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流动难免引发不同文化间的碰撞，甚至会出现文化涵化、同化、融合的现象。迁入群体由于所处的边缘地位而不断适应当地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地人”。然而，由于东保安滩村村民迁入时间较短，加之其浓厚的宗族观念，集聚的居住形式，使其能够保留较多的原生文化。但是，迁入群体所处的文化弱势地位使其很难在当地文化的冲击中保全自己的文化特征。加强他们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与认同，提高自身的文化适应能力或许是延续其原生文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东保安滩村；历史移民；文化变迁
人口迁移是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亦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历史上关于人口迁移的记载不胜枚举。引发迁移的原因大抵为自然灾害、战乱等，东保安滩村就是自然灾害主导下的移民村落。在迁入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系统在长期的持续互动中产生了涵化、融合的现象。一方面，迁入群体受原生文化的长期渲染而留下深深的文化烙印，这些文化元素随着人口的迁移而被带到迁入地；另一方面，作为外来者，迁入群体要努力融入迁入地的文化而完成“在地化”的过程。因此，人口迁移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迁出地与迁入地两大文化系统间的涵化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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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保安滩村概况
东保安滩村属西安市鄠邑区涝店镇，地处关中平原，距西安市35公里。该村东西狭长，西连西保安滩村、东邻杨滩村、南接曹家滩村、北濒渭河，总面积600多亩。这里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干湿分明，光、热、水资源丰富。东保安滩村耕地大多由渭、涝两河改道后的抛荒滩地开垦而来，土壤中含沙，地力肥沃，适宜蔬菜瓜果的生长。村民以种植蔬菜瓜果为主业，闲时进城务工。
东保安滩村原属渭河以北的兴平县宋滩乡管辖，后因渭河在周至-咸阳段南北频繁摆动，河道总体呈北移趋势。[1]河道北移后，为争夺土地，户县与兴平曾在户县元村发生过一次冲突。兴平县最后放弃了渭河南边的土地（原渭河河道北）。1960年东保安滩村划归周至县尚村乡管辖，1963年划归户县（今鄠邑区）管辖至今。
东保安滩村交通便利，南北两条主街道全部实现硬化，并与其它村庄道路相通，居民出行较为便利。村民的受教育水平也逐渐提高，2000年之前，该村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屈指可数，近年来村中的高学历人才逐渐增多。东保安滩村现有商店两家，医疗诊所三家，基本满足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所需。村民住房由原来的土房变成了干净整洁的砖瓦房，村里的卫生状况亦得到显著改善。
二、东保安滩村的移民经过
东保安滩村村口所立碑刻记载，清咸丰十一年（1861）前，有湖北籍冯振怀在此定居，人称冯家庄。清光绪八年（1882）前，又有人陆续于渭河南岸之滩地开荒落户。为防水患、保平安，取名为“保安滩”，因其方位在东，故取名为“东保安滩”[2]。起初，其住户多为散居，现为聚居。笔者在调查中，也证实确有冯姓人家此前在此居住，后又搬离。现居村民中约90%祖籍湖北，但其中并无“冯”姓，亦无与“冯”姓有关联的家户，这也是后来村子改名的一个原因。
清末至抗日战争时期，涝峪山区、渭河滩一带迁入河南、山东、湖北及省内商洛移民较多，现涝店镇、渭丰镇、大王镇沿渭河滩十数村及玉蝉乡、五竹乡个别村庄几乎全为移民，其生活习俗、语言等仍保留有原籍的痕迹。[3]
（一）湖北籍人口迁移的概况
1.迁移原因
经笔者调查发现，东保安滩村的湖北籍移民多为上世纪30-50年代受自然灾害所迫，“一担两筐”[8]沿路乞讨，大部分人停留并定居于此地。村民龚万亮[9]向笔者讲述了他们迁来此地的情况。
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口的再分布以及人口迁移产生着重要影响[4]，湖北籍移民大多是自然灾害下的移民。民国33年（1944），白浪、茅箭、十堰、花果、黄龙发生蝗灾。灾情由河南，经均县，势如海潮，蝗虫所到之处，禾苗被食，大部分田地颗粒无收，农民痛遭饥荒。[5]民国35年（1946）夏（郧西），冰雹水灾，受灾12万余亩，减产148万斤，上级免赋税740万元。[6]由此可知，湖北省十堰市在上世纪中旬遭遇自然灾害，受灾群众为生活所迫，外出寻找生存之路。因陕西距离其较近[7]，成为首要选择。
2.迁移经过
经笔者走访发现，原湖北籍人口的迁出地为十堰市郧西县管辖的村庄。如东保安滩村中的“龚”姓来自龚家湾，“胡”姓来自胡家村，“何”姓来自何家沟。
Department of CTVS,Madras Medical Mission,Chennai,Tamil Nadu 600037,India.
我祖父弟兄五人，老大带领几个兄弟，从湖北十堰郧西县龚家湾村逃荒至此，其他兄弟在途中不幸去世，最终只剩下老三、老四和老五（其祖父）幸存下来。我三祖父定居下来后有三个儿子，现已发展为一个大家庭。四祖父定居在鄠邑区其他村庄，现在家里已无男丁。“龚”氏发展至今，家族中已有近110个人（男丁）。据说，我们“龚”氏在湖北还有很多亲属，但由于祖辈有言在先，至今未曾与湖北亲属取得联系。现我们村的龚氏与陕西泾阳县、三原县、咸阳市东北龚家湾村的“龚”姓为一家人。
此后陆续有人带自己的亲戚朋友迁入涝河南岸地区，最晚于上世纪50年代到达此地。为了在此地立足，不少迁入者找人居中牵线，与当地人形成婚姻关系，逐渐定居于此。如何老师[10]所说自己的祖父和二祖父即是如此。
我祖父15、16岁时，逃荒来到户县，后来去我姥爷家当了上门女婿。定居下来后觉得这边生活比老家好的多，于是经人牵线，将他的二弟也带到这边，与别人结成婚姻关系，从此定居于户县当地。
原文“伟大复兴”重复两次，译者选renewal和rejuvenation，再用great修饰renewal，而rejuvenation这个词本身已包含“伟大”之意，前面再加great则显重复。
在湖北籍移民的迁入过程中，最早的主要有龚姓、胡姓和何姓。最初每家都只有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拥有200人左右的三大家族。
3.人口迁移来源地的考证
东保安滩村村民原籍湖北，所用语言为十堰方言。涝河南岸的本地人起初无法与其进行交流，因此称之为“客户人”。确认东保安滩村移民为湖北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瓜果贩子来东保村做生意，意外发现和村民可以用方言进行交流。于是互相询问湖北的一些地方名称、风土人情，并询问对方的姓氏、家谱，发现双方的先辈竟是一家人[11]。自此以后，村民更加确定自己是湖北人的后代。
其三，丧葬禁忌的差异。东保安滩村村民在人死后不主张哭丧。据东保安滩村村民说，这是借鉴了诸葛亮和周瑜的事例。传说周瑜去世时，诸葛亮去悼念，怕周瑜没有彻底死掉，就去周瑜的灵堂连哭带喊，还在棺材上拍了几下，这样可以确保周瑜无任何生还可能。因此湖北籍的东保安滩村村民不主张在丧礼上哭，更不允许有人在棺材上拍打。而在涝河南岸，人死后，在葬礼上哭的人越多说明死者人缘越好，儿女越孝顺。
（二）甘肃籍人口迁移的概况
1.迁移原因
1958-1965年，甘肃出现大规模旱害，农村出现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东保安滩村的甘肃籍移民主要在此时从甘肃迁入。迁移人群以妇女为主，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在口粮短缺时成为减轻家庭负担的“牺牲品”。龚万亮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西安火车站都是甘肃逃难过来的人，只要给他们一些吃的，就能领一个老婆回家”。可见外流的妇女，为了生存，不得不与流入地男子建立婚姻关系，以确保能在当地生活。涝河南岸的土地自古就盛产粮食，对于灾民来说，是理想的居住地。甘肃外流妇女到涝河南岸后，大多通过与当地人建立婚姻关系在当地立足。
2.迁移经过
东保安滩村流入的外籍妇女有20个左右。谢巧巧[12]是从甘肃天水出来逃荒的一员，她向笔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甘肃遭了灾害，我是在1966年从甘肃武山县来到涝店镇的。我当时寄住在永安滩村的朋友家里，后来经人牵线，嫁到了东保安滩村，组成了新家庭。在我出来之前已经在甘肃嫁人了，没有孩子，遭灾时夫妻俩就各顾各了，我和当地一些妇女一起出来，到这里了。后来（甘肃饥荒结束，陕、甘政府联合出台了一些政策，接流落外省的甘肃妇女回家）大部分妇女都被遣送回到以前的家里了，只有少部分妇女因为在陕西有了子女便选择留在此地。我因为有了孩子，舍不得回去，就留在这了。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涝河南岸，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甘肃籍妇女。如涝店镇马营村便有很多甘肃籍妇女，年迈的为当年流入此地，年轻的则是她们觉得此处经济条件好，经人介绍嫁到此地。部分妇女嫁过来之后又介绍自己的亲戚过来，这种情况至今时有发生。
但与湖北籍移民不同，以妇女为主体的甘肃籍移民，在迁入地安定之后，仍和娘家保持密切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甘肃籍外流妇女是个体移民，对原有亲友、家庭有较强的心理依附；湖北籍移民以家庭为单位迁入，对迁出地没有太多的情感牵挂。二是甘肃遭遇灾害是暂时性的，灾害过后，人们的生活仍可照常进行，不少妇女的迁入是短暂的避难，因此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情况；湖北籍移民由于长期生活于山地，长期生活艰难，他们不想也不愿再回到以前的生活。三是甘肃籍外迁妇女与原有家庭间的内部关系不会过多影响迁入地的生活；湖北籍移民以家庭为迁出单位，且其宗族观念较强，过多与迁出地的往来对迁入地有较大的潜在威胁（新的群体性流入），这是当地已有居民难以接受的。
会议强调，开展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力争到2021年，通过“五大行动”对村庄进行分类改造建设，完成12万个村庄基本整治、1万个村庄设施完善和1000个村庄精品示范，基本实现对全区村庄风貌整治全覆盖。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统筹、强化规划引导、保障资金投入、推进项目实施、创新机制模式、建好长效机制，要牢牢把握好工作重点和关键环节，瞄准靶心、精准发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综上，东保安滩村最早的居民为冯姓地主，在清光绪年间为管理自己的土地居住于此，后湖北籍移民于1930年左右进入此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少量甘肃籍移民迁入。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上世纪中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
（三）移民建村的结果
1.人口的增长
据《户县志》记载，解放战争之后，户县有大量人口涌入，现涝店镇的大部，靠近渭河、涝河岸边的区域，五竹乡的某些村庄都是迁移而来的人口。[13]越靠近涝河、渭河的地方，人口迁入的时间越短。移民的迁入使户县的人口增加，民国十九年（1930），户县人口仅88407人，截止2016年，户县总人口已达60.66万人。在此期间，东保安滩村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长。如该村胡氏，从第一位胡姓胡高明来到该村，到他90岁去世时，家族已繁衍出90个男丁，可见人口增长的速度之快。在鄠邑区，现在80岁的老人基本都有4-5个孩子，每一个姓氏都是大家庭。
2.农业的发展，生态的改善
注释：
3.农业经济类型的多样化
关中平原土壤肥沃，人们以种植庄稼为生。随着东保安滩村村民的迁入，靠近河岸的沙地开始大量种植花生、土豆、西瓜等蔬菜瓜果，丰富了农作物的种类，开辟出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近年来，该村的瓜果蔬菜种植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益，带动了涝河南岸村民的蔬菜种植，丰富了农业发展的类型。此外，村民在农闲时进城务工，一方面可以贴补家用，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得以合理利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1) 工程海域的潮流周期为12 h，为典型的半日潮。工程海域潮流运动受风向以及近岸辐射状沙洲地形综合影响，其中，南、中、北三个水道的潮流分布呈椭圆状，潮流流向受南北两侧沙洲引导，与深槽方向趋近，且流向受潮汐影响，呈往复流特征。潮流传递呈典型驻波状态。
三、东保安滩村的移民文化变迁
两种不同文化的长期接触，难免会引起某一文化的变迁，其中具有强势能的文化在持续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反之，弱势能的文化则会在此过程中向强势能文化靠拢，移民文化亦是如此。迁徙而来的东保安滩村村民在迁入之初还努力保留自己的原生文化，但由于迁入的东保安滩村村民所持有文化属于弱势能文化，因此，在与地方文化的长期接触中，迁入人群所持有的文化逐渐呈现“在地化”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移民对家族文化的影响
东保安滩村村民以龚、胡、何三大姓氏为主，每个姓氏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关系，家族内部关系密切。村民的宗族观念浓厚，十分重视自己的家谱。他们的姓名中仍然延续着祖先留下的字辈。
其一，接亲时间的差异。迁入村民接亲的出发时间与迁入地有着较大的差别。在涝河地区，娶亲的时间越早越好，他们称之为“抢早”。笔者父母结婚时就有“抢早”的习俗，早上5、6点父亲就已到母亲家里接亲。后随观念的改变，人们已不注重“早”，只需在中午12点之前将新娘子接回家即可。东保安滩村则无“抢早”的习俗，村民结婚娶媳妇必须要等到天亮才能出发。
2.3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对照组中有2例出现肝功能损害,3例出现白细胞减少,4例出现甲减,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8.13%;观察组中有1例出现白细胞减少,有1例出现肝功能损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胡姓的家谱辈分为：“高永天振文”。[14]具体家族成员如下图。
图1 东保安滩村胡氏家谱图[15]
从上图可看出，胡姓家谱字辈已用完。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他们也在考虑是否回湖北找一下原来的亲戚，看祖上的家谱，回来给自家续上。这也可能是他们日后与湖北联系的转机。
何家的家谱辈分为：“孔兆美成贤智、光华耀祖宗”。何氏家谱虽留存较短，但依然汇聚着客居他乡“游子”对祖谱的记忆与认同。
可见，东保安滩村村民拥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即使他们不愿与故乡往来，但为了延续家谱，开始尝试开启两地的沟通。笔者认为浓厚的家族观念源自他们在迁出地宗族意识的不断累积，并通过移民的经历而得到强化。在“外人”的身份标记下，内部必须团结一致方可立足。这与明朝之际便以迁入此地的涝河南岸村民有着明显的差异。此外，“龚”、“胡”、“何”等姓氏的迁入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当地的姓氏构成。
（二）移民对风俗习惯的影响
1.婚姻习俗的差异与变迁
婚姻是人生礼仪中的一个重要仪式，围绕该仪式聚合了某一民族或地区独特的风俗习惯。在鄠邑区，有着本地的婚姻习俗，而东保安滩村迁入者也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习惯仪礼。迁入者与迁入地居民间的婚姻习俗有着明显的差异，拥有较多差异的两个群体间的持续互动，引发了婚姻习俗的变迁。
（1）婚姻习俗的差异
如龚氏20辈为一家谱，即：“日十振今芳，万世传家邦，大道改修成，争得永世昌。”此外，龚姓家族的姓名中除严格按家谱辈分起名外，亦存在几兄弟的姓名中各取一字，连起来组成为一句有美好寓意的话。如龚世荣，龚世华，龚世富，龚世贵，龚世永，龚世长，龚世久，连起来就是“荣华富贵永长久”。这不仅加强了家族的族谱意识，也隐喻着家族内部要团结一致才能过上好日子。
其二，接亲仪式的差异。东保安滩村村民的接亲仪式较为独特。娶亲时必备乐队表演，即敲火炮。敲火炮由4-5个人组成乐队，乐器为唢呐、小锣、小鼓和铙。他们分别在新郎出门前、新娘家、回到新郎家及婚礼仪式中进行表演，期间有一人唱祝福歌。新郎到女方家娶亲时，首先从门缝内依次投入四封柬，每封柬上分别写有：请、起、拜、谢四个字。意为用一种温和儒雅的方式提醒女方起床梳洗，并表达对女方家长的尊重和感谢。涝河地区的婚俗则相对简单。娶亲路上没有传统乐器的表演，多以鞭炮来烘托气氛，在半途中还有“拦路钱”的传统。在叫门仪式中，多是通过塞红包甚至撞门“抢婚”的方式打开新娘的闺房。
其三，出嫁习俗的差异。东保安滩村在出嫁方面与当地最为不同的一点是，该村的嫁女与男子娶亲一样，女方也必须设宴席招待客人。涝河南岸女子出嫁时女方家里不摆宴席，直到近年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才偶尔有人在女儿出嫁时也摆上几桌来招待宾客。
其四，择偶观念的不同。关中平原土壤肥沃，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予人们殷实的生活，长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人们保守的性格。人们在择偶时，首先考虑结婚对象的地域和家庭状况，其次才是经济条件。对于移入此村时间较短的村民，当地人不承认他们的“本地人”身份，即便已经有了当地的户籍，他们依然被视为外来者。加之生活条件差，初来时语言不通，他们在当地人眼中若“蛮子”，村民在婚嫁方面遭遇较大的障碍。该村女子外嫁时，还会有人愿意接受，但男子娶亲时，难以娶到当地女子。因此该村男子的结亲对象主要为同是客户人[16]的三安五滩[17]的村民。
（2）婚姻习俗的变迁
以婚礼仪式为代表的习俗文化是某个群体在特定环境中所凝结下来的特殊惯习，它的稳定性决定其作用的长期发挥。东保安滩村村民一直保留原有的婚礼习俗，不过在长期的互动交往中，他们留下的还是那些较为重要的仪式。如“打醋滩”，是关中地区一种独特的婚俗仪式，表现形式为：将铁犁烧红，在新娘下车前，有一人一手拿犁，一手提醋，边走边往上面浇醋，绕着婚车顺时针走三圈，逆时针走三圈。醋接触到烧红的铁犁会发出“唧唧”的声音，寓意吉祥如意。当然之所以用铁犁，是由于关中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的经济方式，铁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好伙伴。在新娘踏进家门之前举行的这个仪式，一是寓意新婚吉祥如意，二是希望新娘婚后能够勤劳，三是有着来年丰收的美好寓意。这项涝河南岸当地特有的结婚习俗，如今也成为东保安滩村举行婚礼必须进行的一项仪式，说明东保安滩村村民在迁入涝河地区后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计方式，并在生产技术、工具等方面向当地学习。同时，在此过程中，与当地农耕文明相关的习俗也逐渐被迁入者采纳。如村民积极参与到“接城隍”仪式中。总之，在两个差异群体的长期互动中，两者婚姻习俗均产生了较大变迁。
2.丧葬习俗的差异与变迁
(6)智慧城市预期与智慧城市感知质量呈现正相关得到验证(H12)，影响路径系数为0.618，说明智慧城市预期对智慧城市感知质量的影响较大。满足性预期与可靠性预期越高，越能推动智慧城市更好地建设发展，从而为市民提供更优质化的服务。
（1）丧葬习俗的差异
3．治疗方案：采用美国Accuray公司生产的射波刀SRS治疗系统(G4)进行治疗。分别建立患者的呼吸运动模型和病灶的四维位置模型，获取信号建立病灶位置在呼吸周期中的动态模型，再对病灶进行实时跟踪照射，大幅减少对肿瘤周围正常组织的照射剂量和范围。治疗参数：中位总剂量36(30～45)Gy，中位单次剂量7(5～9)Gy，中位分割次数5(5～8)次， BED10 61.92(48～85.5)Gy。
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不断成熟，网站和软件开发在近年来快速发展，并由原来传统的单机应用架构演变为分布式集群应用架构，零散的数据经过分布式应用架构体系集中统一管理，网络数据信息爆炸的时代带来的效应就是大数据技术的产出，进而推动分布式计算和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
其二，陪葬品选择的差异。涝河南岸村民在下葬日，会由死者的娘家送“法”[18]，以表达哀悼之情，而东保安滩村村民则无此习俗。东保安滩村村民会在棺材里放置“百家灰”，即从各家收集的草木灰，但不能是炕里面的灰。将灰打成灰包，放置在头部位置，把柏树叶平铺在棺材底部。这种做法起初为了在炎热夏季，减缓尸体腐烂散发的异味。集体“捐赠”的草木灰成就了村民间团结、互助的关系。涝河南岸的村民则是将专门定制的棺布或新被单铺在棺材中，将死者生前最喜欢的物件作为陪葬品。
从文献记载和调查情况来看，东保安滩村村民来自湖北有三个重要证据。一是十堰市在上世纪30-50年代，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甚至颗粒无收，时常发生流民迁移的现象。二是上文提到的关中平原渭河咸阳段，河道南北摆动，整体呈北移趋势。这一时期外来流民迁入，在此开垦土地并定居也有其基础。三是，对于上世纪30-50年代发生的事情，东保安滩村80-90岁的村民仍印象深刻，且涝河南岸的当地民众对于东保安滩村移民的记忆与东保安滩村村民的记忆相差无几，因此东保安滩村移民源自湖北十堰是可信的。
其四，葬礼组织者权力的不同。东保安滩村的丧礼仪式，由治丧委员会全权负责，具体事项无需与主家商量，直接以通知的方式知会主家。在涝河南岸，有人去世后，会找村里德高望重并可以主持大局的老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但主要听从主家的意见。治丧委员会成员与主家商量下葬时间、坟墓选址，负责通知亲戚朋友。丧礼组织者权利的不同反映了两者间社会结构及人们观念的较大差异。东保安滩村村民拥有浓厚的宗族观念，治丧委员会犹如宗族组织，其成员也多为本族子弟，其行为方式就像家族长发布命令。涝河南岸村民已在此生活几百年，以地缘为纽带的邻里关系取代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丧礼等公关事务多以成员间协商的方式解决。
（2）丧葬习俗的变迁
东保安滩村村民在迁入涝河地区后，在丧葬仪式与风俗上，吸收了一些农业文明地区的特点，较大程度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丧俗仪式。如东保安滩村年轻人早逝后，会将其衣物给仍在世的老人穿上，有续寿之意。此外，人死后会立即将其平时吃饭的碗摔碎，意为以后家里便少一口粮。涝河南岸地区则在人死后，会在他的灵位前放一碗饭，在墓地前摆放食物。这是对死者怀念的两种不同的悼念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两个群体生死观念的差异。
东保安滩村村民也吸收了当地一些合理的丧葬习俗。如在死者下葬前一天摆宴席请邻里吃饭，名为“请乡党”，好让大家明天抬棺材的时候好好出力。在以前没有棺罩车出现时，棺材全程由六人或八人从家里抬至墓地。这个宴请有助于丧礼的有序进行，也有助于增强乡党邻居之间的友好往来。再如“十碗饭”是关中地区的一个葬俗仪式，主要是指经由手工艺人用泥和装饰物做的仿真食物，放在碗中，共十个碗。外形主要有仙女手捧仙桃、蛋糕饼干等。“十碗饭”是在逝者下葬那天举行的一个仪式，由死者的舅家送来，意为送行饭，也是一种对死者的缅怀。据东保安滩村村民所说，他们村以前没有该习俗，现在受本地人影响，在葬俗中增加了此项。“十碗饭”由于不是真正的饭，但又做的好看，可以维持很久，借此来表达对死者的缅怀，既体面又不浪费，东保安滩村村民对此欣然接受。东保安滩村村民在迁移此处之后，接受了一些好的习俗仪式，如“请乡党”、“十碗饭”等。但对一些诸如“扫墓、顶盆子”等常常引发妯娌、兄弟不和的习俗则坚决抵制。[19]
总之，东保安滩村村民迁入此地后，虽处弱势地位，但并没有为了增强自己势力，改变自己弱势地位而一味迎合、全盘接受涝河地区习俗。他们积极吸收合理且有积极意义的风俗习惯，坚持抵制不合乎礼法的陈规陋习。这既是立足所需，也是饱受苦难的村民果敢和理性的体现。
当前随意查看一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就可以发现，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课程体系，国家课程门类自然一门都不能少，专题教育、地方课程是区域必须要求的，除此之外，不少学校赫然已经开发了上百门校本课程。细致分析会发现，这种“为开发而开发”的做法已经给学校课程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要破除加法法则，需要秉持整合思路，以学生的基本诉求为内在逻辑，统整学科育人要素，在符号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搭建桥梁，提升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品质。
3.节日习俗的变迁
东保安滩村自迁移至渭、涝河岸后，涝河南岸地区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节日传统——大年三十过中午。涝河南岸以前没有过大年三十中午的习惯，只是在除夕晚上，儿女们会提着礼品来为父母贺新年，吃个简单的年夜饭，拉拉家常。在东保安滩村，大年三十这天上午，家家户户开始宰鸡杀羊，准备丰盛的午餐，而到了晚上，则又回归平常。此外，在涝河南岸，以前都是除夕当天的下午才开始贴春联、贴门神、挂灯笼，在东保安滩村的影响下，村民上午便陆续开始这项工作，大家美其名曰“过个早年”。
其一，乐器选择的差异。东保安滩村在丧礼中采用传统乐器进行“打戴尸”表演，这些乐器与结婚时的“打火炮”属同一套器具，演奏人员也一样，只是演奏内容不同。葬礼进行时，演奏人员围着棺材，一边敲火炮，一边唱孝歌，歌唱死者的丰功伟绩，歌颂儿女的遵礼孝道。涝河南岸村民的丧礼乐器一般为西洋乐器，偶有传统的二胡、唢呐演奏。
4.饮食习惯的变迁
众所周知，湖北人以米为主食，关中平原以面为主食。东保安滩村人迁入此地之后，初始是吃米的。据东保安滩村村民龚世贵[20]回忆，过去村里举行红白喜事时，招待宾客皆用米饭，村民谓之“九大碗”，分别为1碗菜、8碗米饭[21]。由于长期种植小麦，加之受当地人影响，村民逐渐以面食为主。但是他们对米仍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在除夕等重要节日，他们皆以米饭为主食，做一桌丰盛的午餐。这既是对故土、祖先思念之情的最好寄托，也具有不忘过去的警示作用。
5.价值观念的变迁
东保安滩村和渭河以南、涝河以北的村庄由于迁入时间较短，被当地人称为“三安五滩”。由于他们的迁出地大多是山区或比现居地生活条件差的地区，因此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迁入地形成了一定的差异。这点在日常及子女教育方面得到很好体现。相比而言，东保安滩村等“三安五滩”的村民生活较为艰苦，生活开支较为理性，如房屋装修以简为主，个人穿着及日常用品也以实用为主。
从家族文化、方言和风俗习惯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东保安滩村村民虽然有着“客户人”的身份标签，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他们有着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对文化的传递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对于自己传统习俗的继承付出了艰辛和汗水。同时，他们为适应当地文化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对当地方言的学习，对风俗习惯的吸收和采纳，都逐渐内化为村民克服异域文化的本领，成为村民文化的特质之一。
结语
东保安滩村村民属外来移民且数量相对较少，加上其“外地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当地文化的构成中属于弱势文化，为了在当地立足，他们不得不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如学习当地的语言、适应当地的生计方式、接受当地的生活方式等。但由于他们迁入时间较短且这些迁入群体以群居的形式聚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当地文化对本群体文化的冲击。因而可以看到他们仍然在本群体内部使用自己的语言，如湖北方言；保持自己某些特定的风俗习惯，如“敲火炮”；在婚姻仪式中亦保留了“四柬”接亲法等。然而，迁入群体的文化边缘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两种文化的持续接触中难以保全自己的文化原生性而发生文化变迁。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加强对自文化的认同与传续及对他文化的扬弃，提升自身的文化适应力，从而转变文化他者的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更好地维持本群体文化。
移民的不断涌入，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随着人口的迁入，渭河、涝河两岸的大片荒地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东保安滩村村民在此处种植粮食和蔬菜，使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村民对荒地的开发和治理，以及村庄绿化的发展，对渭、涝两河的生态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1]杨金辉：《历史时期关中平原的渭水河道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权头一听这话针对性太明显，毕竟自己动手不对，所以赶紧陪礼：“刚才我跟何东是太激动了，跟你们道个歉咱两家真犯不着为这事闹掰了，亲家亲家，不就跟一家人一样吗？我就想知道你们对我们筝筝有什么意见？
[2]东保安滩村碑刻，户县政府宣，2003年。
4)判断风险的存在性：根据风险与作业活动耦合矩阵(RBM)中的每个元素，逐个判断每个工作包中的每个风险因素.如果存在，则填1；如果不存在或者发生可能性极小并且后果很轻微,则填0.
[3]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户县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
[4]许韶立：《自然环境变迁影响人口迁移的历史考察》,《人口学刊》，1991年第5期。
[5]湖北省十堰市编纂委员会：《十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年。
易用性的挑战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数据的体量巨大，价值密度低，这使得分析过程更加复杂，而且输出结果形式更加多样化；其次，大数据展现技术也是易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6]湖北省郧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郧西县志》，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1995年。
[7]十堰市西距陕西省白河县城93公里。
[8]一担，指一个扁担；两筐，指扁担的两头共两个框，每个筐里各有一个孩子。一担两筐是泛指，筐里的是很小的孩子，有大一点的则跟在大人身后一起走路。
[9]龚万亮，男，73岁，东保安滩村村民。
[10]何老师，东保村村民，以前是小学老师，因此人称何老师。
[11]此段为东保村村民何老师的记忆，与湖北瓜果贩子接触的是其父亲。
[12]谢巧巧，女，79岁，原籍为甘肃天水市武山县洛门瓦舍坪村人。
[13]户县志编纂委员会：《户县志》，三秦出版社，2003年。
[14]胡振刚，男，78岁，东保安滩村村民。
[15]图2中姓名中带有“x”的为早年夭折，图中第四代人为70岁左右，再往下已有第5、6、7代，但起名已不按字辈，所以未列入图中。另女性未列入家谱。
[16]客户人，是当地人对于外来移民的一种称呼，在平时生活中带有轻视、甚至藐视的意味，久而久之，外来移民也对外自称客户人。
[17]三安五滩，是渭河、涝河两岸最近的村庄，皆为近代迁移至此，因他们都位于涝河北岸，因此当地人将他们都称作“滩底下人”，带有一种轻视，看不起的意味。
[18]“法”，是鄠邑区当地的一个葬礼用品，于死者下葬当天，其舅家或娘家带至死者家里。“法”是用长度为3米左右的布或者绸缎制作，颜色为黑、白色，上面写有祭奠的话语，用两个长杆将之撑起为一条横幅。
[19]在涝河地区，为死者举行下葬仪式时，会有“扫墓”“顶盆子”一说，即在死者从家里出发至墓地途中，由一位儿媳妇拿着专门的类似扫把的东西，另一人拿着用金箔纸糊的瓷盆，走到村外的十字路口，将扫把点燃，盆子摔碎。本来扫墓只是为了显示儿女的孝顺，但人们认为扫墓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因此在儿女较多的家庭，会出现争抢扫墓的现象。甚至兄弟间为争夺扫墓权而大打出手的场景比比皆是。
[20]龚世贵，男，56岁，东保村村民，高中文化水平。对自己村的人口历史文化等比较感兴趣，此次调查“龚”氏的主要对象。
[21]因一共为九碗菜所以称之为九大碗，8碗米饭是由于一桌的宾客数量为8人。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6-0056-07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迁移与文化变迁——基于西安市鄠邑区东保安滩村的调查”（2018mycxjj019）。
作者简介：王潇（1994-），女，陕西西安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关系史；王庆贺（1992-），男，河南开封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
责任编辑：黄祥深
文字校对：曹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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