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语治要》是著名佚存文献《群书治要》所收录六十五部典籍中的一部，成书于贞观初年，反映了贞观一朝崇尚文治的施政理念和重视“文儒”的用人特点。《论语治要》位列《群书治要》内“经部”，反映了唐初大规模图书整理中确立的“四部分类法”的最新成果和文化价值定位，亦反映了贞观伊始唐太宗大兴儒学，释奠礼仪的变化，以及选用儒生充实文官系统的施政价值取向，这些都对后世释奠制度、科考制度等产生极其深远影响。《论语治要》中所提倡的文治思想，在实践上既表达了贞观君臣“君为治本”“政者，正也”的施政逻辑，亦为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租庸调制等制度形式得以确立和实现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论语治要》 贞观之治 文治实践
2018年6月，日本永青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规模捐赠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汉籍文献，其中颇为引人注目者，即为刻印于日本天明七年(1787)的原版《群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一部在中国失传千余年、从日本回传的“佚存书”，其在保存唐代文献原貌、帮助后人理解时人治理思想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本文即以《群书治要》六十五部中的一部《论语治要》为线索，具体探讨贞观一朝文治实践的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
《论语治要》的编纂与文治时代开启
《论语治要》在《群书治要》目录中为“《论语》”，但考虑其白文部分为节录东汉郑玄注本《论语》而成，注释部分由郑注及曹魏何晏《论语集注》共同组成的情况，故其在单独列出作为分析对象时，宜称“《论语治要》”以示区分。《论语治要》是在《群书治要》整体编纂之中完成，故分析《论语治要》的编纂背景，当然要结合《群书治要》来谈。《论语治要》的编纂背景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文治思路的确立
“贞观之治”是大唐盛世的发端，就政权的组织与运用的规范性而言，贞观一朝更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典范。这与唐太宗本人着力推行文治的举措直接相关。太宗以武功取得天下，但执掌政权后，却推行了明确的“偃武修文”政策。这种取向，与武德九年(626)一场关于政治价值取向判断的辩论密切相关。据《新唐书·魏征传》记载：
帝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征曰：“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邪？”答曰：“此不为圣哲论也。圣哲之治，其应如响，期月而可，盖不其难。”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黄帝逐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因致无为。九黎害德，颛顼征之，已克而治。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汤、武身及太平。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对，然心以为不可。帝纳之不疑。①
新时期，人们对于公路桥梁养护和加固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要确保其养护及加固的规范，实践过程中，工程建设人员必须注重以下要点的全面把控：
这次辩论发生在太宗即位之初。②以魏征为代表的王道德治思想，与以封德彝为代表的霸道尚法思想展开辩论，其结果直接影响到贞观一朝施政路线的选择。这场辩论的背后，实为唐朝初建新旧两种势力——尚文与尚武传统的交锋。从封德彝的言辞激烈程度，可以想见当时部分朝堂旧臣对文儒的不以为然。然而很明显的是，新旧两派在政见上的分歧，已经通过辩论议政这种文雅方式解决，特别是考虑到魏征出身寒微且曾为隐太子李建成幕僚的身份，不能不说体现出一种文治的端倪。最终，魏征一派得到太宗支持，表明“文治”施政路线的确立。这也成为贞观之治开启的标志性事件。此为《论语治要》编纂的内部背景。
就外部环境而言，隋末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初建时，中国政权林立，直至武德末期唐室才基本统一全国。贞观初年，边疆异族也渐次归附。至贞观四年(630)，太宗收服外族最大敌人东突厥，天下局势已基本稳定，使“偃武修文”成为可能。太宗虽具卓越的军事才能，但在政权组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却显不足。太宗对此并不讳言，曾说“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弓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唯魏征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③故于支持儒臣推行文治的同时，太宗实有意通过学习提升自身执政能力。但由于“少尚威武，不精学业”，且政务繁忙时间有限，面对前朝典籍，他深感“先王之道，茫若涉海”④。他所需要的，是一部能够总结前代经验、直接指导执政实践的“帝王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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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王学教材的文献基础
编纂“帝王学教材”，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作为基础。隋朝官藏典籍丰富，但在隋末战乱中受到重创，不少典籍散落民间。唐朝初建即重启典籍搜集与整理工作。史料记载“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⑤“(武德九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⑥。“贞观二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⑦
《群书治要》之编纂，亦依靠此大量藏书方得启动。如《论语治要》编纂所依之郑注本《论语》及何晏《论语集解》，皆为贞观初期的秘府藏书。特别是郑注本《论语》，其在宋初亡佚后几不存世，在近现代有赖唐代六种出土文献才重现于世⑧，这不得不归功于唐初，特别是贞观时期对抢救、整理和保存文献的重视。太宗重视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工作，为“大阐文教”、推行文治，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文儒”成为贞观政治的中心人物
《论语治要》的编纂者皆属典型之“文儒”。“文儒”这一概念兴起于唐初，特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且深受帝王重视的文人群体。在朝中他们的官阶可能不高，亦不必掌理实际政务，但因为可以直接参与政事讨论或被赋予谏诤职责，实际上成为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重要群体。
太宗对“文儒”的青睐，在唐朝初建已有表现。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就“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⑨。“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⑩。至武德九年，“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三坟五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这些学士成为直接服务太宗、参与政事讨论的顾问。故有“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的评论。
《群书治要》的编纂者，如魏征被太宗视为“贞观之治”的首功之臣，时任“秘书监”专职负责国家书藏与编校；虞世南被推为“文学之宗”；褚亮曾任秦府文学馆学士；萧德言被誉为“关西孔子”。此四人皆为太宗委信推重，后三者又皆为弘文馆十八学士之一，均为典型的“文儒”。从这几位编纂人物，则可推知此帝王学教材的“文治”取向，亦可见太宗通过重用文儒以实现文治的政治思维。
《论语治要》归类与文治价值取向
(一)“四部分类法”与儒家经典“正名”
《论语治要》在《群书治要》经部、史部、子部三部文献中列入“经部”，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前文提到，贞观初年“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四部”这一文献分类观念可溯源自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目录《七略》。东汉初年,班固据刘歆《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相当于后世四部分类的经部)中专门着录儒家经典。是为儒家典籍单独列出之先河。至魏晋之际,始产生图书四部分类法。就各部着录图书的总体来说,甲部记儒家经典;乙部记子书;丙部记史书;丁部记诗赋。其次序为经、子、史、集。东晋初年,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仍用甲、乙、丙、丁标称四部,而乙、丙二部的内容互换,其次序则为经、史、子、集。南北朝时期,四分法已为社会广泛接受,而且经、史、子、集的概念也已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加以运用。至迟在南北朝末期,图书四部已经有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名称。到了唐初编修《隋书·经籍志》时,区分四部分类,便废弃了以甲、乙、丙、丁标称部次的做法,而直接采用经、史、子、集作为四部的部称。从此,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部称的四部在图书分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隋书·经籍志》即为魏征所撰。《隋书》编纂始于贞观三年，历时十年完成。同一时期编纂的《群书治要》(成书于贞观五年)应在《隋书·经籍志》之先完成，其所使用的经部、史部、子部三部文献分类法，应该代表了唐人在图书分类领域的最新成果。贞观朝正式确立以“经部”定义儒家经典的文献分类方法，是对儒家思想地位的“正名”，成为后世之定则，不可不谓为文化史之一重要里程碑。
梳理《论语》在文化史中的地位变迁可知，西汉文帝时期曾置传记博士，《论语》列为“传记”类，与“五经”别异。武帝时期独立“五经博士”，而传记博士废焉。《论语》虽罢，其原因为“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也”。即因为属于“中学”之科目，故不列于“大学”(即“五经”)的范畴。故《论语》之普及更广。而《论语》在《七略》中已附于“五经”之后，东汉时期与“五经”及《孝经》合称“七经”；至唐代,先以《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合称“九经”,《论语》不在其列；唐文宗时又增入《论语》《孝经》和《尔雅》为“十二经”。但在《汉书·艺文志》等官方目录中，《论语》则始终处于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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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位置的变迁可知，《群书治要》编纂之时，《论语》尚未正式称经。《论语治要》列入《群书治要》“经部”，乃是延续汉代以来的官方分类方法。由汉至唐，《论语》及其背后的孔子儒学在文化史中的地位并无实质改变。而这一事实，也成为唐朝实现文化统一的前提和基础。
(二)释奠礼仪的变化
与典籍“四部分类法”确立相关的，是贞观初年孔子地位的变化。西汉武帝时期，虽然推行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但并未彻底实现董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理想。二者的区别在于基于国家层面对孔子地位的定义。这种定义在唐初产生变化，并为后世所因循。史料记载，武德二年(619)，高祖下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而贞观二年(628)太宗则“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究其变化的直接原因，乃由房玄龄等认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从制度沿袭角度来看，因魏晋以后释奠于学，以孔子为尊，隋亦如是。此变化如简单理解可视为唐承隋制之一例。但也有不同的理解，如葛兆光先生认为，唐代政治上的统一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和文化，而政治统一又为关中、山东与江南的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释奠礼仪的变化。此说可从。
隋朝虽然结束南北朝分立而实现政治统一，但由于历时尚短，中国长期分裂所带来的文化差异犹存。唐初合理的文化路线，即当以政治统一之势推动文化统一。而统一思想之先，即是先确立一至高至伟之人物以作归望。就文化传统而言，此人物非孔子莫属。继推崇孔子之后，太宗采取一系列举措复兴儒学：
(贞观二年)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内，文化统一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儒家思想亦应先在官学机构中推广以带动风气。在官学领域，征召儒士充实师资人才；亲临国学听讲并加厚待，提升儒师的荣誉感和师道尊严；通经儒生得以署吏，既可带动学儒风气，又可提升官吏儒学素养；另外，如扩建校舍、增加师资和学生名额等举措，都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中央文官群体的升温。太宗亦为中央护卫军设置博士讲解儒经，其中成绩优异者，可转入文官系统任职。如此推重儒学的历史背景，乃是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这些举措使得“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迅速带动了全国儒生入仕的积极性。
国内文化之兴亦延及外邦，“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异族主动派遣子弟学习儒学，乃是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和认同。太宗所推行的文化政策不仅促进了国内文化心理的统一，也带动了周边局势的稳定。可谓文治实践之极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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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1967年，相继于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鲁番出土唐钞本《论语》郑氏注六种，皆国内罕见资料。参见郑若静《论语郑氏注辑述·自序》，(台北)学海出版社，1981年。
贞观初年确立的基本文化政策和用人取向，即尊孔兴教，选用儒士，从实际成效上观察，可谓成功。唐代是继汉朝之后的又一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而其实现政治统一所遵循的文化路线又与汉朝如出一辙。此为贞观文治之又一大成绩。
《论语治要》对文治实践的影响
(一)《论语治要》的特殊意义
就字数统计而言，《论语治要》在《群书治要》“经部”中占约百分之六的比重，与“经部”内各典籍横向比较处于中游水平。但考虑到《论语》本身文字较其他典籍偏少，仅超过《孝经》，故《群书治要》中对《论语》一书的收录相对比重是较高的。
对《论语》收录之多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论语》为阐述孔子思想的权威之作，二是与唐太宗对《论语》比较熟悉有关。从史料可见，太宗常征引《论语》以论政事，如武德九年曾引“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子路》)；贞观初，曾引“巧言令色”(《学而》)、“朋党比周”(《为政》)；贞观元年曾引“官事不摄，焉得俭”(《八佾》)；贞观二年，曾引“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贞观三年曾引“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泰伯》)；贞观十七年，曾引“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阳货》)、“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宪问》)；贞观二十二年，曾在《帝范》中引“以不教人战，是为弃之”(《子路》)。《贞观政要》是集合贞观君臣论政的要义，《论语》已多次出现，由此可推断太宗对《论语》的熟悉程度与实际应用。论其原因，应与《论语》自两汉以来在朝野普及程度之高有直接的关系。
前文提到过，《论语》在两汉时期已经成为“中学”之必修科目，即通经(“五经”)之前，皆须先通《论语》。彼时《孝经》与《论语》常并列于学，但《论语》更重于《孝经》。两汉皇室官宦之学童多习《论语》，如著名的《张侯论》即出自汉成帝师张禹之手。可见《论语》在两汉已被特别推重之事实。但彼时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学习资源多限于官学及门阀之家。逮至隋唐，《论语》已更为普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学教材”。以故贵族出身的太宗虽然“少尚威武，不好学业”，但对《论语》仍很熟悉，这很可能成为太宗推行儒教文治的思想基础。因此就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而论，《论语治要》对于太宗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二)注释选用的“立”与“权”
《论语治要》的注释部分由郑玄注和何晏《论语集解》两个部分组成。郑注的优点在于继承汉儒重视训诂的严谨态度，同时且不拘一家，博采众长，成为汉儒注解论语的集大成之作。而三国曹魏何晏又把郑注本及汉魏诸家注解汇编成《论语集解》。《集解》之优点，在于省去汉儒缜密繁复的考证，直取汉魏注解中颇具代表性的结论，在当时极大方便了学习。
就这两种注解的传播情况而言，“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可见南北朝时期，“南朝盛行何晏集解，而北学则全主郑氏注。”且何晏注中汇集诸家见解，全书所收录郑注仅九十六条而已，实属不多，可见南北朝儒生对《论语》及孔子思想理解的差异之大。初唐重要的文化政策即解决南北朝文化分裂之弊，而《论语治要》的注解采用了二者兼收的方式，或许正暗含着着眼政治统一局面，贯通与融合南北思潮，以实现文化融合与统一的意图。这种思路体现在面向公众的官学层面，则是前面提到的《五经定本》《五经义疏》等统一教材的编纂。
可见在贞观朝，以文化统一为指向的中央官学则专主儒家；以治理实践需要为指向的皇室私学则以儒家为根干，以诸子百家为枝叶。这种做法体现了文化政策上“立”与“权”的辩证思维，即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妥善处理，体现了大一统政治所必需的文化视野和格局。唐代不仅儒释道三教大兴，乃至外国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皆受到宽容对待，不能不说是唐代文化政策之一大特色。
而这种崇尚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思维，与唐太宗本人的文化背景有直接关系。太宗少年深受胡人尚武精神的影响，取得赫赫战功；亲履帝位后，又推行了以儒家为宗、崇尚文治的政治构想，太宗即是胡汉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基于本身的多元文化构成，太宗亦能对文化融合颇具信心与抱负；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秉持一种开明的文化观念，亦为唐朝的文化盛况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三)遵行孔子为政之道
对患者进行第二次治疗到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后的第四个星期，有相关的皮肤专科医生进行治疗效果判断，然后拍照记录，对每个患者最多进行四次判定。相关的专科医生使用辅助仪器去观察判断患者原皮损处皮肤是否无疣体，然后计算治愈疣体数占治疗疣体总数的百分比。
表1 《论语治要》涵盖主题及其章数
四大主题二十三小主题章数合计章数1.论治国修身总原则(1)论治国总原则3(2)论礼乐6(3)论伦理道德8(4)论君臣之道5222.论为君之道(1)论立志忧患3(2)论正己化人7(3)论好学5(4)论交友所好3(5)论反省改过13(6)论仁恕9(7)论诚信4(8)论言行2(9)论谦卑4(10)论有恒4(11)论俭约2(12)论理智明辨3593.论用人之道(1)论任贤9(2)论观人10(3)论去谗5244.论治民之道(1)论教化8(2)论赋税1(3)论法治2(4)论军事112
从四大类主题观察，《论语治要》中所采录的内容，已明确指向政治活动的三个主体：帝王、官吏和百姓，并对其伦理定位、职责所在、关系处理做出了总括性的论述，体现了《论语治要》的纲领角色。从四大类主题内的章数对比来看，除第一类概论性质的内容不做比较外，第二类“为君之道”59章，第三类“用人之道”24章，第四类“治民之道”12章，基本呈半数减少趋势。这正反映了唐代中央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一种合理的执政思路，即“君为治本”“政者，正也”“上行下化”的治理逻辑。太宗曾言：“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正是此义。
从二十三小类主题观察，《论语治要》内容涵盖了诸多治国理政各领域相关的主要问题，已较为明显地勾勒出文治的具体价值取向，如“为政以德”“选贤任能”“虚怀纳谏”“以民为本”“富民教民”“戒奢崇俭”“偃武修文”等等。而这些价值追求在贞观一朝不仅限于理想，亦以制度形式落地实施。如“三省六部”制度明确体现了政府的公共价值取向，有效发挥了贤能之才在政令决策、审议与执行方面的补益作用，为贤能之士发挥才干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最终形成了政制巨著《唐六典》；“科举”制度下，由于报考不拘资格，成为平民的晋身之阶，政权进一步开放，也使得人才选拔具备制度性的标准；“租庸调”制度则充分体现了“为民置产”的理念，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水准，实现了“轻徭薄赋”的理想政治形态；“府兵制”则在保障国家军事力量的同时，实现了自给自足、军士习战，在节省民耗的同时亦避免了“以不教民战”的情况发生。这些不同领域的制度建设，都具体反映了贞观一朝的文治成绩。
结语
《论语治要》的编纂、归类与内容之背后，都牵涉着贞观君臣的文治实践。贞观一朝政绩斐然，特别是在贞观之初，就实现了“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的大治局面。究其原因，太宗认为与“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直接相关。在太宗看来，儒家思想对于其文治的实践，“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这在相当意义上表达了儒家思想对贞观之治的重要影响。
①[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以下简称《新唐书》)第12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9-3670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第4页下栏—第5页；转引自郑若静《论语郑注辑述》，(台北)学海出版社，1981年，第2页。
③[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以下简称《政要集校》)卷6《杜谗佞》，中华书局，2003年，第346页。
④[清]董诰等撰：《钦定全唐文》卷9《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第3页。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扬州局刻本。按，此本系非现代出版物。
⑤[北宋]王溥撰：《唐会要》(以下简称《唐会要》)卷35《经籍》，第15页。按，此书系清武英殿聚珍版，于光绪甲申年由江苏书局雕版印刷，非正式出版物。
⑥《唐会要》卷64《史馆下》，第14页。
⑦[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以下简称《旧唐书》)第8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8页。
选用儒生进入官吏系统，是贞观朝推行文治的重要举措。与之相呼应的，即是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亦以考察儒家思想为重要内容。唐代科举特别是在贞观朝，以明经科录取人数最多。明经科除考察“六经”外，有时须加试《孝经》《论语》《尔雅》等书目。而为统一认知，科举考试须有定本教材，“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即当时诸儒公认的善本《五经定本》，并“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成为全国统一的科考教材。对于“五经”之注释，“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科考内容及定本教材的确定，均为儒学思想之统一创造了必要条件。
⑨《旧唐书》第15册，第4941、4996页。
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资料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性资料采用χ2检验，定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或重复测量设计方差，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校正）检验。
⑩《新唐书》第13册，第3977页。
《政要集校》卷7《崇儒学》，第375页。
《资治通鉴》第19册，第6237页。
见“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参见《资治通鉴》第19册，第6333页；又“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参见《政要集校》卷2《任贤》，第63页。
张衍田：《四部文献学术源流述略(二)》，《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
“欧阳修曰：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以甲、乙、丙、丁为次，谓之四库书，亦曰四部书”，此宜属略说。参见《资治通鉴》第19册，第6217页。本文参考后世现代学者之考证说法。参见张衍田《四部文献学术源流述略(一)》，《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1期。
我们课题组前期多次发现苦参素可抑肝癌细胞增长，促其凋亡[17]，增强化疗药作用[18]。但确切机制尚未明确。我们研究发现苦参素能够下调ABCB1蛋白表达来改变HepG2/ADM抗药性[19]。另外，胥雄阳等[20]发现，苦参碱可在QGY/CDDP株通过下调MRP蛋白，加强顺铂作用，逆转耐药。以上研究表明苦参素可以下调ABCB1及MRP蛋白表达而逆转耐药，那么在本研究苦参素同样可以调控ABCG2低表达，提高阿霉素抗人肝癌耐药裸鼠移植瘤的疗效，部分逆转多药耐药，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②此辩论之确切时间，《旧唐书·魏征传》《新唐书·魏征传》均无明确记载。《贞观政要集校》作“贞观四年”，误。见其原文及注释一。([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1《政体》，中华书局，2003年，第36-37页)以封德彝逝于贞观元年六月。(参见[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1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6229页)据清王先恭先生及现代学者考证，宜作“武德九年冬十月前后”。(参见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注三)
张衍田：《四部文献学术源流述略(二)》，《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以下简称《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页。
《汉书》第8册，第2525页。
我们总说要适应孤独，其实，社会这么热闹，哪有那么多孤独让你来享受。倒是嘈杂，却是经常的。能身处嘈杂而保持耳灵心亮，也是人生的高境界。
《唐会要》卷35《褒崇先圣》第4页。
《政要集校》卷7《崇儒学》，第376页。
《政要集校》卷6《杜谗佞》，第340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0页。
《旧唐书》第15册，第4941页。
本小节阐述脉搏波B、C和D 3个特征点的识别算法。如图5所示为一个完整脉搏波的一阶导信号，本文设定该波形中有M、N、O、P、Q和R 6个特征点，其含义在下文做出解释。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资治通鉴》)第1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6217-6218页。
《论语治要》所收录《论语》之章数为原书四分之一。其所采之文，皆直接关乎治国理政之实践需要的内容。由于《论语》本身为语录体文献，而孔子时代口语简练，故多一二句即成一章。又以《论语》所涉主题广泛，故其每章文字虽简，但多为关乎治国理论的纲领性论述。在《论语治要》中，收录了诸多关乎文治的内容。据笔者统计，其主题粗分有4大类，细分有23小类。具体见表1：
《政要集校》卷7《崇儒学》，第377页。
虽然方东升依靠野生动物解除了自己的性命危机，但依赖野生动物为自己续命的时间越长，他内心产生的负疚和罪恶感就越深重。在外人看来，方东升几乎是完美的，不求名不逐利，获得的奖金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跟妻子数十年如一日伉俪情深，但是他活着的每一刻都是在赎罪：对妻子的愧疚，以及掺杂着巨大私心的动物研究，为此他只能用全身心投入到对野生动物的研究中去。
傅乐成：《中国通史》(以下简称《中国通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32-433页。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贯彻绿色建筑理念。绿色建筑的概念只是为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污染、减少污染和产生噪音。这样可以提高环境质量，减少施工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提高工程形象。目前，中国高度保护环境，制定了各种保护措施，增强建筑业的政治实力。建筑业带来的污染非常严重，正在对其进行深入的处理。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倡导建设绿色无公害能源，减少环境污染。这也是保证施工质量的保证。同时，在正式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管理也是对文明施工的推动，有利于工程质量的提高。
《政要集校》卷7《崇儒学》，第384页。
《政要集校》卷1《政体》，第36页。
由图6可以看出小吸盘组件从图5所示的位置向左随履带做匀速直线运动，此时阀杆密封面与阀体底面的距离为17 mm。当小吸盘进入压缩区域后阀杆密封面与阀体底面的距离为6.5 mm，此时小吸盘组件处于吸附状态(图4(b))，由此可以验证多吸盘履带的机构方案设计的可行性。
《唐会要》卷35《褒崇先圣》第4-5页。
《政要集校》卷3《论择官》，第155页。
《政要集校》卷6《论奢纵》，第354页。.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的大规模施工在我国不断展开，不但使人们的实际需求得到了满足，也使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路施工的质量，广大人民群众也渐渐重视软土路基施工的质量，鉴于此，相关施工技术人员应该深入了解路基的真实情况，不断优化、创新软土路基的施工技术，提升软土路基的施工质量。
《政要集校》卷6《论谦让》，第324页。
《政要集校》卷6《论悔过》，第352页。
《政要集校》卷9《议征伐》，第484页。
郑若静：《论语郑注辑述》(以下简称《郑注辑述》)，(台北)学海出版社，1981年，第2-3、20页。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3年，第939页。
《郑注辑述》，第29页，第28页。
参见王国维《咏史诗》(载《观堂集林》卷二十四)，转引自《中国通史》，第343页。
《政要集校》卷6《慎所好》，第330页。
《新唐書》第12册，第3869-3870页。
《政要集校》卷1《政体》，第36-37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项目号：16JJD710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海天，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研究员。深圳，518040；李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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