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本体思想差异之浅论
李 灿*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人们在探讨正始玄学时，往往喜欢将阮籍与嵇康并作一谈。二人生活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其备受压迫的境遇以及放诞不羁的行为方式的确有较大相似性，但若细读他们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他们在创作风格与人生态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完全来源于性格和境遇的不同，也与其作为玄学家对老庄思想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对玄学本体理解的差异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关键词： 本体思想；崇有；贵无；人生态度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变革期，在这一时期传统儒学受到挑战，玄学思潮兴起。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说：“玄学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问题。汤用彤先生按照玄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理解，将他们划分为“贵无派’与“崇有派”，前者以王弼、何晏为代表，后者以郭象、裴頠为代表，他们探索名教与自然结合的努力是一致的，但在对本体思想构建以及名教自然的结合方式上存在着极大地差异，阮籍与嵇康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其时代正处于这两派形成之间，且影响巨大，其思想也具有两派间的过渡性，汤用彤先生将此二人划归于“贵无派”，余敦康先生则将其单列为“自然论”玄学，二位先生均选择将此二人并作一派。然以汤用彤先生的划分标准看，二人思想其实颇为不同，这种划分固然考虑到了他们在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共同特点，却也不免忽视了二人间的差异。
一、阮籍思想中的“贵无”特征
阮籍的思想大体上近于贵无派，但汤用彤先生也在《魏晋玄学论稿》里指出，阮、嵇二人的思想并不严密，他说：“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并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和行为表达出来，故在社会上的影响，嵇、阮反出王何之上。”何晏、王弼的玄学，是哲学或经学的玄学，主要以注经的方式进行阐发，思想的严密，语言的精确，是这种阐述形式的必然要求。阮、嵇的玄学，则是文学的玄学，主要以论说文章的形式阐发，并不需要那么周密的体系，所以写得自由，写得文采斐然，得此失彼，因而在思想体系的严密性上，相对质朴的王何反做得较阮、嵇要好。
形式不严密，思想亦难免存在混杂，阮籍的思想近于王、何之贵无，但是把他归于贵无派也不准确。贵无和崇有的区分，在于对其世界本原构成的认识以及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方法论。王弼与何晏着眼于老子“有生于无”的观点，以混一而不可名识之“无”作为世界本原，并据此提出了返本归源的方法论，即“无为”，能“复归于无为”，即所谓道。阮籍对于道的理解与王、何大体一致，但也不尽相同，以其《达庄论》为例：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
阮籍认为，天地之本原是“自然”，有“自然”而后有天地万物，“自然”至大无外，天地万物皆涵盖于其中，道“无异”“无殊”，泯灭万物的差异。这与贵无派将道与自然视为万物之本体的看法基本一致，然而阮籍的这段论述里，也存在与王弼、何晏不同之处——王、何将“道”、“自然”这些概念与“无”直接对应起来，“无”并非绝对的虚无，而是表示不可名识之先天存在的抽象概念，既然是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不应有所谓内外之分，则阮籍所谓“无外”而“有内”的“自然”，当异于王何贵无派的“本无”，至于“自然”究竟是什么，阮籍并没有论述，但在《达庄论》中也能找出答案：
当控制孔与压裂孔应力集中带没有连接或重叠，即控制孔与压裂孔应力集中带之间存在一段原始应力区时，控制孔不能及时发挥导向作用。随着压裂进行，压裂孔卸压范围逐渐增加，控制孔与压裂孔应力集中带必定连接，此时控制孔导向作用开始显现。因此，控制孔卸压范围大小对实现裂隙定向扩展至关重要。地应力又是决定钻孔应力集中带的重要因素，通常地应力越大，钻孔卸压范围越大，其次还与钻孔长度、孔径、排间距、煤体强度等因素有关[11-12]。因此，地应力是该技术在应用中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素。同时，探索如何提高控制孔导向作用对提高定向压裂效果至关重要。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
赵五娘是在饥荒年景中空前艰难的情况下奉侍二老的。出于一种责任感，出于对二老的同情与爱怜，她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使二老免于饥馁。她典当钗梳，尽心奉侍双亲；赵五娘自己饿着肚子，却在为公婆的饥饿担忧，赵五娘自己无衣无食，却愿为舅姑的衣食而用自己的衣衫去换。即使起了投井的念头，还是想到了公婆，想到了丈夫而止步。这里，表现了赵五娘对公婆的深厚感情、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他人的深切的同情。
“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
阮籍虽然并没有把“道”理解为“无”，但它依然具有“混一不分”“同为一体”的特点，是以在这样的道面前，万物莫非道之所生化，以道观之，则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盛衰得失，有何分别？汲汲于此，则不如无欲自足，复归于“失之无闻”的空虚混沌境地，如此方能“得道之正”。据此可知，阮籍虽贵无而不本无，但方法论上，他与王、何都是以“无为”为鹄的，将其划为“贵无派”也是合理的。
（4）要正确合理选择分片刚性楼盖和整体非刚性楼盖的结构抗震设计计算模型，比如楼板在大震下不能处于基本弹性状态时，要先研究出合理的计算模型后再进行抗震设计验算。
“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乃失无闻。”
人们往往很自然地将嵇康与阮籍放在一起论述，二人同属竹林名士集团，交游密切，且行为的放诞如出一辙。人们习惯将他们并作一谈，一则在于二人共同的时代背景与亲密的交游关系，二则因为他们处在“贵无”与“崇有”两派兴起之间，其思想具有过渡性。然细辨二人观点，可知阮、嵇二人的思想固然共通，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不可忽视的——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思想具有了更多“崇有”的倾向。
世界是五彩缤纷的，色彩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空间，色彩既可以装点生活，美化环境，给人以美的享受，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的一种体现。色彩具有很强的心理作用,每一种颜色都具有特殊的心理作用，影响人的温度知觉，给人错落有致的节奏感，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色彩最容易将人的视觉美感激发起来，最明朗的体现园林景观的特色，作为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色彩景观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知，阮籍所谓的自然，并不是贵无派玄学家们笔下抽象的“无”，而是“精气”，是一种无形无色，不可感知但又客观存在的本原物质。阮籍的观点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元气说”，这是一种在汉代普遍流行的宇宙观，正如王充《论衡·谈天》里提到的：“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涬濛澒，气未分之类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元气之说，汉人解经往往用之，并非玄学家们所探讨的更抽象的“有”与“无”。阮籍的玄学思想中混杂着这样一种旧的认识，应该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较早有关系，阮籍虽活动于正始年间，但在七贤之中最为年长，较王弼大了十余岁，他的思想形成较早，其中带有些汉人旧说不足为奇。但汤用彤先生将其归于贵无派也有合理性，因为“气”与“无”同样是一个抽象的，超越感知的存在，也是不可名状的“无名”之物，且在本体上将“自然”归于“气”而非“无”，也不影响其返本归源的方法论。以此为基础同样也可以提出回归无差别的本原以及“万物为一”的思想，进而推演出“无为”。即《达庄论》所谓：
二、嵇康思想中的“崇有”倾向
“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之正也，君子之实也。”
有高度的点状符号是一种体状符号，它是三维数字地形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符号对应一个程序和命令，所有带高度的点状符号都需要以调用命令的方式来绘制。绘制该类符号时，需提供一个三维点坐标来确定地物的空间位置，实体高度值可以根据高度点来确定，也可以直接在命令行内手工输入。
嵇康的著述中所体现出的“崇有”态度，在当时是颇有开创性的。能发展出如此独特的思想，自然是源于嵇康对老庄哲学独具慧心的理解，但也与其接触方士，崇信方术有关，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深信神仙之术，曾经“采药游山泽”，与道士孙登、王烈均有交游。其著作《养生论》就是他深信服食求仙的道教思想的直接证据。且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也曾说自己“又闻道士之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深信之”。与纯粹探究理论的清谈者不同，服食求仙，长生不死才是方术家所汲汲追求的终极目标。嵇康既与方士多有交游，又对养生之术深信不疑，分明爱生之极，又怎会将目光投射到无形无名的绝对空虚中呢？且正如余敦康先生在《魏晋玄学史》中所说：嵇康的“师心以遣论”是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来写作，他的思维是带有情感的思维。“师心遣论”的写作方法，不羁的性格，以及对庄子思想和方技之术的包容态度，使得本就极度感性且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嵇康，得以不拘泥于旧有思想的束缚，对自我生命价值投射无比强烈的关注与热爱。让他走入了一条与他“以为师”的阮籍不同的道路。
三、与玄学观念相对应的人生态度差异
这种改变所造成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哲学观点的变化，也体现在整个人生态度上。嵇康身上有着比阮籍更加积极和重视世功的一面——二人虽然都遁世逃名，但二人对功名的态度却完全不同。阮籍视世俗礼法之士如褌裆之虱，如恐避之不及，而嵇康则对世俗功名采取更包容的态度，上文在分析《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指责山涛的原因时已说到了这点。另一个例证，是他在兄长嵇喜从军时写下的《赠秀才从军诗》，此诗发言清玄，但“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这样追步陈思，力遒建安的诗句，也不该是一个真心厌世逃名之人能写得出来的。而反观阮籍的《咏怀》诗，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滋味，他所看到的，是“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所顾虑的，是“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所感叹的，是“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所恐惧的，是“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这固然是其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产物，但与其虚无的人生观也有很大关系。
当然，这种“终身履薄冰”的态度，并不是所有“贵无”玄学家的选择，何晏就是服散养生的始祖，且时常顾影自怜，对自己的外在十分在意，他对养生的渴求，恐怕并不逊色于嵇康。但何晏所处的时代较阮籍为宽松，在他眼中“反本归无”尚可以作为拯救时弊的希望。且阮籍的悲观心态，是他用全部真挚情感去体悟玄学的结果，自是一般清谈者所不能及。在把一切都看作虚无的阮籍眼里，身边的所有美好都是不能永恒的，终将归于虚空，脆弱的生命也经不起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改变。迷茫与绝望固然是那个时代的共性，却也在这位感性的贵无者心中无限放大，使他陷入了内心的痛苦与恐惧，成为了一位消极避世之人。而相比阮籍，嵇康表面上虽因其过激的言行更难为世所容，最终死于非命，但其弃世但不厌世的玄学理念，反倒更积极，更能为世俗儒教所接受。嵇康放弃对道家虚无本体的探讨，而将视角转向人之自然天性的思路，也为“崇有”派玄学家所继承。嵇康不能算真正的“崇有派”，但他的思想与“崇有派”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死后，他的好友向秀所著《庄子注》问世，其“生生者无物而物自生”的观点，被郭象发展为成熟的“独化”论，终于在理论上使名教与自然得以一致。这正与嵇康“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思路一脉相承，可以说他们思想的因子，早在嵇康那里便已经出现了萌芽的征兆。
四、结语
嵇康和阮籍这对正始玄学的代表，在玄学观念与人生态度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存在高下之分。嵇康与阮籍思想中共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师心谴论”与“任气使才”，在玄学思想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这使得他们的玄学思想带有了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与个人色彩。也正是这种饱含个人情感的体悟方式，使他们得以用玄学思想演绎自我人生，用独特的自我生命去领悟玄学，在创造出富有文学之美的玄学作品时，他们也推动了玄学思潮走上了一条更加关注个体意识的道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人们在比较阮籍与嵇康思想之间差异的时候，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影响了整个时代玄学思潮的转变，正在看似浑如一体的二人之间悄悄发生。
[ 参 考 文 献 ]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阮籍撰，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7.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049-(2019)11-0079-02
*作者简介： 李灿(1995-)，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先秦汉魏文学。
标签：本体思想论文; 崇有论文; 贵无论文; 人生态度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