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禅宗的发展，禅宗文献对于初祖达摩的记载逐渐丰富，达摩由一个普通僧人演变为一个传奇的高僧。本文从达摩其人、达摩碑文研究概述、文献所载达摩碑文三个方面对达摩的国籍和来华情况进行简单梳理，提炼出学界对达摩碑文研究的不同观点，并查证了文献对于达摩碑文记载的情况等。
关键词：达摩碑；研究概述；二祖寺；空相寺
达摩为禅宗初祖，后世禅宗弟子在编修达摩史传时附会很多故事，达摩由一个普通僧人演变为一个传奇高僧，学界对此多有研究。[注]陈垣：《释氏疑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3页。胡适：《菩提达摩考》，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8-108页。释光明主编：《达摩禅学研究》(上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温玉成：《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记》，《中国佛教与考古》，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93-397页。徐文明：《菩提达摩考》，《北京大学研究学刊》，1994年第1-2期。杨笑天：《关于达摩和慧可的生平》，《法音》2000年第5期。纪华传：《菩提达摩碑文考释》，《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刘学智：《菩提达摩来华年代考》，《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因能力所限，本文仅对达摩其人、达摩碑文研究观点的异同和历代文献所载达摩碑的情况进行梳理和概述，方便学者对于达摩碑文的了解。
PAI-2最初从人胎盘组织提取，故也叫胎盘型PAI。后来发现，PAI-2也存在于白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组织淋巴细胞。PAI-2在血浆中的浓度通常很低，但孕妇血浆中的浓度可高达35 μg·L-1。PAI-2缓慢抑制单链tPA（4.6×103L·mol-1·s-1）。虽然双链tPA被抑制的速度稍快，但PAI-2抑制tPA的作用比较小［2］。
一、达摩禅师其人
记载达摩的文献资料非常之多，如《洛阳伽蓝记》《续高僧传》《楞伽师资记》《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旧唐书》《宝林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雪岩和尚语录》《佛祖历代通载》《禅林类聚》《浮石禅师语录》《山西柏山楷禅师语录》等。通过阅读一些资料，可知达摩的事迹在中土流传经历了由简单到丰富的过程，唐以后还增加很多神异内容。胡适认为：“菩提达摩的传说在禅宗史上是一件极重要的公案。禅宗尊达摩为初祖，造出许多无稽的神话，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注]胡适：《菩提达摩考》，释光明主编：《达摩禅学研究》(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其实前期文献对于达摩的记载还算客观，只是越往后神异的内容越多。
《洛阳伽蓝记》最早记载达摩的情况：“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磨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注](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版，第11-12页。
《洛阳伽蓝记》所载达摩为波斯胡人，来中土游历，见到中土寺院金碧辉煌，赞不绝口，自称已经150岁。
总之，中日学者利用不同文献、地方志和寺志等对达摩碑文进行研究考证，并各抒己见。纪华传认为二祖寺达摩碑是唐朝重修，时间为开元十六年(728)至开元二十年(732)之间；任乃宏认为二祖寺达摩碑是唐重修，时间在唐元和十三年(818)。至于达摩碑文的撰写者是谁，学者也给出不同的结论：石井公成认为达摩碑文应是在神会与北宗相互攻击之前后撰写的，由东山法门门下的弟子假托梁武帝撰文的；小岛岱山认为熊耳山的达摩碑最接近原碑；纪华传认为达摩碑文是禅宗弟子假托梁武帝名义所撰；任乃宏则认为达摩碑文就是梁武帝亲自撰写的。
《续高僧传》等认为达摩为南天竺国人，并增加了其他内容：“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疎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咨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注](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6，《大正藏》第50册，第2060号，第551页中栏27。
《宗镜录》卷四十一记载：“故《达磨碑》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觉。’”[注](宋)延寿集：《宗镜录》卷41，《大正藏》第48册，第2016号，第656页上栏03。
在热带气旋和东北季风等特殊环境下，按标准配置系碇设备的灯浮标发生移位的情况每年都在发生，严重影响航道的正常使用和港口码头的营运。每年直接造成的广州航标处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并给港航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随着港口航道不断发展，灯浮标的配布越往外延伸，将会存在更多易发生移位的灯浮标，所以研究细化系碇设备的配置将越来越必要。本文推荐应用10吨沉块做详细的探索，希望广州航标处试验，不断寻求有效的方案来解决特殊环境下浮动标志易发生移位的情况。
任乃宏先生对二祖寺菩提达摩碑文进行复原和考释，他从二祖元符寺及达摩大师简况、碑阴文复原及考释、达摩碑文复原及考释和关于达摩碑文是否为梁武帝所撰的讨论等方面对达摩碑文进行了全面研究。根据碑文内容和辛秘出任昭义军节度使的时间，确定二祖寺达摩碑重建的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818)五月，二祖寺的达摩碑内容最为可靠，与原碑最为接近；并根据碑阴所述慧能、惠让(怀让)、马祖道一、大义的传承，认为李朝正信奉南宗，不赞成达摩碑为北宗弟子伪造的推论，通过与少林寺、空相寺熊耳山碑文的比较，认为碑文是梁武帝亲自撰写的。[注]任乃宏：《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碑文复原及考释》，《文物春秋》2012年第3期。
巴宙先生认为达摩到达中国是在西元480年左右。[注]巴宙：《禅宗与菩提达摩》，释光明主编：《达摩禅学研究》(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胡适先生则认为：“达摩到广州当在宋亡以前，约当西元470年左右，他在南方大概不久，即王北方，在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僧副即是他的弟子中的一人，他当520年左右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可见他在中国约有50年之久，故虽隐居岩穴而能有不少的影响。”[注]胡适：《菩提达摩考》，释光明主编：《达摩禅学研究》(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禅宗弟子所记达摩的情况要比以往增加了许多内容，达摩与梁武帝会面，谈论佛法，因梁武帝不得达摩法的内涵，话不投机，于是达摩北上到嵩山一带弘法，弟子众多，只有慧可能够领悟达摩大师禅法的精髓。达摩被人毒死，葬于熊耳山。之后又有了魏国使臣宋云在葱岭见到提着一只鞋的达摩大师的传说。
达摩神异故事在《历代法宝记》中基本都已经出现。后来的史料或延续这些故事，或对同一故事的描述有所不同。尽管《历代法宝记》对于达摩事迹的记载非常详细，但达摩何时来华、何时渡江北上、何时去世等，史料记载不一，学者据此也得出不同的观点。
某高速公路LK250+150—LK264+200标段，路面设计宽度为24m，道路全线设计行车速度为90km/h，试验段设计标准为双向4车道，路面结构设计为4cmAC—16型上面层+5cmAC—20型中面层+6cmAC—25型下面层，由于试验段所处地区属于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普通沥青混凝土路面极易在高温条件下受到水分侵蚀而发生水损害，对车辆行车安全性产生较大隐患，因此，经道路建设部门研究决定采用SBS改性沥青修建路面，以提高沥青混合料相互间粘结力，提高其抗水损坏能力。
为了区别缺省要素的属性标注,加入eAnaphora标识用以进行事件中已存在要素以及事件的指代标注,详细表示为＜eAnaphora anaType=“”aid=“”antecedent=“”rid=“”anaphor=“”/＞.
温玉成先生对熊耳山空相寺进行勘察，并撰文对空相寺和遗存进行描述和考证。温先生记载空相寺遗存四通石碑，即《菩提达摩圆觉大师碑》，大明景泰五年(1454)岁次甲戌球月日吉旦立石；《重修空相寺记》，大明万历某年立；《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约作于明万历间，该碑显系利用宋金旧碑重刊；《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记》(碑下半部分仍在土中)，清雍正十一年(1733)岁次癸丑仲夏吉旦立。[注]温玉成：《传为达摩藏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记》，释光明主编：《达摩禅学研究》(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医护人员应当做好患者的饮食护理工作。对妇产科患者来说,其日常主食应当以营养为主[4],所以,护理人员应当依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来确定每天的进食量,对妊娠患者在餐前和餐后对患者的血糖进行测量。一旦个别患者的血糖发现较大变化,则应当及时向主治医生汇报,立即调整饮食结构。
二、达摩碑文研究成果概述
达摩圆寂后，埋葬在熊耳山。随着考古和遗存碑刻资料的刊布，在河北和河南等地发现了署名梁武帝撰文的《菩提达摩大师碑》，刻石时间不同，二祖寺遗存唐重立《一祖菩提达摩大师碑并序》、少林寺遗存的元《震旦初祖菩提达摩大师之碑》和熊耳山空相寺遗存梁的《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等，这三通达摩碑内容基本一致，仅个别字句有所差异。另外，在敦煌文献遗存P.2460达摩碑残片《第一祖达摩禅师》等，仅残存开头一点内容。
学者对菩提达摩大师碑文进行录文、考证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日本学者小岛岱山的《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对熊耳山空相寺发现的达摩碑进行简单介绍，尤其是对二祖寺、少林寺和熊耳山空相寺的遗存的达摩碑文进行录文，并给出一些参考资料，为学者研究达摩碑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注][日]小岛岱山：《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为此，镰田茂雄对于小岛岱山资料的新发现给予较高的评价，指出了小岛岱山发现达摩碑的意义，他认为：“关于达摩石碑，从文献上虽可知道一些，可是找到了真正的原石原碑，则是大发现。字体问题以及考古学上属于什么时代的作品尚须调查，不过可以说这是禅宗史研究的一级资料发现。”[注][日]小岛岱山：《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编者按，《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
日本另一学者石井公成也对达摩碑等相关情况进行考证。他从梁武帝与菩提达摩的关系，说无说法，我大师，如闇室之扬炬、若朗月之开云，闇室与心灯，心灯补说，指一言以直说、即心是佛等方面进行论述，并通过考证碑文内容，认为碑文中不存在传衣、传法偈等内容，也没有南宗顿悟、无念、般若之思想，达摩碑文应是在神会与北宗相互攻击之前后，由东山法门门下的弟子假托梁武帝撰文的，神会与达摩碑文毫无关系。[注][日]石井公成：《梁武帝撰〈菩提达摩碑文〉之再检讨》，《驹泽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28号，2000年3月。
除了日本学者对达摩碑文的研究外，中国学者也对达摩碑文进行研究。纪华传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早期禅宗文献以及地方史志、寺志和碑刻等资料，从达摩碑文的种类及流传、达摩碑文的产生时间、达摩碑文的历史价值等对署名梁武帝撰写的碑文进行详细的考证，他认为达摩碑除了发现的三通之外，根据神会《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的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年(732)之前在少林寺还曾立过达摩碑。而现存少林寺的达摩碑是元至元年间的，并考证二祖寺达摩碑是在唐开元十六年(728)至开元二十年(732)之间重建，由禅宗的某位弟子假托梁武帝撰写。达摩碑文反映了禅法的思想特色，在碑文出现后，又为南宗所利用，对后来的灯录和禅宗史产生过影响。尽管达摩碑文是禅宗弟子假托梁武帝名义所撰，但也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注]纪华传：《菩提达摩碑文考释》，《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
延家和考古学者温玉成等对空相寺和发现的碑刻等都有记载研究。空相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唐、明、清对空相寺都进行整体或部分重建和修建。延家先生记述了在空相寺发现了东魏元象元年(538)积庵法师筹建达摩塔，唐郭子仪奉命重修和加封达摩塔，明再次重修；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八棱经幢；梁武帝撰文的南朝达摩碑，题为《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梁大同二年即536年)；明景泰五年(1454)立《菩提达摩圆觉大师塔》；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重修菩提达摩大师塔铭并序；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熊耳山空相寺记和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记；魏元象元年(538)所立《达摩造像碑》等。[注]延家：《达摩与空相寺》，释光明主编：《达摩禅学研究》(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97-199页。
流域灌排设施建设明显滞后，长江流域耕地灌溉率仅约50%，约40%的大型灌区、60%的中小型灌区、50%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不配套，流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在0.4～0.52之间，流域高效节水灌溉率仅为10%左右，农业用水粗放，灌溉水利用效率低。
有关达摩圆寂时间在史料记载中不一致，《佛祖统纪》和《佛祖历代通载》所记西魏大统元年(535)，即梁大同元年。《嘉泰普灯录》记魏永安二年乙酉(529)。《传法正宗记》和《五灯会元》记魏永安元年戊申，即梁大通二年(528)。《景德传灯录》和《联灯会要》所记魏太和十九年丙辰(495)等，但学界多采用《达摩碑》梁大同二年(536)之说，本文因此说。
禅宗弟子对于达摩事迹的记载却有了很多附会色彩，《历代法宝记》载曰：“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者，即南天竺国王第三子，幼而出家，早禀师氏于言下悟，阐化南天。是时观见汉地众生有大乘性，乃遣弟子佛陀、耶舍二人往秦地，说顿教悟法……达摩多罗闻二弟子汉地弘化无人信受，乃泛海而来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上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教来。’帝又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大师答曰：‘并无功德。’……武帝凡情不晓，乃辞出国，北望有大乘气，大师来至。魏朝居嵩高山，接引群品六年，学人如云，奔如雨骤，如稻麻竹苇，唯可大师得我髓。时魏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于食中着毒饷大师，大师食讫……葬于洛州熊耳山。时魏聘国使宋云：‘于葱岭逢大师，手提履一只。’宋云问：‘大师何处去？’答曰：‘我归本国。汝国王今日亡。’”[注](唐)佚著：《历代法宝记》，《大正藏》第51册，第2075号，第180页下栏03。
之后达摩弟子昙林撰写的《略辨大乘入道思四行序文》和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等记载达摩祖籍为南天竺婆罗门王子。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记载：“昙林序：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之子，神惠疎朗，闻皆晓晤，志存《磨诃衍》道，故舍素从缁。”[注](唐)净觉撰：《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册，第2837号， 第1284页下栏21。
三、历代文献所载达摩碑文
除了二祖寺、少林寺和熊耳山遗存达摩碑文以外，在一些禅宗文献中或部分或全部引用或保存全文。部分引用达摩碑文的文献有唐澄观法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八：“故《达摩碑》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觉。’”[注](唐)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8，《大正藏》第36册，第1736号，第61页下栏08。《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钞》卷五：“《达磨碑》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觉。’”[注](唐)澄观述：《华严经疏钞玄谈》卷5，《卍新续藏》第5册，第232号，第764页上栏24。
《碧岩录》也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注](宋)圆悟克勤：《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大正藏》第48册，第2003号，第140页上栏28。的记载。
从《续高僧传》记载可知，达摩从水路来至中土，并没有梁武帝的任何情况，然后又北上到魏，传播定法，虽不受欢迎，却有弟子道育、慧可随其学法，达摩最终还是以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卷五载：“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证觉。”[注](辽)鲜演述：《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卷5，《卍新续藏》第8册，第235号，第60页上栏03。
《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记载：“故《达磨碑》文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觉。’”[注](唐)宗密述：《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3，《卍新续藏》第 9册，第245号，第517页下栏08。《圆觉经略疏之钞》卷四也载：“故《达磨碑》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觉。’”[注](唐)宗密撰：《圆觉经略疏钞》卷4，《卍新续藏》第9册，第248号，第855页中栏19。
高丽僧人均如撰写的《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卷二记载：“《达摩碑》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觉。’”[注](高丽)均如说：《释华严教分记圆通钞》卷2，《大藏经补编》第2册，第1号，第101页上栏04。
可见，不论是中国僧人还是国外僧人在撰述中都引用《达摩碑》相同的内容，转引内容不多。而《历代法宝记》则提到梁武帝撰写达摩碑文的情况：“箫梁武帝造碑文，西国弟子般若蜜多罗，唐国三人，道育、尼总持等，唯惠可承衣得法。”[注](唐)杜胐撰：《历代法宝记》，《大正藏》第51册，第2075号，第180页下栏03。
《菩提达磨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后附有署名梁武帝撰文的《达磨大师碑颂》，也就是《达摩碑》碑文最后部分的颂文。[注]《菩提达磨大师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卍新续藏》第63册，第1217号，第1页中栏18。
高等学校在进行双创指导时，首先要师生认识到双创教育的本质其实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核心是培养人才，这也就需要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科学、有效的引导。利用“互联网+”的理念及技术，将一些大学生双创的优秀案例，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然后融入到课堂理论教学中去。从而逐渐拓展学生的双创思维，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提高学生融入社会的能力。并通过科学、系统的双创实践环节，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将自己的创意，转化到双创活动中去，提高双创的成功率。
首先，对于已成熟的农作物需要注意及时抢收，在多冰雹发生地带，需要大力开展植树种林，不断增加绿化面积，促进地貌条件的改善；其次，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破坏雹云的产生条件，在多冰雹发生季节，农民下地劳作时需要随身携带防冰雹的工具；再次，气象部门在做好冰雹灾害发生的预报前提下需要做好人工消雹作业，最大限度地降低冰雹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一系列损失。
另外，《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卷八)和傅梅元鼎撰的《嵩山少林寺辑志》(卷二十一)则是全文收录了《达摩碑》的内容。[注]《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残卷)》，《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81号 第142页上栏05。傅梅元鼎撰《嵩山少林寺辑志》卷21，《大藏经补编》第24 册，第141号，第821页上栏09。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三部分围绕主题进行论述。首先对达摩的国籍和来华情况进行简单梳理；然后分析了学界对于碑文研究的成果，提炼出各位学者的不同观点；最后列举了历史文献对达摩碑文的引用和记载，便于学者对于达摩碑文有更好的了解。
ResearchOverviewinSteleInscriptionsofBodhidharmaandAnalysisofRelatedIssues
WEN Jian
(History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Zen, the records of the first patriarch Bodhidharma in Zen literature became more and more abundant, which made the image of Bodhidharma transform from a common monk to a legendary dignitary. This paper briefly sorts out Bodhidharma’s nationality and the situation when he came to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of Bodhidharma the person, the research overview in stele inscriptions of Bodhidharma and records of stele inscriptions of Bodhidharma in literature, refines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researches of stele inscriptions of Bodhidharma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verifies the situation of records on stele inscriptions of Bodhidharma in literature.
Keywords: stele of Bodhidharma; research overview; the Second Ancestral Temple; Kong Xiang Temple
标签：达摩论文; 碑文论文; 菩提论文; 禅宗论文; 大师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宗派论文; 《高校社科动态》2019年第3期论文;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