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执政内涵与执政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新党的执政话语是促进社会认同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执政话语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保持与社会同步前进的张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凝聚改革共识、适应网络社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创新；动力
党的执政话语体现了党的执政方略，是党的执政内涵的直接反映。在一个思想活跃与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努力最后都将证明是徒劳的，执政话语必须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陈旧的执政话语与陈旧的意识形态相关联，如果执政话语落后于现实太远，就会阻碍社会认同，增加政策推行的成本，影响正常社会秩序。党的执政话语要想体现和反映社会思想的变化，就必须及时更新。执政话语体系的变化既是执政环境变化的反映，也是执政党在执政内涵发生深刻转换时自觉选择恰当话语体系进行调整的结果。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话语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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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政话语要保持与社会同步前进的张力
执政话语的直接载体是语言，语言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每一个时代的语言都是这个时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语言的风格就是时代的风格。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中涌现出大量新词汇，平均每年要产生800多个新词语。“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增收了5000多个新词条，而2002年增补本就添加新词新义1200余条，及时地反映了语汇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1]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会逐渐丰富并完善其表达形式。
执政党的话语体系创新也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上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中。”[2]125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任何意识形态都需要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表达，合适的语汇和词句能够帮助意识形态更好地实现社会认同。执政党凝练思想的过程就是选择恰当的词汇和文法对思想进行总结的过程。群众对一种意识形态不认同，除了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立场之外，还有可能是这种意识形态籍以选择的词汇不够精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通俗表现形式就是执政话语，执政话语要想获得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和群众的表达方式互通共鸣，因此，执政话语只有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才能产生思想的张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执政话语交织着经济建设和阶级属性的特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阶级斗争一样，都被赋予特殊光环。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刚开始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但经济上的转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从1978-1991年，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模式，“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模式，“国家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经济体制模式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模式，这四个经济演进阶段为最终向市场经济靠拢提供了阶梯。“经济转轨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观念的转变和利益的调整。就前者而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束缚。”[3]79
从制作最初始的量角器到尝试度量角的大小碰到量角的不方便，基于量角的需求，到最后完整量角器的诞生，学生一直在探索，这样的学习充分激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在不断的创造过程中不但体会到一种新的度量工具产生的全过程，还在矛盾冲突中学会了灵活量角的方法。
摆脱“意识形态化”束缚，并不是完全抛弃旧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创造新的意识形态格局，描述这一系列变化，也就是转换执政话语。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执政话语的转换者。“他在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立场、观点和相关论述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3]79例如，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理论”“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一国两制”等。在此之后，江泽民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新社会阶层人士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按生产要素分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铁还须自身硬”“打虎无禁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四个自信”“四个全面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执政党主动转换执政话语的努力。执政话语要保持与社会同步前进的张力，就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地做出改变。
网络提供了“社会平等”的交际体验，不管影响力如何，最起码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言提供了机会。信息社会发展使个体的内敛得到突破，压抑自我被表达自我所代替，也为挑战权威、颠覆传统创造了条件，久而久之，社会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就会逐渐降低。这就导致在网络社会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被削弱了。
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创新执政话语
意识形态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思想表现形式，其基本功能就是为该社会形态的顺利运转提供理论导向和舆论支持，为社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实现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紧密相关。所谓意识形态的安全，就是能够维护意识形态的完整性，畅通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确保意识形态的支持体系，扩大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维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保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就是通过规范而严谨的理论形式，以严密的逻辑性来论证和说明某种政治活动的合理性，或者解释某种经济体制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争取民众认同该政权并维系长久的支持。
思想多元时代更加考验党的执政话语的社会凝聚能力，“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5]179中国共产党要通过灵活调整执政话语的表达方式，充分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通过更新的执政话语来提升对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已经证明是现代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找到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为全社会的思想交汇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中轴线，使社会各阶层在党的执政话语中都有各自的位置，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归属感，这样就提高了各社会群体对党的执政话语的认同，有效地凝聚了改革共识。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要想持续执政，除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外，还必须适时地把党的意识形态推向前进，使党的执政话语能够恰当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只有这样，执政话语才能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趋势，避免意识形态的教条僵化。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反映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新变化和新内容，将社会变化统揽在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从来都没有停止对我国泼冷水、泼污水，不断变换手段，西化、分化、矮化、丑化、妖魔化中国。西方各种思想、理论、流派大量涌入我国，客观上加大了对信息的鉴别和筛选难度，给西方国家利用其控制的传媒工具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国外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利用其掌握的片面信息，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断，不断炮制惊世骇俗的谬论。如章家敦就在其2001年出版的《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中荒谬地预测中国内部爆裂的可能性。但中国的发展击穿了唱衰中国的声音。虽然简单的诅咒并不足以唱衰一个政权，但是如果诅咒的声音渐成主流，就会扰乱视听，足以误导一些不明真相的受众。我们虽然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巴，但必须提高自己的话语水平和传播能力，把中国的声音发出去，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保证全国人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仰，确保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手段。全球化时代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意义也更重要。只有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间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赢得更大的进步。
改革进入深水区，人人获益的改革逐渐变成偿付型的改革，围绕着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博弈在所难免。改革的思想共识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共识分野增大了改革的阻力。社会思想意识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随着生产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的改变，党的执政话语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执政党的话语只有随着社会的变革相应地变化，才能引领多元意识，抵消极端声音，为改革凝聚社会共识。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文化交往的加深和信息交流的便捷，意识形态的地位比以前更加突出。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新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益增强，它们已经逐渐开始制约、侵蚀和影响着国家主权功能的发挥，国家的意识形态面临着更为广泛的考验，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也更加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初首次提出把意识形态风险作为全党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标志着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执政话语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作，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使全体人民对意识形态保证恒久的忠诚，意识形态本身就必须在理论上彻底、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在内容上能够吸引群众、在表达形式上不失庄严感和使命感的同时富有时代气息。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形式的党的执政话语，如果不能及时创新变化，就无法实现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想的引领作用，也会间接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效和安全。
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既要“破”，也要“立”。创新执政话语，疏通传输渠道，注重传播效果，抵制错误思潮，瓦解西方话语霸权，才能在这场争夺群众的斗争中占据主动、赢得胜利。在当前的思想宣传工作中，既要正面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声音，又要回应各种挑战，特别是要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浪潮。要及时总结党带领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取得的执政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规律，并形成话语体系，回应社会关切，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
三、凝聚改革共识要求执政话语与时俱进
因此不管未来的零售环境如何改变，CS渠道的店家必须坚持线下渠道的优势（体验性、服务性、可信性、即得性、社交性），然后拥抱改变，在坚持改变的基础上紧跟行业和零售的趋势去创新，加上优秀人才、团队的加持赋能，店家就能够保持足够的竞争力，才能够长期健康的有序发展。
“当我走向这处国家森林公园的停车场时，一束惊艳的阳光突然穿透迷雾和树林，在篱笆上留下了迷人的光影。这是我完成的作品，我很满意自己竟能如此迅速地记录下这一刻。”
社会经济成分和生存方式日益多样化，使社会思想变得更加多元。在这种形势下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很大的挑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想的功能。邓小平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4]48党的执政话语既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生动实践，也不能淹没在变幻莫测的实践活动中，而应该展现出一定的超脱性，灵活驾驭社会实践的变化，以实现其引领社会实践的功能。越能够凝聚共识的执政话语，越具有作为思想意识的魅力。
当下社会最欠缺的就是社会共识。一个社会热点出来，各人展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自说自话，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一些议题很难有心平气和的讨论，缺少起码的包容，耐心和倾听被攻击、谩骂、抹黑所取代，讨论很快就陷入乱战，各方难以形成共识。如楼市调控、国企改革、遗产税政策等等，讨论很热烈，但莫衷一是，不知所终。争论并不可怕，但不能形成共识就意味着没有价值底线，白白消耗社会热情，分散社会进步的合力。
市场经济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意识形态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建设也形成了一些桎梏。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的短视性，着眼于局部，忽视整体和公共利益，这些缺陷极易诱发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使整个社会陷入物欲的泥淖，丧失精神追求，进而价值混乱，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失去认同感。这些弊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市场秩序还有待规范的当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注意克服这些缺陷，就会影响意识形态建设的长久功效。
社会经济生活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中，意识形态就是社会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国家通过调整社会的政治组织、行政结构和法律制度，来适应并引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要想使意识形态能够完全胜任适应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意识形态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要在确保政治体制基本架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实际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安全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有效回应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社会凝聚就是社会整合，有效的执政话语能够帮助实现社会整合。执政话语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执政党统摄全社会的能力。当前我国所进行的执政话语创新，主要是通过利益的调整来完成社会整合，用执政党的话语来表达就是“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很多方面的创新，都是围绕着“共建共治共享”这个大方向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展开，“共建共治共享”成为具有引领和整合功能的执政规律。但这种整合并不是要彻底消灭不同的分配方式和利益差距，而是在承认利益差距、照顾各阶层的关切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实现多元整合，探索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党要有彻底革命的勇气，以自我革命实现并引领社会革命。
四、适应网络社会要求执政话语相应变化
网络时代，传统的信息流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单向流动变为多向交互流动，信息获取的渠道也大大增加，人们获得新信息的时间在不断缩短。网络世界是个体化世界，它崇尚自由，突出个体。长期的网络化生存方式会对个体的人格特征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到网民的精神人格。网络会塑造人们的批判人格，实际生活中不敢或不方便说出的话，通过网络这个载体就可以说出来。
依据公式(3)可获得2004—2016陕西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度，并根据融合度划分标准对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做出评判(表2)。
总之，“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相关国际标准组织、区域标准组织和国家相关部门越来越重视标准化工作，近年来开展的标准化工作逐渐增多，标准更新越来越频繁，标准机构越来越多且他们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合作越来越深入，标准涉益方遍及各个相关领域，标准已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支撑。
网络时代，党的执政话语面临着新的挑战。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能力已经部分演变成了如何利用现代信息工具进行交际和沟通的能力。忽视沟通，老是自说自话，或者放不下身段，以权威自居，这是传统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失灵的根源。在这种执政思维之下形成的执政话语，相应的也会逐渐失去受众。只有及时发声、简洁明了、说明真相，才能在媒体竞争和思想碰撞中掌握主动。要达到这个效果，前提是我们的主流媒体要主动披露事实，在重大问题上发出声音，以确保思想引领力，赢得广大群众的认同。
做好互联网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必须做好青年的工作，青年是民族的未来，青年又是最容易受各种思潮影响的群体，做好青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才能保障意识形态的安全。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交互性、隐蔽性、虚拟性等特点，已经成为青年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途径，是进行人际交流与沟通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各种正确的错误的信息交织在一起，是非界限不一定十分清楚，一些错误信息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对青年造成不利影响。这需要我们掌握舆情变化的瞬时性，提高舆论引导的即时性，特别是对新型媒体的引导，确保青年不受先入为主的错误信息误导。要建立一些适应青年特点的具有较大覆盖面的、融可读性与服务性于一体的网站，在保证内容的思想性、体现时代潮流的前提下，把执政话语的内容展示出来，使青年在触及网站、博客、论坛的同时，也可接受党的执政话语的熏染，帮助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
意识形态的传统形象往往高深晦涩，在“快餐消费”为主的信息时代，青年更喜欢直截了当的表达，喜欢那些贴近生活、在行文上简单快捷、用富于时代敏感性的话语传播社会变迁的内容，这样的信息更符合青年的阅读习惯，才更能吸引青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引导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帮助青年走向革命道路，就是因为其行文方式简洁明快，赢得许多青年的喜爱。如今，尽管文化市场上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不少，但真正在读者中有影响力的理论读物并不多。目前市场上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基本上都是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依靠行政力量组织编写的，可读性和影响力有限，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并不愿意做理论普及的工作，学术界部分学者的文章人云亦云、缺乏创见，市场上精品力作匮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要广泛开展研究，讲好、宣传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加强宣传引导。
党的执政话语只有适应网络社会特点，适应信息社会迅猛发展态势，主动创新表达方式，才能打通和青年对话交流的渠道，把握广大青年的脉搏，真正抓住青年的心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把握住网络化时代的语言特点，顺势而为，主动转型，为党的执政话语转型开启了新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发表的新年贺词中都会有一两个贴近群众生活的词句，这些词句有些就来源于网络，经过广泛传播，迅速成为社会的热词，温暖并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2014年的新年贺词中提到，“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5年，“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2016年，“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着力补齐这块短板。”2017年，“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2018年，“伟大的发展成就由人民创造，应该由人民共享。”“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2019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总书记这些朴素的话语，抓住了网络时代的特征，在互联网和移动平台上广泛传诵，获得了无数的点赞，拉近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党的执政理论在普通群众中快速普及，有利于推进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通过一次短至十分钟的新年贺词，让党的执政理论产生了最佳的传播效果，有助于党的执政理论走进大众视野，提升了党的执政话语的社会认同。
硒是人体生命活动中许多抗氧化酶的必要组成部分，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中心，在人体内特异地催化还原型谷胱甘肽，与人体内产生过氧化物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使人体细胞免受损害，维持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1-3]。因此，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研究表明，人体缺硒会引发癌症、营养不良、心血管病、肝病、白内障、胰脏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等40多种疾病[4-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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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永年.保卫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收稿日期：2019—06—28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十三五”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研究项目《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话语创新研究》(编号：2016MZXY42)。
作者简介：敖带芽(1973—)，男，江西新余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19)05-0095-05
DOI:10.13977/j.cnki.lnxk.2019.05.014
责任编辑：李昂，温松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话语论文; 社会论文; 思想论文; 执政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岭南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十三五”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研究项目《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话语创新研究》(编号:2016MZXY42)论文;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