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研究的文本，为我们正确揭示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动力以及宗教发展同军事政治的辩证关系。宗教作为社会组织形态中无法避免的心理、精神、文化枢纽之一，对社会治理及其变迁中的军事政治稳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极为不同的表现。总体来说，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革命解放斗争中，发挥了一定意义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许多消极作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即通过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其中，宗教在政治斗争领域的历史性影响，在军事斗争领域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都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层面上深入剖析。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实现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必须清醒认识、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宗教对军事、政治的影响机制，稳妥处理宗教问题，管控好宗教力量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宗教；军事；政治
宗教与军事政治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产物，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和消亡的。准确把握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经典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与军事政治关系的一系列论述既有实践指向，又有深厚的理论底色。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大变革时代中，哲学社会科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关，马克思认为，只有最彻底和最科学的理论武装、最坚定的头脑才能指导革命的成功。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耕耘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斗争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对宗教政治问题和宗教军事问题展开了集中思考，并分别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这是因为宗教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依旧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虽然他们对宗教与军事政治的关系尚未做出集中论述和系统研究，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宗教与军事政治范畴的论述具备展现他们思想原貌的文献基础，其中蕴涵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方法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新发展予以总结提炼，以指导我们正确看待宗教与军事政治在社会变迁和治理中的重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与军事政治关系的思考，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理论视野之一，只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来考察现实的社会政治过程，才能科学揭示宗教与军事政治关系的阶级根源、社会本质和历史影响，科学治理我国的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宗教发展与政治实践
宗教是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分析。在人类史前时期，由于自然界强大的力量，人的恐惧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1]534，这是起初的自然宗教。所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以及基于这种不发达水平而建构的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承担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以一种超越人类力量之上的理型存在成为统合早期人类生产活动的崇高意识形态客体。虽然随后社会生产力具备了一定的发展，但不断涌现的更为复杂的实践对象，为人类自我意志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现实的人面对着捉摸不定的自然界和社会制度不健全的结构性压力，而又苦于无法逃脱这些困境，便将所有难以克服的阻力与克服这种阻力的愿景赋予一个外在于人的对象身上，并将之塑形为某种超验的神灵(这种神灵的形象始终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可仿性)，这构成了宗教产生传播的原始动力。马克思指出，宗教的产生来源于人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2]309。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形成了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宗教一词是从d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2]288。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之一，但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这就是说，不是人的本质构成了宗教的存在土壤，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宗教的存在土壤，没有联系及联系的普遍化，孤零零地单个人的原始人不会寻求解决更大的问题，也根本无法塑形早期的宗教形式和组织，宗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宗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是社会关系异化为神秘的“关系客体”——这一“神秘关系客体”可以解决人类社会一切无法解决社会关系的困境。当逐渐成熟的社会孕育了普遍而广泛的社会联系之后，人与人的关系才筑建为各种联系的外化形式：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这是宗教的根本基础。第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层次时，宗教更容易获得传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在产生之后就会立马对现实进行加工，以获得自身长久寄居发展，而不是把自身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2]309。宗教在寻找到自身植根的第一块土壤后，就立刻驱动信众利用已有的观念材料寻求新的占领地，“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3]91。因此，几乎无一例外的世界主流宗教都在教义中突出传播宗教教义的“信仰重要性”。宗教规模的自我扩张，正如帕金森所指出的：“工作量增大是为了填补完成该项工作所耗的时间”[4]9，宗教在塑形了最初的组织之后便不断绵延教徒的广度以增加自己的“信度”，并通过越来越庞大的组织来不断回馈自身的宰制能力，因而出现了中世纪“宗教审判骇人、违法的方式危害着社会所有成员的自由，无论他是否是加尔文教徒”[5]256，这是宗教的扩张基础。第三，宗教对社会的塑形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主体行为来实现的。为了实现宗教的发展壮大，宗教通过人的力量来建构人对宗教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将信仰异化为利益。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宗教需要把人结成一定社会形式，并出让一部分个人利益来保证宗教组织的活力和凝聚力。比如，中世纪西班牙统治者阿尔瓦贵族在解决尼德兰的主权问题时，通过“在城镇和乡村驻扎军队，并强化主教体系，加强西班牙的控制”[5]255。而其反对者则逃到了德国北部和法国胡格诺教派的堡垒，残余的荷兰人部队(Sea Beggars)“逃到国家北部的七个省建立起了脆弱的政权”[5]255。同样，马克思也将他所处的时代也称之为“昏暗的欧洲中世纪”，这一时期教会势力异常强大。与中世纪宗教历史同轨异形的是，基督教神学在被统治者利用后，几乎垄断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着人们全部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中到处充斥着保守、闭塞和愚昧，“虽然宗教有时被用于为教义服务，但是宗教却往往被用作夺取某种政治权力的借口或用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借由与政治力量的勾连，宗教力量急剧扩张，宗教(以及宗教背后的人)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多，“信仰”的压榨永无止境的，“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1]157。正是宗教主宰了属人的物质力量，才反过来支撑其宰制人的头脑、支配人的肉身。在这样一个宗教——政治的闭环往复中，宗教开始背离人走向了异化，但宗教异化却并不是“宗教”这一形式对“人”的异化，在其本质上仍然是人对人自身的异化，人通过宗教这一形式将人的本质掏空，规训为信仰的奴隶，而非自我实现的主客一体化，这就筑建了宗教的物质基础，也实现了宗教政治对人自由的剥夺。
模型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我们构建的目标达成度评价体系只是一个大致的体系步骤，在一些方面还需自己学校根据自己学校和专业课程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如目标达成度模型的赋权、课时的安排等，这些调整都可按照该体系的方法来操作即可。希望每门课程都可以通过模型找到课程中的优势与不足，更加、更好地指导课程优化任务。
近年来EMT的发病率明显上升，但病因尚未明确，目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EMT是子宫内膜异位种植导致的，大部分研究也支持这一学说。逆流经血中的内膜碎片不仅可以刺激机体产生巨噬细胞吞噬精子，还可释放细胞毒性因子抑制精子活性，干扰受精；此外，前列腺素的增加不仅抑制排卵，促进黄体溶解，还可使输卵管异常蠕动，影响受精卵发育及运输，从而导致不孕[51]。
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是对自由的认识与运用，人只有自由地决定选择才可能获得解放，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则异化为人的自由的一个对立面，宗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关系异化，是人在自我解放中需要打碎的枷锁。掌控了属于人物质力量的宗教，由对人精神的异化转而走向对人肉身的异化，将人的肉身宰制为宗教利益的实现载体，并驱使这一肉身为了宗教利益和目的去行动。被宗教信仰支配的人，他的一切意识活动不取决于他个人，而“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的”[1]160。通过宰制肉身，宗教就实现了对世俗世界的干预，这种统治在中世纪达到顶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正是马克思针对当时欧洲的这种社会境况而得出的“一个批判性的结论”。因此，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宗教批判是与人道主义批判同行的。现实的人是其直接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人的意识只存在于人自身已经意识到了的存在之中，“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4-525。马克思在对人的政治解放的批判中指出，宗教以及其他一切上层建筑形式，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反而“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1]27，而“未完成的国家则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宗教国家这一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需要由宗教来补充；而国家的一般本质[2]189所固有的缺陷需要宗教来补偿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因此，宗教国家需要宗教来筑基其统治的基础，而国家形式下的宗教则作为国家的理型来源参与建构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这两种由宗教扮演重要角色的统治形式，本质上同属缺陷统治形式。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政治意图是战争的目的，战争本身是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利益作为政治利益共同体，军事行为充当着宗教利益延展的手段。“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1]587，但是这种意识仍然是产生于现实力量之中而非其他地方，它在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态后，便不仅仅成为人类心灵的庇护所，也成为索取利益的工具。宗教对军事行为的影响，正是由于宗教对利益的主张带来的，16世纪发生的宗教战争根本目的依然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7]235，由宗教外衣掩盖的军事行为，其实质依然是特殊的宗教利益。政治利益主导军事行为，宗教利益对军事行为的影响也就此而产生。
二、宗教利益与军事行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家是宗教精神的实现基础，宗教是国家理念的理型范式[1]36，韦伯认为，“迷信和宗教的力量，或者基于这些力量所产生的伦理观念是决定人们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因而，在宗教与政治的现实逻辑上，两者本质上都是不发达的生产力带来的社会局限性在人本身的体现。马克思指出：“宗教问题是人类的理论斗争”，就好比“政治国家是人类的实际斗争的目录”[6]8-9，所以，政治解放问题将始终与宗教解放问题相伴相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治、宗教、军事以一种彼此依存的交互关系作用于社会代谢和形态演进。国家形式与宗教理念互相补充，宗教发展和政治实践相互渗透，军事作为政治的延续和手段，受到宗教另一种更为复杂方式下的影响和制约。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7]20，宗教发展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宗教发展最大的政治责任、社会义务和历史使命。宗教中国化要从政治认同、适应社会、文化融合[15]4以及理想契合来着力。政治认同的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精神动力和实践支撑；适应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要分层次、有限度地参与社会治理，疏解社会心理，巩固社会意识；文化融合的价值旨归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立足现代社会发展，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理想契合的根本要求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着力坚持正确引导宗教，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正能量，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涵。
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立场、方法论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宗教管理。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主体性和经济独立性都得到增强，个人利益越来越多地和宗教利益相分离，宗教力量被驱逐出公法领域，但仍存在于私法领域中，人的宗教解放也仅仅是在世俗社会这一政治形式之中。这时候，“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1]32，而是开始作为人的类本质进行主体活动。虽然这是在特殊领域内的一种有限形式，但是人开始超越对非我而言的自卑而成为真正的人了。但是随后进入私法领域中的宗教刚摆脱“共同体的本质”，又旋即被异化成了差别的本质，“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1]32，宗教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的表现”[1]32。这种异己的力量在头脑中的虚幻反映，在人们无法逃离日常生活痛苦的时候，便会反过来“异化宗教”，“其异化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把原有宗教‘极端化’，在信仰上极端化、行为上狂热化，把宗教政治化、组织诡秘化”[16]3。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要实现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建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新社会形态，实现人类共命运的愿景，从而获致宗教的历史性升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宗教才成为真正私人的问题，并扬弃宗教的不合理部分，使之表现为一种全新的“形式”保存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第三，宗教对国际层面军事行为的影响更加凸显。由于国外资源动员对国内政权稳定性影响系数的降低，宗教得以更自由地诉诸自身利益的实现。宗教在国内具备了足够的物质力量，对这种物质力量的捍卫和补充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和目的。“16世纪的欧洲充斥着各种战争——宗教、王朝更迭、商业对抗以及国际秩序变化都可能是导火索。”[5]192马克思指出，“甚至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波兰人还是照样被掠夺、被烧死、被鞭笞，不只因为他们是波兰人，同时还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波美拉尼亚人总是认为，应当用军刀刺穿波兰的圣母像并且绞死天主教神甫”[12]29-30。在宗教精神共同家园的作用下，当冲突发生时，“宗教是矛盾的催化剂，对抗的助燃剂，甚至是精神的原子弹”[13]235。“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7]741，这种矛盾在宗教的催化下走向更加尖锐化，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在当代，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以及对中东穆斯林地区的侵略扩张，强行推行“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政治目标，尤其以美国为主，对西亚地区穆斯林强国伊拉克和伊朗先后实行政治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设法控制中东战略要地和石油资源。直至今日，世界上宗教冲突的主要领域还是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13]252，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却是“同源不同流的，在教义上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一神论；但三教的冲突性或不兼容性却极大，因此导致了历史上基督教民与犹太教民的紧张关系，导致了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现代的基穆冲突”[13]259-260。可见，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当代国际关系中，宗教分歧所带来的军事争端甚至战争，有着其根深蒂固的利益支点，同时伴生着强大的精神原动力，足以撬动国际格局，宗教对军事是有着不容忽视影响的重要社会意识形态。
三、宗教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黄这样的艺术家才称得上真正的好老师，尽管到那个年纪他不教书了，但有这么一种追求与胆魄，才得“艺”之真髓。他带学生，也必然会把此种精神传递给他们。这样，如果学生真想求艺，就会不仅仅满足于“术”。顺其发展与演化的结果，则变得不那么像他（她）的老师。
第二，宗教对军事的影响，也表现为宗教在处理宗教信仰问题时所诉诸的军事行为。在基督教世界中，宗教自由及其祛魅进程不乏是以军事行为推进这种改变的。1545年，教皇保罗三世在查理五世的要求下召开特兰托主教会议，发动天主教徒向异端宣战，于是同时对加尔文派抱有同情的另一派沃多派也被当作异端被血腥镇压。1562年的“瓦西镇屠杀案”，标志着法国新旧两个教派的全面对抗，成为法国新旧教派全面对抗的标志，“揭开了延续三十六年之久的八场宗教战争的序幕”[10]56。战争结束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承认天主教为国教，在法国全境有信仰信教的自由”[10]60，这一“信仰自由敕令”同时也被教皇克雷芒八世谴责为“世界最为有害的事情”。而在德国，正是路德在Wittenberg门口张贴的95页论文，引导德国人“反对罗马教皇的权威，并对他们说：‘这就是我！我不能又是别的’”，推动新教的改革，在宗教战争后最终促成了对基督教体系的重塑，确立了对信仰的绝对尊崇，基督教政治权力的统治力量遭受到了削弱[11]305-306。这种力量对世界秩序的重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500至今的国际秩序变革中，由于宗教权威的弱化及其与世俗权利的分道扬镳，宗教力量世俗化和弱化成为塑形当今世界秩序的重要起源之一[11]305-306。在冷战中，苏联体制下的共产主义无神论信条对基督教信仰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便利用这一关键的对抗焦点，促成了NSC(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提案的通过，它允许美国进行大规模武装扩张，这种扩张并不是基于地缘战略评估，而是因为基督教“天启”，宣扬正义的美国和邪恶的苏联之间的对抗。NSC68号提案试图发动“美国精神优越”的强大力量来打败苏联式的狂热共产主义的潜在敌人。华盛顿邮报甚至还请以赛亚·贝林创造一条“教义”以对抗苏联。如今，美国的“佛教军事牧师已经面临着需要理解和联系佛教教义的新背景。同样，泰国佛教军事牧师也遇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角色”[8]11，否则将会影响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写入党章,生态文明纳入宪法,形成系统性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宗教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而长久的影响，整个人类历史中无论是在政治实践还是军事行为中，宗教都或多或少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力量具体化为宗教组织、宗教信仰、宗教利益等诸多范畴，宗教的复杂性使得“宗教可能成为被敌对势力利用来破坏宗教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诱因”[14]12-13。中国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同时，宗教对社会发展的不利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宗教极端势力和国外宗教极端势力往往互相联合”[15]10。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在深刻把握宗教对政治、军事影响的基础上，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积极引导宗教发展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以中国道路引领宗教发展，以中国精神灌注宗教教义，以中国力量塑形宗教实践，领导宗教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为实现民族复兴营造安定的宗教环境，汇聚强大宗教正能量。
第一，宗教对军事的影响，第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以宗教为名主张具体利益而带来的矛盾和争端，甚至演变成军事行动和斗争。恩格斯指出，中世纪中被压迫的农民以及最初由城市平民发动的起义，同中世纪所有其他群众运动一样，全都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为了所谓的原始基督教复兴而斗争，这依然无法抹去宗教狂热现象背后“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2]476的本质。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举了一个例子，“信仰者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这个造反的牧人的礼拜日布道竟吸引了4万多人齐集尼克拉斯豪森”[7]257。Michael Jerryson在其当代宗教问题研究中也提供了一个案例，缅甸佛教僧侣U Wirathu在维护缅甸佛教的过程中，用贬义词kalars来指代缅甸的穆斯林罗兴亚人，并使用了带有色情的语言形容联合国特使Yanghee Lee[8]8。“随着2011年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事件开始后，缅甸佛教徒的政治角色就发生了变化。像U Wirathu这样的僧侣已经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他们的演讲比非佛教徒更加犀利——或者说，在之前那种情况下，他们的言论更加刻薄、更加恶毒。他的这一演讲只是近年来的一个例子，这样的演讲煽动了暴乱，也重塑了缅甸的民族主义和国内关于种族关系的看法”[8]8。因此，“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危险的世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7]37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在他所研究的已有人类历史中，作为政治完成的国家想要“废除宗教、根除宗教”，就“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1]33，这种情况之普遍性尤其发生在中世纪，宗教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可以与国家力量进行对话的，宗教是军事行动的主体之一，甚至在1296年到1328年的苏格兰独立战争中，教会重新建立了苏格兰国家主权，“英苏战争爆发后维希特主教带领大批人马占领了法耶夫的库帕城堡防御苏格兰军队的进攻”，“教会甚至自己组织力量进行直接的斗争”[9]155，宗教在战争中的强大力量足以说明，在一定意义上“教义就不仅是一种借口，而且是一种强大的手段”。在中世纪，无论是政治实践还是个人信仰，宗教无疑不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克劳塞维茨认为，“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正是精神状态”。在政治国家体系下，“战争以和平告终”，而政治则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1]33，当政治和宗教的利益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军事行为才会停止，宗教利益与政治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
第二，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推动宗教中国化进程。宗教的消亡并不在于消灭形式，而在于消灭宗教生长的土壤，这一土壤就是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所遗留下来的精神盲区。宗教问题不是某一阶层、某一群体、某一信教或者不信教公民的问题，宗教问题是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之一。在科学没有实现完全解决人的一切问题的时候，始终存在宗教生长的空间，也始终存在宗教力量的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要在政治高度上重视宗教理论建设，深入研究当前国内面临的宗教领域的问题，有效引导宗教力量和平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在国家利益方向、政治方向、文化方向、法治方向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5]5，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重塑宗教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定位，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宗教基本内涵、价值旨归、教义教规的再阐释工作。
第三，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与军事政治的复杂关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党的领导基础下“求同存异”，稳妥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政治是历史的同路人，两者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过程。宗教曾经主导人类文明上千年的历史进程，即使在现代国家，宗教依旧拥有庞大的信教群体，以及深刻的文化遗痕、政治影响，并在不少文明体系内“并被视为塑造法律权威、建构法律信仰的精神资源”[15]15。所以有学者认为，“宗教是世界秩序的一个渊源”。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宗教能够正确“把握政治基本格局和走向，建立并践行相应的政教关系观”[15]11，那么政治和宗教又是可以互惠的。政治也得益于宗教稳定所助益的社会安定，加快推动自身的文明进程，实现政治目标。反之，受立场、资源等生存方式因素影响的种种民族宗教乱象频繁发生，宗教“又是世界失序的一个渊源”。为了规避这种禁而不绝的根源，作为历史遗留现象的宗教不能干预政治。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始终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加强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宗教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什么宗教想要继续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其所植根的社会，“违背了这个规律，难免会引发社会分歧、矛盾甚至宗教战争”[1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迈上新阶段，为了生存发展，宗教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世俗化趋势，“宗教世俗化所反应的是宗教核心教义及其本体的变化”，我们要高度关注宗教世俗化趋势过程中由此引致而产生的重大社会心理和力量结构变化，防止宗教力量对军事、暴力组织的影响和渗透。“社会关系结构是一个变量，对宗教的分析一定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15]9，在宗教复归社会过程中，密切关注宗教对现实社会的动态影响及其组织流变。当前改革进入关键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变迁之中。这使得快速的社会变迁与相对稳定的宗教结构之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社会组织层面上微妙的张力，有效引导宗教主动适应改革进程，与时俱进维护社会预期，对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反之则会加剧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分裂，阻碍改革进程，从而埋下冲突的根源，严重的将会导致暴力冲突和军事安全问题。
总之，我们要高屋建瓴地理解宗教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文明史的全域中去正确评价宗教，而非武断的基于暂时的、短视的需求来看待宗教的发展。一方面支持宗教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另一方面也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宗教教义、教规以及宗教道德，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求同存异”基本理念下不断增进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同一性，“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相融合、相协调、相适应”[14]1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宗教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是党的宗教政策的根本目的。为实现这些伟大理想，一要汇聚宗教正能量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驱动力而获得的物质驱动力，二要宗教不断自我革命，将优秀的宗教精神精华熔铸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深刻研究宗教，积极推动宗教的救世理想融入共产主义事业建设中去。
秋天到了，大地一片金黄。苏北大平原，转眼被金色吞噬了……若不是浓绿的白杨树，将金色分割开来，路人的目光，会被满眼的金黄夺去，失去方向感，继而陷入一片璀璨的混沌。立秋十日遍地黄。这是吉祥的颜色，在农人欢天喜地的纳接中，所到之处，摧城拔寨，俘获所有的领地。风随云走，在万顷稻浪的浸洇里，世界被金色统领了。[1]187
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除去陈旧落后的因素，还有非常多的文明精髓需要去发掘和保存。只有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态度对待宗教这一文明形态，我们才能在文明的土壤中不断进步。宗教作为哲学在历史中的同路人，在对人的关怀上有着同样的诉求；宗教也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文明成果，其初心和共同理想也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宗教自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扬弃，使得宗教在精神之途中不断朝向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复归，为建设更加强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宗教力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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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4-0018-07
熊久勋，高民政.宗教与军事政治关系及其当代启示——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J].知与行,2019,(4):18-24.
[收稿日期]2019-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军事与宗教关系研究”(13CJZ002)
[作者简介]熊久勋(1991-)，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高民政(1962-)，男，陕西彬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军事政治学研究。
〔责任编辑：崔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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