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子“道”论，是“治道”、“人道”和“战道”三者的统一体，包含着治国法则、道义恩信、客观规律等意蕴，体现出了浓厚的民本关怀和道义追求，其核心理念在于施政爱民、安国全军。孙子“道”论，通过分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国君素质德行对战争的影响，战争的内在规律性等方面，突出了“道”在战争比较、准备乃至实施中的首要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孙子并非唯“道”是从，且“道”也并非《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旨要，而只是其中探究战争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前提。
关键词：《孙子兵法》；道；治道；人道；战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先秦诸子，无不论“道”，较之于儒、道诸家，兵家论“道”颇有不同。作为先秦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孙子兵法》对“道”多有论及，文本中提及“道”达24处，其含义涵盖道路、方法、规则、规律、道义、道德等意项。自汉以降，学人对孙子“道”论的解读各不相同，基本限定在教令、仁义、道义和恩信等层面。而今学术界则更多地从政治和规律两个层面①学术界对于《孙子兵法》中“道”的解读，主要从整体上将其概括为政治和规律两大方面，这已成为基本的共识，特别是对“道”前一层面的解读，诸多学者都有相似的看法，郭化若认为：“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郭化若：《孙子兵法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而张文儒则进一步深化了对“道”的阐释，即“一国重大决策之导引……此处的道宜解为德政”（张文儒：《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18年，第3页），李零则给出了更为具体详实的阐释，他认为“道最重要，道是民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就是政治……道就是民信，道就是人和”（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12年，第61 －62页），而台湾诸学者更是将孙子的“道”阐释为“道胜”。总之，学界对《孙子兵法》中“道”的认识不断细化深化，其内涵亦更加详实丰富，但展开性的研究并不多见。，较为笼统地解读孙子之“道”，但这种讨论并不充分，况且目前对于孙子“道”论的研究尚不系统，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另外孙子“道”论是否包含“道义”或“仁义制胜”的意蕴实为一个值得商榷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究的孙子“道”论乃是剖去了“道”的一般性意义，如道路、规则、方法等，而侧重于对“道”形而上意义的探究。
孙子“道”论，乃是孙子立足于战争实践，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出发，围绕着战争谋划、军队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等诸问题而涉及的一系列思想阐述，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和浓厚的民本观念。总体而言，孙子侧重于从“治道”、“人道”和“战道”三个层面来阐述“道”，基本涵盖治国之道、国君将帅德行素质、战争规律三个方面，其中治道与道义两个层面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而孙子对战争规律的阐发则是其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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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本思想浓厚的“治道”
孙子的治道，要言不烦，从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总体态势，一种政通人和、讲信修睦、民众归附的政治形势、国内态势，即国家有“道”。实质上，孙子的这种“治道”是一种围绕爱民保民、任贤使能、安国全军为中心的治国政略，其反映的核心观念在于治国施政须做到抚众爱民、政通人和，只有具备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效果，才能为战争的准备施展提供优越的资本和便利。虽屡屡述及施政理念，然而孙子并没有就治国而谈政略，而是将施政治国的思想贯通到对战争问题的分析之中，因而孙子关于“治道”的认识基本都是隐性的、间接的。在对战争问题的宏观分析中，孙子提出了著名的“五事七计”①“五事七计”乃是《孙子兵法》中衡量战争双方实力的重要观念，“五事”即五大核心要素：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七个主要方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伐孰明？思想，其中他不仅将“道”作为衡量战争实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将其置于首要位置，这种以“安国全军”为旨要的“治道”即是孙子“道”论的核心所在。
在《计篇》中，孙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战争实力，应从五个核心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即“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1］（P3），又称“五事”，这个五个方面，是孙子从战争比较的全局，阐述军事实力强弱的五个方面，天即天时，地即地利，将即将帅，法即法规（特指军队建设方面的法制法规，如曲制、官道等），这“五事”之中，相较而言“道”的含义最为抽象模糊，对此学术界给出了较为统一宽泛的解读，“道”即政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等同于政治。实质上，这里的“道”是孙子“道”论的根本立足点，是其展开相关论述的逻辑起点，它是围绕着爱民保民、任贤使能、安国全军为中心的治国之道，它不仅是“令民与上同意也”的保证，而且也是“修道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1］（P96）的关键，这种根本性的作用不是指“道”能够直接决定一场战争的成败，而是指“道”从长远上能够影响战争胜败的持久性。它不仅是精神的，而是一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的综合体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孙武所说的‘修道’的‘道’又不仅仅是政治，不仅仅是精神因素。联系孙武的《形篇》及其他篇章来看，孙武所要修的‘道’，是战争中‘不可胜’的基石，也就必然还包括着军事甚至经济等方面的东西”［2］（P59）。西方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论及决定战斗的若干要素时，亦将“精神要素”列为影响胜利的首要因素，然而他只是将这种精神要素归结为“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3］（P179），并且仅是就战争而谈战争，亦没有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但毕竟意识到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
关于这里的“道”，孙子自己的解释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与之死，而不畏危”［1］（P4），这句话并不是具体解释“道”为何物，而是阐述了“道”所具有的精神效用，即“道”能够达到民众自觉自愿与国君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效果。这与《论语》中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4］（P5503）思想正相印证，儒家认为如果统治者治国理政背离“道”，那么将会造成王权堕落、民将不附、礼崩乐坏的后果，诚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4］（P5477）。对此，孟子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4］（P5858），国君施政得宜，合乎“道”理，那么就能够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和支持，反之则将众叛亲离。荀子更是将“道”的作用提升到国家存亡的层面，他认为“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5］（P237），治国理政是否合乎“道”关乎国运安危。实质上，兵家和儒家在这一层面上阐述的“道”在理论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其内核即是以保民安国为内容的治国理念，而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国君对民众的态度是体现其符不符合“道”理的关键。在述“道”的过程中，孙子以国君与民众的关系为切入点，将“道”作为维系两者关系的精神纽带，衡量两者关系好坏的道德尺度，并突出了“道”所能够激发出的民众伟力，从而体现出“道”所具有的精神效用，从结果而言，这种思想虽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但这在根本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浓厚的民本意识。
郭丹英在《盖碗》一文中提到一类也由碗和盖组成的“盖碗茶具”，言说在宋代尚点茶法的背景下，“盖碗”大量用于当时末茶粉的存放，成为专用茶具。目前可从宋代各大窑口，如定窑、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等生产的同类器和刘松年《撵茶图》（如图2）中描绘的盖碗图画上，得到印证。同时期各窑口生产的此类盖碗，在称谓上，盖碗、盖缸、盖钵、盖盅多种名称混用；在造型上虽与我们定义的盖碗茶具有相似之处，但口沿与盖的结合处处理为子母口，不适宜作饮具。同时文献资料上也尚未找到相关记载，故从使用功能角度推测其与我们定义和使用的盖碗茶具是不同的。
说起动物比赛，人们都会想到赛马。赛马开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土耳其，现已风行全世界。其实，除了赛马，在世界各国还有赛狗、赛鼠、赛鹿、赛猪、赛骆驼、骑鲨比赛等新奇有趣的动物比赛。
事实上，这种具有浓厚民本观念的“治道”理念在《孙子兵法》中多有体现，在论及将帅的素质品行时，孙子便将“保民”作为重要的标准，他认为在战争中将帅不应当贪功求利、避重就轻，而应当以民众的生命安全、国家的利益安危为行动的依据，甚至为此不惜承担各种罪名和代价，即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1］（P283），所以孙子将品行兼备的将帅看作民众生命安危的掌控者，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者，即“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P50），可谓体现出浓厚的民本意识。另外孙子在阐述战争准备、制胜原则时，也多观照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安危，这种体现可谓无处不在。《作战篇》中，孙子看到战争对国家经济、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对国家实力的巨大消耗，因而为了避免这种“力屈财殚，中原内虛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1］（P43）的情形，提出了“因粮于敌”和“兵贵速胜”的作战原则。另外在《用间篇》中，孙子同样就战争消耗和破坏而言，论及浩大的战争准备对国家正常秩序、民间生产活动、民众存亡安危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他力求通过各种途径降低战争成本，强调通过选派间谍以获取关键情报，从而降低在战争中的损失。而在战争谋划、作战样式选择上，孙子同样立足于降低战争成本，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1］（P57）的至高战略追求，将杀伤大、破坏强、消耗高的野战、攻城作为下策和下下策，在战争不可避免时，立足于战，力求不战，从而将战争的消耗和破坏降至最低，尽可能地降低战争对生产生活秩序的干扰和影响，这种不战而“全胜”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敌对双方的“全我全敌”、共存共赢，既考虑到了本国的国计民生、军力物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战争的烈度与影响，减少了彼此的流血伤亡，可谓体现出了浓厚的民本意识和人道关怀。较之于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暴力的崇尚，即“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3］（P4－5），孙子的这种降耗减伤的战争管控意识，渗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无疑对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孙子的“道”以保民安国为旨归，饱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涵盖着道义、仁等道德特质，这又涉及到孙子“道”论的另一个范畴。历史上，《孙子兵法》的诸多权威注解，针对孙子这里强调的“道”，多从道义、仁义、恩信等角度解读，无不渗透着浓厚的民本关怀。张预的“恩信使民；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1］（P4）；杜佑的“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1］（P5），杜牧的“道者，仁义也”［1］（P4）等等，这些注解虽有过于夸大孙子之“道”即为仁义的嫌疑，但基本反应出了孙子之“道”所包含的民本思想，将孙子这里的“道”等同仁义，虽然有儒家文化熏陶的影响，但孙子的“道”包含仁义等理论特质确无疑义。然而，就“五事”思想而言，孙子这里强调的“道”，显然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阐述其对战争的影响以及所具有的精神效用，而非强调“道”所包含的仁义道德等思想内涵，故而这里的“道”是“治道”而非充满道德色彩的“人道”，虽然这种具有浓厚民本主义色彩的“治道”包含着“人道”思想，但后者并不是孙子在这里强调的重点。
故而修“道”也就成为孙子稳固国内形势、应付战争的必要举措，虽然孙子所强调的“修道”①从《孙子兵法》的总体思想来看，孙子“修道”大体围绕爱民、保民、逸民等几个方面而展开，如《计篇》所论“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所表达出的只有体恤民众、爱护民众，才能获得民众爱戴拥护，取得民众与之死生的效果，可谓折射出厚重的爱民思想。又如《火攻篇》所论面对战争选择之时，国君将帅应周全考虑，放下个人的利害得失，始终以国家利益、民众安危为重的“安国全军”思想，亦体现出浓厚的保民思想。再如《形篇》所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所体现的不虚耗国力、不劳民伤财的逸民思想，以及《用间篇》所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不仁之至也”中客观体现出的控诉战争之费、之害以及尽可能保障正常社会生产秩序的不扰民思想。诸如此类，都可归之于“修道”的范畴，孙子“修道”的着眼点始终是围绕着“安国全军”而展开，实质上在孙子的思想体系中，爱民保民既是治国理政的必须，也是战胜安邦的可靠之举。十分简练笼统，涵盖内容亦尤为宽泛，但其所表述的思想启示却十分深刻。其核心旨要无非在于塑造一个政通人和、民众归附、清明祥和的政治氛围或形势，这仍属于“治道”的范围，如此就保有了战胜的可能性，从而达到孙子所追求到的“修道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的效果。
“战道”首见于《孙子兵法》，它是孙子判定战争态势、走向的一个概念，即笼统意义上的战争规律。孙子认为掌握了战争规律，并详加分析运筹，则战之必胜，相反悖于战争规律，则难以取胜，即所谓“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1］（P283）。“战道”是后人称道《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在孙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孙子的“战道”有着较为统一的认知，“战道”，即战争规律，“战道”的“道”，意指各种条件和形势综合呈现的整体态势，引申为规律。当时孙子是否主观上意识到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无从妄谈，但从孙子对战争问题的一般性认识，对战争分析的远见卓识，对战争规则的高度概括，可以肯定在孙子的意识中，战争至少是有迹可循的，战争是可以被认识的。因而，解孙子的“战道”为战争规律是比较恰当的，符合孙子的思维观念。辞海中①《古代汉语词典（缩印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版，第296页）中即释“道”为“规律”，并以《荀子·天论》“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为佐。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1版，第76页），则从本义上释“道”为“所行道也”，而从道路又可引申为道理、道理等诸多意项。，“道”确有“规律”的意项，如“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4］（P196），此“道”即为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孙子突破性地将“道”的规律这一含义应用于战争领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反映了古人对战争的理性认识，表明古人意识到了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故而孙子“战道”的意义实已超出了“道”的意域，超越了战争，代表了古人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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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义恩信皆备的“人道”
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君素质品行的优劣关乎国运盛衰，同样关系到战争中军事战略的有效执行，甚至直接影响到战争的成败，因而孙子在分析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中，也即“七计”中将“主孰有道”置于首位。孙子在阐述相关的军事战略时，突出军事指挥和军队管理的独立性，屡次强调国君的不当行为可能会给整个战局势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谋攻篇》中，孙子提出国君干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三大潜在祸患，即所谓“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1］（P72－74）同时，孙子认为国君应当尊重军事指挥和管理的独立性，将军事指挥权全权赋予军队统帅，而不应横加干预，这是保证军事斗争胜利的前提之一，即“将能而君不御者胜”［1］（P77）。而最能体现国君品行素质、道义担当的是，孙子提出的所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1］（P355），他认为国君作为最高的决策者，应当慎重地进行战争决策，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衡量战与不战的唯一标准，不可以因个人的恩怨仇恨等感性因素而置国家民众于危难之中。孙子在《用间篇》中更是规劝国君将帅舍小利为大义，厚用间谍，以尽可能减小战争对国家民生、社会秩序的破坏，即所谓“爱爵祿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1］（P362），并且孙子将这些能够舍利为义、知仁求义的人君将帅，称之为“明君贤将”①《孙子兵法》文本中，多以“明主”、“明君”、“良将”、“贤将”称谓有担当、责任的国君将帅。如《火攻篇》所谓“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用间篇》所谓“明君贤将”，等等，这种心怀仁爱之心、富有道义担当的“明君贤将”乃是孙子所推崇和追求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崇尚道义、仁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孙子强调国君有“道”的用意可谓尽在其中，这种“道”尽管笼统上也包括国君治国的法则和策略，但综合《孙子兵法》的各篇章思想以及对国君素质的屡屡提及，“主孰有道”应是侧重于对国君素质品行的强调，可以明确的是，孙子绝不排斥仁义道德等在国君将帅身上的存在，这在文本中多有印证，如他将“智、信、仁、勇、严”五德作为将帅应当具备的素质，而且认为国君在使用间谍的过程中，“非仁义不能使间”［1］（P372），这些种种也反过来证明，孙子主张国君将帅应当具备道义、仁义等道德品质。
从宏观层面，孙子的“道”是对国家发展大政方略的整体性描述，即“治道”；从微观层面，则具体细化为一种道德品质，是衡量国君、将帅素质品行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主孰有道”［1］（P11）。这一层面的“道”，即“人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4］（P196），“人道”指的是具有浓厚道德色彩、人道关怀的德行品质，孙子强调的“主孰有道”，乃是道义恩信皆备的“人道”，是对国君素质品行的一个整体描述，指的是一种道德品行，具体包含道义道德、能力素质等方面。这与孔子所谓“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4］（P5457）、“上失其道，民散久矣”［4］（P5503）中“道”的理论内涵基本是一致的。这些皆可视为对孙子“主孰有道”中“道”观念的印证，同时也反映以“道”来划分国君的有道与无道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普遍表达方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有道’或‘无道’，是对君主德能优劣及诸侯国乃至天下治乱所做的最高价值评判。‘有道’的表征就是施行利于民众的德政”［6］（P11）。
孙子“道”论极为丰富，不仅涵盖了政治、道义等范畴，同样包含着规律、方法的范畴。孙子对“道”这一层面的阐述，高度凝练，不仅丰富了“道”的内涵，而且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这表现在战争领域中，即为“战道”。“战道”是孙子提出的一个重要观念，他以此来判断战场形势，决定战与不战，从而做出最合理的战争决策。实质上，从这一层面来讲，孙子对“道”一般意义的使用并无特别之处，然而他对“道”即规律这一含义的使用，揭示了战争的规律性，使得“道”在孙子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与地位。孙子对“道”的把握和使用，不仅深化了对战争的认识，而且从侧面突出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孙子“道”论所体现出的民本思想，客观上反映在他阐述战争问题的诸多方面，成为孙子研究战争问题、制定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民本思想，实质上反映的就是孙子“道”论的核心理念，即围绕着爱民保民的“安国全军”思想，这和自西周以来所形成的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4］（P484）为中心的“敬德保民”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孙子淡化了其中的天道鬼神观念，而是突出了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因而表现出浓郁的理性主义之光。无疑，《孙子兵法》是一部阐述战争问题的军事著作，但它并非尽是无情冰冷的军事法条，同样也包含诸多具有浓厚人本主义的民本思想。
综上而言，孙子所谓“主孰有道”中的“道”，作道义、道德解，这是对国君品行素质的要求，是国君筹划和实施军事战略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两国在战争中实力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著作，透露着浓厚的实用理性，但纵观其文，书中并不排斥仁义道德，反而主张君将皆应具有仁德之心，担当起安国保民之责，当然这种仁义道德需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否则也将会走向道德的反面，变成沉重的道德包袱，从而成为敌人攻击的软肋，即所谓“廉洁，可辱；爱民，可烦”［1］（P224－225）。实质上，这与孙子对“治道”的认识是互为表里的，他主张以保民安国为内核的治道思想，自然会对统治者在德行和素质上有高标准的要求，德行高尚、能力出众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纳为孙子对国君乃至将帅的要求，惟其如此，国君才能够在治国御军问题上秉行正确的义利观、大局观。
三、判断战争趋向的战道
无疑，这里的“道”是专指国君品行方面，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而非空泛虚悬的概念。故主孰有“道”的“道”，在内涵上更倾向于道义、道德等伦理思想层面。对此，历史上，《孙子兵法》的诸多注家无一例外地将“主孰有道”，解读为哪一方君主有道义，有恩信。在曹操看来“道德智能”［1］（P11）兼备即是国君有“道”，他不仅将孙子的“道”解读为道德，而且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解“道”为“道德智能”，即君主不仅有道德，而且还应智力超群，能力出众，这种解读较为全面，同时指出了孙子之“道”的丰富内涵。杜佑的解读指向性更为明确，“道，道德也”［1］（P11），即哪一方君主有道德，哪一方就会获得国内外更多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就更大，这种解读与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颇为相合。而梅尧臣对“主孰有道”作了泛化解读，他认为“主孰有道”意味着“谁能得人心也”［1］（P12），也即“主孰有道”关系到君主能否取悦于民，博取人心。无疑，一个没有道德，缺乏道义精神的国君、将帅往往难以得到众人拥护、民众归附。总之，孙子这里更多地是在比较两国君主的德行素质。相比之下，张预的解读则尤为具体，他认为“先校两国之君，谁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谓‘令民与上同义也’”［1］（P12），他依旧将这里的“道”解读为恩信，可见他把君主的德行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人治”当道的封建社会，张预突出人性的作用，这种见解还是颇有价值的。其他注家，不再一一分析，总体上，他们在解读“主孰有道”的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即哪一方君主有道义、有道德。
2.1.2 增加农村养老保险金额。政府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的共同作用下，出台政策，增加农村养老保险金额，尤其是针对空巢老人，让农村养老保险金成为空巢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3］。
历代注家对孙子“战道”的解读几乎一致，基本不出战争规律这一宏观的认知范畴。李筌认为“得战胜之道，必战可也；失战胜之道，必无战可也”［1］（P283），可见，他将孙子的“战道必胜，必战可也”概括性地诠释为“战胜之道”，也即赢得战争胜利的方法、条件和形势等，一旦这种条件或形势具备了，就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而这种呈现出的战之必胜的战争形势，恰是战争规律的体现，即战争中表现出的一种势所必然的发展趋势。对此，张预也表达了几乎同样的看法，“苟有必胜之道，虽君命不战，可必战也；苟无必战之道，虽君命必战，可不战也”［1］（P283），这里，他以“必胜之道”解读孙子的“战道必胜”，与李筌的解读“战胜之道”，可谓异曲同工，都可理解为战争规律。具体而言，“战道”的这种战争规律又是由各种战争条件、形势表现出来的，它是纷繁复杂的战争环境背后所体现出的一种具有指向性的总体趋势。诚如有学者所谓“战道，即作战具备的各种条件，引申为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战道必胜，是根据战争规律分析，具备了必胜的把握”［7］（P224），这种观点基本代表了目前学界对孙子“战道”的认识。
四、孙子“道”论的特点和意义
孙子“道”论，内涵丰富，外延宽泛，除无涉天道外，基本涵盖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对“道”的总体性认识。孙子“道”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烈的现实关切。孙子“道”论，立足于现实斗争的需要，贴近时代前沿，侧重于对“道”的实用性解读，直接服务于战争分析，用李泽厚的话，即“实用理性”［8］（P82），故而孙子的“道”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第二，浓厚的道义关怀。孙子“道”论，对国家有“道”的强调，对国君素质的道义要求，对安国保民的关切，对国计民生的重视，无不表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这不仅对战争产生了无形的道德约束，而且对战争暴烈程度和善后都产生了良性的管控。从这一角度讲，孙子“道”论不仅是孙子考虑战争问题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是其谋划战争的最终归宿。第三，突出“道”的规律意义。孙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天道鬼神观念，理性地观察战争、认识战争、研究战争，重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将战胜的可能性寄托于“怪力乱神”，而是着力于综合全面的战争分析与准备之上，从而揭开了战争迷雾，揭示了战争的内在规律性。
与诸子论“道”相比，特别是儒家，孙子对“道”内涵的发挥与其差别不大，治道、道义、道德等，皆是诸子对“道”阐述的基本意域。先秦诸子论“道”虽各有特点，但基本都囊括了“道”的基本意义，只是因主张不同而呈现出侧重点不同而已，诸子之间在“道”的阐述上并无绝对的对立。孙子对“道”规律意的阐述和对“道”的一般性定位，是其区别于道家和儒家“道”论的不同之处。道家的“道”，是宇宙的本源，万物之母，似有似无，恍兮惚兮，不可捉摸。相反儒家的道，侧重于现世，归于人事，既是一种先王先圣的治国之道，又表现为一种理想诉求、道德品格，等等。而孙子（兵家）的“道”，是国家施政运行的指导法则，同样也是国家政治发展态势优劣的指向标。另一方面，孙子“道”论立足诸侯争霸的斗争需要，致力于探讨和摸索战争领域的法则、规律，从而凝练出时代所需的，能够指导时代前沿斗争需要的战“道”。实质上，在“治道”和“人道”这两个层面上，兵家与儒家表现出了思想的共通，表现了两者对国家治理标准、理想世道的美好希冀，对人君品行规范、责任担当等道德素养的理想要求，透露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仁本关怀，然而无论在宽度还是深度上兵家“道”论皆不够充分，这显然乃是由各家的关注重心不同所致。
孙子论“道”，立足于战争需要，密切联系国家政治形势，突出了“道”在战争预测、战争准备、战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无论从《孙子兵法》篇幅还是阐述的深度上讲，“道”论并不是孙子探讨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孙子阐述战争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前提条件，是衡量战争、预测战争的重要因素，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这也是其区别于儒家论“道”的一个重要区别，特别是和孟子的仁义制胜论“仁者无敌，王请勿疑”［4］（P5800）决然不同。《孙子兵法》的主体思想在于阐述战争问题，探究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等问题，这也是孙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道”是孙子思想体系中制胜的首要因素，而并非决胜关键，孙子理性地认识到国内形势、民心背向等因素只是战胜的大环境和前提条件，而战胜必须建立在现实全面的战争准备之上，否则求胜只能变成镜花水月，特别是将战胜仅仅寄托于仁义道德，则只能是空谈误国，因而孙子将绝大部分篇幅都用于阐述战争准备、实施等问题上。这是兵家立足战争前沿，理性现实地对待战争、分析战争，谨慎地筹划、准备和实施战争的体现，其应对战争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分析和夯实的准备基础上。相较于儒道诸家，兵家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身份，故而兵家涉及到的思辨性理论创造相对较少，而更倾向于可操作性强的理论发挥，其思想观念具有浓厚的实用性。
孙子“道”论，体现了兵家对治国问题的深刻认识，对涉及战争关键性问题的准确把握，对道义恩信等道德观念的推崇，这在中国传统兵学文化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孙子“道”论富有浓厚的道义情怀，体现了兵家尊崇道义的一面，并非后世学者所非议的兵家冷酷暴虐、寡恩少义，这对于重新认识和审视兵家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孙子“道”论所涉及的“战道”思想，体现了孙子对战争规律的理性认识和深刻把握，这在天道鬼神观念大行其道的先秦时期，尤为可贵，特别是相较于同时期的思想家对天道问题的态度，兵家可谓表现出了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这也反映了古人理性思维的不断发展和成熟，诚所谓“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1］（P363－364）。
参考文献：
［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汪柳．《孙子》的修道而保法［J］．军事历史，1985，（4）．
［3］［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4］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陈二林．修道而保法：《孙子兵法》重德思想解析［J］．滨州学院学报，2014，（1）．
［7］黄朴民．《孙子兵法》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A Study of “Tao” Theory in TheArtofWar
HUANG Pu－min，ZHUGE Rui－qiang
（SchoolofChineseClassic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Sun Tzu’s “Tao” theory is the unity of “Zhi Tao”，“Ren Tao” and “Zhan Tao”，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moral values and objective laws，reflecting a strong people－oriented care and moral pursuit．Its core philosophy is to govern the country，love the people，and protect the army as well as the whole country．Sun Tzu’s “Tao” theor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and politics，the influence of the quality of the monarchy on war，and the inherent regularity of war，it highlights the primacy of “Tao” in war comparison，preparation，and implementation．However，Sun Tzu does not regard “Tao” as the sole criterion，and “Tao” is not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Art of War，but only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emise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war．
Key words：The Art of War；Tao；ZhiTao；RenTao；ZhanTao
中图分类号：B22；E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3－0037－07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
1．黄朴民，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诸葛瑞强，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1)费尔曼，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曾预测如果我们在小范围内对物体进行排列有了一定的控制，材料就会得到许多奇异的特性，材料的性能会发生丰富的变化。这就是纳米材料。纳米材料虽然与常规的金属、瓷器、塑料等材料都是由相同的原子组成，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原子按一定顺序排列成纳米级原子团，从而转变为组成一些新材料的结构粒子或微小单元，差不多是英文里一个句点的百万分之一。作为新世纪极具突破性成果的纳米材料，其用途异常广泛，超导技术、工业废水处理以及军事隐形战备无一不是纳米材料的功劳。
责任编辑：李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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