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家风家训研究专题】
摘要：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前期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新安县吕氏家族经历了从兴起到中衰再到重新崛起，家族命运的起起伏伏与其家族良好的家风有着密切的关联。吕氏家族崇尚儒学、尊崇孝道、注重教育、重视诗文的家风，使其跨越明清两代仍然具有勃勃的生机。吕氏家族家风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家风
新安吕氏家族自明朝初年迁至洛阳新安县，经明万历初年的兴起，随明朝灭亡而衰落，至清初康熙年间再度走向繁荣。在明朝末年至清朝前期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新安吕氏家族在河洛地区享有崇高的声誉，不仅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出仕之人，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在理学和文学方面成就卓著的知识分子。这一方面归因于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导向，另一方面也与新安吕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密切相关。
新安吕氏门庭显赫、人才辈出。学界对新安吕氏家族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这一家族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学者们或梳理新安吕氏家族的世系[1-2]，或分析吕氏家族对于河洛文化发展的贡献[3-4]，或研究吕氏家族成员的诗歌和戏曲成就[5-7]，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明清时期的新安吕氏家族，除了和许多名门大族一样重视耕读传家之外，其家风亦有独树一帜的地方。本文试对比作一分析。
一、崇尚儒学
新安吕氏家族对儒学的崇尚从吕维祺的祖父吕乡之时就已经开始。吕乡的学识如何，史籍并未提及。从吕维祺后来为祖父请旌获赠户部右侍郎来看，吕乡是受到过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吕乡一生未进入仕途，却乐善好施，还常常代族人偿还拖欠的税款，“睹里人逋赋，资产代偿……故称敦懿公”[8]387。“敦”谓厚道之意，“懿”谓德行美好。在族人眼中，吕乡是一个厚道而有德行的好人。《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9]吕乡的行为与儒家对君子的品行要求是一致的，其思想显然受到了儒家的思想影响。吕乡崇尚儒学还体现在他两个孩子的名讳上。长子名孔学，次子名孔教，他希望两个孩子能够潜心学习孔子和儒学。吕孔学少年时代就师从一代理学大师孟化鲤，得到名师指点。可惜的是，吕乡31岁英年早逝，吕孔学早早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他仍然依靠自己的学识获得了新安县邑公曹的职务，并把崇尚儒学的信念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吕维祺。
吕维祺是吕氏家族崇尚儒学的发扬光大者。吕维祺(公元1587—1641年)，字介孺，号豫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官至明末机务参赞南京兵部尚书。因在山东、南京、新安、洛阳等地建讲学之处，倡导理学，自己所学成为典范，故从学者与后人称其为“明德先生”。吕维祺作为明朝末年洛阳地区最为著名的理学家之一，他“开启新风，为洛阳学术由明至清的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4]吕维祺从小就开始学习和接受儒家思想，长大之后，潜心研习孟化鲤的著述，得其真传，故常以孟化鲤门人弟子自称。孟化鲤师承于明朝理学大师尤时熙，时人把尤时熙、孟化鲤和吕维祺合称为“洛西三先生”。吕维祺对尤、孟二位先生尊敬有加。他曾说：“领其绪论，而读其所为言，皆孝弟忠信躬修实际语，闻诸乡人之及门者，曰尤先生温其如玉，孟先生浏浏如松下风，及细按其生平，皆于事无染，而力学好修扶世淑人，卓然为伊洛嫡传，月川后劲。”[10]110两位先生无论人格还是学问都对吕维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吕维祺日后在理学上取得巨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吕维祺的后辈们一直坚持对理学的研读，而且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吕维祺之子吕兆琳撰写了《文庙崇祀考》，以示自己对儒学的崇敬。吕兆琳次子吕履恒回忆父亲：“以纯明之德承先太傅理学之传，忠教性成，友恭慈让，所以贻觉子孙者，泽莫厚焉。”[11]吕履恒之子吕宣曾在理学研读上也颇有心得，“著《古宫室名制考》一卷、《古冠裳图考》一卷、《古乡饮酒图考》一卷、《读礼说》三十六卷”①见张钫、李希白修纂的《新安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吕宣曾之子吕公滋亦继承了先辈的传统，以考据为基础，写成了《春秋本义》。吕公滋堂弟吕公溥，也曾多年在荆山书院学习和讲授理学。
新安吕氏家族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除了像很多名门望族那样，为子弟聘请名师讲授知识之外，吕氏家族的很多人本身就是知识的传授者。吕维祺先后创办了芝泉讲会和明德堂讲会。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吕维祺因不满魏忠贤宦官集团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愤而辞官归乡，全国各地书院也尽遭毁废。吕维祺毅然联合学者文人，创办芝泉讲会，弘扬儒学，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吕维祺亲自在讲会中任教，从学之人一百有余，不管是平民布衣，还是初学儒术的孩童，都可以前来受教。他还邀请当时名儒来讲会讲学，如天启二年冯从吾途经新安拜访老友，吕维祺邀请其留下来为学生讲学。天启三年，李缉敬受吕维祺之请来芝泉讲会讲学。当时的学界名流纷纷在此发表演说，拓宽了书院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吕维祺本人还受邀去其他书院讲学，天启二年与冯恭定讲学于川上书院，加强了与其他地方书院的学术交流。天启三年，吕维祺还设立了七贤书院，就位于芝泉书院的北边，祭祀宋之程明道、程伊川、司马温、邵尧夫，明之曹月川、尤西川、孟云浦。针对学员越来越多的情形，他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讲授的内容、开课的时间、授课的仪式等都进行了规范，大大提高了讲会的管理效率，扩大了讲会的知名度。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吕维祺从南京致仕回洛，创办了伊洛大会，讲学于程明道祠，从学者有石岳川、杨士英、杨英、丁泰吉、姚庚唐等200余人，四方慕名来求学问道者络绎不绝。崇祯十一年，吕维祺还创办了明德堂讲会，旨在“讲明孔子，行在孝经大义”[8]470。
二、尊崇孝道
新安吕氏家族极其尊崇孝道，这也是其异于很多名门望族之处。自周代实行宗法制度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格局，要求世人对国家尽忠，对家族尽孝。许多名门大族虽然恪守此道，但新安吕氏家族在孝道上非其他家族所能比拟。从吕乡以来，多代子孙中都有践行孝道的典范。吕乡年少之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一边参与田间劳作，一边精心侍奉孀居的母亲。吕乡早逝后，其妻牛氏一度轻生，为了抚养两个儿子，她含辛茹苦，寡守49年，终将孩子培养成才。吕孔学体谅母亲孀居之难，“事母谨甚，韦韝而治饔上食。母病屏营不自安，已而得异药，病乃复，细而榛栗，母未食不食”①见张钫、李希白修纂的《新安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母亲生病，孔学寝食难安。母亲病愈，他更是体贴入微，将食物做得异常精细，母亲不吃，自己决不会吃。
孔学之子吕维祺七岁之时就开始学习《孝经》，对父母兄弟孝悌备至。其父生病，吕维祺“口尝汤药，衣不解带”[8]466，每天陪伴左右。父亲离世，他更是“哭至呕血晕倒，力疾亲事衣衾”[8]466。吕维祺不仅亲自践行孝道，而且对《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孝经》推崇备至，“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不明，而无天下学术矣。学术荒而天下无德教矣”[10]129。在吕维祺的眼中，《孝经》是天下学术的根本。“孝之道，本天地之性，传帝王之心，通贵贱之分，因爱敬之良，而孔子发明之，以统六经之要，垂万世之法。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经》；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经》。”[10]130治国和治家都离不开《孝经》的指导。因此，他在两次乡居的13年间，撰写了《孝经大全》《孝经本义》《孝经或问》《孝经衍义列传》等著作，这些著作起到了家训的作用，成为吕氏家族后世子孙恪守的准则。
圆津庵在河南内丘县南宫道旁。康熙间，吕光禄谦恒曾过其庵，题诗云：“花界浓荫日影微，倦途偶憩发清机。长松匝院僧初饭。曲磴环亭鸟自飞。廿载重来如有悟，百年强半渐知非。路旁车马劳劳者，磅礴谁能一解衣。”后其子耀曾奉命使黔，又题诗云：“昔侍严亲此地过，重来风木恨如何。随行人忆当年少，相去时惊廿载多。户外松阴仍幂历，篱边菊影自婆娑。追思往事浑如梦，敢以《皇华》续《蓼莪》?”乾隆甲申，其孙燕昭赴河南，过其庵，见壁上墨迹犹新。和云：“驿柳参差晓翠匀，寻幽萧寺不辞频。非关此地林泉胜，犹见先人手泽新。风木兴怀追往事，莺花如旧正阳春。他年重过长安道，取决纱笼拂壁尘。”事隔百年，诗题三代，亦德门佳话也。[14]
吕维祺的孙子吕履恒，身体力行以孝道教育子孙，他仿照“宋儒邵雍的孝悌诗体，演为歌谣十六首”②见李时灿编《中州先哲传》，民国二十四年刻本。，并亲自教授儿孙们传唱。吕履恒的三弟吕复恒亦是一位至孝之人，父母在世，“问寝视膳”，父亲去世后，凡事必向诸位兄长请示之后，方才去做。对待双亲尽显诚敬之情，对待兄长如同父亲一般，从不专断自作主张，至年老之时仍然恪守孝悌之礼①见张钫、李希白修纂的《新安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吕维祺的曾孙辈中仍有不少孝顺之人。吕宪曾“事继母，称孝子”；吕耀曾“生有至性，遇甘脆必奉二人(祖父兆琳，父谦恒)”；吕法曾“凡春秋佳日，迎母烹鲜剥枣，竟日夕欢”，“方君之未仕也，家居治小圃，植蔬果花木以娱其亲”。为了能让母亲吃到新鲜的瓜果蔬菜，自己修建了菜园。为了侍奉母亲，甚至不去距离家乡太远的地方为官。吕缵曾对父亲尊敬有加，有一次有客人来谈剧本，父亲命其陪侍，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五点，他一直站立一旁，客人为其孝道所感动。母亲生病，他日夜守候，即使是在寒冷的午夜，他也伫立在窗外问安之后才肯离去。①见张钫、李希白修纂的《新安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
吕氏家族推崇孝道，不仅男人们遵守，女人们也不例外。民国时期新安县志中记载了新安吕氏家族中20多位贞节烈妇的至孝之事。如吕乡之妻牛氏，吕维祺之妻郭氏、侧室杨氏，吕继曾之妻杜氏，吕循曾之妻萧氏，吕从高之妻邓氏，吕昌高之妻张氏，吕显高之妻郭氏等，她们都对婆婆非常孝顺，承担起相夫教子的任务。我们发现，新安吕氏家族女子虽然孝顺公婆，贤良淑德，但是却少有在诗文方面才华显著之人，这也恰恰迎合了当时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评价标准。
三、注重教育
仅从吕维祺的祖父吕乡算起，到吕维祺的曾孙吕公滋，就至少有七代人推崇理学、研读理学、传播理学，并自觉地践行理学思想。有学者指出：“新安吕氏由吕维祺的理学修身到后世以理学齐家，父子兄弟间理学的传承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并成为一种家学传统，对整个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12]60所言甚是。
吕维祺之孙吕履恒、吕谦恒负责典试，为朝廷选拔人才，吕维祺曾孙吕耀曾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和二年两次出任顺天乡试考官，自然格外重视教育的作用。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吕耀曾又奏请在今辽南各州县设立学校。吕宣曾“修书院，置学田，广育人才”，吕公溥也曾在荆山书院主持讲学①见张钫、李希白修纂的《新安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此外，吕复恒、吕法曾、吕馨高、吕嗣温、吕蕴辉、吕翻、吕申等人都曾在地方任教，对当地的教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验责”促提升。为牵住落实党建责任“牛鼻子”，宝胜党委每月发布党建工作提示，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每月评分、书面通报；每季度召开党建例会，开展流动红旗评选活动；年底根据《基层党组织星级管理考核办法》、《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办法》对基层党支部和支部书记进行考核，着力加强“验责问效”目标，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扎实的作风、过硬的本领引领企业发展。
四、重视诗文
虽然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普遍认同“学而优则仕”，新安吕氏家族在吕维祺一代横空崛起亦与其科举高中不无关系，但吕维祺在给子孙的训诫中一再强调：“读书要存心养性，明道理，处为真儒，出为名士，非为取得科第之阶梯而已。”[10]262读书之功用在于修身养性，明白事理，独处之时要做真正的儒者，与人交往要做真正的名士，不要把读书当成升官的阶梯。在这样的训导之下，家族多位后人潜心诗文，在文学、戏曲和诗歌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明清两代新安吕氏家族共有39人著书171部，30人诗作38部。
吕维祺堪为吕氏家族诗文成果丰硕者的主要代表。他虽然身居高位、政务繁忙，但仍然留下了16种143卷的作品，涉及音韵学、理学、考据学、诗文和政论等多个领域，其中诗文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德堂文集》中有3卷收录的都是他的诗词作品，共计407首。包括歌行2首，乐府诗5首，五言排律9首，五言古诗18首，五言绝句32首，五言律诗79首，七言古诗27首，七言绝句46首，七言律诗189首。他的作品务实求真，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切。
新安吕氏家族创办书院和讲会，培育了大量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天启二年，至崇祯十四年20余年间，至少有700余人从学其(吕维祺)门下，科举功名亦成胜观，门生中状元3人，进士43人，举人302人，贡生97人，秀才则难以尽数。”[12]53吕氏家族的子孙也在祖辈的悉心教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明清时期吕氏家族入仕之人众多，其中进士7人，举人20人，贡生13人，恩荫11人[13]。这些人无疑都是当时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受教育而没有取得功名的吕氏子孙还有很多，他们或在戏曲或在诗文等方面各有建树，这些都要归功于新安吕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视。
付江录从开车拉砖的艰辛困苦中起步，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他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他第一次买车时，是父亲的好朋友玉素甫无私支援了他4000元，他用这辆车闯进了致富的第一道门，这一干就是9年多。后来他又成立了江盛有限责任公司，在这期间，维吾尔族兄弟们在付江录的带领下抗击了2007年7月18日百年不遇的洪灾，七辆崭新的卡车帮着农场免费拉运抗灾物资两天两夜；付江录还为农场抗洪捐款1万元，其他维吾尔族兄弟也纷纷慷慨解囊。3年后，付江录从采棉机中看到了新的商机，决定试试身手，就把七辆运输车全卖了，他第一个带头购买了采棉机，自那以后，在农民秋收时，采棉机那庞大的身影再也没有离开过当地棉农的视线。
开花期各品种选取发育进程一致的5个标准花盘做标记，授粉（柱头凋萎）后3 d进行取样测定，之后每隔5 d取样1次至成熟，每次取样分别取外缘、中部、内部籽粒。每个花盘上取20粒，每品种共计100粒。取样的瘦果带到室内称鲜重后置于烘箱，在40～60℃烘至恒重并称量干重。
吕氏家族中诗文成就最大的是吕维祺的孙子吕履恒。吕履恒师出名门，早年师从于陈廷敬和王士祯。他的母亲王氏是大书法家孟津王铎的女儿，他的诗文作品中也饱受孟津王氏的浸染。吕履恒不仅成果丰富，如撰写有20卷《梦月岩诗集》和5卷《冶古堂文集》，而且在诗歌创作方面具有较为独特的见地。他认为：诗歌的产生和气运关系密切。这种气运一旦产生就会延续下去，不过即使是出于天机自然，也有穷尽之时，物极必反，即便是人为努力，也无济于事。因此，诗歌的发展，由盛唐降及中晚唐以至于宋元，非常容易，再由中晚唐宋元诗歌复为盛唐却非常困难。这种所谓难和易情形的出现，在于时势。而时势的特性是不可逆的。这不仅是诗歌发展的逻辑，也是诗歌发展的趋势。不只是中晚唐和宋元诗歌不能回复到盛唐的局面，即便是盛唐诗歌，也无法回复到汉魏乐府和周代《诗经》的样貌了。吕履恒明确指出诗必盛唐，也表现了其复古的思想倾向。
吕履恒之后的子孙中出现了多位诗文成就卓著之人，如吕法曾、吕公溥、吕燕昭等。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记载有新安吕氏诗题三代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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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w,yw分别为终端执行器x轴和y轴坐标;L1和L2为机械手连杆长度;Ox和Oy分别为第1个关节x轴和y轴方向的偏移量.
吕谦恒借《庄子》之语，喻人间之事不可强求，慢慢走，且欣赏，放得下，才洒脱。吕耀曾奉命出使，终不能养奉父母，表忠孝难两全之痛。吕燕昭过此地，见父亲题写的墨迹仍在，不禁思绪万千。三代文人，创造了多少唯美的篇章。新安吕氏家族“或昆仲兄弟并驰，或父子叔侄相承，有清一代二百多年间，有著述可考者达二百之众，著述则多达四百余种”[15]。这种前后相继、持续不断的努力，使得家族诗书传统得以薪火相传。
五、结语
明清时期的新安吕氏家族，从吕维祺开始逐渐成为名门望族，他坚持治学，崇尚儒学，弘扬理学，以其高洁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后世子孙秉承其思想，前赴后继，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新安吕氏家族成为甲于全豫的中原望族。
新安吕氏家族家风淳正，主要表现为崇尚儒学、尊崇孝道、注重教育、重视诗文。家族子弟热爱读书，积极入仕。无论是在明末社会动荡的年代还是在清初繁荣的时期，两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都对吕氏家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这与家族的家风密不可分。
1.2.7 随访 所有病例随访至生后18个月，采用gesell量表进行神经系统预后评分，gesell量表评分：包括动作能、应物能、言语能、应人能。预后不良定义为死亡，gesell量表两项以上评分<85分，或合并听力异常。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既要讲究对国家的忠诚，又要保持高洁的品格。新安吕氏家族在这两点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自吕维祺以后，吕氏家族的子孙坚持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原则，主政一方时为生民请命，为君上分忧；遇到政治挫折时不消极抱怨，积极投身教育，传播儒学。良好的家风不但使吕氏家族的子孙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多位高官，更培养了一批在诗歌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知识分子。
我们也注意到，新安吕氏家族虽然也有家训和训诫之语，但很少将其作为惩戒子孙的标尺。将读书与育人巧妙地融为一体是新安吕氏家族家风传承的特色之处，家长同时又承担着教师的角色，家长教育孩子身体力行，用行动为后人作出表率。孝道在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的几十代人中一以贯之，家族子孙把研读《孝经》作为必修的科目，为人子孝敬父母，为人臣忠于君上。这种优良的家风终使新安吕氏家族历明清两代而得以延续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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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amilyStyleofLYUFamilyinXin’an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
MA Ling
(Offic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e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Luoyang471023,China)
Abstract:In the two hundred years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the LYU family in Xin’an County experienced from rise to middle decline and then to rise again.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family destin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good family style. The veneration of Confucianism, filial piety, education, poetry and prose in the LYU family made it not only distinguished in official position, but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 Central Plains area, so that it still had great vitality acros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YU Family in Xin’an; Family Style and I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9)02-0005-05
DOI:10.15926/j.cnki.hkdsk.2019.02.001
收稿日期：2018-11-13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LS007)
作者简介： 马凌(1963— )，女，河南济源人，教授，从事河洛地区家族文化研究。
标签：新安论文; 家族论文; 吕氏论文; 孝经论文; 理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家庭论文; 婚姻道德论文;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LS007)论文; 河南科技大学社科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