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工人阶级发起进攻，其矛头直指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唯一手段工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2011年威斯康辛州爆发的维护公共部门工会的斗争。这场斗争展现了最广泛最坚定的阶级团结，也显露了工会巨大的斗争潜力与局限。对此，本文不仅分析了威斯康辛州工会斗争的现状，而且回溯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会理论，为经济危机背景下工人阶级如何重建劳工运动、工会民主和实现自身解放提供理性思考。
马克思在1865 年发现，工资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着力提升服务质量，推进政策落实程度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的落实，如转化收入个人所得税收减免问题，建议徐州市政府从制度层面将国家和省关于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及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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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的这些著名论述。比如在大萧条期间，规模庞大的罢工运动最终摧毁了美国企业家阶级的顽固束缚，并使工人组成工会以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合法化。在罗斯福新政的几十年后，企业也已广泛接受工会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的合法地位，尽管他们并不乐意。好景不长，当战后繁荣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停滞时，美国的商业领袖们开始通过新自由主义来恢复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的竞争优势，以改变阶级力量的平衡。现在，在征服了私营部门之后，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公共部门。于是，便引发了011 年为维护威斯康辛州公共部门工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超过十万名抗议者出现在不同地点，还有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学生在麦迪逊州议会大厦进行了长达几个星期的占领行动。尽管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但工会官员们摇摆不定。结果，共和党人不仅在威斯康辛州，而且在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成功地通过了反工会措施。与此同时，工会激进分子已经开始罢免运动，以驱逐那些狂热地加入破坏工会运动的共和党人。
当激进人士寻求自下而上地重建劳工运动时，威斯康辛州的斗争显示了工会运动的巨大潜力和局限。几十年来一味地妥协退让使削减工资和福利成为劳资谈判的常规结果，从而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恶化。
当然，目前美国劳工运动的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阶级力量的平衡。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的新时代也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提供了一条道路——通过让工人们做好不仅推翻现有制度，而且准备对社会进行集体统治的准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④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1 页。
一、工会所扮演的矛盾角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是工人对抗雇主的前线。作为斗争载体，它们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至关重要。但其中存在一个矛盾：工会既要就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工人的条件进行谈判，也要为工人阶级革命提供斗争工具。早在资本主义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威斯康辛州的斗争表明资本主义是如何再次将工人推向斗争的，这一斗争打开了在集体斗争基础上重建劳工运动的大门。由于新自由主义在过去30 多年里迫使工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恶性竞争，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劳工运动与集体斗争的发展潜力仍旧存在。
“分而治之”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口号。资本主义迫使工人们相互竞争——本国的和外国的、熟练的和不熟练的，等等——利用每一个机会挑拨工人阶级，使之分裂。工会的建立提供了与雇主进行集体斗争的机会，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1845 年，恩格斯指出：“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①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17 页。
尽管革命的实际发展进程并没有如预测的那样迅猛快速，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确认，将工人组织成为工会以减少竞争是促进工人阶级斗争的关键，并且即使是在经历了挫折时期之后，资本主义仍将推动工人重回集体斗争。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② 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60 页。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同样评论道：“正如相信牛顿没有必要非要看到他从飞机上掉下来一样，进行阶级斗争也并非一定要‘相信’阶级斗争，没有证据表明工人阶级比其他人更喜欢斗争；但有证据表明，资本主义迫使并使他们习惯于这么做。”③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Vol. I, 1978,p.42.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吻合模拟训练前后数据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机器人手术与腹腔镜手术吻合时间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范围）表示，吻合模拟训练前后数据的比较采用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检验水准（α）为 0.05。
二、革命进程
历史表明，工会会员率与阶级斗争水平的升降相呼应。如果当前阶级力量的平衡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复兴来逆转，那么工会激进分子面临的关键挑战就是如何将他们的工会转变为战斗组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必然需要厘清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会理论，以逐步提高工人特别是工会工人的战斗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工人阶级
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的必要手段，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必要前提。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写：“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①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96 页。
2011 年2 月和3 月，在麦迪逊州议会大厦中表现出的巨大的阶级团结，标志着在建立一个自为”的工人阶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包括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会和非工会工人、来自美国各地致力于捍卫威斯康辛州公共部门工会的学生和支持者。恩格斯认为，工会，尤其拿起罢工武器的工会是他们自我解放的必要先决条件：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② 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512 页。
分别对原始脑电信号和经由小波变换得到的子频带信号进行特征提取。其特征选择为标准偏差、振幅对数和四分位数3种，标准偏差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正如马克•布伦纳（Mark Brenner）在《劳工观察》（Labor Notes）中报道的那样，工会官员“在2000 年至2008 年期间，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数增加了两倍，2008 年是拥有完整数据的最近的一年，年收入超过15 万美元的人数也增加了两倍……2008 年，近1 万名工会官员或职员的年工资收入超过10 万美元，造成了总计12 亿美元的花销”。事实上，工会官员的前五位“仅薪金就超过50 万美元，而前15 名的每个官员都拿到了超过40 万美元的薪水”。布伦纳还指出：“收入超过15 万美元的工会官员发现，自己已跻身美国5%最富有家庭之列。而普通工会成员在2008 年的平均收入为4.8 万美元；而美国人的总体平均收入则为4 万美元。”①参 见http://labornotes.org/2010/02/unions’-top-heavysalaries-drag-organizing。历史的重担沉重地压在了今天的劳动运动上，尽管工人阶级斗争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工会存在的目的是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但革命者的目标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以扩大和深化在普通工人中的革命领导权。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斗争的每一阶段都标志着革命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这不是一个僵化的公式，而是涉及到适用于阶级斗争的每一个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
针对中煤脱介系统处理量不足的现状，选煤厂投资200余万元，在现有厂房内增加了一套中煤介质回收系统，增加的主要设备有脱介弧形筛(VOSB422060)、脱介筛(DMS3642B)、磁选机(HMDA1219×2972)。改造完成后，中煤脱介筛筛上物厚度降低到80 mm左右，带介量下降到1.04 kg/t，中煤产品带介降低到1.80 kg/t左右，系统生产介耗下降到2.95 kg/t(2011年全年统计)。
三、关于剥削条件的协商
清塘、平塘工作后加注新水，在3～5天以内一般不进行水体消毒、杀虫工作。如果加注新水的时间超过七天，尤其3-5月华南地区梅雨季节寄生虫容易大量暴发，建议在放苗前3天使用兴棉宝或敌百虫进行消毒、杀虫，减少寄生虫对养殖鱼苗的伤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工会极大推动阶级斗争向前发展；但是某些时候，工会则限制了工人运动。在工会退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会的状况提出了强烈不满。正如恩格斯在1871 年所写的那样：“工会运动，所有庞大、强大和富裕的工会，与其说是推动进步的工具，不如说是一般运动的障碍。”⑤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Vol. I, 1978,p.107.
列宁对待工会的态度，也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产生过一些转变，但他也对工会本身的历史作用做出了评论，揭示工会作用的不确定性。1899 年，列宁写道：“每一次罢工都大大地推动工人想到社会主义，想到整个工人阶级为了使本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需要进行的斗争……正因为这样，社会党人才把罢工叫作‘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争取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① 译文参照《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58 页。
仅仅三年之后，列宁在《怎么办》中用了极其负面的词汇来描述工联主义：“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然而三年之后，在1905 年革命中，列宁又回到了他早先的论点，他评论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② 译文参照《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第 85-86 页。
上述评论看似矛盾，但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在日常阶级关系中所扮演的矛盾角色的理论理解。工会角色内涵的另一层面也限制了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扮演明确的政治角色。工会代表（或试图代表）某一特定职业或某一行业内的所有工人，工会能够组织的工人越多，通过罢工和其他行动行使经济权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工会能够减少更大范围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经济权利也会对工会政治产生限制。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工会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广大工人。这些群众越广泛，工会距离完成任务就越近。但是，组织在广度上获得了东西，必然在深度上会有所损失。工会及其领导中的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倾向表明，工会不仅接纳了先锋（最激进的工人），而且接纳了大量的预备队。因此，工会的弱势恰来自于他们的优势。”③ 译文参照《列宁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80 页。
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会是进行阶级斗争不可或缺的工具。但由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工会成员与资本家进行谈判，因此它们的存在有赖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延续。正如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和唐尼•格拉克斯坦（Donny Gluckstein）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善工人工作条件，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是正常时期工会活动的普遍准则。事实上，工会已默认了制度所设定的框架，倾向于将政治问题排除在讨论之外，甚或支持那些不挑战当前社会秩序的改革派政党。”④ Tony Cliff and Donny Gluckstein，Marxism and Trade Union Struggle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London ：Bookmarks，1986，p.32.
由于这个原因，工会不能转变成为革命组织。只有明确的革命政治组织和政党才能扮演这一重要政治角色。
四、工会的官僚作风
克里夫和格拉克斯坦根据最近发生的情况详细说明了工会官员的作用：“相信来自底层的压力会迫使工会领导人走上革命道路的看法，是一种对官僚主义本质的误解。对官僚主义抱有幻想会削弱工人的意识和行动。工会领导人可能会被迫去服从一些底层人民的意愿，但他们永远无法代替群众的集体行动。因此，工人自身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对最大坡长进行限制主要考虑载重车的爬坡性能、坡底的入口速度与允许速度。公路与城市道路规范对最大坡长的规定略有差异，经对比分析，城市道路对机动车道最大坡长的限制较公路更为严格。因此，在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时，需对坡长无法满足城市道路规范要求的纵坡进行调整。但当道路交通组成中轻型车比例较高时，且突破最大坡长指标可以显著减少工程量并降低工程造价时，可主要依据公路规范执行。
④ Tony Cliff and Donny Gluckstein，Marxism and Trade Union Struggle，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London ：Bookmarks，1986，p.30.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表达对工会领导人的不满。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抱怨同业工会的领导人拒绝将工会运动扩大到同业以外。恩格斯在1869 年写道：“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似乎都有这样一条规律：总有一部分工会的领导人是堕落的”；“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腐败的工会官员和专业鼓动者的手中”，马克思在1878 年回应道。⑤Richard Hyman，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de Unionism，London：Pluto Press，1971，p.9.
如果工会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剥削条款进行谈判，那么工会官员就会成为工会成员的谈判代表。因此，他们的阶级地位本身就是矛盾的。全职的工会官员本身并不是工人，他们代表工会成员谈判的合同不会影响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如果在谈判中同意裁员，工会领导人仍然不会失去工作。如果工资被大幅削减或被增加税率，工会官员仍将保持和以往一样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此，工会领导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资本家，而是两者之间的调解人。如果没有来自底层的压力，他们很可能会屈从于来自上层的压力。正如卢森堡所说：“由于领导人的职业活动的专门化，由于同稳定时期分散的经济斗争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狭隘眼界，工会官员很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和偏见……。其中第一个倾向就是过高评价组织，使组织从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逐渐地变为目的本身，变为至高无上的财富，斗争的利益［经常］服从它。那种因为害怕冒较大的风险、害怕会危及工会存在的莫须有的危险，害怕没有把握的较大的群众行动而公开承认的维持稳定的要求，此外还有对工会的斗争方式本身及其前景与成果的过高评价，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因来解释。”①Rosa Luxemburg，The Mass Strike，the Political Party,and the Trade Unions，in The Essential Rosa Luxemburg，Chicago ： Haymarket Books，2008，p.177.
可以肯定的是，商业周期会对工会在资本主义正常条件下为工人获得更好条件而进行谈判的能力带来一些客观限制。在经济繁荣期，资本家更有可能满足工会的要求，而在经济衰退期，情况完全相反。这有助于形成在阶级斗争中前进和退却的摇摆。但是，正如当前的“经济复苏”所证明的那样，过去30 年中工资和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并不能用商业周期来解释。这种下降只能用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进行进攻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以及美国劳工官僚机构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来解释。
2.2 指导学生做好生涯规划，找准自己定位，树立正确就业观。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应从新生入学便开始，帮助学生全面剖析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兴趣等，便于其在大学生涯中有计划的培养自己的专长。做为高校辅导员还应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客观的认清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就业的过程中不应“眼高手低”、好高骛远。
近几十年来，美国劳工官僚机构的保守主义不仅体现在工会官员表现出的对斗争的极端厌恶，还体现在工会与自称亲资本主义的民主党之间的长期捆绑关系上。例如，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向工会做出了重大的竞选承诺，但这些承诺在其就职后很快就被作废。无论是克林顿曾承诺禁止对参与罢工工人的永久不聘用（这是企业对工会进行打击的惯用策略），还是奥巴马承诺过的《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该法案允许使用“签名卡”式（Card Check）的投票方式进行工会确认]，都没有兑现。
然而，尽管工会会员人数和劳工工资在过去十年中达到了一个危机点，但工会对于民主党的支持率仍有增无减。每到选举年，民主党候选人都可以继续依靠工会为他们竞选活动提供大量政治和财务支持，但这些投入几乎得不到任何回报。工会高层官员不愿挑战现状的情绪，也与他们拥有与许多企业高管一样的高薪有关。正如尼尔森•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在比较美国和欧盟工会官员时所写的那样，美国工会雇佣的全职工作人员可谓“世界劳工运动中数量最大、薪金最高”。20 世纪50 年代末，美国的工会全职工作人员与会员的占比大约是三百分之一，而欧洲的平均水平是约每2000 名工会会员中有一名全职职员。1960 年，美国有6 万名全职工会官员，而英国只有4000 名。②Nelson Lichtenstein，State of the Union: 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125.
工会民主至关重要，目的是加强工会普通成员的斗争潜力。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存在预先设定的一系列必须经过的阶段。
德雷珀补充说：“工会运动是无产阶级的学校或训练场，即使不那么激进，它也有助于培养能够管理社会的工人干部。恩格斯指出：‘能够自我管理规模庞大的工会的无产阶级’也证明自己‘有能力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
五、理论和实践
工会工人将是扭转局面的关键，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把工会倾向作为政治观点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因素。无论工会的官僚多么僵化以及工会的做法多么不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必须参与工会。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给革命者们的忠告：“应该善于作出一些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② 译文参照《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33 页。
“我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曾问我，为什么我声称在你的面前我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4]461-501这是1919年卡夫卡给他父亲写的那封著名的长信的开头，这封长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卡夫卡一直沉郁在自己心头的复杂的“父亲情节”。
工会领导人的政见并不必然地决定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如果从政治立场看，矿工领袖约翰•刘易斯（John L. Lewis）先前是一位坚定的共和党人和反共产主义者，在20 世纪30 年代是不太可能成为工会斗争的急先锋的。然而，刘易斯认识到，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拒绝组织非熟练工人的举动阻碍了工会发展。于是，他促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分裂，有效发起了罢工浪潮，并以此建立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刘易斯打算以其在管理美国矿工联合会（UMWA）时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管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但阶级斗争的规模常常使刘易斯无法在基层工人中发挥领导罢工和工场占领行动的作用，尤其是在1936 年和1937 年的汽车行业。
马克思主义为工会干部摇摆不定的特点提供了理论解释。克里夫和格拉克斯坦则为“领导民众的革命政党和工会官僚——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之间的共同行动”奠定了现实基础：“这一共同行动对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有帮助的，因为，尽管工会官僚机构中最左派的分子仍然不够可靠和坚定，但革命者与他们暂时的联盟可以削弱工会官僚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斗争的控制。一个革命政党必须知道如何利用左派和右派官僚之间的分歧，包括那些随时准备发表激进言论（即使他们永远不会采取行动）和那些一直公开致力于怀柔政策的人。利用这种分歧，普通群众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自信心可以得到加强，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革命政党必须明确，普通群众决不能相信左翼官员和他们激进的花言巧语。革命政党必须时刻提醒工会会员，即使工会官僚们将自己置于工人运动的最前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仅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这场运动的控制权。与左翼官僚的结盟只是扩大行动的一种手段。即使是最雄辩、最激进的演说，也决不能取代工人大众自身的行动。这种联盟，就像工会领域的其他策略一样，有且只有一个标准来评判——它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工人的信心和觉悟。”③ Tony Cliff and Donny Gluckstein，Marxism and Trade Union Struggle,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London：Bookmarks，1986，pp.31-32.在论述到英国时，托洛茨基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工人大众经常和摇摆不定的工会领导者们在一起，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成为群众的先锋。”
本节推导算法的理论误差，并将其与CRLB对比，以分析算法的理论性能.假设目标位置的估计误差为Δx，那么根据式(28)中θ3的定义可得：
肿瘤组织中miR-320a的相对表达量(0.37±0.09)低于癌旁非肿瘤组织(0.86±0.15)，肿瘤组织中CYLD mRNA的相对表达量(0.91±0.23)也低于癌旁非肿瘤组织(1.56±0.4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0.078，29.113，P<0.001)；CYLD蛋白在肿瘤组织胞质中少量表达，胞核中几乎不表达，阳性表达率43.48%，而在癌旁非肿瘤组织胞质和胞核中均有不同程度表达，阳性表达率73.91%，CYLD在肿瘤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低于癌旁非肿瘤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788，P=0.003)(表1-表2、图1-图2)。
④ Trotsky，Writings on Britain，London：New Park，Vol. 2，1974，p.191.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者是否应参加工会组织的竞选以取代这些“摇摆不定的领导人”，⑤这里指的是全职的工会组织，虽然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工会谈判委员会和机构内的其他职位。克里夫和格拉克斯坦的回答值得再一次强调。在革命时期，当绝大多数工人已经拥有成熟的战斗力，革命已被提上日程时，答案是很明确的，因为革命的工会领导人可以很容易地与革命运动保持同步行动。
但是在不那么激烈的时期，回答这一问题则要困难得多。在过去三十年里，许多工人运动中最具献身精神的激进分子在工会中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即使没有使阶级斗争得到显著的发展。例如，由于受到来自反战的工会激进分子广泛和持续的压力的影响，2005 年的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大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美国迅速从伊拉克撤军，从而扭转了美国工人运动几十年来对帝国主义的一味支持。①参见www.uslaboragainstwar.org/article.php?id=8626。
社会主义者不能对工会选举中的改革措施漠不关心，而应积极支持任何意在赢得工会民主的具体步骤。然而问题在于，拥有一个全职的工会组织通常会带来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向雇主做出妥协。这种来自上层的压力，哪怕是在最善意的工会领导人那里也会很容易导致保守主义，尤其是在没有来自工人大众的压力的制衡的情况下。最为重要的是，革命的领导权不是用头衔来衡量的，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决定的——无论是否得到现有工会官员的授权，都要确保最激进的工人能够从基层组织和领导斗争。如果这群激进分子在工会成员中仍处少数，那么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影响力很可能是最有效的策略，这显然不可能通过占有全职领导岗位来实现，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进这一激进少数的团结，比如与愿意在具体工场维护工会权利的其他工人结盟，与那些对妥协的工会合同说不的人站在一起等。即使是在工会会员就某合同进行投票出现90%赞成、10%反对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关注如何凝聚并扩大这个少数但激进群体的影响力，也比关注所谓的正式工会领导职位要有效得多。
克里夫和格拉克斯坦还论述了在工会内部工作的革命政党成员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在工作场所的基层党组织和地方的党支部中，必须确立党对个人及其从属单位的集中领导……为选举任何官员而进行的斗争应该补充而不是取代工人们的行动。工会的选举应该加强工人大众的权力，而不是取代他们。”②Tony Cliff and Donny Gluckstein，Marxism and Trade Union Struggle,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26，London：Bookmarks，1986，p.34.
六、立场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今工会中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起点，但仅仅是一个起点。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中，并不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工会具体实践中的现成公式。工会不是在真空中谈判，工会领袖也不能独自决定阶级斗争的未来。在实践中制订和发展战略策略，需要适应许多决定阶级力量平衡的因素，这些因素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那些在任何时候都把“工会官僚的背信弃义”看作是推进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以及不顾阶级关系实际状况而不断要求进行“总罢工”的宗派主义分子，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正如卢森堡在1905 年俄国革命后不久写成的《群众罢工》（The Mass Strike）中所阐述的那样，“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想，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的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①Rosa Luxemburg，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in The Essential Rosa Luxemburg，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08，pp. 117-118.
战略策略必须通过对每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评估来制订。美国托派运动创始人詹姆斯•坎农（James P.Cannon）如是论述这一过程的重要性：“第一关键的是立场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现状中的因素是什么，总的趋势是什么？首先必须弄清这一点。”② James P, Cannon and the Early Years of American Communism,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1920—1928，New York：Spartacist Publishing Company，1992，p.513.②预测未来阶级斗争的方向，对于形成自己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坎农阐述了共产党在1928 年5 月通过的工会决议的重要性，他认为，该决议在大萧条期间产业工会崛起的数年前就预计了“日益迫近的工业萧条及其对工人的激进化影响”。
坎农非常准确地继续论述道：“该决议预测，工人的不安情绪将日益加剧，并预计将出现大规模的斗争，尤其是在汽车、橡胶、纺织和肉类加工业等工人缺乏组织的领域。大量的工人受雇于这些行业，他们受到残酷的剥削，现存工会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保护，他们的斗争情绪正在增长。这些因素决定我们的方向。对于共产党来说，在这种形势下唯一可行的方针是依靠日益动荡不安的工人大众和他们日益增长的罢工意愿，并将工作重心落在组织工会和准备罢工方面。”③同上，p.513.
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高潮何时到来，对于迎接阶级斗争的到来并为之做好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威斯康辛州，甚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爆发的阶级斗争，标志着未来阶级冲突时代的开始。这场斗争是在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且持续的危机背景下发生的，尽管企业利润有所恢复，但危机并无明显好转迹象。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2008 年的金融危机，然而新自由主义依然存在。企业家阶级将继续对工人发起攻击，直到阶级斗争迫使阶级力量的平衡发生转变。
将来仍会有许多挑战、胜利和失败。在革命过程中，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政党应为领导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做好准备，而工人阶级不仅要为推翻旧制度做好准备，而且还要准备好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对社会进行统治。
作者简介｜ 莎伦·史密斯（1956— ），美国社会主义理论家、活动家
译者简介｜ 于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专业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5）
* 原 文 来 自Sharon Smith，Marxism，Unions and Class Struggle，International Socialism Review，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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