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任上的时候，曾经负责南方局的研究工作。我感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参加。1985年，正式开始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1990年6月，编纂出版了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座谈会。这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2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指示，提出《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2004年3月，我在长沙召集南方各省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就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初步意见。4月，我与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京向宋平同志作了汇报，得到肯定和支持。8月，我们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由宋平、荣高棠、童小鹏等任顾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有关同志，以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安徽、江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人组成，由我和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任组长。
我们提出了加强南方局历史研究的一整套计划和方案。主要包括修改完善《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协作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专题类书稿的编写工作，以及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任务，形成了“一主九专”的结构。在2005年的昆明会议上，我提出了关于编写工作的九条意见、要求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强调体例结构要坚持“横向展开，纵横结合，脉络清楚，反映全貌”的总要求，《丛书》各个专题之间要坚持“大系统，多侧面；大统一，小灵活；大分工，小交叉”的分工原则。在2007年的武汉会议上，又根据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在2008年底的重庆会议上，针对审稿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九条处理意见。与此同时，重庆方面组织摄制了《千秋红岩》文献电视片，编辑出版了《红岩春秋》杂志。
经过不懈努力，到2009年，我们正式出版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连同此前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回忆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等书，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此后，又进一步完成和出版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四军》《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华日报》等书，还部署开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人物辞典》的编写工作。这些成果，是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和展示。这期间，我们先后召开了几次重要的纪念和研讨会。
脑出血死亡率和致残率都一直居高不下,多数患者会出现独立生活能力的丧失。同时血肿形成也会导致颅内压升高,从而导致患者出现死亡等严重情况[4]。脑出血的临床治疗主要进行脱水、降压和自由基清除治疗,并且在治疗中甘露醇是治疗中应用普遍的高渗脱水剂,其应用的时机、剂量以及疗程等都与患者的治疗预后密切相关[5]。
经过几年的发展，宿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已从最初的16家增加到272家，覆盖了粮食、畜禽、果蔬、林木等主导产业，年产值达290亿元以上。随着各类联合体不断涌现，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生产要素相互融合，进一步实行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格局，实现了“1+1+1＞3”的融合效应。例如，埇桥区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中的担保与反担保方式形成了资金融合。
2019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主题围绕“南方局与新中国的成立”展开，进一步把南方局的工作与中国革命的大局联系起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联系起来，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这次会议，应该是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又一个标志，反映了南方局历史研究在新时代的进一步深化。
我希望，今后南方局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化。南方局的历史是一座富矿，里面有很多宝藏值得挖掘。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南方局历史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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