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女界联合会是五四运动中在上海产生的一个妇女团体，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有较多的交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其所属的平民女校与《妇女声》杂志有意识培养广大劳动妇女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引导她们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为自身权益而斗争，打开了上海、广州等地妇女运动的新局面。事实证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才能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逐步走向兴盛。
关键词：中华女界联合会；陈独秀；王会悟；黄璧魂；中国妇女运动
中华女界联合会是五四运动中在上海产生的一个妇女团体，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有较多的交集，全面系统地对其展开研究，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妇女史乃至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该团体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虽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也有较多的误记之处。[注]顾秀莲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199页在论及上海平民女校与《妇女声》时都说是“共产党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的，这不正确。最新的相关论文有韩晶的《博文女校与近代上海》和姚霏、马培的《中共建党与近代女性觉醒》，[注]均见《首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市历史学会2017年6月印行。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梳理该联合会的历史，以期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并进而研究它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关系。
一
五四运动产生的一些妇女团体当中，以上层知识妇女为主要成员的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颇为活跃。该会1919年7月5日正式定名，并制定了简章，声明“本会以竭女子之知能，启发国民之自觉，提倡社会服务为宗旨”，同时确定“本会事务所暂假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校内”。[注]《女界联合会第三次筹备会》，《申报》1919年7月5日。1921年8月日本方面在《中国事情》情报中称上海女界联合会系“去年五六月以排日为目的而成立，政治上属民党，会员有五六百人。会长白平洲为上海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有名的革命女士，与已故黄兴的第二夫人共同奋斗中”。参见《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226页。不确，但可聊备一说。7月11日下午，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在博文女校开成立大会，钮永建夫人黄梅仙当选会长，博文女校校长李果为副会长。该会负责人还有黄兴夫人黄宗汉[注]1922年12月日本方面在《中国事情》情报中称上海女界联合会系“故黄兴未亡人率领的中国妇女团体”。参见《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252页。、博文女校教职员程孝福等，会员多是知识分子，具有新思想。该会设有教育部、宣传部及工会组织部，会址设在博文女校内。“三罢”期间，她们经常举办家庭演讲会，内容有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家庭教育、儿童教育等，李果、程孝福等负责人也经常亲自参加演讲。7月15日，郑璧、李果在钮永建家举行的首次家庭演讲会上发表演讲。[注]《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但称其为上海女界联合会，不正确，漏了“中华”两字。11月29日，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代表李果参加松江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发表演说，力主家庭演讲，唤醒国人迷梦，一致对日。[注]《纪松江之国民大会，讨论对付闽案办法》，《申报》1919年12月1日。
1919年9月15日，该会以“不宜久附属于博文”[注]《本会纪事》，《上海女界联合会旬报》1919年第4期。为由，将会址迁至霞飞路358号。1920年1月26日，李果不幸因病逝世，她被上海各界民众誉为女界的“指导良师、互助益友”。[注]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参与发起该会的黄宗汉(1876—1944，原名徐宗汉，与黄兴结为夫妻后改称黄宗汉)，是广东中山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后与黄兴结为伴侣。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她随黄兴赴武昌，深入战地救护受伤士兵。民国初年，她曾在南京筹办贫儿教养院。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她与黄兴逃亡日本，继续坚持反袁世凯斗争。后她到美国，1916年回国。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黄宗汉慷慨捐资各爱国团体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许多有志青年为追求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她也尽力资助，一年之间耗尽家财，不得不变卖住屋，生活陷于困境。
担任该会文牍主任的是广东番禺人黄璧魂，1886年11月8日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过15年家塾的教育。1904年，她在广州开办书社，宣传新思想，继而开办学堂，专教女生，维持生活。之后她去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到上海，一边做家教，一边从事翻译工作。1910年，黄璧魂认识了在上海保险公司任职的广东香山人郭百鸣，在郭的影响下参加同盟会活动，两人后在上海公开举行婚礼。婚后黄璧魂生下一双儿女。民国以后，黄璧魂既赞成巴黎公社与马克思学说，同时也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后与广东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关系密切。她在上海开了一家“劳工神圣社”印刷厂，承印文化用品，还印发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1919年底，黄璧魂带着儿女回到广州。是年12月24日，中华女界联合会广东总会成立，黄璧魂被选为执行委员。1920年12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聘邀，前来担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聘请黄璧魂担任秘书。在此期间，陈独秀、沈玄庐等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黄璧魂参与其中。黄璧魂喜欢听陈独秀的演讲，她发表的演讲也说服力强，大受民众欢迎。
担任该会文秘工作的是浙江乌镇人王会悟。她1898年生，先后在嘉兴女师、湖州湖郡女塾求学。1919年来到上海。1920年加入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任黄宗汉的秘书。同年，她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时任中国共产党(后称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相识、相恋、结婚。1921年她协助李达、李汉俊为中共一大安排会址。李达在发信通知各地之后，便交代夫人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考虑到博文女校离中共一大开会地址不远，行动方便，加之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代表在此住易于保密，于是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团名义向该校校长黄绍兰租借了房间。
女娲氏族的发源地确认，应该有典籍记载、物质形态（历史遗存）和精神形态（文化形态）三个方面的因素相佐证。
黄绍兰(1892—1947)，又名黄朴君，湖北蕲春人，幼从父读，活泼爽朗，清末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堂，1910年前往河南女子师范学堂任教。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她赴武昌参与革命，后由黄兴派至上海，参加上海女子军事团开到南京，准备北伐。南北议和告成后，女子军事团随即解散，[注]参见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100页。黄绍兰就随黄兴留在了南京。1912年5月，黄绍兰受命担任辛亥烈士忠裔院院长。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黄绍兰将该院百余位烈士遗孤遣返原籍，只身回沪向黄兴汇报。1914年她与章太炎的学生黄侃(字季刚)结为伉俪，次年产下一女。黄绍兰思想进步，曾在上海女界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拍案痛骂袁世凯。
黄绍兰结婚之前已在上海法租界参与创办博文女校，推赵敬若任校长。赵敬若结婚后由钟佩萸继任，黄宗汉任学校董事长。[注]参见章念驰：《我的祖父章太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5—286页。钟佩萸北上后，由李果“代理校务”，校址设在贝勒路(今太仓路北面)弄堂里。[注]《博文女校五周年纪念》，《申报》1919年11月2日。1920年初李果逝世后，博文女校由于经费紧张一度停办，经黄炎培介绍，黄绍兰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同年8月29日，博文女校筹备恢复，设文艺专修科，注重国文、英文、算学，招聘教员，“以应时事需求”。[注]《博文女学卷土重来》，《民国日报》1920年8月19日。次年春，由南通实业家张謇之兄张詧出资，为博文女校租下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复校，前校务主任黄绍兰出任校长，张謇任名誉校长，校牌由章太炎手书。这幢老式的石库门建筑一度是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址，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回国后曾在那里领导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全国学联搬迁后才作为博文女校的校舍，校长黄绍兰也住在这里。[注]参见陆米强：《现代革命史料研究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1922年2月，平民女学开学，学员约30人，其中有：王剑虹、王一知、丁玲、王醒锐、王苏群、薛正源、傅戎凡、蒋鞠伊、黄玉、傅一星、高语英、高君曼、黄淑英(以上为高级班)；钱希均、张怀德、秦德君、卢亮(以上为初级班)。[注]参见宋镜明：《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平民女学的学生年龄、家境与文化程度相差很大，但都向往革命，追求真理。其校址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号)。女学由李达任校务主任，教员有陈独秀、高语罕、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
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率更书体[注]《张謇全集》，第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页。该全集作“口更书体”，误。“率更体”又称“欧体”，指唐代欧阳询的书体。欧阳询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他的楷书用笔稳健平实，笔力遒劲，代表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简称《九成宫》，被后人奉为楷书之正宗。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收件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注]《张謇全集》，第5册，第211页。该全集作“忽贵远勿近”，误。其中，章梫即章一山，是沪上知名书法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直接建立妇女组织较为困难，于是决定改造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开展妇女工作，改造筹备员有黄宗汉、王剑虹(时在该会做临时文字工作)、高君曼(陈独秀夫人)、王会悟等23人。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登载了由陈独秀、李达审阅过的《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纲领和章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先后参加中华妇女救国大同盟、上海反日救国大同盟。1933年，国民党市党部借口取消博文女校中学部，黄绍兰将小学部一并停办，表示抗议，博文女校就此消失。[注]参见张光武：《黄绍兰与博文女校》，《联合时报》2017年11月24日。
二
中共一大召开时，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二楼。
发布会上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相关领导以及供应商、代理商和客户代表共同为山重建机新产品剪彩。剪彩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一同参观了山重建机新产品。
《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称：
世界上近五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是解放要求的历史；我们女子解放，正是这解放历史中底重要部分。……但是我们觉悟我们要完成此责任，以前的理想及组织方法都不足应时代的要求，因为时代精神天天迫着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有改造的必要。
本实验通过体外模拟法研究了β-葡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和木聚糖酶对肉鸭的饲料还原糖含量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肉鸭饲粮中，木聚糖酶的最适添加量确定为0.006 mg/g，β-葡聚糖酶的最适添加量为0.005 mg/g，甘露聚糖酶的最适添加量为0.018 mg/g。饲粮的最佳NSP酶酶谱为甘露聚糖酶为0.015 mg/g、β-葡聚糖酶为0.008 mg/g、木聚糖酶为0.007 mg/g的添加水平。
该会的章程明确了“本会以拥护女子在社会上政治的及经济的权利，反抗一切压迫的宗旨”。该会的纲领提出了“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活动”“主张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底群众运动”“必须与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奋斗”，等等，远远超越当时一般知识妇女团体的思想水平，充分反映出“五四”的时代精神和革命理想。
《申报》1921年11月10日第15版上，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制定十大纲领》的标题下，也全文刊登了该会的改造宣言与纲领。同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说：“‘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其实，该会名称的改变就能说明问题，原名“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改造后在会名中删除了“上海”两字，本意就是要适应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女子合群结社的大趋势，[注]参见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173、307—309页。突破上海这一地理范围，将联合会推广到全国。
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注]又称中华女界联合会广东总会，其骨干有伍智梅、唐允恭、沈慧莲、郑淑贞、李韵潇、张端仪等，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173页。《申报》1927年6月16日上的《广东全省各团体电》中，列名的就有中华女界联合会广东总会。讲演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他指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
由此可见，用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取代西方资产阶级笼统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使得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开始有了新的理论武器。
改造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除了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创办《妇女声》与平民女校外(详后)，还积极支持女工运动，这样就大大地扩大了该联合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上层知识妇女的小圈子里。
上海是全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工人在数量上居全国第一位，而丝厂、纱厂、香烟厂的女工约占一半以上，女工理所当然是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主要工作对象。1922年6月20日的《妇女声》第10期上，发表了王会悟的署名文章《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披露了她前不久代表中华女界联合会对浦东纱厂罢工女工的讲演。她一开始说：“我因生产不久，身体还没有回复原状，论理本不能到此地和大家说话，但因众姐妹们忍不住资本家的虐待，不得已干起了这个同罢工。大家这种满腔的悲愤，我们应当尽力援助、安慰。所以我今天代表女界联合会来表示同情。”王会悟指出：“此次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女工三千余人罢工，坚持至十三日之久，直到厂主最后容纳伊们要求条件之日为止。……希望姐妹们要用极诚恳、极热烈的精神，帮助伊们这种运动。”她揭露了资本家的剥削真相，号召工人姐妹不必惧怕资本家，要结成工会抵抗资本家。最后，她表示相信：“你们这几天不得工做、没有饭吃，一定是受极大的痛苦，但你们要忍受这几天的困难，才能免除永久的苦痛。……姐妹们，我们都是无产者，我们要互相携手，互相救济呀！”
除了王会悟，中华女界联合会文牍主任黄璧魂也较多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1921年11月11日，黄璧魂到满洲里，前往苏俄参加1922年1月20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方民族大会。黄璧魂在会议登记表上填自己任“上海女界联合会文牍主任”，社会位置是“平民”，有“中华女界联合会总会代表委托书”；在“属什么党派或团体”栏目中填“社会主义共产党”；在“属什么工会”栏目中填“女界联合会”。[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00页。1922年5月5日至10日，黄璧魂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团一大”，并作为团员发表演说称“我们女子，现在入团的很少，极希望我们女同志快快起来与男同志合力去奋斗，争回我们的自由权”。[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筹备会议记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第11页。1922年7月8日日本方面关于“在上海的共产党”情报中将黄璧魂列入“现在与上海共产党有关系的、信奉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人员”名单之中，参见《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176页。1921年8月日本方面在《中国事情》情报中称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现会长为《新青年》的主笔黄璧魂(广东人)”，参见《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224页。不确，但反映出当时黄璧魂与陈独秀的密切关系。
平民女学的工作部内分缝纫、织袜、编织三个组，秦德君教织袜，王会悟教编织，实行半工半读。[注]参见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第198页。据工作部部长秦德君后来回忆说：“工作部的车间有12部织袜机器，4部织毛巾的机器，可制造些轻工业日用品。”[注]秦德君：《我的一个世纪》，《乡音》2002年第3期。李达对该工作部非常重视，特地写了《说明本校工作部底内容》一文，声明：“凡入工作部的人，都要靠自己做工维持生活，本校尽能设法代为介绍工作，却没有能力给以经济上的补助。”[注]《妇女声》1922年第6期，平民女校特刊号。
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另一负责人黄宗汉思想进步，同情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连年的内战、灾荒，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经济困境。1921年，上海成立了“俄灾赈济会”，黄宗汉担任演讲部主任，四处呼吁捐资救济苏俄难民。1922年1月25日，中共上海党组织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研究会、科学讨论会、新文化研究社等团体发起，在宁波同乡会召开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被害三周年纪念大会，五百余人到会，黄宗汉与沈玄庐、陈独秀、陈望道及印度泻司陀来、朝鲜居母权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表彰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伟绩及社会主义之价值。[注]《现代上海大事记》，第116页。
1922年6月20日《上海平民女学校章程草案》在《妇女声》第10期发表，其中宣布一切办校费用“决由学生委员会托表同情于本校的团体或个人分途筹措”，“希望同情于我们事业的人们，给我们以实力的捐助为好”。1922年底，由于各种原因平民女学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办了。[注]参见《“一大”前后》(二)，第14页。关于具体停办时间说法不一，王一知说到1922年秋冬停办，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第515页。停办后，部分学员转往上海大学继续学习。
1921年12月10日《妇女声》(半月刊)创刊，使得中华女界联合会有了自己的面向广大女工的宣传阵地。《妇女声》由中华女界联合会出版，经费主要来自会长黄宗汉，由民国日报社印刷，李达、王会悟、王剑虹等参加编辑，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曾为其撰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
三
1921年10月，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征得黄宗汉会长的同意，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一个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注]《“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黄宗汉认为“陈先生、李先生都是有名望的人，这么一来，对妇女很有好处，女界联合会的声望也提高了”。[注]王会悟：《党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妇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于是，平民女学就借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进行筹办，并开始招生。
同年12月10日，中华女界联合会发表《创办平民女学校缘起》，指出“教育是人生的权利。我们女子有志读书的往往被经济和顽固的家庭所困。有些奋斗着脱离出来的，又无处可以谋生。本会特设工作部，借资本和器具给她们，使她们在团结的力量下面做工、生活。工暇来校上课，本校又特免其学费”。该缘起所附平民女学校简章在论及目的时称：“高等科为投考国内专门学校、大学预科的预备，及养成小学教员。初等科为年长失学者而设。”关于科目，“高等科为：国文，英文，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博物，经济，社会学，教育学。初等科为：国文，算术，常识”。[注]《妇女声》1921年第l期。
职工安置意味着如何转变职工身份，如何对职工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如何解决历史遗留，如何促进职工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关系着千万家庭的命运，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煤矿企业，由于其产品的单一性和技术的特殊性，企业关闭后职工安置将会更加艰难，更需要企业在关闭期间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几天，1921年7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由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等社会知名人士撰写的《博文女学招生黄朴君鬻书启》，内称：
与戊戌变法以来兴办的女学、女校的正规教育不同，平民女学是贴近广大贫苦市民的非学历新式初等教育。该校“所定的功课，只有半天，却好使一班通学生，上了课回去煮饭、做家内的工作；或者做了家庭工作，吃了中饭来上课。我们寄宿学生中间，有些无力付膳宿费的，学校内又设有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伊们上半天课之后，做半天的工，维持平民式的膳宿费。……每人每月平均派着四元二角”。[注]王会悟：《入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妇女声》1922年第6期。
此外，患者监护室滞留时间缩短1.92天，平均住院费用节约3345.6元/人，年节约医保支出213.58万元。
首先，能推进财务人员加强岗位工作再认识，做到依法理财；可以促进财务人员深入思考本职岗位工作职责，自觉提高依法理财意识；促进财务人员自觉地调节自己的行为，形成正确的财务道德观，确保国有资产安全，防范经营风险。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实行半工半读，平民女学的学生还积极到一些女工集中的纺织厂、绸厂、烟厂参加工人运动，贴标语、发传单，进行宣传鼓动，支持罢工。1922年日华纱厂罢工时，工人生活十分困难，该校学生就上街募捐。该校学生“一律短发，不同寻常”，[注]《中国事情》(1922年12月)，载《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252页。“一出门，就被称为过激党的”。[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第513页。又据杨之华回忆说：“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时，曾去过‘平民女学’一次，看见丁玲穿一件夏布背心，男男女女坐在一起，我有点看不惯，觉得太随便了。”见《“一大”前后》(二)，第28页。她们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人们也把她们当作自己人。王会悟回忆说，有一次去讲演，“有好多女工把我围起来，不要我走，要我住在那里”。[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第519页。平民女学的学生们还参加了1922年5月5日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首次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同年11月，她们又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群众大会上边发传单边宣传苏俄人民的生活情况。为了提高劳动妇女的文化水平，平民女学在工厂集中的叉袋角办了一个平民夜校。[注]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第70页。
舟山地处海岛，地质条件特殊，气象特点鲜明，电力通信光缆的运维工作与内陆地区相比存在较大不同。除OPGW光缆、ADSS光缆和普通光缆之外，舟山电网还拥有大量的独立海底通信光缆和海底复合光缆。在海岛地区，电力通信光缆通常沿着输电线路在各岛屿之间跨海而行，遭受台风、雷电、盐雾等恶劣气象环境以及过往船只锚泊的侵害机率较大[2]。做好电力通信光缆运行维护，保证业务顺利畅通是海岛电网生产管理的重要工作。
还在当年，李达就撰文赞扬“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注]李达：《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妇女声》1922年第6期。该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妇运人才，王一知就是其中一位。1923年1月15日，她在《先驱》第15期上发表署名文章《卢森堡和中国女子》，颂扬“卢森堡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而牺牲的女先锋。……卢森堡用她那远大的眼光，认明了她的使命，毅然抛弃她中产阶级的宽裕生活，为无产阶级牺牲”。王一知提出：“我们要舍掉一切眼前的假安乐，努力推翻这剥夺的资本制度。在奋斗中求真愉快，使一切女子和一切男子都由财产的压迫和男女竞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要急起直追这为无产阶级牺牲的卢义(森)堡！”[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77页。王一知还与王会悟一道，多次在《妇女声》半月刊上发表文章。
平民女学也是上海最早有明确记载冠以“平民”前缀的学校。在此之前，1919年北大学生邓中夏发起过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附小办过平民夜校。[注]参见邵雍：《从开天辟地到天翻地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1924年5月中共妇女部成立后，“与上海大学男同志合办平民夜学校一处，学生约三百人，女子有八十，工人居多数”。[注]《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173页。中国共产党在该校及杨树浦平民女校等校内向工人宣传，发展党员。1925年的“二月罢工”，“就是从‘平民夜校’学生中开始，了解纱厂内外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情绪和情况”。[注]《“一大”前后》(二)，第29页。根据杨之华1926年的调查，上海有这种“平民夜校”36个。
As a conclusion,only if the black women break through the cage of race and gender,accept and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can they gain the real emancipation and respect.
四
中华女界联合会创立之初编有一个会刊，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旬刊，由李果任总编辑，及时报道相关活动，内容充实，但因人事关系未能持久。其实，20世纪最初十年有各色女子报刊近40种，[注]参见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第182页。“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而普通劳动妇女急需的“下里巴人”一种都没有。
1922年3月19日，浦东日华纱厂工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下，在上海公学召开上海纺织业工会浦东部成立会，各工团代表、记者、各界来宾及纺织工人八百余人到会，上海妇女会中文书记程婉珍与陈独秀、李启汉、邵力子等在会上演说。该组织成立不久即发动日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10月1日，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在宁波同乡会开成立大会，千余人到会，程婉珍与乐嗣炳、阮大时、高尚德等来宾发表演说。[注]《现代上海大事记》，第143页。
与辛亥革命以来的女子参政运动不同，《妇女声》更多关心的是广大女工求生存、求改善工作环境的现实问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主要指标，但是她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又是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问题。《妇女声》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女工，该刊首次与读者见面时慎重声明的口号是：“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注]《妇女声》1921年第1期。王剑虹先后在《妇女声》上发表过《女权运动应移到第四阶级》《姐妹们可以起来了！》《参观常德新设的全节工厂》等文章。1922年1月10日，《妇女声》第3期上发表王会悟写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指出，“女工不能忍受资本家的非人待遇，一致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这就叫做女工的阶级觉悟”，女子的历史使命“就是依据阶级的觉悟为阶级的结合去推倒资本制度”。
《妇女声》还探讨过废娼、节制生育以及平民女校等问题。1922年3月5日《妇女声》第6期平民女校特刊发表了陈独秀、李达、邵力子、沈泽民、王会悟、高玉英等人的文章。陈独秀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他“第一是希望有教育”，“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29页。为该刊审改过许多重要文稿的李达撰写了《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说明本校工作部底内容》两篇文章。王会悟则发表了《入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宣称“平民女学，是中国的一个破天荒的女学校”。
憧憬天津发展的美好未来，我们充满信心、豪情满怀。我们深感天津石化始终与天津亲缘同宗、亲和共赢，我们企业的建设发展就是要不断满足天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要不断增进与广大天津人民的共同福祉。我们深信，立足发展机遇多、空间大、前景好的新时代天津，天津石化的创新发展，恰逢其时、正当其势，大有可为，更将大有作为！
向警予后来赞扬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妇女声》是“比较精彩的”。[注]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妇女周报》第12号，1923年11月8日。正因为《妇女声》初步讨论了劳动妇女解放的现实路径，“后来女界联合会怕了，说是过激党办的，不肯继续了”。[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第513页。1922年6月，《妇女声》停刊，已见的共有10期。[注]《现代上海大事记》，第111—112页。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绿色”的活用现象在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中都更加频繁地出现，由颜色词联想而被活用的“绿色”的“表示充满活力，生机盎然”的比喻义得到更广泛地运用，但仍无作属性词“指符合环保要求，无公害、无污染”概念的用例。例如：
中国共产党在与中华女界联合会合作创办平民女学与《妇女声》、开展女工工作时，突出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发扬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初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方法，为今后独立自主地开展妇女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五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注]李达是中共二大教育问题和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这个小组的活动地点始终在李达的寓所。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展妇女工作的开端。会后，很快成立了以向警予为首任部长的妇女部，陆续开展妇女工作，以向警予、杨之华为代表的女共产党员在妇女界及整个社会上的名声迅速提升。1922年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后，程婉珍、黄绍兰、王会悟、王一知等在上海起而响应，9月间的筹备会决定由程婉珍、王会悟、王一知等分头联络上海各女校及妇女团体征集会员，并函北京总会知照，[注]《现代上海大事记》，第140页。其中王会悟、王一知是中国共产党系统的妇女干部。1923年8月22日，以妇女评论社、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编辑的《妇女周报》创刊，向警予为主编之一。1924年12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被选为委员的上海大学学生张琴秋、钟复光也是中国共产党系统的。1925年6月5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向警予任主任委员，并做报告，提出了对外人惨杀同胞的宣言，有要求撤外国武装、释放被捕同胞、惩凶道歉、赔偿损失、收回租界、保障公民自由等12条内容。[注]《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4页。
如果说1919年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伊始就以各种形式同其他妇女团体联络情谊、交流情况、互相支持的话，1922年秋以后，该联合会对于合法领域的妇女团体更多是采取参与、合作的态度。由于实力等方面的原因，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其他新成立的合法妇女团体中均不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只是充当配角。1922年10月15日，女子参政协进会在上海尚贤堂开成立会，黄宗汉与谈社英一道出任宣传工作，出版《女国民》月刊。同年10月29日，女权运动同盟会上海支部成立，头一件事就是发出请愿书，黄绍兰作为副评议长，与副理事长程婉珍等一道在请愿书上署名。[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64页。1925年5月日本方面《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团体和主要人物》情报说，该会会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王一知。参见《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第279页。
采用第二代带精英策略的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NSGA-II），对船舶储能系统复合储能装置进行设备选型和优化配置，确定磷酸铁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的型号及串并联个数。
此外，1920年12月成立的以石美玉为会长的上海妇女会，[注]《现代上海大事记》，第79页。1922年7月由沈雁冰、胡愈之、程婉珍等人发起成立的妇女问题研究会，[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57页。1924年12月由程婉珍等发起的中国妇女协会筹备处[注]中国妇女协会筹备处共有9人，中华女界联合会仅有黄绍兰、舒惠贞2人作为筹备员参加，参见《全国女界联合会改中国妇女协会》，《申报》1925年1月5日。1925年5月该协会正式成立，见《现代上海大事记》，第217页。等妇女团体，也纷纷后来居上，在合法领域内取代了中华女界联合会。
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与中国共产党分手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魅力大减，风光不再，其理想及组织方法都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再加上1923年3月6日该会干将黄璧魂在广州因遭该市公安局长吴铁城陷害，以企图暗杀孙中山的罪名被杀，导致中华女界联合会更是雪上加霜，只能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至1924年6月，该会除了在广东还有女子工读学校、女佣学校[注]《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173页。外，其余方面均乏善可陈，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注]笔者在《申报》上查到关于该会的最后一条消息，是1929年5月5日该会广东总会在广州参加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八周年大会的报道，大会主席宣称“应督促政府、速行肃清反动势力及军阀残余势力”等，参见《广州之五四、五五纪念情形》，《申报》1929年5月13日。
州、县（市）建立了投资创业管委会及政务服务中心，为社会投资者提供审批优质服务。抽调具有行政许可、审批和管理服务事项部门相关人员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开展一站式服务。对在政务中心不能办理清楚的，由投资创业管委会安排专人陪同，协助到相关部门办理清楚。对简易程序无法办理的项目，根据项目性质由投资创业管委会或发改、招商、工信部门牵头相关单位集中开会，现场解决。
综上所述，中华女界联合会一度是五四运动后最先进的妇女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其所属的平民女学与《妇女声》杂志有意识地培养广大劳动妇女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引导她们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为自身权益而斗争，初步激发起她们参加民主革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使中国妇女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打开了上海、广州等地妇女运动的新局面。“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71页。反过来说，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才能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逐步走向兴盛。一旦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妇女运动必然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遭受挫折。历史已经告诉了人们这一点。
ChineseWomen’sFederationandChineseWomen’sMovementinModernTimes
SHAO Yong
Abstract: Chinese Women’s Federation, a female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during May 4th Movement, and had connections with CPC’s early activities. With the help of CPC, its civilian girls’ school and MagazineofWomen’s Voice consciously cultivated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uided the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reality problems, and fought for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so that the new situation of women movement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was created. It was proved that only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in modern times was guided by scientific socialist theory, led by CPC, incorporated with the mighty torrent of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limitations and weakness of bourgeoisie can be overcome.
Keywords: Chinese Women’s Federation, Chen Duxiu, Wang Huiwu, Huang Bihun,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K261.1；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9)02-0131-(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19.02.015
作者简介：邵 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洪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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