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转发“锦鲤”时常成为网络热门话题，锦鲤和锦鲤异化产生的相关形象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上频频现身，一跃成为网络上人们纳吉求福的吉祥物。有人将这种现象戏称为“拜锦鲤教”，但其背后成因是资本和网络传播加速了“锦鲤”宿命式异化，进而对青年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青年自我效能不足、无意识的自我固化和商家噱头推波助澜是“锦鲤”现象的主要成因，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锦鲤；网络；社会心理学
网络“锦鲤”的走红并非偶然。一方面，它籍由锦鲤的祖先食用鲤的象征意义，与中国传统的崇鲤文化有关。从“连年有余(余谐音同鱼)”的食用价值，到“鱼水之欢”的原始生殖认知、“多子多福”的图腾崇拜；从“鱼传尺素”的爱情表达，到“鱼水合欢”的美满婚姻；从“孔鲤趋庭[注]典出《论语注疏·季氏》陈亢问于伯鱼。孔鲤，自伯鱼，孔子的儿子，其诞时鲁昭公赐孔子一尾鲤鱼而得名，孔子为其取名为鲤时说道：“嘉以为瑞”，也包含了吉祥的祝愿。”承受父教，到“鱼跃龙门”寒门出仕，崇鲤文化通过联想、谐音、想象等加工方式形成符号与象征，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出生、节庆、婚姻、教育、事业等各方面，都有鲤鱼形象的出现，它象征着吉祥、富足、坚贞、勇敢，因而逐渐被视为祥瑞符号。另一方面，它籍由锦鲤本身作为观赏鱼的实用价值与象征意义的结合，也与锦鲤文化的传播有关。唐代推崇道教，道教将阴阳鱼太极图作为标志，鲤又与皇室家族李氏谐音一致，因此被尊崇为唐朝九五至尊的神鱼，进而在唐代传到日本。19世纪初，日本养殖者改良培养出的锦鲤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在日本被誉为“国鱼”、“活的宝石”。20世纪60年代，日本为了在香港推广现代锦鲤，赋予锦鲤可以改运的“风水鱼”意义，与原始祝祷的意义紧密关联，更使“锦鲤”成为了好运、转运的代名词。如今，“锦鲤”转发不只为了转运，也不仅是对于小概率的成功或奇迹的指代，更从侧面透露了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
ABS指资产的所有人将准备投入融资过程的资产或目前流动性不足、却能在可预见的若干时间内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己有资产或资产组合，从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并将其出让于专业操作ABS的中介机构SPV(特殊目的载体)，将其中的风险与收益作为抵押获得融资授信，采用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向证券投资者支付本息。ABS模式组织形式简单，应用范围较广，通过收费获得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政府控制力度较强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均适用于此模式。但该模式难以在短期内融得资金，不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要求项目有可预测的、稳定的现金流。
一、网络“锦鲤”转发现象的产生与异化
(一)社交网络平台上“锦鲤”转发现象的出现
2013年，新浪微博账号“锦鲤大王”[注]“锦鲤大王”微博认证为知名星座命理博主、微博签约自媒体，截至2019年2月已有粉丝数达1895万。将与锦鲤相关的图片发到微博，一张锦鲤图狂刷785万次转发。伴随着“转发这条锦鲤就会……”的句式，顺手转发祈愿的方式让“锦鲤”成了网络社交的宠儿。网络社交平台上，年轻人考试发锦鲤、失恋发锦鲤、就业发锦鲤……。锦鲤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包含了一定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又在二次元文化中推广度高，年轻人以锦鲤带来好运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其实，转发“锦鲤”并不是时下年轻人的唯一选择，转发彩虹、稀有粉红海豚，到考试“挂柯南”(谐音挂科难)等，也是年轻人精神寄托的一些方式。早在十多年前，北京高校不少毕业班都把郊游和班会的首选地点安排在卧佛寺，因为卧佛寺是英语office的谐音。“要想找工作，先去卧佛寺”成为许多苦苦游荡在职场大门之外的高校毕业生的一种解压方式，至今仍有不少人趋奉。而如今转发“锦鲤”成本更低、更快捷，因而成为青年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
(二)互联网偶像传播过程中“锦鲤”内涵异化
腾讯视频的选秀节目“创造101”节目共召集了101位选手，通过任务、训练、考核，最终选出11位选手，组成全新的女性偶像团体出道。打工妹杨超越虽然颇受争议，却出道成功，被视为“转运锦鲤”。“转发这个杨超越，你什么都不用做梦想就能实现”，一开始是网络上杨超越粉丝的集体自嘲。他们调侃杨超越的幸运，其他100位选手拼命也抢不到镜头，而杨超越一哭就火了。她的“作法”照片甚至一夜之间出现在了许多年轻人的案头，被奉为学业、事业、好运的“锦鲤”。同一时段，“转发周立波，有人养你一辈子”，周立波每逢低谷都有人相助被奉为“爱神锦鲤”；“转发魏璎珞，你讨厌的人都会消失”，网络剧《延禧攻略》中的主角魏璎珞因在剧中的“主角光环”被奉为“社交锦鲤”。明星偶像中“锦鲤”层出不穷。当“锦鲤”不再是一条“鱼”，特定人物被视为“锦鲤”，便成了“人形图腾”。“人形图腾”是“锦鲤”转发传播中的一种宿命式异化。这就使“锦鲤”本身祝祷吉祥的含义异化为对不劳而获、充满戏剧性转折洗白的调侃，或是对现实压力的疏解。知其不可信而信之，充满了荒诞的黑色幽默感。
(三)资本注入加速催生网络“锦鲤”转发热潮
2018年10月，支付宝推出价值百万的“全球免单大礼包”豪华奖品抽奖营销活动。微博账号“信小呆”因三百万分之一的获奖概率，成为“中国锦鲤”。礼单包括美妆、鞋包服饰、手机、机票、酒店等全球200多家海外商家免单。“信小呆”惊呼：下半生是不是不用工作了。她迅速获得了百万粉丝关注。很多年轻人表示：“羡慕锦鲤。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做锦鲤”。“一夜暴富”、“一日走红”等爆炸性字眼刺激了网络传播，而其背后闪烁着的是资本戏谑的目光。其实，真正的赢家并非“信小呆”，而是支付宝和各种品牌公司。此外，在2018年11月3日电子竞技英雄联盟项目S8全球总决赛上，IG战队代表LPL赛区获得世界冠军。王思聪作为俱乐部投资者在微博上开设四轮抽奖。第一轮抽取113人每人奖励1万元，以纪念获胜的日期，微博留言转发点赞数平均高达2千万。此前8月，他注册成为英雄联盟职业联赛选手，作为俱乐部老板亲自出战LPL比赛，依靠队友逆转翻盘赢得比赛，并旋即宣布退役，成为史上唯一胜率100%的职业选手，被网友调侃为“电竞杨超越”。拿着巨额资金，“富二代”王思聪投资电竞、直播、娱乐业。资本的力量加速了电子竞技俱乐部胜利，更促使IG战队和其本人成为炙手可热的“电竞锦鲤”，也进一步推进了“锦鲤”转发热潮，“锦鲤抽奖”也成为流量明星们吸引用户关注的一种手段。
(四)自媒体通过效仿“锦鲤”转发流量而获利
蹭着“信小呆”的热度，“你好杭州”公众号在线上举办了“给你一个白吃白喝一整年的机会”活动，抽1人独享百家餐饮商家提供的美食服务。一时间，杭州市民的朋友圈都被“寻找杭州锦鲤”、“杭州锦鲤火了”、“杭州最强锦鲤”霸屏。而后，各类公众号争相效仿，推出各种形式多样的抽奖活动，以“锦鲤”作为主题带动流量，“锦鲤”抽奖成为最火的“吸粉”模式。通过清博指数查询2018年与锦鲤相关的微信文章共计80427篇，总阅读数超过2.3亿，其中集中在10月以后发布的共计71559篇，总阅读数超过2亿；阅读量超过10万的有422篇，其中原创文章121篇，集中在10月以后发布的有103篇。自媒体通过“锦鲤”抽奖活动获得大量的阅读量、转发量、关注量和个人信息。然而，营销活动抽奖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问题，“杭州最强锦鲤”抽奖奖品中提及的多个商家都表示并不知晓参与了此抽奖，网友们也发现了抽奖码重复、强制关注各种账号等问题，不久后该文章因用户投诉，涉嫌诱导关注被微信平台删除。
(五)“锦鲤”转发异化变味造成不良后果
其二，营销人设迎合青年消费心理。“信小呆”是九零后，生长在互联网时代，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IT工作，网络发布内容充满正能量，代表了新一代的网络消费者形象，恰好是支付宝营销活动所希望呈现的用户形象。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信小呆”成为幸运儿，也会是另一个和“信小呆”形象相近的人。“锦鲤转发”看起来是青年自我选择的结果，实质上，却是商家和网络节目迎合利用青年潜意识中对其人设的认同。商家对偶像文化手法的娴熟运用，极其有效地提升了注意力和流量，与之前的“信春哥”等做法异曲同工。此外，由于许多网络“锦鲤”的转发出于一定的营销目的，因而“锦鲤”转发就更类似一种商业操作行为。斯金纳在《科学与人类行为》中指出：只要呈现强化物，就总会强化着什么，只要强化物和结果之间，有偶然一次联系，就足以构成迷信的链条。[8]转发“锦鲤”的人如过江之鲫，自然不会人人都交上好运，但只要有一个人应验，就会在商家和媒体有意无意地放大下，造成群体性的迷信。一些“锦鲤”成功后，还现身说法，以提高“锦鲤”的可信度，造成信众再次扩大。加之，网络泛娱乐化的“锦鲤”人设传播，满足了青年围观过程中的猎奇心态和新鲜感，更容易引发模仿。青年的现实压力与社群生活的扁平化、原子化相叠加,个体与群体命运的不确定性，被网络时代快速的人设迭代不断夸大。青年向上的社会流动，仿佛唾手可得，又似遥不可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果就在于有没有被“锦鲤”所眷顾，岂不谬哉。
二、“锦鲤”“霸屏”背后的社会心理成因
(一)青年成长中自我效能感不足
第一，青年成长的自我效能感不足。一边相信科学，一边疯狂转发锦鲤，“锦鲤”病毒式转发的背悖现象说明了部分青年成长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自我效能感不强。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在《自我效能：关于行为变化的综合理论》一文中提出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它不只是个体对即将执行的活动的未来状态的一种事先预估，还会影响到个体在执行这一活动中的动力心理过程功能的发挥。[1]班杜拉等研究指出，影响自我效能感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是个人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美国认知心理学家韦纳认为，成败可以有能力、努力、任务难度、运气、身心状态、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如果将成败归结于运气，一个人在遇到重大挫折时，可以保护自尊、避免崩溃；但如果将整个人生归结为运气，那会极大降低自我效能感。[2]已有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整体水平与时代的要求，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使命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3]在企鹅智库的《2019中国互联网趋势报告中》，33.9%的20岁以下网民认为自己有点“丧”，其中51.9%认为“看不清未来，不知道努力的方向”。这与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环境存在较大关联。青年对于未来和自己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受更强，这种情绪会带来迷失和挫败感。“锦鲤”转发给青年提供一种“心理错觉”代偿，减轻自身缺陷带来的痛感，强化了他们原本较低的控制感和自信心，激活一定的“自我效能”，但若将人生前途寄希望于“锦鲤”，最后可能导致碌碌无为。
第一，以青年所熟悉的沟通方式与表现形式广泛传播主流价值文化。我们应当看到，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浪潮，千禧一代青年已不太相信老套的人生箴言和心灵鸡汤。“爱拼才会赢”、“努力改变命运”、“风雨过后有彩虹”等说辞，已然难以戳中时下青年的痛点，但说起“锦鲤”很多青年都刷过屏，有的可能是一笑了之，也有的可能久久意难平。二次元内容蕴含的“认知共识”能让不同代际的青年人群拥有共同话题。人民日报借助青年亚文化中的“认知共识”，即青年普遍熟悉与认可的元素，来引发青年共鸣、互动与自主传播。共青团中央入驻Bilibili、网易云音乐等平台，在破除与青年距离感、排斥感的同时，打造政治立场旗帜鲜明的内容，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全新“打开方式”，受到青年的欢迎。这些主流媒体基于对服务对象的洞察，把握网络青年对话技巧，打通了两个意见场，强化了话语权，而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主流网红”的做法，值得借鉴。青年个体力量需要整合，青年群体作用发挥需要组织，青年集体行动需要引导。只有从青年内生需求出发，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做好文化内容的资源配置供给，才能不断激发青年的内在动力。
(二)青年无意识中的自我固化
第一，“亚文化圈层”青年自我固化的现象使然。近年来，我国千禧一代青年群体中出现的“丧文化”、“佛系文化”常常被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韩国的“N抛世代”及美国“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与欧美亚文化中主动抗争的嬉皮士、朋克文化相比较，东亚的年轻人中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类犬儒主义的龟缩心态。其实，“丧”与“佛系”和时下不少青年亚文化一样，都可以在日本找到源头，有人认为“锦鲤”转发现象也与二次元文化传播有关。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级的出现》中勾勒了一幅“下流社会青年图鉴”，他指出，全球化加速的资本主义形成恶性竞争，日本经济下滑，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少、困难程度比过去高得多，团块次代[注]团块次代：指日本1971-1975第2次育婴潮。年轻人躲进“安全区”、“舒适圈”，在生活中不断进行“人生不必这么累”等的自我安慰，职业生涯无法累积，阶层意识不断“下流化”，最终“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5]我们应当看到确实有一部分青年既自我效能不足、充满焦虑，又不想面对变革压力，不想正视未知的恐惧，沉浸在亚文化的“次元壁”中“自我满足”。“锦鲤”转发现象直接反映着现实社会环境中青年群体的共同经验,“锦鲤”转发并不只是求取幸运的愿望，更是对未来焦虑的一种盲目代偿，是青年群体在共同承受的社会环境压力之下无意识释放的情绪。
肖斌还兴奋地说：“浩宇，是不是有人暗恋你呀？居然为你准备早餐？不过，今天我代劳了，我正饿着呢。”我手里捧着书，耳朵却仔细聆听他们的对话，心里恨极了嘴馋的肖斌。
现实压力和挫折，往往造成青年群体的低自我效能感，因而他们通过寻找自我“标签”谋求心理上的确定感。商家推涛作浪贩卖“人设”，青年在被网络塑造的过程中从“标签”“人设”获取认同感。总之，“锦鲤”在网络狂欢中只是诱人的“鱼饵”。
第二，“泛标签化”刻板印象导致自我设限。“这次成功，是因为转发了锦鲤；这次失败，是因为没发转运帖，或者……转发的姿势不对。”[6]经过大量转发，青年对于转发锦鲤带来幸运的刻板印象逐渐形成，给真人贴上“锦鲤”标签实则也是一种自我设限。现实社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刻板印象，投射到具有某一特征的个体，使个体无意识地产生了带有某种标签的隐形心理暗示，其心理能量被打压、归属感削弱，无法正确看待自我的存在，从而影响个体甚至群体自我潜能的发挥，自我能力受到压抑而表现出劣势。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青年成长成才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在整体性的结构调整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急功近利的内在心态、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放缓的外在形势，加之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都让青年对社会流动性比以往更加敏感，也产生了所谓阶层固化很难向上流动、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的疑惑。从“二代”、“蚁族”到“隐形贫困人口”，“标签化”、“被标签化”，甚至“矮化”、“污名化”使一些青年片面地、放大地认知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造成竞争攀比、过度教育、被“起跑线焦虑”裹挟和“城市折叠”阶层鸿沟等新问题的产生。
(三)商家噱头借题发挥推波助澜
难得妻子提出来买金银首饰，要买就及时地买，要买就在她没有改变主意之前买。隔天上午，我带妻子一起去老凤祥银楼。我是第一次走进珠宝店。妻子是不是第一次走进珠宝店，我不知道。珠宝店就是珠宝店，眼睛望到哪里都是一片珠光宝气的。黄金首饰占两个柜台。白金首饰占两个柜台。宝石玉器占两个柜台。妻子不去细看黄金首饰，不去细看宝石玉器，走进去，问清楚，直接去白金首饰柜台。我不懂项链的款式，也不懂项链的做工，像一个傻子似的站在妻子旁边。
网络“锦鲤”转发中不乏利用人们迷信、趋利心理的虚假诈骗信息。网络上各地高校也频现“锦鲤”，而其中大多数并非校方官方账号或在校学生账号。不法分子设计“锦鲤”骗局，利用虚拟ID开展虚假抽奖，武汉、合肥等地发生了多起“锦鲤”网络诈骗事件。自媒体喧嚣也使“锦鲤”转发进一步“变味”，自媒体公众号“今夜九零后”的作者“一地金啊”凭借一篇《在这个从小躺赢到大的女人面前，杨超越真的不算锦鲤》的文章，炫耀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种种侥幸，甚至还抛出了“成功不靠奋斗靠运气”、“不努力可以躺赢”等观点，结果不仅造就了千万转发量和阅读量，连打赏都过万，打造了一个微信朋友圈“幸运锦鲤”。在“明知锦鲤不靠谱，偏偏我就要转发”的矛盾心态下，网络社交平台上形成了否定努力、否定认真，消解严肃、调侃信仰的狂欢。“锦鲤”抽奖更滋生出了“职业刷奖人”群体，整日守候在社交平台等待抽奖信息。在此狂欢中，一些自媒体找到了炒作人设、贩卖焦虑、套路营销、投机取巧捞快钱变现的便捷门路。
其一，商家洞悉青年群体消费心理。青年人思维活跃，易接受新事物，喜欢代表潮流和赋予时代精神的产品，强调个性化，但同时也较重视感情与直觉，容易跟风和冲动消费。研究咨询公司英敏特发布的《2018年中国消费者趋势》报告中指出：中国年轻人成长于痴迷学业优异和事业成功的社会，对于即将毕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比较担心自己的表现能否达到社会的高期望值，所以压力比较大。[7]这些压力既来源于社会，也来源于个体自身。压力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了制约，进而丧失对生活部分的控制感。其一，为了重新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控制，青年往往会通过祈求未知的神秘、神奇的力量，寻求心理上的确定感，希望重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其二，为了释放压力，青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逃离现实世界，到互联网上去，在社交媒体和游戏中寻找慰藉。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也倾向于用轻松幽默的方式与周围人交往。在“谁抓住了注意力，谁就抓住了商业资源”的逻辑之下，“锦鲤”转发几乎零成本地向青年提供了一种消解严肃、宣泄情绪的方式。商家打着个性化、扁平化的旗号，以“舒适”的内容分发模式，提供了商业消费便捷，却也把青年们拉进圈层的“信息茧房”，即越来越容易沉溺于自己的世界里。
“慕课”是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网络在线教学模式，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局限，不论何时何地教授者与被教授者都可通过某一个共同话题联系起来，并进行互动、探讨等。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要想在不影响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将青年教师培养成“双师型”教师，就必须通过“慕课”的形式对青年教师进行培训，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同时，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还应借助网络资源让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与青年教师通过“慕课”进行探讨，这对“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三、正确看待网络“锦鲤热”，引导青年成长成才
(一)加快推进社会转型发展，强化青年生存发展的资源供给
第二，网络治理与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要凸显主流价值观引领作用。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思想共识是一切事业顺利推进的前提。媒体行业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全流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政府部门要强化网络治理，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不可让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毒锦鲤”在网络泛滥，也要警惕极端化的社会思潮如权贵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等对青年的不良影响。自媒体运营者在手握麦克风的同时不能让金钱蒙蔽了心智，唯商业利益所驱动而忘记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百花齐放不等于信口开河，拿麦克风不等于肆意妄为，自媒体不能是绝对自由、自以为是的媒体，也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主流价值文化传播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主流价值文化犹如大江大河，融汇条条涓涓细流之后，愈发奔腾不息。坚守主流价值底线，同时开放包容、主动对接、积极疏导，既能化解互联网时代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又能在主流价值观引导下实现多元文化互动共生，使主流文化更加具有兼容性和共享性。
其次，资源优先配置保障青年成长发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转型期，需要持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揭示了：经过长期努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体现在供需之间，也体现在需求中、供给中；不充分体现在资源配置不优化。促进青年优先发展，首先应从资源支持入手有效破解与满足“青年的现实问题和迫切需求”。[10]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这就意味着青年一代会有更大的社会阶层上升空间，年轻人也将拥有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规划》也明确指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或缓解青年在学业、职业、生活和情感等方面的压力，创造条件推动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区青年群体进行经常性对话交流，增进理解、认同和包容，舒缓社会压力，融洽社会关系。[11]青年应当是社会中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最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群体，应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全社会要着眼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使《规划》真正落到实处，共同着力解决好青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社会转型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为青年实现人生理想提供舞台和空间。
(二)主流价值观须冲破“次元壁”，潜移默化凝聚青年力量
第二，自我效能感不足带来的困惑。迷信，字面意义就是盲目或不理解地相信或崇拜，一般指没有经过理性和实践的验证就相信，是人在潜意识中对应未知建立的一种模糊的补充认知。迷信是没有形式逻辑、不需要可靠证据的，所以迷信不能有效地为人的行动指明方向，是从无力感中的暂时解脱，是无助时的一种寄托，或会使人陷入误区。如果不具备科学素养，就存在着迷信的可能性。大多数年轻人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而又迫切的需要，在个人发展问题上特别在乎“感受”和“得失”。“锦鲤”转发现象迷信的表象下，暗藏着年轻人内心的困惑：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生活现状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感到缺少动力。而困惑主要源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从物质层面看，学业、工作、恋爱、住房、养老等，成为青年的现实压力；从精神层面看，当代青年价值选择更趋多元，但对人生和社会规律缺乏真正的感知和体悟，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际遇难控致使焦虑情绪凸显，患得患失心态也愈加严重。由迷信行为带来的力量感和控制感，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降低焦虑感、增强自信心。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认为这是“自证预言”现象。他认为，人们所抱有的信念和期待会影响行为，使行为变得更积极或消极，从而使期待成真。[4]一些年轻人将转发“锦鲤”视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行为，“锦鲤”由此成了互联网上的一剂“安慰剂”。“锦鲤”虽不靠谱，却也一定程度上可让他们寄托希望。
首先，青年成长发展需要得到更多资源支持。透过网络“锦鲤热”，我们能够发现青年群体在网络戏谑背后隐藏着的现实焦虑。青年生存发展的现实窘迫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锦鲤”，以娱乐化的方式来排解竞争压力。但“锦鲤”转发中透露出的对“一夜暴富”、“不劳而获”、“天上掉馅饼”等的羡慕，也暴露了一部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理解的偏差。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不足。《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指出，当前，“青年发展事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广大青年的新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青年就业创业中的种种问题，与国家和社会在物质、智力等方面资源的支持不足有关；青年生活和工作中压力大，与工作、婚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源支持不足有关。[9]《规划》作为青年发展事业的顶层设计，标志着青年发展事业具备了更为全面、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迈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构建形成了覆盖青年需求主要领域、照顾不同青年群体发展特点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对加强青年成长动力的教育，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动力观、提升青年自我效能感，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改革开放40年，回看中国食品产业的发展进程，孙宝国颇为感慨，在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当初，没人想象到中国食品产业会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孙宝国指出，目前，中国食品产业市场规模已高达10多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至2008年期间就已超过美国。“种类太多了，就说咱们平时喝的粥，都超过1000种。不仅如此，更多的食品已走向机械化、智能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孙宝国说。
(三)教育引导青年正确认识处理网络戏谑和现实努力的关系
第一，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立志成才。信仰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内容。科学信仰提倡对“科学”的信仰，强调理性认识，奉行“学习求索、反复验证”，以对事物科学研究的规律性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信念，科学是允许自我证伪的动态开放的可靠方法，指导现在走向未来。相比迷信思想“人云亦云”式的心理寄托和宗教信仰“心诚则灵”式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力量则因其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而更坚实、更强大。[12]以前迷信是对压迫人们的自然力量的恐惧、屈服、神化和崇拜，现代迷信“锦鲤”转发则是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未能认识到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而产生的迷惘。在青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教育更应当引导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方法，厘清信仰与迷信，厘清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入新时代，青年希望拥有美好的生活，更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感召下，立志成才报国，明确价值追求和人生方向，用理想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开创美好未来，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出美好生活。
第二，引导青年辨证地看待偶然性与必然性。运气是一种偶然性，是一种概率事件。网络“锦鲤”转发以戏谑的方式放大了偶然性的作用。对于青年成长而言，总会碰到各式各样偶然性的机会。但是，若没有对知识的积累以及辛勤持久的思索，那么，即使机会降临到面前，也可能无从知晓，即使知晓了也可能无法捕捉利用。正确的奋斗方向和坚持不懈努力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才能将机会转化为机遇。青年群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偶然性的机遇上，也不能守株待兔把偶然当成必然，而要靠自我奋斗、自强不息来开拓自己人生的道路，应当重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了解和掌握世情、国情、社情，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理性思考，借大势才能成就大事；也不可忽视偶然性的作用，要善于从偶然中发现必然，结合自身优势把握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压力变为动力，造好势才能脱颖而出。与其坐等成为锦鲤，不如努力实现奇迹。
第三，引导青年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重拾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传统，通过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无数青年的命运也由此改写，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和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在我国，通过教育而获得自我提升的社会流动空间一直敞开，激励着青年通过教育去选择更为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进而实现自身的超越和提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教育投入不断加大，不断扩大就业，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所谓阶层固化就是一个伪命题，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存在不同阶层，阶层间存在流动性，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向上的流动。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既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想要实现发展目标，广大青年一定要有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奋斗精神，才能实现自身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绝不是“均贫富”的平均主义。青年向往的美好生活，不应该是纯粹的“享受”和不劳而获，而应当是建立在共同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享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也不应该是不切实际的福利、拔苗助长的不合理愿望，而应当通过实实在在的奋斗与付出来获得。
四、结 语
当代青年的人生黄金期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轨迹完全吻合。青年要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的高度信任以及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增强“四个自信”，努力提升综合素养、完善自我的主动性，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加强政治修养、学好科学本领、胸怀远大抱负、勇担历史使命。“幸福是奋斗而来的”。偶尔“锦鲤”转发能够舒缓紧张情绪调动机能，但若迷信“锦鲤”转发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不劳而获，“反安慰剂效应”则会成为青年成长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逆流搏击、百折不挠的鲤鱼才能实现“鲤跃龙门”的飞跃。人生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只有真实的努力，才是解决迷惘和困惑的正确途径。前途命运不该交给“锦鲤”，网络“锦鲤热”绝不应该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流。
（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程。“政担银企户”财金互动扶贫试点，有效解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法人资格认定、抵押物价值评估、担保责任落实等瓶颈制约“身份”限制，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农业产业热情，加快了传统农业向适度规模化现代农业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合作银行审核上报项目及资金417个28728万元，省农担公司审批通过333个20683万元，实现信贷投放284个16326万元，其中规模化现代农业占70%以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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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ThoughtsonthePhenomenonof“KoiFishFever”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Psychology
Fu Xinyu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koi fish” has become the internet buzz word. The images deriving from “koi fish” and its alienation appear frequently on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become mascots for seeking good fortune on the Internet. This phenomenon gained the nickname the “koi fish-worship”. But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phenomenon is that capital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 accelerated the alienation of “koi fish”, which ha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you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koi fish fever”. The phenomenon is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youth self-efficacy, unconscious self-consolidation and business stunts. This thesis makes an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reasonable suggestions.
Keywords: koi fish; Internet; social psychology
①[作者简介] 傅昕源，女，上海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讲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47(2019)02-42-07
(编辑：任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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