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开始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审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隔”景象，最初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作了“均富之说”与“养民之学”的解读。伴随对社会主义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入，“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实行”引起了中国人的争论，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不同流派。检视清末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与解读的理路，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近代思想演变脉络，而且可以深化对中国人自觉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认同。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大同主义
清末，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吸引了有识之士的关注目光，从而拉开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帷幕。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1］该论断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人要从各种社会主义观点中甄选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较大难度，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解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时代的印痕而出现错读、漏读和误读，因此，梳理时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和心路历程，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脉络，从而深化对中国人自觉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认同。
一、初识与试读
中国人接触社会主义，最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社会主义现象入手的，以此为切入点，开启了传播和解读社会主义思想的历程。
（一）时政与“均富”
口岸知识分子是较早报道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想的中国人，其途径主要通过报刊间接获得。巴黎公社革命发生不久，王韬与张宗良就依据媒介评论道：“法京乱党自始事讫卒事，被戮于官军者约十有余万，妇女、童稚皆不得免；推其致乱之由，则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呜呼！非自主之一念误之哉？”［2］张、王二人的评论表明，他们不仅无法理解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与意义，而且还以传统史家的眼光把无产阶级斗争视作“乱党”举事，只不过其原因在于“自主”所误，这说明，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还处于一种“无知”状态。
(1)满载紧急制动减速：输送机在紧急制动过程中各处的胶带张力均应大于零，严防胶带松弛、撒煤或叠带事故。F1= 484.15 kN，F2= 285.2 kN ，F3=156 kN；
这些文明成果显然不是古希腊人闭门造车的成果，它们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不断对外交流以促进自身发展，古希腊一直都是面向世界发展的，这种胸襟注定了古希腊会成为一个能够吸取各方文化文明而不断发展的邦族。另一个原因就是创新，古希腊人富有创造力，他们往往在吸取了一个新成果之后再融入自己的特色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成为更加先进的东西。这就是发展，它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当然这也说明了古希腊是一个富于冒险和探索精神的民族。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及主张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1876年，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了统一成立大会，中国人很快对此作了报道。“美国费拉特尔费亚省，……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以偿其贫富适均之愿，……今乱党以体恤工人为名，实即康米尼党唆令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3］“康密尼人”，即“共产党人”的音译，译者站在“富贵人”的立场，视“共产党”为“乱党”，因为“共产党人”主张“贫富适均”，并专门组织“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虽然对共产党的宗旨作这种理解十分粗浅，但将“共产党人”与争取“工人”利益相联系起来，这无疑是正确的。在驻德使节李凤苞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称为“莎舍尔德玛噶里”，译作“平会”，“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4］可见，即使是外交使节，其对驻在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及主张也知之甚浅，还停留在“平等”和“无贵贱贫富”的认识水平。可见，“均富”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形成的第一印象。
（二）经世与“养民”
与作为时政要闻报道旨趣不同，出于经世致用的考量，中国人在探索“富国”之策时，对社会主义“均富之说”作了进一步解读。1885年，汪凤藻阐释了中国人把“社会主义”称为“均富之说”的原因所在。因为私产造成了贫富不均，所以，“仁人长者因思不去私产之制，必无以均民财，遂创议立策，革除私产，使人共享其利，此均富之说所由来也。”［5］不仅如此，汪氏还指出，首创“均富说”的欧文主张“联家而治”，继之傅里叶坚持“城市恒产”之法，但无论是欧氏还是傅氏，“欲去民之私产，以均民富，乃断断乎不能者；特创此说者，其悯世之心，爱人之意，则正未可厚非耳。”［6］此论表明，在译介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同时，个别中国人已初步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虽然他们认为以“去私产”的方式实现“均民富”难以行得通，但创立这种学说的初心值得肯定。可见，此时中国人还是从所谓“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观念或者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仁人长者”悯世之心的产物。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变化的关键时期,要使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理想,作为大学生理想教育和行为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
1.社会主义即“一切生产机关国有”。梁启超指斥，排满派“一若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是由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所致。［38］究竟社会主义为何物？梁氏认为，包括土地、资本等“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方为社会主义，如是方可称得上“圆满的社会革命”。若此革命实行，则社会“分配极均，而世界将底于大同，此社会革命之真精神，而吾昔所谓认此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主义者，良以此也。”［39］可见，梁氏所言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土地国有”，而且还包括“资本国有”。只有这样的主义，才是“最高尚美妙”的。与革命党人仅将目光瞄准土地不同，梁氏将对待资本的态度也纳入到了社会主义话语之中，无疑促使后来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革命党人明确增加了“节制资本”的政纲。
综上所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欧美渠道，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因为他们试图以“等贵贱”“均贫富”等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来对接和解读社会主义学说及其主张，所以，才把社会主义当作“均富之说”或“养民之学”。由于受时代和自身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提及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处于一种零散状态，而且还出现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情形。
二、转借与深化
3.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行。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的发生是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而“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42］所以，他才主张中国社会的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43］很明显，梁氏认为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多举措落实，武定地区主要用电行业高钛渣冶炼、铜精矿采选、水泥、球团矿冶炼和建材类砖厂等用电需求大大增加。截止10月，高钛渣开工率同比提高6.98%，电量同比增长12.46%；铜精矿采选开工率同比提高13.25%，电量同比增长225.38%；水泥开工率同比提高18.75%，电量同比增长979.34%；球团矿冶炼开工率同比提高17.28%，电量同比增长41.08%。由于主要用电行业开工率同比提高较大，致使楚雄武定供电局售电量大幅增长。近十年来售电量增长首次突破4亿千瓦时大关。
（一）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观
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日本。20世纪初，日本出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思想著作，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存的局面，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观。
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公开论争，致使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流传更加广泛。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1.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幸德秋水认为，“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是引起人类社会组织变迁的根本原因所在，据此，人类社会已经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和封建制更迭，而当前则处于现代大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的“殖产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也造成了“两极分化”，即使社会财富获得成百上千倍增长，也造成“人力是缩，而劳动未减；财富之生产虽增，而人类之衣食仍缺”的矛盾现象，［10］社会分化为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专有生产机关，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为一级；食力之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为一级。”［11］由于资本家专靠掠夺“剩余价格”为生，因此，“资本家终至有无以驾驭劳动者之生产力之一日，而劳动者挟其蓬勃之生产力，排除现时制度，脱逸私有者之羁轭”，就成了“世界产业史进化发达之大势”，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于是乎来”。［12］可见，按照生产力的变革必将引起社会制度变化的基本原理，日本人阐述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2.社会主义的思想谱系。按照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演化脉络，日本人将社会主义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英法二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为巴贝夫、卡贝、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但“其学说，多流于空理，驰于空想”，不过是“儿戏的企图”。［13］第二期为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为马克思和拉萨尔，其特点是“学理深远”“研究精密”和“容易实行”。第三期为近时社会主义，主要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流派。同时，日本人不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及剩余价值理论，而且还高度评价《资本论》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并视马克思为创立者，所谓“创立新社会主义，以倡导天下，舍加陆·马陆科斯其人者，其谁与归？”［14］虽然日本人也试图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相区别，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置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近时社会主义”之间，并与拉萨尔主张相提并论。这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谱系，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的本质区别，导致日本人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混乱。
3.社会主义蓝图与“神髓”。虽然日本人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精髓在于“一切生产机关”由人民“公之”。因为从表象上看，社会“衣食不足”是由于“分配失公”所致，但实则是“在生产物不归于生产者，而为地主资本家所掠夺而垄断焉”，所以，“移地主资本家之一切生产机关，公之社会人民，即废灭地主资本家徒手游食之阶级也；非此则不足曰社会主义，知此则可言社会主义之神髓。”［15］以生产资料归属“社会人民”与否作为社会主义的判断依据，这是日本人秉持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4.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日本人认为，“社会主义者，为反对私有资本之制度也，……其法全在于废私有资本，而为共有资本。”［16］但怎样才能“废除私有资本”呢？日本形成了“议会派”和“直接行动派”。议会派主张通过普选制度，依靠“言论”“团结”和“参政”的“议会道路”，“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便可“堂堂正正”实现，从而马克思所言“‘新时代之诞生’，不啻水到渠成也。”［17］“直接行动派”的策略主张是，“总罢工乃是一种最有效的斗争手段。”［18］总之，无论是“议会道路”，还是“总罢工”，无产阶级阶级战争均被排斥在实现社会主义手段之外。
综上可见，日本人也试图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实现手段等进行诠释，他们甚至还指出，《共产党宣言》“详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19］但他们还是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观不过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罢了。正如片山潜所言，直到十月革命前，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广为流传，但是，错误与混乱，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所显示的无能为力，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可笑的混同，等等，依然是我们常见的弊病。”［20］因此，此时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观，也不可避免带有以上缺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
（二）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
在沿袭日本人社会主义思想常识、观点和术语的基础上，中国人开始思考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关联性，逐步形成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
1.建立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谱系，确立了马克思在其中的划时代地位。马君武认为，“社会主义者，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布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马克司。”［21］虽然马君武还没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但他梳理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确立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地位。朱执信认为，马克思以前攻击资本的社会主义者虽大有人在，“然能言其（资本）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闻也，故空言无所裨；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固空想未可得蕲至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22］朱氏以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宣言》为分界线，将以前的社会主义归为“空想”之列，认为它们是空洞无益之言，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却与此截然不同。与此同时，朱氏还对马克思的“阶级争斗史观”进行了译介，“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23］这说明，虽然此时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还停留在只言片语的层面，但它却引起了个别中国人的高度重视和赞誉，这为其进一步传播和解读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2.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确立了社会主义必将实现的信念。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为“大中至正、尽善尽美、天经地义、万世不易之道”，其“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将见诸事实，虽在今日尚不能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24］还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是也。［25］持此相同观点的邓实也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必须以“刀兵”才能实现，未免显得有些“惨淡”，但“社会主义其潮已泛于众人之脑，其电已传于众人之心，其主义必将飞扬鼓舞于二十世纪。”［26］即使后来明确反对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梁启超，此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27］可见，此时中国人虽然对社会主义必将实现的推论，还缺乏严密逻辑和科学论据，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前景充满信心。
3.提出了要解决未来中国社会问题，必将借鉴和研究社会主义的命题。广智书局在推荐《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时认为，“中国后日日进于文明，则工业之发达不可限量，而劳动者之问题大难解释，此书言欧、美各国劳动问题解释最详，可为他日之鉴法。”［28］该书局虽然未明确说明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但其推测随着今后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产生和遇到类似于欧美各国难以解决的劳动问题在所难免，因而作为镜鉴，中国人应该主动去了解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梁启超认为：“我国家既进步而驰骋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29］这说明，为了防范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出现象西方当下“贫富悬隔”等社会弊病，持“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观点的梁启超也明确反对以袖手旁观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问题。
与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单纯进行学理思考不同，为避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带来的社会问题，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张用“民生主义”来诠释“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内涵，并将其付诸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由此引起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公开争论。
三、链接与交锋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实行”的论题，中国人内部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孙中山为代表，认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可实行”，另一派以梁启超为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切生产机关国有”，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由此，两派间发生了激烈交锋。
1.“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1903年12月，在回答对“社会主义”的问询时，孙中山将其与“平均地权”政策的主张联系起来。“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因为欧美国家积重难返，而中国“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30］在此，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就是“社会主义”，在“贫富悬隔”还不十分明显的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比欧美国家更容易。
（一）社会主义在中国可实行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沙门氏菌这一食源性致病菌关注度的提高，沙门氏菌快速检测新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建立了一系列对其进行快速检测的新方法。传统检测法虽费时耗力，但仍是国际(ISO)认可的用于检测沙门氏菌的金标准。免疫学检测法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周期短、高效等特点，但检出限较高(需达到106CFU/mL)且容易出现交叉污染。
在拍摄《秋菊打官司》时，电影里有个雪景，追求极致的张艺谋，坚持要用自然雪景，也就是说，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巩俐要在雪里完成一切动作。巩俐尊重导演的安排，结果戏拍完了，她也直接在雪地里晕倒了。在《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她提前看了许多国内外关于妖精、吸血鬼的书，还自创了“无呼吸表演”。“观众看不到白骨精的呼吸，因为妖精不需要这些。”
随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又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认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只不过中国与日本人对此的称呼不同而已。所谓“民生主义，日人译名社会主义，”［31］“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制，”［32］即国家额定地价，地主收取固定地租，地价上涨收益归国家所有。因此，革命党人又将自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论者独未之知耳，而吾辈所主张为国家社会主义。”［33］然而，用科学社会主义来衡量，无论是“平均地权”，还是“土地国有”，其主张不过是为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民主主义举措，它可以为实现社会主义奠定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则不可相提并论。
针对以“土地国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调，在系统驳斥其在中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理由的同时，梁启超明确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3.中国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从主观和客观来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认为，中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
在眼表检查中，为了客观地量化泪河变化，我们采用的傅立叶域OCT，其具有低个体内变异[22]和高可重复性[23，24]的特性。利用这个先进的技术，我们发现各观察时间点TMH、TMD和TM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白内障术后的眼表不适不能单纯归结为泪液水样层的缺乏造成的。
第一，中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条件。“因为我们的行会和同业公会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所有的行会都会赞成我们的主张，只等一声号令便开始战斗”，所以，“几年之内我们就将实现我们最大胆的设想，”［3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中国有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观愿望。因为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弊端，所以，“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6］从而将资本主义祸害消灭在萌芽之际，以避免其带来的痛苦。
第三，中国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革命党人认为，“土地国有，则三代井田之制已见其规模，以吾种智所固有者，行之于改革政治之时代，必所不难。”［37］可见，中国有容易实现“土地国有”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础。
“你这是在为‘清穿’做准备工作吗？”一进门就被吓了一跳的王小景好奇道，“现在的‘清穿’都是直接穿到后宫的，身为一个男生，你有足够的思想觉悟了吗？”
(3)为验证本论文提出的SRBM算法预测评分的准确率，就RBM以及SRBM两种算法在不同隐单元个数情况下RMSE进行了分析比较。如图10所示。
2.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正因为孙中山自诩为“社会主义者”，1905年，他径直奔向第二国际，直接要求将“兴中会”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并陈述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孙中山声称，“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其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34］因为孙中山坚信中国不能重蹈别人的“旧路”，所以，他才主张直接从中世纪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这种想法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但也反映了面临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避免资本家剥削带来弊端的两难选择时，中国人将目光转向了社会主义，认为舍此别无他途。
（二）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
在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均富”理解的基础上，中国人进而以“济世安民”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主义思想，将其解读为“养民之学”。1897年，《万国公报》译介了英国人基德所著《社会进化》前四章的部分内容，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生产带来的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情形，“分利之人日益富，生利之人日益贫，”结果，“工匠则茕茕孑立，生命悬于呼吸，坐视天下之美利，云驱风卷，以尽入于富室之贪囊。”［7］为此，工人以“停工”的方式进行抗争，收效较之枪炮还要厉害。其中，“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8］马克思虽被赋予了“百工领袖”的美称，但他的主张却与亨利·乔治、伯拉米和费边等相提并论而被归入“养民学”的范畴，只不过马克思“主于资本者”罢了。所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又有美国人伯拉米者，即著《百年一觉》奇书者也，”［9］此即明证。
2.社会主义有“改良”与“革命”之别。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派别虽多，但大体可以归为“改良”和“革命”两派。前者以俾斯麦等为代表，以承认现有社会组织合理性“而加以矫正”；后者“即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以再建设者也，麦喀、比比尔辈所倡率者属焉。”［40］对此，梁氏的态度是，“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则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而两者最大之异点，则以承认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与否为界（即以承认一切生产机关私有权与否为界）。”［41］以是否承认“生产资料”私有权为标准，将社会主义划分为“革命”与“改良”，并将马克思等归为“社会革命主义”阵营，这表明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但他内心深处更认同“社会改良主义”，因为实现“社会革命主义”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
进入20世纪初，中国人传播和解读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接受渠道主要转向了日本，其人群也以维新人士、留日学生以及革命党人为主，他们在消化和吸收日本人社会主义观的基础上，初步树立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
由上可见，虑及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革命党人为防范于未然，主张用他们所理解的“民生主义”，将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与此相对，梁启超认为，中国最要紧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产业落后的中国。虽然梁启超看到了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一面，但他据此就断言中国“数千百年后”方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未免显得有些武断和偏颇。
四、走向与派分
国内的小型MSW焚烧炉主要有3种类型：直接焚烧、气化燃烧和热解燃烧，典型的焚烧炉产品见表1，处理能力通常小于50 t/d。
（一）一部分人转向了无政府主义，主张“无政府”的社会主义
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仅阐明了他们的主张，而且还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其代表为刘师培。
1.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刘师培认为，“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且“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之一日，若徒执社会主义而排斥无政府主义，此则偏执于一隅之见耳。”［44］将“社会主义”纳入“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并将“无政府”作为“社会主义”的归宿，这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观。然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仅主张“无政府”，而且还主张“无国家”，所谓“无中心，无畛域已耳；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畛域，故可无国家”是也，［45］此即这种观点的真实写照。
2．“劳动集合”是实现“无政府”社会主义的途径。刘师培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可以很快实现，因为中国人久“置身政法之外”，“较之白人视政法为神圣者，固不同矣”，且中国素有“个人无政府主义”习俗，所以，“中国人所由易实行无政府也，此无政府之制所由可以现行于中国也。”［46］因此，刘师培主张，“劳动集合”是实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二法门。因为“社会主义之实行，以劳动集合为嚆矢；欲行无政府，亦以劳动集合为权舆。”［47］“劳动集合”即日语的工会，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手段的主张，实际是否认阶级战争的资本主义改良思潮。
3.必须在中国人中大力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为在民众中普及“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还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希望以此来唤醒民众对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因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今日以来，社会主义盛于欧美，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虑此义之不能普及也，故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48］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宣传所谓“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使得无政府主义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中国社会十分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
虽然在19世纪70代初，无政府主义者就被第一共产国际排除在外，但无政府主义思想却并没自动消失，由此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史上较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号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党中央“三农”问题的提出，彰显出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涉农企业是未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起到龙头作用，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涉农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行，促进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从而稳定社会，助推“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二）以《共产党宣言》翻译和出版为标志，中国人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
参阅堺利彦所译日文《共产党宣言》，中国人将其译成了汉语，即使最终只公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序言以及第一章的内容，然而，它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却得到了中国人的高度评价。《共产党宣言》是“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的入门之书，且其“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49］“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50］可见，中国人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有利于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而且为发现历史规律和史学编撰提供了准绳。
从思想渊源看，虽然此时中国人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深深地打上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术语的烙印，如将“社会生产资料”译为“生产机关”“资产阶级”译为“绅士阀”“无产阶级”译为“平民”“工联”译为“劳动组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化约为“阶级斗争学说”，但他们还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发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51］此评价与恩格斯对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并无二致。
《共产党宣言》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锁钥，对其基本原理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必将使其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尽管此时中国人对其基本原理掌握还不全面，但他们的高度赞扬表明，接受和运用它来改造中国社会是迟早的事。
我就真的蹲她旁边了。我神魂飘荡，摸了一下她屁股。她不示弱，也摸我。船可能驶入漩涡了，猛地一晃，她哎哟一声，差点栽下去。我们都笑了起来。
（三）一部分中国人则以传统文化资源去对接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认为“社会主义”即中国的“大同主义”
李石曾认为，“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52］因此，社会主义就是要“排强权”“去恶习”和“平等级”，而最终归结于至公无私的“大同主义”，并求得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江亢虎更是直言：“社会主义者，大同之主义，非差别之主义；不分种界，不分国界，不分宗教界，大公无我，一视同仁，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绝对亲爱。”［53］以“大同主义”的话语去描绘和阐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虽然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和观点相差甚远，但客观上契合了更多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领悟和认同，因此，“大同主义”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出现，意味着它们之间必将发生相互碰撞和激荡，同时也预示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角逐与较量，才能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掌握，用作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装。
五、思考与余论
清末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历时近50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时人作了“均富之说”“养民之学”“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大同主义”等种种解读，在进行学理阐释的同时，他们深受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刺激，为避免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出现“贫富悬隔”的祸患，重蹈欧美国家社会革命的覆辙，选择“走什么样道路”，就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于是，个别中国人经过深入思考，开始了如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他们漫长而艰辛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从社会分配结果看：“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直观的社会景象，因此，“均富之说”就成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初回应，加之传统文化资源中“大同”社会蓝图的衬托，于是，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自然而然就确立了“贫富悬隔”或“富在少数”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
从生产资料性质看：中国人很在意生产资料“私有”还是“国有”的属性，尤其是“资本”和“土地”是否“国有”，并把它当作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的依据和标准，以为一旦生产资料“国有化”，贫富分化、非正义、非公平等现象就会彻底消失。诚然，在论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时，马恩也曾列举了国家支出地租、掌控国有资本和国家银行以及全部运输业、征收高额累进税等措施，但也指出，这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来运用《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原理。可见，不分条件认为“土地国有”或“资本国有”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同时也说明，仅仅立足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与否的变革，而忽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改造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只能是空中楼阁。
（二）走什么样的道路
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直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让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再采取措施解决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还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不容回避的历史课题。为不蹈“欧美最近社会大弊”的老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设计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的构想。［54］因此，他们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做法就是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合二为一。虽然孙中山所言的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且实践证明，革命党人“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并未实现，但我们不能因此彻底否认他们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设想和开拓性尝试，而应该思考和总结其实施指导思想、理念、步骤和策略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规律的理解和认识。
（三）由谁去实现社会主义
在中国人眼中，社会主义是“仁人长者”发乎对劳苦大众的怜悯之情，连孙中山也认为，将“贫富不均”这一“罪恶”留待他日，这是“仁者所不忍也”，因而他才决定将“社会主义”与政治革命一起做。可见，在清末中国人看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仁人志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据此可见，此时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很明显的空想性。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只同情怜悯却不愿意依靠无产阶级。”［55］之所以如此，因为从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看，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要意识到自身是一个阶级，才能成立代表“解放世界事业”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提出相应的纲领，并最终通过阶级战争夺取政权，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然而，清末中国工人运动还处在自发阶段，无产阶级的诉求也仅限于在经济方面，产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的条件还不具备，出现了资产阶级政党举着社会主义旗帜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从这种意义上看，由资产阶级去实现所谓“社会主义”，无论其主观上出于何种动机，客观上最终结局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而已。［5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说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指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7］清末，耳闻或目睹工业发达国家带来的“惨境”，中国人发现，如果处理不当，未来中国社会将重演西方“社会对抗”的景象，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巨大的勇气，毅然举起了“社会主义”旗帜，开启了引导中国人跨越这一“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尝试。由于受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条件和自身阶级局限性的限制，以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干扰，前人在实践中遭遇了严重挫折。然而，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很是值得称道，同时也为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有益铺垫。
我们从外部所看到的，会计电算化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会计核算工作中去，通过计算机去完成那些原本属于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减少会计工作人员繁杂工作的工作量，进而提高会计核算的速度和精度。从其内部却可以看到，会计电算化不仅仅是核算工具和核算方法的改进，而是会改进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分工，而会计工作人员的素质也会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会计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也会有飞跃性变化。实行会计电算化，要求会计人员在了解自己的专业知识即会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又要掌握电子计算机的相关知识，因此，使会计人员接触到更多层面的知识，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16.
［2］［3］［4］［5］［6］［10］［11］［12］［13］［14］［15］［16］［17］［19］［21］［23］［26］［28］［29］［34］［35］［42］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6-7、13、18、28、29、281、290、293、146—147、165、286、265-266、311、309、69、354、66、233、403、343、345、403.
［7］［8］（英）蔡尔康撰.李提摩太译.今世景象［J］.万国公报，1899（121）.
［9］［52］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55、245.
［18］（苏）Д·И·高尔德别耳格著.杨树人译.1897—1906年日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J］.外国问题研究.1981（01）.
［20］（日）片山潜.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诞生与发展问题［A］.刘国瑞.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12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2］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J］.民报，1906（02）.
［24］大陆报编辑部.敬告中国之新民［J］.大陆报，1903（06）.
［25］大陆之民.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J］.浙江潮，1903（06）.
［27］（清）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 1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84.
［30］华进.投函［N］.警钟日报，1904-04-26.
［31］［32］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J］.民报，1906（04）.
［33］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J］.民报，1906（05）.
［36］发刊词［J］.民报，1905（01）.
［37］民报之六大主义［J］.民报，1906（01）.
［38］［39］［43］苑书义主编.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清末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249、250、246.
［40］［41］林衢.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 1卷）［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414、414-415.
［44］［45］［46］［47］［48］［49］［50］［51］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45、108、132—133、246、585、270、419、432.
［5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一辑）［M］.北京：中华书局，1978：6.
［54］近代史资料（第 3期）［M］.北京：中华书局，1979：2.
［55］高宁，曹纪刚.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文本解读［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8（02）.
［5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52.
［57］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2.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19）01-0152-07
收稿日期：2018-04-24
作者简介：欧美强（1973-），男，四川营山人，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
责任编辑：刘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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