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韩非子的权术思想来自于他对人性的理解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权力更迭乱像的思考，出于国君利益至上的思想出发点，韩非子提出了“法”、“术”、“势”的国君驭下术，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对后世的治国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国内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君臣利益；权术思想；韩非子
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末期，是一个人口发展、各诸侯国征伐不断的时代，原来春秋初期的上百个诸侯国，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而诸侯国内部的权力更替，也经常出现非正常的权力交接，固有时谚云“厉怜王”，在《奸劫弑臣》中，韩非子引用《春秋》的史实，提出尽管是“不恭之言”，但是，“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
与上古时代相比，韩非子认为，上古时代人口相对较少，而人们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相对而丰盛，“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由此民风醇厚，而仁德之治可以大行其道，“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而当今人口剧增，而可支配财物减少，所以人们之间争于财货，“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呈现乱世态势，“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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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臣利益关系
韩非子认为自私是人的天性，“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五蠹》)韩非子认为古代仓颉在造字的时候，就认为自私是人的天性，所以“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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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点出发，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奸劫弑臣》)。对于臣子而言，是受情势所迫而不得不侍奉国君。“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备内》)。如果国君放松警惕，傲慢怠惰，很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局面。所以国君对于臣子不能完全信任，否则会受制于这种盲目的信任。“人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尽管韩非子的权术思想后世多有诟病。但实际上，韩非子的用人之道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比如，韩非子认为，所谓“术”，就是要根据臣属的能力而任命官职，根据实际情况来问责，君主手中的生杀权力，是为了考核臣属的能力的。这就是君主手中的“权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从这个角度看，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生态，官爵以往是世袭制，任职的条件不是看能力是否胜任官职，而是依赖自己的出身，所以韩非子提出要根据能力授予相应的职位，并通过赏罚来进行有效的激励，这一点和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也是相符的，而“循名责实”也是流传于后世的成语。而韩非子所说的“法”，是由权力机构颁布的法规，由此决定刑罚的基础，对于守法者给予奖励，而对于违法者要严惩，这个法律要求臣属必须遵守。“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韩非子认为，国君如果没有管理臣属的“权术”，则自己会留下弊端；臣属不遵守法令，则会制造混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普遍人性的观察和分析，韩非子得出君主的利益和臣子的利益各不相同的结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故曰：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也。为人臣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以示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者。去此五者，则噪诈之人不敢北而谈立；文言多、行事寡而不当法者，不敢诬情以谈说。是以群臣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所以，韩非子认为应当对权臣加以一定的防范和控制。“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二、国君的权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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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韩非子强调君臣非骨肉之亲的关系，所以应当时刻保持戒备之心，即便是骨肉至亲，韩非子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非利益关系存在于此种血缘关系。在韩非子看来，夫妻和父子关系尚不可信，更何况一国之君与臣属之间的关系了。“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备内》)。韩非子指出，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父母供养过简，则孩子长大成人后对父母会有抱怨；同样，如果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孩子对父母的供养过薄，则父母会生气而发怨言，“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三》)。
韩非子认为，在战国纷争的乱世之下，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必须坚持依照法规治理；一个国家的若乱来源于不公正，由此，明君不靠对下属的“仁爱”而靠赏罚来治理。而从臣属的角度来看，所受的处罚是由于自己所犯的过错，由此，臣属对于国君不依赖“忠诚”而受赏罚，所以，臣属就会尽力于自己的职守，而不是简单地依赖“忠诚”，这样，国家的治理就抛开了个人的情感因素，而走上了依法治理的强国轨道。“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外储说右下》)。这种观点和儒家的治国思想大不相同。
出于对人性的考虑，韩非子还劝说国君要警惕树下的“朋党”之患，以防止下属形成利益集团以获取利益，侵犯君王的威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叁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国君要通过臣属的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通过臣属的绩效进行考核，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形名者，言异事也。以其言授之事，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事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
三、当代领导的启示
毋庸讳言，韩非子的权术思想有着当时时代背景的深深烙印，古代中国的战国时期，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君权制度，所以，韩非子维护国君的思想有着无法避免的时代影响。韩非子认为，在乱世中，只有一个邦国的强盛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而韩非子认为强国之路在于依法治理，而国君对于臣属的赏罚也依赖法令和功绩，这样的治理思想可以带来公平和效率，这样也会使臣属尽力于自己的职责，使治理更加顺畅。当然，威权式领导风格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周四丁.韩非的推功称能绩效管理模式及其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2，6
[3]张顺.韩非子的权力制约观的当代启示[J].社会科学家，2013，11
【作者简介】李艾琳(1973.10～)，女，重庆人；三亚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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