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摘 要〕政治象征在政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无法忽视，政治象征以其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理解政治发展提供了鲜明的视角。政治象征体现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象征是政治生活中象征性因素生成和实践的过程，其实践逻辑归纳为三个环节：政治象征的核心话语及建构过程；政治象征的符号表达；民众对政治象征的反馈。三个环节共同实现了对政治信仰的操作化和具体化，最终把民众的政治行为纳入到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中。
〔关键词〕政治象征；话语建构；符号表达；民众反馈；政治文化
一、政治文化中的象征性要素
政治文化主要侧重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去理解政治体系。学界相关研究大致能够划分为三类历史传统：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以及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美国政治科学传统[1]（P2）。三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程序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各自的研究倾向。国内政治学者多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界定，如刘泽华、徐大同等学者从思想、观念的层面抽象地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历史学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在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文化的转向，这类研究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呈现层级化。在由浅入深直至内核的过程中，也由表征化逐渐内涵化，在体系外围，个人仍然能够通过直观的政治符号、形象、仪式等发现和感知政治文化的表层，而与表层高度关联的政治文化内核，则必须加以发掘。从发现到发掘，政治文化越加复杂和隐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历史维度中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这一过程。在这一趋势下，政治文化的历史转向和政治史的文化转向之间是存在交替和重叠的部分[2]。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政治史研究争取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史的传统议题主要围绕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行为等，所以，在传统的研究阵营中，诸如仪式、符号、形象、纪念物之类的内容，偏处于角落一隅，在政治史研究的框架中很难有一席之地[3]（P13）。但随着新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以及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融入了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也更加凸显了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
可见，从理论研究来看，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比较注重统治阶层的研究以及对政治架构正规运作的分析，而往往忽略了权力运作的方法、过程和影响[4]（P298），另外，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倾向于弱化政治实践过程中象征及象征性行为的价值，把他们仅视为是政治生活中无关紧要的装饰和政治家为掌握权力和操纵民众的工具。新政治史主导下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则是在借鉴文化史的研究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社会科学概念的意涵，把“诸如语言、心态、记忆、空间、建筑、仪式、节日、身体、服饰、音乐、影像、纪念物、象征物等传统政治史的相对盲点”[5]，纳入到研究范畴当中，并认识到“仪式的形式同具体的政治内容一样重要”[6]（P71）。这意味着我们对一段历史时期的关注，应该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转换不同的视角，从更丰富多样的材料中对其进行解读。正如洪长泰所提到的，新政治史的研究是基于把政治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化活动，它不仅仅分析政治系统的权力来源和运作过程，而且涵盖了政治权力的表征，如图像、符号、仪式、语言等各类形式[4]（P263）。也有学者提出了党史和新文化史两种研究路径的相结合，从而能够拓宽研究空间[7]。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象征得以创造社会秩序这一观点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
而在政治实践中，政治系统的创制和维系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一系列的符号、庆典仪式和政治话语等象征性要素。如部落民的图腾符号，法国大革命中的小红帽，清末的“剪辫子”运动，民国时期的中山装等便是很好的例证。人类学家亚伯纳·柯恩就曾指出，“一个政权的掌政尽管靠军事力量做后盾，然而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主要还是靠表示权威的象征符号”[8]（P46）。因此，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借助象征符号来明确其合法地位。查尔斯·梅里亚姆的《政治权力》指出权力自我正当化的常见手段存在两种类型，即诉诸大众知识的“理性政治（Credenda）”和诉诸大众情绪与情感的“感性政治（Miranda）”。诸如“公共场所以及纪念碑式的道具，音乐及歌曲、旗帜、装饰品、雕像、制服等艺术的设计，故事与历史，精心策划的仪式，以及伴随着行进、演说、音乐等的大众示威行为”[9]（P117）则可归属于感性政治的范畴。所以，政治象征体现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把政治过程理解为一个文化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是“政治生活是如何通过符号、仪式、典礼而围绕意义的展开加以组织的问题”[10]（P3）。可以说，符号、仪式等自身便是潜在的社会秩序结构中的一部分，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解释政治生活的各种特性[11]（P17-18）。
两场访谈均由中国农资传媒设计并主持，让中国的农资行业和农资企业展现实力和魅力。此外，大会还设立了3000平方米的成果和产品展示区，40余家肥料企业参展，同场展示肥料行业的新成果、新产品，与专家和业界同行进行现场交流。
长大纵坡试验段碾压完成后，为防止纵坡路段出现纵向离析带，摊铺机在摊铺时应搭接20cm的沥青混合料，防止其离析和开裂。
象征的定义通常为“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13]（P1335），即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另一件事情或更为一般的含义。这就需要在特定经验的场域中使用符号和象征性要素，从而使这一表达过程更为直观和有效。在吉尔兹对象征的经典论述中，象征可以指称任何物体、行为、事件、品种或关系，被当作一种观念的媒介。同时，象征也是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到政治象征，是强调在政治体系运行中，象征性要素的存在以及所发挥的功能。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郑一卉对政治象征的相关研究做出了较为系统的综述[14]，马敏侧重于从政治象征的分类和功能为象征政治学搭建了基础性的框架[15]（P37-38），王海洲指出，政治象征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可以广泛地概括为“两物间的类比涉及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实践”。他的研究更为系统地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对象征政治学的权力方向、分析框架和研究范畴等，做出了构建“象征政治学”的很有价值的尝试[16]。
二、政治象征的内涵界定
不管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探索中，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政治象征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进行选择性的建构。在具体实践和运用的过程中，激发人们真实的情绪性体验，并围绕特定的政治主题形成联想或期待，这对于政治制度的理念和规范的形式至关重要。简而言之，政治象征在政权获取合法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被统治者而言，政治符号、政治仪式仅是政治运作的一环，而非全部。”[12]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政治象征并非只是政治权力的附庸，而是有着内在自恰的逻辑来解释其政治实践的过程。在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学分析路径下，专门对政治象征的分析并不多见，这不仅与学科本身特质有关，也与现有研究对政治象征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有关，因而未能引起足够的学术重视。我们有必要强调政治生活的象征维度同样不可忽视，同样具有研究价值。毕竟，有效的政治象征不仅能引起人们的想象，而且引导着，或者说限定着人们政治想象的方向和内容。因此，笔者试图在界定政治象征概念的基础上，总结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以期从整体上确定政治象征在政治文化中的角色。
值得强调的是，政治象征这一概念通常和政治符号具有内在的关联，而且往往组合称谓为象征符号。尤其是与之相对应的英文Symbol，具有象征和符号两重意思。但在中文语境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区分符号和象征内在的意涵，从二者的内在关联中来进一步区分二者的定位，同时，借助于政治符号的概念来加深对政治象征的理解。符号不是一个具体物理转换，它是抽象且丰富的社会记忆和社会价值进行表达的文化媒介[17]（P107）。政治符号更多的是指向政治象征的人或物。比如对民国时期孙中山和中山陵的研究，是落脚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符号而展开的。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符号是属于政治象征中的一类。它所体现出来的象征性权力更为具体化，如国旗、国徽等，它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有着明确的意义归属。但政治象征却是表达一个更为隐蔽、系统且生动的过程，是不知不觉地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甚至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移。
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指出，语言是符号的基本形式。本文在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中区分话语和符号两部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从政治象征的实践过程来看，政治话语首先存在一个身份的转化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围绕政策的酝酿和制定的步骤展开的。所以，语言作为符号的表达形式之一，会先于其它符号的表达形式存在。第二，语言和话语又是存在一定区别的。语言更加强调其语义性，而话语则侧重于社会性。不同类型的符号又是对话语的多元呈现。不同的或者说是多元化的符号是政治象征进行生动演绎的一种有效媒介，例如影视剧、纪录片、文学作品、大众传媒、模范宣传等，这些都是政治象征通过符号进行演绎的例证。
从表1、表2可以看出，碎石化的筛分结果可以满足规范的要求，但是整体的结果偏粗，主要粒径集中在3cm到10cm之间，代表粒径在5cm附近。能过满足混凝土板厚度的1/3，可以使用。但是两组筛分试验数据显示数据变异较大不稳定。我们对此进行观察，发现基层软弱的地方颜色呈湿润状态，破碎的级配偏粗，基层颜色呈白色，破碎的级配偏细，这也验证了基层的弹性模量大小对破碎级配是有影响的。因此在控制的过程中取样筛分具有代表性的同时也要观察基层的状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而政治象征和政治符号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符号的意义归属需要放置在一个象征体系中得以表达。语言学范畴中的符号包括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符号的生成包含着各种形式的形象与意义之间的持续性互动，附加的意义能指包含一个意义系统的生成和表达，政治象征的具象化过程需要通过符号来完成。
作为从纯粹观念进入物质世界的准备阶段，政治话语的生成和建构为政治象征实践提供了纲领性的原则。从思想观念到政治现实的转换，要在客观的现实条件中经历复杂的互动过程。特定话语一旦生成，便具有象征性权力。
而从政治象征的特性来看，大卫·科泽把象征的特性归纳为意义的凝聚性、多义性和模糊性[21]（P15）。象征形式通常凝聚成了新的意义，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很有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同一种象征。正是象征本身所呈现出不同层面的意义，而共识并非是持续稳定的，所以，不难理解，象征很难用确切的意义来把它明确。大卫·科泽对象征的认识路径同样适用于我们去理解政治象征。
1.1 实验动物 选取SPF清洁级BALB/c雄性小鼠75只，质量15～20 g，均在本院动物饲养中心统一喂养，培养环境为25℃75%湿度，动物合格证号为：SYXK（浙）2016-0022。本研究所有动物均经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参照实验动物管理原则进行喂养。
循此观点，笔者将政治象征界定为政治生活中象征性因素生成和实践的过程。整体来说，对政治象征概念的理解可以从这三个面向来进行界定：
这些敏感菌按下列类别分别列出。各类中微生物按其名称的首个字母顺序排列。在列出具体微生物之前，有固定的描述用语（见下文）：“［药品通用名］在体外和在【适应症】部分所述的临床感染中，已显示对下列大多数分离病原菌有抗菌活性”。
话语实践的过程是开放性和社会性的，不仅强调文本自身的生产和流通，还需要把这些话语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作为分析的背景[24]（P66）。话语的社会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它不仅展现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而且其本身便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同的话语各显所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构建各类社会现实的过程当中[24]（P3）。所以，话语实践不可避免地使其自身带有意识形态的介入成分。
第二，政治象征的动态性。政治象征的动态性不仅体现在政治象征的生成过程中，还表现在政治象征的各种要素一旦被纳入到政治象征这一行列中，它的生命周期往往取决于相应的政治意义是否发生变化。这也决定了政治象征所表达的意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各种相关条件的调整而发展变化的。
宋代磁州窑创烧的“白地黑花”瓷，是最早以毛笔在瓷上彩绘纹饰的瓷种。匠师们把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物予以概括，用简练的笔墨画在瓷器上，让人感觉非常亲切。瓷上的纹饰或人物、或山水、或翎毛、或花草、或虫鱼，都蕴涵了人类祈盼生活美好的思想情感。如1969年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元代窖藏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花凤纹罐》就以寓意吉祥、长寿的菊花和象征祥瑞的凤，来表达祝福人们生活美好的愿望。
第三，政治象征的实践性。从政治象征的表现形式来看，政治象征是与政治认同有着直接关联的。只有政治象征体系的设计符合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以可操作和可延续的形式加以呈现，实实在在的以某种形式来进行表达，政治象征的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三、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政治象征对政治实践的作用，就会发现，一个政权体系对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追求，包括政治现实象征化和政治象征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所谓政治现实的象征化，简言之，就是话语权的掌控者对政治现实进行解释和定义的过程，“将形式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使之成为可以理解、可以认知、可以解释的现象”[22]。也就是在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中叙述生活秩序中的基本问题，使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念能够与政权体系的治理理念保持一致，并凝聚成为相应的政治象征体系。换句话说，民众能够从特定的政治象征中形成对国家及各种集体的想象，从而明确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之网”。所以，正是在政治现实的象征化这一过程中，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通过政治象征为民众打开了一个“认知窗口”，使模糊而复杂的政治现实清晰化和条理化。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则是基于政治现实的象征化进一步将政治象征和日常生活相结合，是政治象征从创制到表达的过程。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将政治象征符号注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但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象征流动这一过程并非是政治象征生命的全部，它承载着政治理念的象征体系在民众生活中的日常化，而且必然要经过反复的融合，才能渗透到公众理解中去，并成为一种常识而存在。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只有在动态且开放的环境中才能保持政治象征的生命力，才能使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二者持续相互推动和相互转化。所以，我们可以从政治现实象征化和政治象征日常化的角度来分解政治象征实践的基本逻辑[23]。基于这一认识，为完整表达政治现实象征化和政治象征日常化，笔者把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归纳为三个环节：政治象征的核心话语及建构过程，政治象征的符号表达，以及民众对政治象征的反馈。
1.话语建构：政治象征的酝酿
（3）过程质量检查。不动产质检工作对成果质量的控制方法为做好今后各类重大专项成果控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从承担单位的准入机制到首件成果的质量把关，再到多次不同层次的过程质量监督检查，做到一周一汇报，一周一总结，有技术问题及时沟通解决等方式，均有效地保证了最终成果的质量。因而在后续各类重大专项工作中，可借鉴该类做法，加强过程质量监控力度，从而提高成果质量。
第一，政治象征以政治权力为依托。政治象征从一种理念逐渐转化为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需要在政治体系中获取足够的象征性权力，以赋予各种象征性要素以合法性。换句话说，政治权力是政治象征生成的基础性来源。
一个特定的时代有着自身的区别化的定义，可以视为一个独立而丰富的文化场域而存在。其中，官方叙事和民间叙事的文本、风格都呈现了独特性，涌现了大量具有丰富感情的言词，它们所具有的情感动员的功能是无法忽视的。正如林·亨特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中的语言时所指出的，革命性的语言并非只是机械地反映革命状况，而是它自身就承担了政治变革改造者的身份[6]（P37）。所以说，政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直观表象。
2.符号表达：政治象征的演绎
相对来说，政治象征体系的建构需要各种政治符号在特定的政治安排中展现符号的价值。正如艾德尔曼所指出的，“政治只是一连串抽象的符号”[18]（P5）。虽然对政治过程叙述的符号化取向并不能完全涵盖政治过程的细节，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任何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符号是客观存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刻画着社会记忆和政治认同实现的每一个环节。在拉斯韦尔关于政治符号的论述中，政治符号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宪法、宪章、法律、条约、口号；纪念日；音乐和歌曲；公共场所和纪念碑等建筑物；旗帜、装饰品、雕像、制服等艺术设计[19]（P106-107）。这些都属于政治符号，而且被视为精英获取社会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具有“创建、变更、维护权力的、对权力运作过程具有直接功能”[20]（P82）的属性。
3.民众反馈：政治象征的检验
政治象征的实践必须关注民众的角色。在政治象征的实践过程中，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路径，而是存在着社会结构内部的互动环节，甚至人民大众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政治象征的构建过程。
任何的政治话语和政治制度都需要付诸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可以说，民众的反馈和意愿共同构成政治象征实践过程中最直接的检验。
可见，政治象征要转向为一种实现价值，必须依赖于实现政治认同的各类载体，从而形成动态的象征体系。而当某类话语获得了象征性权力的支持后，紧接着便是符号信息的表达和传递。而这一过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符号互动的双方对其的理解是否处于同一语境当中，直接表现则是民众的反馈。
四、结论
政治象征对于政治生活来说至关重要。正如大卫·科泽所言，“象征是支持政治统治的必需品，而对于推翻这种秩序或用不同的政治制度来取代这种秩序来说，象征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21]（P202）。对政治象征的关注，并非是把理性排除于对政治现实的观察之外，而是致力于把掩盖在政治象征之上的积灰擦拭干净，让政治象征受到应有的礼遇。我们甚至可以说，把象征性因素纳入认知体系当中，其本身正是理性的表现。
政治象征在政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无法忽视，它们以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理解政治发展提供了鲜明的视角。如前文所述，政治体系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象征化和政治象征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政治象征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包含政治象征的创造、筛选、甄别、和使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是单向线性流动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在每一个环节中，象征的特性都在不断地调整从而适应变化中的外在环境。如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领导人的构想，民众的期待甚至是国际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政治象征体系内部相应的调适。
具体而言，在某种政治文化体系中，社会成员的政治价值之间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异，相应地，他们的政治信仰也基本保持一致。政治信仰是在理论化语言建构的基础上，对某一时期的政治价值予以回应，并营造与之相应的舆论氛围，系统地解释历史，规制现在和承接未来的过程。政治信仰仍然属于世俗信仰的一部分，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信仰，其信仰的目的都具有抽象性，要达到改变或影响民众行为这一结果，都需要有连接抽象和世间具体事物的中介，以便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政治信仰。因此，政治信仰是政治象征实践的灵魂和主导。其次，政治象征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性，从政治象征的实践特性来看，政治象征是政治信仰的通俗化，通过政治象征使政治行为符合政治信仰。同时，政治象征一定要反映现实，并从现实出发体现理想，政治象征是连接现实与理想的桥梁。这种反映不是抽象的，而是自成体系的，通过“话语建构－符号表达－民众反馈”三个环节共同实现对政治信仰的操作化和具体化（见图1）。在此基础上，政治话语的形成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理论化和抽象化，各类政治符号以不同的表达形式承担着对政治话语阐述和传播的载体功能，借助通俗、浅显、明快的修辞，以民众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来影响其思维方式和行为。
图1 政治象征进一步延伸的实践逻辑
所以说，政治象征是政治信仰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换句话说，政治象征的实践过程必须要纳入到政治信仰的体现中才能加以理解。为了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政治信仰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具体的政治过程进行形象化的演绎，而政治象征恰恰是连接政治信仰世俗性和抽象性的中间桥梁。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布林特.政治文化的谱系[M].卢春龙，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Ronald P.Formisano.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J].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2001，31（3）.
[3]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M].中国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
[5]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6][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M].汪珍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郭若平.投石问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J].中共党史研究，2014，（12）.
[8][英]亚伯纳·柯恩.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M].宋光宇.中国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
[9]Merriam，Charles.Political Power：Its Composition and Incidence[M].Whittlesey House，1934.
[10][美]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M].张伟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1]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2]王奇生.民国研究主持人语[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5）.
[13]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4]郑一卉.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6）.
[15]马敏.政治象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6]王海洲.政治象征理论的钩沉与反思——兼论象征政治学理论的铺设[J].政治学研究，2016，（4）.
[17]卢建荣.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M].中国台北：麦田出版，2001.
[18]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 of Politics[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
[19][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卡普兰.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M].王菲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0][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M].杨昌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1][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2]许静.浅谈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J].国际政治研究，2004，（1）.
[23]邱珍.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J].宁夏党校学报，2016，（4）.
[24][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邱珍（1987—），女，江西宜春人，博士，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9)01-0037-05
DOl：10.3969/j.issn.1671-7155.2019.01.006
收稿日期：2018-11-23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其对建构国家认同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7CZZ002）及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8TD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马 凌）
标签：政治论文; 象征论文; 符号论文; 过程论文; 话语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其对建构国家认同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7CZZ002)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8TD00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