他的灵能够返回神的灵，共同体的最终解救在于人类的灭绝来达到全体人的灵都返回神的灵。在这里，死亡不是灵魂的净化而是逃离邪恶人世去获取不朽的最后手段，身体成了灵魂的坟墓。逃离是拯救。人的存在是非政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相反，灵知主义“通过发展出将灵由其监狱中解放出来的各种技巧，将不朽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其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权势欲”⑤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第328页。。
根据沃格林的论述，在希腊古典时期，由于柏拉图把城邦看成“大写的人”，相应地，人就是小写的社会，人与城邦在秩序上具有同构性，依靠的是理性。在理性的指引下，人把自己的生存经验为朝向神性根基的一种不安状态，这种不安源于对根基与意义的无知，无知会提醒灵魂去探问它的生存状态，发现他的人性。不安是人响应神性根基呼唤的神显事件。神性根基不是某种外部事物而是理性认识到的超越性，人在理性中发现自己的生存是在人和神的两极张力之中，并认识到人的生存就是去应和这超越性的存在秩序。古典理性在人的灵魂中始终向神性敞开，让人在拥有超越性认识的同时保有常识。如此一来，城邦知识就保持在朝向神性却在世俗之中的维度上，个体灵魂与城邦秩序就是合拍和谐的。一旦知识被扭曲而变成概念装置，人对生存的体验就会僵化为各种变形的观念，造成精神混乱而导致种种腐败的异化状态。简单来说，如果人拒绝理性就会导致精神上的偏离，柏拉图主张的“灵魂转向”所指向的善即存在秩序就会被中断或偏离而转向恶即无序，人之人性将不复存在：“离开了根基，人也就离开了他自己，因此，异化就是离开由朝向根基的紧张状态构成的人性。”⑥ E ric Voegelin，“Reason：The Classic Experience”，in Published Essays(1966-1985)，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ume 12，p.275.灵知主义显然是异化的知识，误解了不朽，扭曲了人性，灵魂的死亡选择不是出于爱的高贵而是出于对生存的厌恶。在《秩序与历史》第三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中，沃格林笔下的苏格拉底通过死亡来展示灵魂的高贵：“在《斐多篇》中，死亡成为治愈地球上患病灵魂的净化力量。”⑦沃格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刘曙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因此，希腊古典时期的不朽不是用来控制人的力量，而是人响应神显事件的结果，因为灵魂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具有同构性，灵魂在向死而生中体验到的不朽就会成为社会秩序的源泉，而不是秩序的毁灭性力量。当灵魂遭受社会中的不义、低贱等疾患威胁时，死亡就会成为拯救的力量，让灵魂向善。在这样的灵魂认识中，死亡是爱的表现，爱自己也爱城邦。
灵知主义的死亡体验是消除身体解构社会的意识，是对生存的彻底否定。沃格林倾心于古典时期将人理解为努斯的动物这一意识，无论后来被翻译为理性的动物还是政治的动物，其核心意义都没有改变，即人是在社会中的存在，其中，灵魂从来都不是理性控制的空洞物，而是既能朝向理智又能朝向情欲的充满爱欲的综合本质。
如果说古典灵魂是充满爱欲的生存，保持着对此世的温馨体验，那么灵知主义的灵魂就是这个世界的冷漠拒绝。沃格林无法容忍这样的灵魂。在他看来，作为秩序坍塌之后重建生存意义的举措，应当保持世俗应有的温度，那就是常识。显然，灵知主义的认识拒绝常识。沃格林把这种认识看成了一种疾病。
职业标准在职业概况中对职业培训和职业鉴定做了详细的规定。职业院校应实施“双证融通”教育，将考证内容融入到人才培养之中，使各专业的教学条件、教学内容尽量与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考证内容保持对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鼓励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由此看来，沃格林紧盯人性的塑造，即人是城邦中的存在，他只有在朝向神的生存中才能保持他的人性，一旦偏离就会带来异化，包括观念上的和现实上的异化。观念上的异化会导致精神荒芜，人将偏离人性而走向动物性；现实上的生存将在精神的扭曲变形中被引向动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仇恨、敌对，甚至是毁灭性的战争。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代，沃格林的焦点都是人。人必须是人而不是别的东西，所有的偏离，无论是低级的动物还是高级到超越性的人，都会导致人性的损害乃至丧失，必将打破均衡带来灾祸，因而是必须否定的。这基本成了沃格林识别优劣区分敌我的标准。古代灵知主义恰恰以逃离的方式来取消人的生存，这为沃格林所不容。
至此为止，我们在沃格林的主要论述中几乎看不到他对土地的关注，他的分析系统中出现的家园主要指城邦而不是可供耕作的土地。这也似乎表明沃格林笔下的西方文明之根基不在土地上而在技术化的城邦之中。对城邦联盟或帝国来说，土地只是为满足欲望扩充权力而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不是让生长和守护的家园。古代灵知人所要逃离的正是这充满欲望及其罪恶的技术化世界。因为这样的世界注定是无根的，离开只是迟早的事，区别仅在于主动还是被动。灵知主义选择了主动，冷冰冰、毫无留恋地放弃。他们从征服和掠夺的苦难中走来，深知其中的血腥与残暴之恶。我们不难在这冷漠的厌恶中辨识出荷马世界中的恶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冤魂所搅动的情绪，但沃格林保持沉默。
当古代灵知主义以消极的非政治方式取消人的生存时，现代灵知主义却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秩序，用惊悚的力量扫荡世界。
如果说早期的灵知意识是通过神秘的知识谋取灵性拯救，那么现代灵知开始通过知识体系来谋求获救，其方式不再是逃离，而是带着美好的理想信念，打算摧毁不公正、不完美的旧世界，创造一个公正、完美的新世界。传统中，世界的主宰者不是人而是神，在犹太-基督教意识里世界是由超越于世界的神创造的。如果是这样，世界的创造就与人无关，要想取得创造新世界的权力，首要的事情就是取消存在的超越之源，即谋杀上帝，取而代之。沃格林认为，黑格尔是谋杀上帝的第一人，用人造的哲学体系来取代上帝的创造，以为可以藉此改变实在，却没意识到这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想象。事实上，当实在被扭曲为意识形态的实在时，超验的维度被抽去，人就会成为掌握实在的人，获得了主宰力量，开始主宰人、社会和历史，就是libido dominand（i宰制意志或权力意志）。世界被颠转了：“‘对尘世的藐视’变形为‘对尘世的赞美’，上帝之城变形为人之城，启示论的千禧年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千禧年，通过神性行动实现的终末论剧变，被转化成了通过人的行动实现的内在于世界的剧变，等等。这些特定的象征从中获取意义的那个核心就是这样的转型：人对自然的主宰力转变为人对拯救的主宰力。”① 沃 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张新樟译，见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学术》（第十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1-161页。本来人的得救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但现在黑格尔要改变这个事实，用人的自我拯救的梦想来改变实在。
实在不会真的被改变，改变的只是人自己——人性被严重扭曲了。沃格林发明了一个词：“自我显现式反叛”（egophanic revolt），用来描述这种扭曲神显的遮蔽现象。神显原本是人在超越性力量的启示下认识自己人性的意识，现在却扭曲为人自我洞悉存在的构建，人被异化为主宰意志而成为超人，开始设计存在规划历史。当这类扭曲实在的观念变成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思潮的时候，就会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洪流，争先恐后地营造“地上天堂”。现代史上的这场灵知运动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被人们看成是“社会进步”。然而沃格林却指出，进步的代价是“精神的死亡”——上帝被谋杀了②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第139页。。之后，灵知主义的异化知识“把整个人类统一成为一个暴发着惊人活力的全球性疯人院”③沃格林《：不朽：经验与象征》，张新樟译，见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学术》（第十辑），第121-161页。。
无论是谋杀上帝还是创造超人，其结果都是对人之人性的取消。
从历史事实上看，灵知主义是西方夜间的哀鸣，是西方亮丽身形下的阴影，它们搅扰了沃格林追求光亮纯洁的梦想，他不得不亲自动手处理，以此净化西方文明。但对灵知主义的赶尽杀绝只会加重西方夜空的戾气，显示西方文明已经穷尽了人的可能性。沃格林对灵知主义的批判已成悖论：灵知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病患表现，但对其进行毁灭性的围剿却也不见得是真正有效的治疗。没有土地意识的城邦本质上是技术化的存在，终究是非人属的，没有灵知主义的超人出现也会有别的魔性力量出现，人终将被连根拔起；这一难题在西方文明自身之内是解决不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就是例证。
灵知主义的土壤不仅有西方历史上系列罪恶现实给人带来的无意义经验，更有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对当下现实的强烈不满以致立志欲摧毁它。只是灵知主义是西方文明自有的阴暗，是正典亮丽身形下的负典阴影，正典越是光亮负典就越是阴暗。对现代灵知主义大动手术，既是西方学人的文明自救，也是文明粉饰。沃格林重新发展柏拉图的“居间”理论，在理论上斩断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政治力量试图垄断真理窃取霸权的企图，使得各种文明开始拥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但这也只是一种文明“止损”，目的是避免西方文明完全衰落。
沃格林事实上是洞见了西方光亮之下的阴暗处正在裸露出来的命门及其显示的“西方文明的没落”，西方智识的异化必将埋葬西方文明。沃格林对灵知主义和知识变形的讨伐，恰恰显示他对西方命运的至深切关注。但他的学术努力似乎已经蜕变为学术魔法，以精妙学术手法修补美化思想战场上的残缺阴暗。沃格林的两大重点学术工程，早期的《政治观念史稿》和晚期的《秩序与历史》都成了“烂尾”工程，昭示着他奋力净化负典的失败：灵知主义及其问题是西方自身解决不了的，西方释放了现代科学与技术的魔力却无力驾驭它。人类的未来需要世界各文化体相互敞开、碰撞、融合与生长。
然而，沃格林在描述中显现出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即西方现代社会已经病了。但不是现代才开始的，而是源自其古代文明源头及其后的灵知主义：理性扭曲、启示变形、知识异化。
The Three Battlefields of Eric Voegelin
ZHOU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Eric Voegelin gain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nonhuman nature of Gnosticism.While realizing that its inundation is doomed to threaten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existence，he embarks on the road of purification，trying to eliminate the darkness and sin in the history to purify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However，Gnosticism is the whine of the night and the shadow under the bright figure in the West，and its extermination would only aggra⁃vate the murderous look of the night sky in the West.Grow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ity -state world，Voegelin's his⁃tory and order lack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planting and growing land，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dominated by power，and nonhuman like his criticism on Gnosticism.Therefore，his critical paradox seemingly shows that his Western civilization comes to the end of human.
Key words:Eric Voegelin;Gnosticism;reason;revelation
［中图分类号］B 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9）03-0023-09
［收稿日期］2019-01-01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NSK(YB)16-96）
［作者简介］周洁（1973-），男，海南昌江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视觉文化与视觉传播、艺术哲学等研究。
［责任编辑：严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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