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色起义期间及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曾多次总结了起义过程和广西各族人民在起义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又从多个方面对百色起义及其革命先烈进行了回忆、追念和评价。口述、文字记载和接受访谈等是邓小平建构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解析起义的历史背景、根据地建设过程及其红七军战略转移原因，评价起义的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和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构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对百色起义历史记忆建构的实践，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英烈在广西的光辉形象，高度评价了广西各族人民在起义及根据地建设中的作用，为提炼“百色起义精神”提供了珍贵素材，奠定了百色起义评价的基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百色起义；历史记忆
1929年12月，邓小平在广西领导和发动了百色起义，随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担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政委，参与了起义过程、反“围剿”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推动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起义期间及其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多次总结和回顾了起义的艰苦历程和广西各族人民在起义中作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又从多个方面对百色起义进行了回忆和评价。
一、邓小平构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方式
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与群众谈话、重要会议和接受采访时，通过讲话、撰写文章及与他人谈话等方式为今人留下了关于百色起义的历史记忆。
（一）口述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与右江根据地建设时期，邓小平在有关会议上，在与其他领导同志、士兵及群众的谈话和演讲中，对起义的原因、意义及人民群众的作用等做了总结和评价。在当事者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当年邓小平谈话的记载。广西军区政治部于1959、1985年先后编写了《广西革命回忆录》及续集，收载了大量关于百色起义的回忆文章，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百色起义亲历者对邓小平有关讲话的回忆。2004年，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又组织编写了《右江风雷——邓小平与百色起义》，除收录了邓小平关于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报告、答复外，还有数十篇关于邓小平与百色起义的回忆文章。如据张云逸的回忆，1929年10月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邓小平在百色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作出以下几方面决定：“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1］10又如曾任百色县武隆区政府肃反委员的黄正昌回忆到他在筹粮时遇到邓小平来检查工作，邓小平向他询问了筹粮进展的情况；陆显踞回忆了百色起义期间他在百色广西省立五中读书时，邓小平给他们讲课的情况，邓小平曾指出：“你们是学生，有责任唤起民众”［2］。
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实行银行预存代扣制，参保人、社保机构、商业银行三方共同签订委托银行代扣代缴保费协议，参保人自行选定缴费档次，并在银行存折(卡)存足金额，由商业银行按“三方协议”在规定时间足额划缴入专户。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多次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谈及过百色起义，回忆了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情况、起义后面临的敌我形势等，这些后来被编入《邓小平自述》第三章，有二千余字。又如198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接见黄植诚时，当了解黄是壮族后，就高度评价了壮族在百色起义中的作用。1986年1月27日，邓小平在游览漓江途中，谈及了百色起义的群众基础。
（二）文字记载
2.4.1 HPLC指纹图谱的生成 分别取10批药材样品粉末0.2 g，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对10批药材样品的HPLC图谱进行分析，得HPLC指纹图谱，详见图1、图2。
新中国成立后，百色起义革命精神仍是鼓舞与鞭策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旗帜。关于百色起义有关精神的价值，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论述过。196年，邓小平在《广西革命回忆录》的题词中写到“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9］1531962年12月，邓小平在纪念百色起义33周年所写的题词中强调：“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9］1502012年，中央确定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韦拔群为其中之一排名在第16位，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国内外风电市场经过前几年的迅速发展，目前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但是随着风力发电机市场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风力发电机作为发电机机组的主要旋转部件，其运行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着整个机组的性能。发电机运行振动大是一种常见的故障，已经成为影响风力发电机机组整体性能的重要因素。振动过大不仅影响到发电机本身部件的结构稳定性、可靠性、疲劳强度等，也会影响发电机机组主要部件的运行可靠性、稳定性及疲劳等问题[1]。
（三）其他载体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在会见各国首脑及记者时，多次提及他在百色起义的经历，这些谈话内容一部分被国外记者及有关人士记录，一些国外人士在其回忆录中也记载了邓小平对自己参加百色起义的谈话内容，这些也成为邓小平关于百色起义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内容。如1977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1985年，他根据采访撰写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邓小平，介绍了邓小平在百色起义期间的情况。又如1984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他对中曾根说到他“25岁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5］
百色起义期间及其以后，邓小平在系列文章、报告和会议讲话中，总结了百色起义的有关情况。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亲自撰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有一万三千多字，对起义前的准备、红七军转战各地的战斗概况、起义期间的会议、党建工作、群众工作、土地革命情况及党的政策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概括，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3万余字，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其中关于他在“红七军工作时期”的文字有近2000字，记述了1929年至1931年他在起义期间的战斗经历。
二、邓小平构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具体内容
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叙述了红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从创立到失败的经过，叙述了红七军成立的经过和有关问题，汇报了地方党组织状况和土地革命的工作情况，并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在他的其他文章、报告及谈话中，也对百色起义的部分情况做了回忆和总结。
（一）起义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构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方式及其内容，为今天我们研究百色起义和传承百色起义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保留了十分珍贵的史料，对起义的历史记忆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起义的历史背景，邓小平除在《七军工作报告》和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加以说明外，在其他载体中也有体现。如1984年8月29日，邓小平在给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信中对有关红七军、红八军的史料问题作了亲笔批复：“一、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二、我在广西时，广西特委（不是省委），没有设立军委。三、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驻了两三天，那个报告，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6］又如在1985年6月20日以邓小平同志办公室名义给中共百色地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复信中，邓小平说到：“我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俞作柏、李明瑞做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广西党（当时是特委，而不是省委）有领导责任。在第四、第五大队撤向左、右江时，就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派龚饮冰同志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到百色后，即得中央电示，予以批准，遂决定于十月革命节打红旗，建立红七军。”［7］35
③水的商品意识淡薄，经济手段和市场作用难以发挥作用。水价形成机制缺失，造成水资源低效利用。水价与成本严重背离，没有完全体现水资源的稀缺价值和商品属性，一方面用水没有水权制约，另一方面用水又非常廉价，对使用者的经济杠杆作用难以及时有效发挥，用水者的节水意识和水权观念难以形成。因此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低效和无节制滥用现象的发生。
（二）根据地建设及红七军“小长征”
在《七军工作报告》中，邓小平对百色起义特别是红七军的战斗经验和教训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他指出：“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集中攻坚的错误”“轻视敌人的观念”、红七军“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革命后“土地革命没有深入”“机会主义的错误”“侦探工作太差”“敌军士兵运动作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走到了立三的路线”等［8］362-364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和对革命的实事求是精神。
对红七军转战广西各地及进军江西的有关情况，《七军工作报告》用近万字的篇幅做了记载。如邓小平在总结红七军撤离右江的原因时认为：“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8］362-363。
（三）百色起义的经验教训与时代价值
关于百色起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学术界已有一致意见，如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深远、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和探索，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百色起义创建的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谱写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广西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运动的新篇章，推进了桂滇黔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并编入中央红军作战序列，极大地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提高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军事斗争实力。
对土地革命路线问题，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的“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有详细解释。他指出：“我们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8］357-358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邓小平说到：“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8］359
邓小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是壮乡人民的儿子，他始终对广西人民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正如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到：“广西的山山水水，广西的斗争经历，红七、红八军的革命战友，父亲永远不会忘记。”［3］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纪念百色起义和怀念红七军的革命英烈，邓小平的亲笔题词及复信等共有16件。邓小平在题词和信件中不但表达了在百色起义中与广西各族人民及革命先烈结下的深厚友谊，而且也寄托着他对这块红土地繁荣、富强的热切期望。如1963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为《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1984年8月29日，中共广西党史征集委员会写信给邓小平，询问百色起义有关问题，邓小平亲自批复；1985年6月20日，邓小平通过办公室给中共广西百色区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的回信对百色起义有关情况作了说明；1986年，为客观评价李明瑞，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百科编审室向邓小平写请示信，邓小平的批示指出：“称李为‘左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4］这些都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邓小平构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价值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5月，新桂系兵败，新桂系军人李明瑞、俞作柏趁机掌控了广西军政实权，中共中央利用他们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望的契机，先后派张云逸、陈豪人、邓小平等到广西指导革命运动，邓小平负责领导全盘。邓小平到南宁后对李明瑞、俞作柏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李、俞逐渐靠拢革命。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举行武装暴动和最终夺取政权等决定。李明瑞、俞作柏不久公开宣布反蒋，但很快失败，邓小平决定将队伍转移到右江地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并与在左右江地区坚持斗争的韦拔群等武装力量会合。并于12月11日，邓小平等在百色领导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选派大批干部深入各县，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一）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光辉形象
邓小平关于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建构，不但描绘了红七军将士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英勇奋战的场面，而且塑造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光辉形象。如关于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壮族领袖和红七军将领韦拔群，1962年12月，邓小平指出：“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9］150对百色起义的其他领导人，邓小平也评价很高，如邓小平在回忆到李明瑞时就指出，他“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是个艰苦奋斗的人”“英勇善战”［7］36。1986年11月，李明瑞烈士家乡的“候山初中”更名为“明瑞中学”，邓小平亲笔题写校名，他不但通过这种方式寄托了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而且指出了在新时期发扬和学习李明瑞烈士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
米多回望身后那条路，仿佛看到了一家人欢聚的场景。但是下一秒，他想到作为觉醒者的征程，想到人类繁衍生息的希望。
总要有一份温暖且贴心的执着，来化解掉包裹灵魂的外壳。原来她不是拒绝，她只是冷得太厉害了，要许多的温暖才能化解。
（二）高度评价了广西各族人民的贡献
百色起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下，各族群众纷纷参加红军，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红七军第一纵队的二千余名官兵，大部分来源于旧军队；第二、三纵队则由百色工人赤卫营、右江沿岸各县和凤山、东兰等县的赤卫军组成，约三千人，大部分是壮族青年。1930年8月，红七军第四纵队组建，人员主要来自右江各县赤卫队。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完毕准备北上时，部队由原来的四个纵队整编为三个师，全军七八千人，其中来自旧军队起义的仅千余人，绝大多数官兵是新入伍的壮族等少数民族青年。各族贫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红军，不但改变了革命队伍的人员结构和官兵成分，增强了官兵的政治素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体现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大团结。
对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他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到：“百色、平马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8］346“右江……赤卫军的成分多是贫雇农”［8］359。1986年，邓小平说到：“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个大民族，对革命也做过很大的贡献。红七军和红八军，就有一半是壮族人。”［10］对百色起义的少数民族革命先烈，邓小平评价很高。1981年12月，为纪念百色和龙州起义52周年，邓小平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1］
（三）为提炼“百色起义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
“百色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时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重要阶段形成的，是革命战争时代的产物。“百色起义精神”的提炼，是基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百色起义奋斗史的提炼和升华。2014年12月，中共百色市委将“百色起义精神”提炼为“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12］。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百色起义精神”，但他对百色起义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对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及他在百色起义期间的革命实践，都为提炼这些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关于“百折不挠”，邓小平为韦拔群写的题词指出：“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9］150关于“实事求是”，起义期间，邓小平在几次关键时刻奉行了实事求是精神，在执行上级命令中坚持从实际出发。1929年11月初，远在上海的中央要求邓小平、张云逸在10天以内打出红旗，举行起义，但邓小平没有机械执行，他在百色粤东会馆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再用40天时间加紧准备，然后在广州起义两周年时举行武装起义。根据地建立后，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中央派代表到右江，指令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夺取柳州、桂林，进攻广州，邓小平灵活抵制了“左”倾指导，减少了部队损失。如1931年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大多数人要求执行中央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示，但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以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身份提出不宜直接攻打柳州，避免与优势敌人消耗兵力的决策，有利于保存红七军实力；11月11日，红七军占领宜山县怀远镇后，红七军前委在是否攻打县城庆远的问题上发生争论，他和李明瑞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难以攻下，前委最后采纳他们的意见，放弃攻打庆远；17日，红七军到达天河后，在讨论行军路线时，他再次主张不攻打融县，红七军前委决定绕道［13］。邓小平根据当时敌我态势而坚持实事求是，不但保证了起义的胜利，使根据地迅速发展，而且也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七军，保存了革命力量。关于“依靠群众”，邓小平在起义过程中以身作则，充分认识到群众的重要性，注意团结和依靠各族人民群众，他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7］56-57关于“团结奋斗”，在对待旧军人出身的李明瑞态度上，当时被“左”倾把持的中央对李明瑞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他入党”并强令“驱逐他离开该地”［14］。但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团结和争取俞作柏、李明瑞的选择，果断决定同他们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使李明瑞参加了起义并成为红七军总指挥。邓小平执笔撰写的《七军工作报告》，特别是对红七军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在很多地方体现了他对革命“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态度。
综上所述，保存历史记忆能使一个民族继续前行，牢记历史使命让我们的前进有了不竭的动力。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及构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实践，不但成为百色起义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为百色起义的历史保存、阐释和起义所蕴含革命精神的提炼奠定了基石，对中国共产党和红七军在广西的形象塑造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事件的策划者、亲历者是建构历史记忆的主体，对历史事件的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C］//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革命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10.
［2］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右江风雷——邓小平与百色起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287-290.
［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7.
［4］井田.邓小平评点古今人物（上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149.
［5］邓小平会见国外首脑言谈录［J］.决策与信息.2012（4）：28.
［6］在广西党史征集委来信上的批语［C］//中央档案馆.邓小平手迹选：第4卷.北京：中央档案出版社，2004：9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邓小平自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8］邓小平.红七军工作报告［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8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在接见黄植诚时邓小平说红七军红八军有一半是壮族人.邓颖超说她生于南宁身上还有壮族血液［N］.广西日报，1981-10-06（1）.
［11］潘 琦.邓小平大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792.
［12］百色起义精神科学内涵及依据［J/OL］http：//www.gxbsrd.gov.cn/news_view.php？id=43222.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1-73.
［14］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指示信（1930年6月16日）［C］//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15.
中图分类号：G27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9）03-0034-05
收稿日期：2019-04-10
作者简介：陈 峥，男，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 莫仲宁
标签：百色论文; 广西论文; 土地革命论文; 右江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桂海论丛》2019年第3期论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