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论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活动的历史性综合范畴。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研究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交往异化、交往方式、交往形态等，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内涵，拓展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空间。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现状，并进行相关评论，提炼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成果，总结研究不足，深化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认识。
关键词：马克思 社会交往 社会关系 人 历史唯物主义
一、社会交往的两种概念范畴
社会交往是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中提炼出来，从动态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马克思的社会交往指人们在生产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某种相互间的交流互动等[1]，他在某种意义上运用社会交往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互动就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个概念，同时也要阐释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意义与机理。因而，西方社会学家往往从微观视角运用社会相互作用的这样一个概念范畴，而马克思则是从动态分析的视角对交往这一社会现象的动态研究。
二、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研究现状
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体，一直以来，吸引国内外许多专家的研究兴趣，基于不同视角的研究方式不同，近几年来，许多国家都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绩，进而为我们系统梳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对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相关研究，时间相对而言比较早、研究成果相对而言比较丰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出发研究人作为社会人的社会行为，首次阐述“理解”的概念，从“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而提出理解社会行动主观的意义，并且对过程和结果给予相应合理性解释[2]，他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存在某种“内在可理解性”。
以上我们说的是皮肤源性瘙痒。如果“痒”频繁造访，还要注意是否存在健康问题。比如，患有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的老人，除了皮肤顽固瘙痒，还会伴有口干、多尿、多饮、多食等表现；某些瘙痒患者可伴有肝病、肾病、下肢静脉曲张等疾患；部分淋巴瘤或其他肿瘤患者可伴有局部瘙痒；患有自身免疫相关疾病的老人，也可伴有剧烈瘙痒；肿瘤患者化疗后也可能出现皮肤瘙痒。这种瘙痒叫内脏源性瘙痒。凡患有持续性、复发性和顽固性的皮肤瘙痒症，而又不能迅速确诊，就应考虑到上述种种疾病的可能性。必要时应去看医生，以寻找瘙痒的根源，对症治疗。
澳大利亚籍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认为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3]，进而提炼出著名的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虽然是对人的行为活动、人际关系等的研究，但它是管理理论的组成部分，着力点是通过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进而掌握人们行为的一些规律，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丰富和广义视角的延伸。
新时代背景下，学生就业、升学选择面较大，事实上构成了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对象，学生能不能就业、能不能高质量就业，关键在于学生综合能力的供给水平。实验实训课程是提升学生综合动手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的重要抓手，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学生提前适应工作岗位角色的重要契机[3]。加强传统专业的实践实训课程改革与建设，已经成为传统专业适应新时代变化的重要路径。
1958年，社会学家舒茨(W.Schutz)通过研究创立了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他认为个体在人际交往的行动中，存在三种基本需要，即包容需要、支配需要与情感需要。[5]同时提出群体整合的一个原则——即群体形成的过程依次是包容—控制—情感，群体分解的原则却恰恰相反，过程是感情不和—难以包容—最后失控—群体分解。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Milgram）通过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建立了“六度分离”理论。[6]他认为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任意两个陌生的人只需要通过“亲友的亲友”就能建立彼此之间相互的联系，从陌生到不陌生，这一过程最多需要通过五个亲友就能建立起来。
安世遨在《对话：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化路径》指出马克思交往理论从宏观总体层面阐述了交往与生产发展、社会演进及人的发展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通过研究交往与生产、社会、人的发展，提炼出对话理论的内涵、意义、特性,它能够促进交往进一步具体化实现,再者经过“对话”的脉络,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不断发展。
尤尔根·哈贝马斯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交往行为理论》的著作中，认为人的某些交往行为是基于一些以语言为媒介人际活动[4]，把“社会”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个组成部分。他把生活世定义为一种行为规范的特殊的综合表现，包括经验、准则、传统等在内。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独立出来的一种分支，即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同时通过研究提出了交往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种要求集中体现在语言交往方面。然而由于理性日益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因而“制度”便开始渐渐走向独立，并有机地限制着理性的结构，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日益消失。
（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对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发掘，考察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创立、发展、繁荣等各个阶段[7]，进而科学系统地阐述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范畴。第二，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运用马克思交往理论审视了当代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物质动因、现状及趋势，彰显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仍然是把握当代全球化的重要的哲学理念。第三，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意义，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在所有制形式、分配体制机制、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等交往形式上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等，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李栋材，张禹东在《交往的普遍性蔓延：世界历史的发端——马克思交往理论剖析》中指出交往具有普遍性，认为其是实践主体—人的一种基本属性，即交往行为也适应于具体社会。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认为交往是实践主体基于某种生产实践所进行的一种社会行为,进而提炼出“世界交往”的概念并且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拓展深化，进一步巩固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一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使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了思想作风，加强了党性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宗旨意识，祛除了歪风邪气，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和政绩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有力保证。
三、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研究评论
国外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丰富。通过不同的研究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角度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进行阐释，梅奥教授从管理组织的视角入手研究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舒茨和米尔格伦从心理学角度展开对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提出许多新的解释成果，是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同时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否定的一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彻底理解马克思是基于实践的基础上来研究交往问题，是唯物主义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多数学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
我国许多专家学者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发展来源、主要内容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意义角度进行阐释，既是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同时也突出了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时代性。但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相关研究比较零散且尚无学者以论著形式进行系统的阐述；（2）当前对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缺乏面对现实问题解决路径的详细研究；（3）当前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大多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方法较单一，缺少联系实际的方法；（4）整体性研究视角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视域的单一化。
参考文献：
[1]王维.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探析[D].大连理工大学,2009.
[2]徐道稳.“理解”及其运用：韦伯个体主义方法论解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30)：49-51.
[3]尚子玉.梅奥与霍桑实验[J].经营与管理 ,1992,3(31)：30-31.
[4]张云红.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
[5]鲁瑶瑶,郭晓蓓.关于人类需要理论的分析和研究[J].科技展望,2015,7(30)：263
[6]朱亚丽.“六度分离”假说的信息学意义[J].图书情报工作,2005,6(18)：59-60.
[7]范宝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1-0208-02
作者简介：陈欣，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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