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目前普遍接受印度中观学派被分为中观自续派和中观应成派，中观自续派又分为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日本学者梶山雄一认为“应成派(Prāsangika)”和“自续派(Svātantrika)”不见于印度梵文文献，可能是藏族学者所作的分类。而日本学者御牧克己则认为“自续派(Svātantrika)”“应成派(Prāsangika)”“瑜伽行中观(Yogācāra-mādhyamika)”“经部行中观(Sautrāntika-mādyamika)”皆是藏族学者的创造，但是莲花戒的《中观庄严论释难》则显示，梶山雄一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御牧克己的观点则仍有可商榷之处。
关键词：藏传佛教；吐蕃时期；中观分派
目前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中观学派分为中观自续派和中观应成派，而中观自续派又分为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然而这一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下面将以吐蕃时期相关文献的考释，对以上结论进一步求证。
就大乘佛教文献而言，共有三类原始文献：汉文、梵文、藏文。其中就汉文文献而言，汉文文献得益于玄奘旅印求学，对大乘佛因“空有诤论”分为中观与唯识两宗进行了相关记载。[1]不过，玄奘本人的学术倾向、汉传佛教自身发展困境、印度佛教式微及密教化倾向，造成汉文资料中印度中观学的分派情况阙如。就梵文文献而言，日本学者认为中观分为中观自续派与中观应成派这一观点并非出自梵文文献：
“清辨批判佛护，而月称一边为佛护辩护一边批判清辨的这个事实，是表示着中观派分裂为两派的意思。后世，可能是西藏人把佛护和月称的学统，叫做Thal ‘gyur ba(Prā把清辨的学统，叫做(Svātantrika)。这两个梵语，在印度原典中，尚未被确认……”[2]
梶氏认为“可能是西藏人”把佛护和月称的学统叫作应成，而把清辨的学统叫作自续，这一判断得到了藏文和藏译文献支持。中观论典中可以看到中观学派内部的确出现了不同声音，如引文所说，清辨的《中观心论》和《般若灯论》中都对佛护有所批判，而月称在《明句论》中对清辨也有批判。不过，这些论著中均未出现中观应成派和中观自续派的说法。而且，从藏传佛教吐蕃时期的文献《说见次第》和《见差别》中提到的中观分派也没有提到中观自续派和中观应成派。
一、噶瓦·拜则与《说见次第》
《说见次第》(《》)是现存最早的藏族学者所著的宗义书，有的版本作《见次第口诀》(《》)。通过对卓尼版、纳塘版、德格版、噶陀寺版、金汁版、北京版等多个版本考查，发现造成此论著有两个异名的原因是，其起首处论著名为，结尾处论著名则为。《说见次第》署名不同版本亦有细小差别，如德格版、卓尼版署名为，纳塘版、藏学校勘版、金汁版署名为，而噶陀寺版则是。各种藏文史籍中，以上三种拼写都出现过。不过，其读音都是“噶瓦·拜则”，并无区别。这可能是由传抄和吐蕃厘定文字造成的。《藏汉大词典》相关词条中显示：“噶瓦·拜则是吐蕃王赤松德赞时西藏著名的三大译师噶、焦、祥之一。”[3]104另云：“噶瓦是西藏一氏族名。”[3]104《拔协》(写于赤松德赞时期，11世纪成书)中未曾提到这三大译师，《<韦协>译注(二)》(写于赤松德赞时期，11世纪成书)中提到“噶、焦等三人翻译了昔日不曾译过的佛典”[4],此处没有明确提到“祥”。明确将“噶、焦、祥”三译师并称的现存最早藏文史籍是《第吴宗教源流》(12世纪)，其中云：
由命题4可知，集中决策下系统的总利润大于分散决策下系统的总利润，要想使系统内各决策主体都进行合作，从而实现集中决策的总利润，需满足各决策主体合作时的利润不低于非合作时的利润，这就需要在集中决策下的产品零售价格、物流服务水平不变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合理的批发价格和物流服务价格等来实现系统利益的合理分配与协调。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用率表示乳腺超声光散射成像与血清CA153、CEA联合检测对乳腺肿瘤的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比、乳腺超声光散射成像与血清CA153、CEA单独和联合检测对乳腺肿瘤的诊断价值等计数资料，用χ2检验；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患者的MHC测定值、血清CA153、CEA水平等计量资料，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译文：三小(译师)有觉若·鲁益坚赞、噶瓦·拜则、祥·益西德等进行翻译。
此处觉若·鲁益坚赞即“焦”、噶瓦·拜则即“噶”、祥·益西德即“祥”。此后，藏文史籍中将这三位译师大多并称为吐蕃时期三大译师，如《西藏王统记》(1388)、《贤者喜宴》(1564)、《西藏王臣记》(1643)。值得注意的是《布顿佛教史》(1321)在叙述吐蕃藏族译师时提到“伯则(1)即拜则。·热其达()”[6]。《汉藏文书》也提道：“嘎哇师利古热格希达贝孜松哇()等等一百另八位译师，被命令向‘初七子’学习翻译。”[7]其中“热其达()”是寂护āntarakita)名字中“rakita”。据《布顿佛教史》(1321)中所云，“七试人”的法号都采纳了寂护的名字的后半部分，即“热其达()”[8]。那么可能隐含着一个重要提示，即噶瓦·拜则可能是受戒于寂护的出家人。《五部遗教》云：“译师嘎哇贝则()将菩提萨埵的所讲佛典译出。”[7]48-49菩提萨埵即寂护，嘎哇贝则所译寂护的现存论著有《世尊赞吉祥执金刚歌》()。由此可以推测噶瓦·拜则佛学知识受到寂护的影响，但不能确定是受到显宗的影响多还是受到密宗的影响多。《世尊赞吉祥执金刚歌》收在《丹珠儿》之《赞颂》函中。吉祥执金刚指金刚手，是密宗神祇。
轻型木结构材料成本低，标准化、装配化程度高，施工便捷，适用于低成本、大规模的生产建造。但由于其结构构件被围护体包裹隐匿，木结构本身的表现力相对较弱。而胶合木结构不受天然木材强度及尺寸限制，可以满足各种结构构件的形态及尺寸，灵活多变，为木结构建筑形态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其承重结构与围护体相分离，可裸露于外，更能突显木结构的力与美。但由于其木构件产品的多样性以及现阶段市场规模所限，与轻型木结构相比，胶合木结构的模数化标准化程度较低，更适合小批量定制化的项目采用。方木原木结构则是传统井干式木结构体系的传承和发展，木混合结构建筑主要用于高层木构建筑的建造。
《说见次第》是一部篇幅十分短小的论著，作于何时无从判定，其中云：
继而引文谈到瑜伽行中观和经部中观的区别，二者区别主要体现在胜义与世俗的安立不同。瑜伽中观派在世俗谛承许“随顺世俗”，在胜义谛上承许“空无生”。如果站在瑜伽中观派的立场，此处“随顺世俗”的表达并不准确。瑜伽中观派的代表论著是寂护所著《中观庄严论》，此论的观点是世俗唯识，即在世俗的层面，寂护安立万法唯识，并且将世俗谛区分为正世俗与倒世俗。就正世俗而言，“随顺世俗”亦不为过，归纳《中观庄严论》中寂护所说正世俗的特点有三：一依于心，二缘起法，三具有功能。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随顺唯识”。胜义“空无生”即“空无性”，这个表述符合寂护的观点。寂护有云：“(是故说一切法无自性，此是空性而非见颠倒境)”[10]。
当代学者基本对《说见次第》归属于拜则没有疑问，但布顿大师对《说见次第》是否属于拜则持存疑态度：
译文：性相乘有三，唯识、瑜伽(中观)、及经部中观。唯识所承许外境，如石中无人，房中无马，是自识所显之错乱。承许刹那胜义智。瑜伽中观承许随顺世俗，而胜义空无生。经部(承许)世俗唯幻，如诸境颠倒显现。胜义远离二边，是大中观。
引文对经部中观派的判定是：世俗谛为“世俗唯幻，颠倒显现”，而胜义谛则是“远离二边”。此与一般通行的说法基本一致，但与经部中观派代表人物清辨在《中观心论·入抉择瑜伽师真实品》所表达的思想仍有差异。简单而言，在世俗谛上清辨认为极微实有，另外，清辨将缘起和合之和合进行区分，区分为“和合()”和“积集()”，和合是“异类之实异依和合犹如军林，是则为和合”[11]。积集是“同类极微同一所依是为积聚”[11]79，具体而言是指“地、水、火、风、色、香、味、触的积集。”和合与积聚的不同之处在于“所依()”的同异。不同“所依”构成的事物聚合一起，就是和合，如大象、马与黄柏、檀木等事物类别不同。清辨认为这不是实有。而相同“所依”构成的事物，意味着事物种类相同，所构成的事物就是积集，如同类微尘积集而成的瓶，清辨认为这在世俗中是实有。引文中对清辨胜义谛的判断，即“远离二边”的判断符合清辨的观点。
《摩西五经》是犹太人用希伯来文写的，是《圣经》的前五篇，属于“文史哲不分家”的古代文献。人们引用最多的是《创世纪》中的文字，即神话的部分。从文本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文”的部分，包括了典型的后来产生的文学模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歌；“史”的部分包括，家族的族谱，后面是以登记名册的方式表现的，因为子嗣太多了，这种族谱关系就说不清楚了。此外，还有历史故事和民俗生活习惯的记述；“哲”的部分则更为复杂，既包括伦理、法律、政治也包括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内容。
不过，引文中“大中观”无法判定是针对“胜义远离二边”而言，还是针对经部中观派而言，如果是前者，这是对经部中观的描述，由此无法判定拜则本人的中观立场。如是后者则说明拜则判经部中观派为最高，与寂护的立场则相反。由于引文是偈颂体，受韵律和形式的限制，这段引文的分歧无法仅仅通过一种文本解决。
“性相乘”一词不见于汉传译典中，汉传佛著中有“性相宗”一词，指法性宗和法相宗。法性宗包括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等，法相宗包括唯识宗、俱舍宗等。此处“性相乘”包括唯识、瑜伽行中观、经部中观，与“性相宗”有所不同，没有使用“(大乘)”一词值得寻味。站在汉传佛教的立场可以看到，在玄奘、义净等人旅印之后印度佛教发生了新变化，中观学派分化为瑜伽中观派和经部中观派。上述引文中对唯识宗的描述颇为费解，“刹那胜义智”不见于汉传佛典，应是指唯识宗所许在初地缘真如境时刹那生起的胜义智。
2.1 本组CD-RISC评分情况 本组CD-RISC评分为(66.36±14.10)分，坚韧、自强、乐观维度分别为(32.15±7.22)分、(22.28±6.31)分、(11.93±3.47)分。
“亲老师伯则(祥积)所著论著有《诸经藏佛语精选宝言》、《消除许心有外境念想论》2卷、《三性相略论》、《正见次第解说》。以上四种中，最后一种待考。”[8]228
《贤者喜宴》中则只提到前三种，没有提到《说见次第》。[12]但是笔者未能发现前三种论著，因此，暂时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归属问题研究。从布顿大师的论述可以发现，布顿大师读过此文本，但布顿大师并没有论述为何会对此文本的作者归属产生怀疑。不论《说见次第》归属是谁，《布顿佛教史》其实都间接证明了《说见次第》是吐蕃时期的文本，那么也意味着以上观点出自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
二、耶协德与《见差别》
《见差别》(《》)公认是吐蕃时期的论著，这一点不仅有《布顿佛教史》《贤者喜宴》等藏文史料证明，而且得到现代学者，如御牧克己、谈锡永、陈玉蛟、何杰峰等人的认同。此外，《见差别》的敦煌古卷也被发现，更加确证《见差别》是吐蕃时期的文本。《见差别》的署名是耶协德()(2)：此处从刘立千先生《西藏王统记》中的译名，译为耶协德。也有译为也协德(拉萨音)、益西德、益希德(安多音)等。意译智军。现代翻译理论对专有名词、人名的翻译倾向是采用音译，以此与原语言进行良好的对接。，一般认为耶协德与噶瓦·拜则并称的吐蕃时期三大译师之一。《贤者喜宴》提到耶协德时用了“”(祥·耶协德)，另外，还出现有“”[4]185，也有并称的现象，，(祥)是益西德的姓，也是古代西藏的一个姓氏。不过，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指“尚伦”。赤松德赞时期已有僧官出现，从史籍中看，耶协德的地位显然比较高。
(3)空气流量:最小为316 kg/h或190 m3/h;正常为1011 kg/h或680 m3/h;最大为1264 kg/h或851 m3/h。
译文：从为阿阇黎龙树《根本中论》造《般若灯论释》《中观心论》至堪布寂护依无著唯识说论著《瑜伽行》造《中观庄严论》，即世俗上与彼宗相同成立唯识，而胜义上说识亦无自性，产生与《中观论》有些许不同的二派，阿阇黎清辨所著(论著，即《般若灯论释》《中观心论》——笔者注)被安立为“经部中观”，阿阇黎寂护所(著论)著被安立为“瑜伽行中观”。从引文中可以看到《见差别》与《说见次第》对中观分派的观点基本一致，都是将中观分为经部中观()和瑜伽行中观()。由此可证《说见次第》并非虚言，梶山雄一的判断无误。
《见差别》德格版有十五叶(三十面)，藏学校勘版有37页，从容量上而言比《说见次第》大很多。开首便云(三乘三身等是从诸堪布处听闻)那么这里传递一个信号，即文中内容是听闻而来，而吐蕃第一个堪布是寂护。全论判教部分占接近三分之一，论述中观的部分大约占其中小半部分。其云：
有学者认为益西德与毗卢遮()是同一个人，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藏文史籍著作如《拔协》(写于吐蕃时期，成书于11世纪)[13]45、《布顿佛教史》(1321)[6]186、《红史》(1346)[14]、《西藏王统记》(1388)[15]、《贤者喜宴》(1564)[12]401-402等提到毗卢遮那时，都是冠以，而《韦协》中虽为“巴卧·毗卢遮那”[4]185，但巴桑旺堆先生认为此是之误，其他史籍中也没有提到一个姓或的“(毗卢遮那)”。另外，毗卢遮那和耶协德在文献中常常并举，如《布顿佛教史》[6]369和《贤者喜宴》[12]401-402。因此，判定毗卢遮那与益西德是同一人缺乏可靠文献支持，很难令人信服。如果因为诸多属名的论著省略或就判定是，也会引起诸多混乱，比如噶瓦·拜则所译《》(《因滴论》)中署名是，没有出现其姓“噶瓦”。实际上译著中译师署名不署姓的现象比比皆是。按照佛教的习惯，出家人一般舍自己族姓，以释为姓，而释姓为共姓，大多省略。因此，在没有极具说服力的历史文献出现之前，笔者认为就是或
就这段引文而言，《见差别》较《说见次第》更详细地指明中观派的代表人物及论著，耶协德提到龙树，并将龙树的著作《中论》称为《根本中论》，其次提到经部中观代表人物清辨及代表著作《般若灯论释》和《中观心论》，以及瑜伽行中观代表人物寂护及代表作《中观庄严论》。但对唯识学派的论述较少，只提到无著的《瑜伽行》。引文中中观代表人物排序似乎意味着藏族佛教学者开始具有法脉观，同时，也意味着龙树所代表的中观在藏传佛教显宗的地位得到确认，说明桑耶寺之诤后，中观学的确奠定了吐蕃官方主流的地位。
《见差别》对瑜伽行中观思想论述比较多，最主要的特征此处已经论及，即：一是寂护依无著《瑜伽论》造《中观庄严论》。《瑜伽论》指《瑜伽师地论》，是唯识学派的根本经论“六经十一论”之一，这意味着，寂护引唯识思想入中观，也是瑜伽行中观派的得名原因；二是世俗上成立唯识，胜义上识无自性。这正是寂护《中观庄严论》思想特点，而世俗上对唯识的态度正是瑜伽行中观与经部行中观最大的分歧。清辨的学说正是在批判唯识学的基础上而得以分宗立派，其对唯识学最大的批判之一是对唯识无境的批判。不过，《见差别》没有过多着墨于经部行中观，由此可以看到寂护所代表的瑜伽行中观对耶协德的影响。事实上，寂护所著《中观庄严论》《中观庄严论注》以及莲花戒所著《中观庄严论疏》文后译跋都署有(译师大班智达耶协德)，他是译者之一。耶协德作为译者及热巴巾时代厘定译语的主要操刀者之一，一方面厘定译语，另一方面重新校定了之前的译著。《布顿佛教史》中说：“益西德(智军)的诸译本，均以厘定后的新语作了校正。”[8]227因此，有理由相信益西德对瑜伽行中观派思想的了解足够充分。
三、印度学者文本中的依据
以上两种资料得到学界的重视，因此，学界目前大多认为瑜伽行中观和经部中观是藏族学者首用，如前文所述梶山雄一。但是日本学者御牧克己的观点则更进了一步，他道：
沥青混凝土心墙竖向布置可采用竖直式或倾斜式，根据SL501—2010《土石坝沥青混凝土面板和心墙设计规范》及相关工程经验，与倾斜式相比，垂直沥青混凝土心墙具有防渗面积小、工程量少、施工方便、与基础和两岸防渗系统连接可靠简单、可较大幅度降低坝体沉降引起的变形敏感度等一系列优点，因此本工程沥青混凝土心墙采用垂直式竖向布置。
“自立论证派(Svātantrika)、归谬论证派(Prāsangika)、经量中观派(Sautrāntika-mādyamika)、瑜伽行中观派(Yogācāra-mādhyamika)，这些表示中观学派内部分类的重要用语，实际上，都是西藏人造出来的，在印度论书中找不到，现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17]
系统掌握权威、客观、准确的地理国情信息，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和各类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地理国情普查作为建国以来首次对地理空间要素的完整调查，其内容涵盖了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方方面面，其普查统计分析就是将地理国情普查要素与经济社会信息相融合，科学揭示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准确判断发展趋势，这对于服务科学决策、加强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梶山雄一只提到应成和自续是藏人提出，但并没有涉及经部中观和瑜伽行中观，而御牧克己比梶山雄一则进一步认为经部中观与瑜伽中观也是藏人所造，此说略显轻率。实际上，《见差别》中已经提到莲花戒的论著中有两种中观之说：
译文：阿阇黎莲花戒所著《中观光明论》云：“这两个中观(派)在世俗上有些许不同，而在胜义上则同样许一切内外法无自性，不相违。”
莲花戒是寂护的弟子，他在《中观庄严论释》中亦云，(此处应观察两种中观道)”[18]，虽然莲花戒没有明确说明两种中观道具体名称，但《中观庄严论》的批判对象中随处可见寂护对“经部中观”的批判。由此，断然下结论认为“瑜伽行中观”和“经部行中观”也是藏人首发则可能有误。吐蕃时期佛教初传西藏，藏传佛教处于接收、学习阶段，从逻辑上讲藏族学者受到印度学者的影响不可避免。
由上述可以推论，吐蕃时期中观分派观与寂护的观点密切相关。寂护作为瑜伽行中观的创派者，而且本人进藏弘法，他的分派分别影响了印度晚期佛教和早期藏传佛教。由于《中观庄严论》及其《注》和《疏》等都是在印度写成，之后被译成藏语，莲花戒的论著中“两种中观”的提法，可能是当时印度佛学界的惯用称呼。虽然印度佛教晚期文献缺失，但“两种中观”这一提法已经可以证明八世纪时印度佛教晚期中观出现明确的分派，而非藏人首发其旨。因此将嘎哇·拜则和耶协德，或《说见次第》和《见差别》的中观分派的观点看作是受到寂护、莲花戒的影响更为合理。
（3）加大超标水功能区的通报力度，组织有关省区开展现场调查，追根溯源，按照一区一策的原则编制达标建设方案落实。
拜则和益西德两人的论著中都没有提到“中观应成派”代表人物月称。事实上，与月称(600-650年)生活在同一个世纪的两位大师，玄奘和义净也没有提到月称，月称并没有出现在玄奘和义净的记载见闻中或译著中。不仅如此，寂护、莲花戒的论著中对月称也是只字未提。同时，也没有其他相关文献支撑七八世纪时“中观应成派”这一说法存在。那么，至少可以断定月称在七八世纪时在印度佛教的影响很小，远小于十一世纪之后他在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实际上，月称对藏传佛教发生影响，是其论著在后弘期被巴曹·尼马扎(，1055-？)译出并进行弘传之后，月称才逐渐对藏传佛教发生影响，“中观应成派”才逐渐出现在藏文典籍之中。由此可见，前弘期时被后世视为由月称所开创的“中观应成派”可能并不存在，这一点印证了梶山雄一的推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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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oftheDivisionofTibetanBuddhistMādhyamikaSchoolsinTuboPeriod
GU Cui
(Institute of Yangming Doctrine and Research on Guizhou,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5, Guizhou, China)
Abstract:It is well known in academia that Mādhyamaka school can be divided into Svātantrika-Mādhyamaka and ādhyamaka, and Svātantrika-Mādhyamaka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Yogācāra-Svātantrika-Mādhyamaka and Sautrāntika- Svātantrika-Mādhyamaka. Japanese scholar, Y. Kajiyama, thought that Svātantrika-Mādhyamaka and ādhyamaka were not seen in Sanskrit literature, thus held the idea that it was created by Tibetan scholar. Another Japanese scholar, Katsumi Mimaki, thought that vātantrika-Mādhyamaka, ādhyamaka, Yogācāra-Svātantrika-Mādhyamaka and Sautrāntika- Svātantrika-Mādhyamaka were all created by Tibetan scholars. However,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īla’s literatures can only prove the idea that Y. Kajiyama is right, and Katsumi Mimaki’s idea still have room to be discussed.
Keywords:Tibetan Buddhism; Tubo period; Mādhyamaka sects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9)04-0085-05
[收稿日期]2019-04-30
[作者简介]顾 毳(1975-)，女，江苏南通人，贵阳学院教师，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理事、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佛教哲学、儒家哲学。
[责任编辑 何志玉]
标签：中观论文; 吐蕃论文; 藏文论文; 经部论文; 佛教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宗派论文;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寂护‘空有融合’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BZJ014) 博士科研启动经费; 空有诤论研究(项目编号:GYU-RWD(2018)-014) 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唯识学与阳明心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8jd118)阶段成果论文;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