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科学总结为官之道，形成其独特的官德教育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为官先立志尚德，为官应循理守法，为官要以民为本，为官要公私分明，为官要廉政勤政，为官要选贤任能。这一思想对近古我国官德教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其中有许多有益的思想，赋予新义，对今天我们建设良好的官风仍有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朱熹；官德；教育；思想
朱熹(1130—1200)是中国近古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在书院教育和州县学上，从教育的内容、方法到教学的风格，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而且在历任地方官任上，科学总结自己的体会，提出了许多官德教育思想，对近古我国官德教育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当然，时代不同，为官的标准也不同。就当时而言，朱熹从事官德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为其服务的。但其中有许多积极的思想，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和取舍，进行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对今天我们建设良好的官风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朱子语类》和《晦庵朱文公文集》中，有许多关于朱熹官德教育思想的记载，梳理归纳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为官先立志尚德
对于为官，朱熹说过许多至理名言，以教育其门人和僚属做一个好官。他认为，为官首先要立志。他说：“学者须以立志为本。”[1]卷一一八,2845这里说的学者，既可以解读成知识分子，也可以解读成为官者。对于为官者而言，所谓立志，就是立下为官的宗旨，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立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志立的根本。为官者只有解决好立志问题，明确了为官的目标，才能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在古代，官吏是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这就决定了他们为官的宗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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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认为，立志问题解决以后，首先要注意的是为官的操守。操守就是德，就是为官的品德。对于为官者来说，必须做到为政以“正”，即要端正自己的品德。为官者具有良好的品德，作风正派，才能树立榜样，上行下效，才能政令畅通。
朱熹居官，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其弟子和僚属树立了榜样。据其门人记述，朱熹在知南康军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仍然是“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4]12767；“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以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3]朱熹中年以后，家口渐多，定居考亭时已是四代同堂。这样多人口，日常衣食及亲朋往来酬酢之需，仅赖微薄的祠禄(祠官补贴)、门徒挚奉(学费)、朋友馈赠、代人撰写序跋、墓志铭的酬金(稿费)以及印书出售的收入等维持，常谓“穷巷书生，蔬食莱羹自其常分”。[2]卷二十七,1192晚年，朱熹在考亭建简易住房的钱都无法自给，不得不向人借债“方可了办”。[2]续集卷七，5274
朱熹进而指出：“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贼。”[2]卷九十四,4338在朱熹看来，有德者要有才，有才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办事。他特别憎恶那些有才无德的官员，认为他们与盗贼一样，因为这种人对社会的危害性，比无德无才的人更大。所以，朱熹又说：“心才不正，其终必至于败国亡家。”[1]卷十五，307
妊娠期，如果母体内的卵泡刺激素（FSH）以及甲状腺素（TH）协同作用，就会对卵巢颗粒细胞分泌孕酮造成影响，患有甲减的孕妇会因TH不足影响胎儿发育，造成流产的现象，而甲亢患者如果TH过量，或者甲状腺抗体借助胎盘影响胎儿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以及甲状腺功能，使其出现紊乱，也会引发流产或者早产的现象。经临床实验研究证实，患有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孕妇，会有很大几率在妊娠期34周前就出现早产，同时，有以往不良孕产史的孕妇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概率更高[4]。
朱子还要求为官者要随时践履。朱熹对为官弟子说：“见善必为，闻恶必去。”[2]卷四十九，2265人不免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但做错了也不要紧，改就是了。他认为：“迁善、改过，是修德中紧要事。盖只修德而不迁善、改过，亦不能得长进。”[1]卷三十四，859只有向良好的品格学习和转化，就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不断进步。能做到“好善如己出，嫉恶如私仇”[2]卷八十八，4112的人，则是能把良好行为变成本能的人，可谓品德修养到家了。
可见，官员只要解决好立志尚德的问题，才能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为官应循理守法
朱熹认为，为官者要做到“循理守法”。他对僚属们曾说：“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处之，便是正当。”[2]别集卷五，4918在朱熹看来，光是有决心，有热情有胆量，不一定能做好工作，还要“循理守法”。办事不能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一定要合情合理，遵纪守法，不搞邪门歪道。反之，即使事办成了也不足取，甚至违纪违法，有害无益。朱熹在任地方官时，还要求僚属做事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特别是关乎人际关系的问题，一定要以冷静平和的态度去处理，否则便会闹出乱子。
朱熹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虽然他毕生追求到的并不一定都是真理，但他执着的态度，却值得我们学习。朱熹有两句话说的非常好。第一句话是：“若见得道理分晓，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济事，死也枉死。”[1]卷二十六，660这就是说，为官要明白大道理，也就是真理，不知真理为何物的官员，确是“生也不济事”，死也不得其所，为真理而死，“死亦不妨”。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为真理而死的有很多人。他们虽死犹生，名垂史册。可见，朱熹很重视对“道”(即“理”)的追求，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革命者的优良传统。国际歌云“要为真理而斗争”，正是这个意思。第二句话是“若人见得道理分明，便不为利禄所动”[1]卷二十四，591。也就是说，掌握了真理的人，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就会经得起考验，不受功名利禄的诱惑。这也是古往今来中国为官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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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为官者做到循理守法，就可以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2）软枣猕猴桃。俗称软枣子、圆枣子、藤枣子。小枝无毛，嫩枝散生柔软茸毛，2年生枝无毛。叶面深绿色，无毛，花药黑色或暗紫色。果实卵球、扁圆矩形，近圆形、长圆柱形。果皮绿色、绿黄色或紫红色，无毛，无斑点，光滑。单果质量8 g左右，大的可达20 g以上。
三、为官要以民为本
每补助2万元要带动1户贫困户——《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的数量需按照补助资金的额度来计算，还确定了单个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控制额度：家庭农场10万元，农民合作社40万元，农业企业50万元，县级农业龙头企业90万元，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20万元。而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较多的，可按每2万元带动1户贫困户测算超额财政补助限额；取得了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示范农民合作社的，资金控制额度也可提高10%。
朱熹对当时一些官员高高在上，不接触群众的恶劣作风深恶痛绝，他对门人弟子和僚属们说：“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1]卷一0八，2686对此，朱熹非常感慨地说：“风俗如此，可畏！可畏！”[1]卷一0八，2686他又对僚属们说：“而今官员不论大小，尽不见客。敢立定某日见客，某日不见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什么条贯如此。是礼乎？法乎？可怪！不知出来与人相应接少顷，有甚辛苦处？……此等人，所谓不仁之人，心都顽然无知，抓著不痒，掐若不痛矣！”[1]卷一0六，2656例如，当时潭州(今湖南长沙)，原来初一、十五例不见客，诸司亦皆如此。朱熹知潭州后，“破例令皆相见”。[1]卷一0六，2657他本人并“每间日一诣学，士人见于斋中，官员则于府署”[1]卷一0六，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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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时薄敛，恤民济困，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朱熹每次从政，均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最突出的是淳熙六年(1179)，朱熹应诏知南康军，到任即以属邑星子县土瘠赋重，“疏乞蠲免税钱”。[5]翌年四月，他又“申减属县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二千缗”。[5]同年秋，上奏札于延和殿，欲蠲免南康赋税”，并“大修荒政”，在全境设粜场35处以待赈粜；冬以旱情严重，“告于朝，乞蠲本军阖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5]淳熙八年(1181)正月，“开场济粜，千里之内，莫不周泱，三月结局，所活饥民老幼三十余万口”[5]。同年秋，浙东大旱，朱熹受命转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 ，至则急调丰储仓米三十万余石救绍兴、衢州大饥；乞得上赐钱及官会七十五万余贯，济婺、衢、处、台等州府民困；并亲行会稽田间指挥捕蝗救灾，兴修水利。“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4]12756朱熹这种仁者胸怀和举措，不仅受到广大黎民百姓的感戴，连当朝皇帝孝宗赵眘也曾在宰相王淮面前称口赞扬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4]12753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朱熹在各处地方官任内，不但“关心民瘼，视民如伤”，且不怕找麻烦惹是非，即使贬官丢乌纱也在所不惜。例如，他刚就任知南康军时，即因救灾心切，急匆匆地上疏朝廷，请“蠲免星子县税钱”而被户部、糟司逐级驳回，以手续和公文程式不合，“庶僚不当札子奏事”为由给碰了一个大钉子，并因此而“引以自劾”(自我谴责)，但朱熹仍无怨无悔，坦荡地对僚属说：“以救民而获罪，亦所无敢辞也。”[2]续集卷六，4764淳熙八年(1181)八月，当朝廷要调他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他虽随即表示愿赴浙东救灾，但因他原先在南康军任内所申报的“纳粟人(捐粮救灾的大户)未推赏(表彰)”一事迟迟未获恩准，而一再辞受所封官职，直到这年十月，堂贴下达“南康纳粟赏行”，他才“遂受职名”[5]。他的这种为民谋利，执着的追求精神，使其为官弟子和僚属深受其影响。
四、为官要公私分明
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朱熹常提醒僚属，为官要公私分明秉公办事。他说：“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1]卷四十三,1111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历来都是衡量一个官员道德高下的主要标准，不仅朱熹的时代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道德高尚的人注重为公，道德卑下的人注重为私。什么是公？什么是私？公私之别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朱熹在回答为官门人和僚属时说：“将天下正大抵道理去处理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1]卷十三,228“天下的大道理”每个时代有所不同。当今的大道理，就是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人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从这个大道理出发。所谓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朱熹认为：“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1]卷二十六,645这里说的“正”，其先决条件便是“公”。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不会为一己、亲族、山头、宗派谋取私利，办事才能不偏不倚。朱子的这些话语，深得孔子“天下为公”之精妙。本着这种“天下为公”去为官，才不会有愧于这个时代。
朱熹还常对弟子和僚属说：“天下事无不可为，但在人自强如何耳。”[2]卷三十九,4588他认为，做事的关键在于敢作敢为。应该说，只要客观条件许可，再加上主观努力，并以坚强的毅力去做事，是没有任何事情不可以做成的。
朱熹认为，为官除了廉政外，还要勤政，要尽心尽力办好应办的事。他说：“与其浮泛无根，不如脚踏实地。”[2]别集卷六,4943“脚踏实地”一词，人们都耳熟能详，都知道这是办事应有的态度；反之，“浮泛无根”都是作风漂浮，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办事的态度还有勤惰之别，朱子提倡，办事“只可过于勤劳，不可失之怠惰”。[2]卷九十九,4588过于勤劳，就是鼓足干劲，尽力去做工作。“怠惰”就是偷懒，偷懒是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
朱熹对当时南宋官吏，慷公家之慨，任意耗费国家银两，行贿送礼之凤甚炽，极为不满。据《朱子语类》记载：“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这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其所用官钱，并无分明。几年送遣，亦无定例，但随意所向为厚薄。问胥辈皆云：‘有时这般官员过往，或十千，或五千。后番或是这样，又全不送，白休了乞’。”[1]卷一0六,2642于是，朱熹说：“如此不得。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若过往言员，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乃是公道．岂可把为自家私恩！”[1]卷一0六,2642于是便与有司制订章程立为定例，“看什么官员过此，便用甚公例送与之”[1]卷一0六,2642，做到有章可循，平正公允。
五、为官要廉政勤政
做官要讲廉政，这是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朱熹常对为官的弟子说：“大抵守官以廉勤爱民为先。”[2]卷四十九，2278人民要求做官的要做清官、好官，不要做贪官污吏，这是很自然的事。朱熹反映了人民的希望，说明在这一点上，他与人民是一致的。这是朱熹思想中的进步性和人民性的体现。
对于德与才，朱熹说：“温厚笃实便是德，刚明果敢便是才。”[1]卷五,97这也就是说，德和才是相对待而成立的。所谓的“温厚笃实”是指为人要温良、忠厚、诚实。温良、忠厚是自持工夫，诚实是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了这种德的人便是好官。做了好官才能做好事，做好事便要有才。因此，朱熹要求为官要“刚明果断”。刚强、果断、勇敢，其实也包含了德的内容。可见，朱熹在处理德与才的关系时，是把德放在首位的。
朱熹认为，当官要接近民众，倾听民众的呼声，为民众办事。所以，他说：“平易近民，为政之本。”[1]卷一0八，2689这在古代的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但今天应当做到，如果做不到就是丢了“为政之本”。拿这句话来要求我们今天的为官者，则是完全应当的。
做官便要办事，办事的最高准则是什么？也还是一个“公”字，即秉公办事。朱熹常对门人和僚属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做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1]卷一一二,2735意思是说为官不公，即使像宰相这样的大官到后来也是下不了台阶(没下梢)的。道理很简单，做官都要秉公办事，不能秉公办事的绝对不是什么好官。
⑬Takashi Matsuhisa，Paul Strokan，“Bayesian Communication Leading to a Nash Equilibrium in Belief”，in Xiaotie Deng，Yinyu Ye(eds．)，Internet and Network Economics，2005，p．300．
南宋衰世，纪纲废驰，政治腐败，邪妄擅权，冗员庸人充斥朝延官府。遇事相互推萎，相互观望，拖延不办，怕负责任，成为当时官场的一大通病。对此，朱熹说：“慢令致期谓之贼。”[1]卷一0六,2639并严厉批评说：“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为圆，且凭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1]卷一0八,2686为此，他身体力行，力纠时弊。例如，他在同安主薄任时，“莅职勤敏，苟利于民，虽劳无惮”[3]，“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许多赋税出人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3]。
在浙东任内，朱熹关注国计民生，留意当地官仓的管理问题。他通过认真调查发现，当时常平仓与省仓紧靠在一起，“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令所在常平仓，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间太守需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虽管常平，而其职实管于司法”[1]卷一0六，2641-2642等弊端。于是，他立即上奏：“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须是东西置立，令两仓相去远方可”[1]卷十四，264，并分别确定专人管理，各负其责，杜绝地方长官任意插手，渎职擅权。他还举一反三，指出当时太守管得太多，对“经总制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尽被知州瞒朝廷夺去”[1]卷一0六,2642的现象，提出了诸多改革的措施。
在州郡任内，朱熹对治盗极为认真负责，他曾经一再对僚属强调：“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1]卷一0六,2642又说：“凡事，须是小心寅畏，若恁地粗心驾去，不得……某尝作郡来，每见有贼发，则惕然惶恐！便思自家是长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种为收捉。捉得，便自欢喜；不捉得，则终夜憧恐。”[1]卷一0六,2642
朱熹要求为官弟子和僚属要有勇挑重担的精神。他说：“重担子，须是硬着脊梁骨方担荷得去。”[1]卷三十五,930如做官者对工作拈轻怕重，挑肥拣瘦的人，就是脊梁骨太软。这种人难以成就大事业，不牢靠。此外，朱熹还对门人和僚属说：“事至于过当，便是伪。”[1]卷十三，239就是说，为官的做事要掌握分寸，做过头事、说过头话都是错误的。这对于掌握和执行政策的人来说尤为重要，如果做事过当了就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从而造成巨大损失。这种历史教训很多，必须认真汲取。
当时九江已被辟为英租界，正在大兴土木，李广记营造厂专给外国人做房子。祖父精明灵活，又见过大世面，做出来的活质量过硬，价格实惠，很快李广记声誉鹊起，订单不断，九江成了祖父发迹的福地。那时九江上游的汉口、下游的芜湖都有外国租界，祖父的生意顺风顺水扩展到了那里。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德立在庐山成立牯岭公司，开发别墅，李广记营造厂也上了庐山，建了不少庐山别墅。现在的柏树路5号，就是李广记营造厂建的，在罗时叙先生编写的《庐山别墅大观》里有记载。
六、为官要选贤任能
朱子非常重视“选贤任能，举荐良才”。他常对僚属说：“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爱人利物之类。”[1]卷十三，238用人要用好人，不要用坏人，还要爱护百姓，为他们谋利益。这是“古今治乱”的关键。“不过”二字说来容易，但做起来殊为不易。在选贤任能这一点上，朱熹是做出了表率。
如有一次，有个熟人来请求朱熹为其兄写推荐书，朱熹坦率告诉他说：“没奈何，为公发书。某只云，某人为某官，亦老成谙事，亦可备任使。更须求之公议如何！”[1]卷一0七,2672“某两为太守，尝备员监司，非独不曾以此事恳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恳某。”[1]卷一0七,2672“本不是应付人情，又不是交结权势，又不是被他献谀……人皆不来私恳，其间有当荐之人，自公举之。”[1]卷一0七,2672又有一次，有个亲戚托人向朱熹求举，朱熹回答说：“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是荐贤始得。今乡里平平等人，无可称之实……教自家荐举他什么得……公且与撰几句可荐之迹将来，是说得说不得？”[1]卷一0七,2672-2673这一席话，弄得来人十分尴尬，哭笑不得。朱熹这种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为官作风，为僚属们树立了榜样。
关于官德教育，朱熹还说过许多话。上文只举其要者，稍加论述。朱熹倡导为官者修养“官德”，更多的是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诉求，理想色彩较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今，我们建设优良的官风，不仅要使官员重视“官德”修养，加强道德自约，而且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只有既倡导官员修养“官德”，加强自身的道德约束，有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二者相互相成，以推动我国官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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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ciseIntroductiontoZhuXi’sThoughtsoftheMoralityEducationoftheCivilServants
ZHANG Lei1，ZHANG Pin-duan2
(1.Xiamen Institute of Software Technology，Xiamen 361021，China; 2.Wuyi University，Wuyishan 354300，China)
Abstract:Zhu Xi was a famous thinker，philosopher and educationist in ancient China.When he was a leading officer outside China’s capital city，he made a scientific summary about the styles of being a civil servant，which became his unique thoughts of the morality education of the civil servants.These thoughts mainly contained:building up your morality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career，following the laws and reasons，considering people as the first priority，separating public affairs from private things，being honest，righteous and diligent，and selecting qualified people as officers.These thoughts exer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morality education of the civil servants in ancient China.Many of the thoughts are very useful and given new meanings in modern society，which ar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for being a great civil servant.
Keywords:Zhu Xi;morality of the civil servants;education;thoughts
[收稿日期]2019-05-10
[基金项目]福建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项目(FJ2018MGCA020)
[作者简介]张 蕾(1980—)，女，福建南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朱子教育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B 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19)03-0030-05
(责任编辑 杨中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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