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面也存在着治理能力弱化，组织凝聚力不强等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乡村文明的守护者，在完善农村社会的治理以及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存在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新乡贤”培育制度缺失以及对“新乡贤”缺乏认同感等困境来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此重塑农村的乡贤文化，改善乡村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关键词:“新乡贤”； 乡村振兴； 乡贤文化； 乡村治理
一、从“乡贤”到“新乡贤”:历史演进与时代价值
“乡贤”原是封建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乡贤”一词源于东汉，是国家对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这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1]。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因此，从封建社会开始农村就实行自治，而乡贤则是农村自治的主导者。他们承担了基层的管理职能，其主要作用在于传达并解释政府颁布的法令、弘扬乡村文化习俗以及调解纠纷、教化乡里等。他们植根于乡土，不仅仅有才能，还有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和满腔的乡情，他们也是乡人间增进情感联系的纽带。
芬顿氧化技术的影响因素主要为pH值、Fe2+、H2O2投加量及投加方式。普通的芬顿氧化技术中双氧水加药方式为单点投加，而这种加药方式在双氧水投加初期系统会产生大量羟基自由基，过多的羟基自由基不能完全与废水中有机污染物发生反应，导致芬顿试剂产生的部分羟基自由基被无效消耗，最终导致双氧水利用率下降以及降低预处理效果。本文主要研究多点投加芬顿氧化技术最佳反应条件和多点投加方式的优化(包括投加位点及投加量)。
纵观历史，乡贤文化作为扎根于中国家乡的母土文化，自古以来就极大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然而，乡贤文化发展至今，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我们将那些德高望重的返乡官员、反哺故里的企业家、在外为教而返归故里的爱国人士、或长期扎根乡间以自己的知识才能服务乡村的，有爱乡情怀的人都称作“新乡贤”。相比传统乡贤，“新乡贤”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乡土情怀、高尚情操，还具备现代化的知识技能和开拓的文化视野[2]。他们在农村社会起到了道德引领的作用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的基层自治制度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全面推进中，乡风建设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新乡贤”将大有可为。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曾强调：“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3]由此可见，“新乡贤”在培育农村的淳朴民风、文明乡风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同时，在完善农村社会治理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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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
在乡村社会的长期治理中，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反哺桑梓、温暖故土、教化乡民，以达到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4]。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们重温乡贤之治的传统，并提出“新乡贤”这一新名词，目的在于通过“新乡贤”的介入，来破解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的困境，以实现农村善治。由此看来，“新乡贤”治村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对乡村各方面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有效改善乡村治理
在传统农村社会本就有乡贤治村的传统，但是在新时期的农村，“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与传统乡贤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新乡贤”能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良好的作用，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道德品质，更重要的是“新乡贤”的相关制度是否完善[6]。在“新乡贤”的培育过程中，制度的缺失也是制约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目前，“新乡贤”的培育还处在探索阶段，制度还不健全，并且对于“新乡贤”的培育多关注“新乡贤”的文化培育以及“新乡贤”返乡的社会环境上，对于“新乡贤”回乡创业方面，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来带动“新乡贤”回乡建设。除此之外，随着乡贤治村工作的开展，“新乡贤”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虽然目前大力动员“新乡贤”回归故里，并在乡村治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却忽视了“新乡贤”后备力量的培育，导致“新乡贤”培育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难以保证“新乡贤”治村长期有效的发展。
（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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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承发扬乡土文明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我国的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可以说广袤的农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生、繁衍、生息之地。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正在不断消失。一些优秀的文化载体，例如礼俗、典籍、工艺、古建筑等都被弃如敝履，乡村的传统文化逐渐丢失了它的韵味。而“新乡贤”作为乡土文化的守护者，自小扎根于乡村，他们通过自身对于乡土人情的了解，挖掘乡土历史文化，致力于乡土文明的传承，并对村民进行文化道德教育，以此塑造和凝聚乡村文化之魂。但是乡贤也不仅仅只是传承传统经典和乡土文化，他们在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也深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对地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懂得将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结合，使得乡土文明得以更好的发展，不至于被后世所遗忘。
（四）重塑乡村内生秩序
“新乡贤”多在外学有所成后回归故里，他们自身就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也正是他们的良好品德使得他们能得到村民的认可，在乡村中拥有一定的声望[6]。“新乡贤”返乡之后，除了在农村的治理上有所贡献之外，他们还热衷于农村的公益事业，在乡间传播爱心，涵养农村质朴的民风，以此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同时，“新乡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引领者和践行者，他们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其身上散发出来的道德文化力量，对凝聚人心，促进乡村和谐大有裨益[7]。同时，“新乡贤”的身体力行让村民对农村的人文精神产生高度认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并认同乡土文化。他们用自己良好的德行带动乡民群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以此培育文明乡风，提升乡村的文化自信，为乡村社会的发展积蓄文化力量，以重塑乡村的内生秩序[8]。
三、“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挥“新乡贤”作用，对实现乡村善治和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和制约因素。
（一）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强化管理的要求和农村闭塞的自然环境影响，农村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弱，广大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简单农耕生活，思想保守[9]。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原有的传统社会生活被不断打破，城市优质的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和医疗条件吸引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空心化的现象日益严重。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下，农村的大量精英流失，他们多持家有道，逐渐离开农村并落户于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和精英大量流失，使得乡村的社会治理和新农村的建设难度加大。同时，因为农村的主要建设者大量流失，也导致乡村经济发展缓慢。而外出的村民也急于摆脱农民身份，不再认同乡土文化。因此，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被村民遗忘，地方性共识逐渐消失，乡村社会过去的田园风貌、邻里之情也逐渐淡化，乡村社会衍生出的质朴的道德观念也正逐步被城市文明带来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所取代，而这些都导致了乡村内生秩序混乱，淳朴乡风消失等问题，也使得“新乡贤”在乡村社会的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了限制[10]。
（二）“新乡贤”培育的相关制度缺失
乡贤治村作为长期植根于农村社会的“德治”文化，在村民自治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自治组织在推动农村发展，实现农村善治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新乡贤”作为乡村的精英，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开拓的眼界，他们熟知农村的基本情况，又了解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因此，“新乡贤”是农村自治组织的重要成员和事务决策的主要献策人，并且“新乡贤”作为乡村中颇具威望的知识精英，对村民来说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信服力，更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所以在涉及农村事务的决策上，乡贤可以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带领着村民实现乡村的有序治理。同时，“新乡贤”还是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纽带。在封建社会中，传统乡贤的主要作用就是向村民解释政府指令，收集村民的民意，在村民和政府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而在新时期的农村，“新乡贤”不仅仅只是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更多的是汇集和整合村民的意见，推动村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以提升村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有了“新乡贤”的参与就相当于在政府和村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缓冲了政府和民众直接冲突，也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效改善了乡村社会的治理。
（三）村民对“新乡贤”认同感缺失
村民对“新乡贤”缺少认同感，主要体现在村民对“新乡贤”缺少一定的认知上。在外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农村的乡土文化正逐渐消失，乡贤文化也面临着凋敝的风险，村民对乡贤文化本就知之甚少，并且留守农村的村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新乡贤”更没有了解。同时，农村干部对乡贤文化的弘扬和培育力度也明显不足，因此导致了村民对“新乡贤”群体缺少认同感。其次在乡村的社会治理方面，“新乡贤”由于长期在外求学经商，与村民交流接触比较少，极易造成一部分村民对“新乡贤”群体的误解。他们对“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多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新乡贤”回归农村只是为了获取利益。所以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会优先寻求村干部的帮助，而不是求助“新乡贤”，这样就导致了“新乡贤”无法发挥其作用，变成“新乡闲”[4]。
四、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对策
其中，NFsys为电路的整体噪声系数，NF1为第一级放大器的噪声系数，G1为第一级放大器的增益，NF2为第二级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因为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第一级放大器的设计对整体电路的噪声系数影响最大，需要尽可能的降低第一级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同时提高第一级放大电路的增益，从而改善整体电路的噪声特性。
第一，加强政府政策引导，鼓励人口回流农村。政府的政策引导是改善农村空心化的外在推动力，“三农”问题一直被国家所重视，尤其是近几年连续出台了关于“三农”的相关政策，对于农村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精准扶贫、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不断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人口回流，推动“新乡贤”治理模式在农村高效运转，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强其在政策上的引导[11]。尤其在农村的医疗方面，政府应加快完善农村的医疗建设，改善农村医疗资源不足的现象。同时，在农村的就业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针对村民返乡的相关政策，通过资金、技术、用地等方面的支持，以此支持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改善农村的就业难的情况，推动农民工返乡。
（一）创建农村人口回流的社会环境
促进校企合作是培养研究型高级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围绕人才培养要求和企业的发展，资源共享建立良好的合作平台，促进校企之间的技术交流，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才能发挥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平台的优势，并促进双发合作健康、持续的发展。另外，随着该合作模式的不断实践还可以推广到采矿、地质等其他专业，建立综合性的大型实践教学平台。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乡村企业家异军突起，他们满怀乡情，也乐于反哺家乡，是“新乡贤”群体中的主力军。而这些“新乡贤”的回归也形成了一种“雁归经济”，他们的返乡不仅仅是人才的回流，还是新型技术、资金和有效信息的回流，这些资源的注入无疑为农村带来了经济活力和效用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中存在的经济发展落后、精英流失，技术人才稀缺等现象。例如，湖南永州市的三联村，原本是经济落后的贫困村。但三联村充分发挥了乡贤致富的作用，号召“新乡贤”回乡创业，以此来带动村里的养殖产业发展，于2018年底顺利摘下了“贫困帽”。“新乡贤”作为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思维和眼界都较为开阔，他们熟知如今正是信息科技发展迅猛的时代，因此，他们更善于使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让更多人熟知农村的现状，了解农村的风俗文化，以此提高农村的知名度，并利用“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带动农村农产品的销售，以此为家乡带来经济效益，带动家乡的经济发展[5]。
第三，保留乡村社会风貌，营造淳朴乡风。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逐渐丢失了其本来面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导向不断被打破，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乡村中盛行，温情的邻里关系也不断淡化[13]。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强调：“要规划先行，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乡愁。要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造干净整洁的农村生活环境。”[14]因此，新农村的建设并不是一味的拆除重建，而是要遵循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结合农村的环境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新农村建设，要保留住乡村的乡土气息，恢复往日的淳朴乡风。同时保留住乡间乡愁，也为农村人口回流和“新乡贤”的回归营造一个闲适的乡村环境。
第二，创造返乡创业平台，吸引农民回归乡村。鼓励农民返乡创业不仅可以吸引外出人口回流农村，缓解农村严重的空心化现象，还大大加快了农村的经济发展。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鼓励外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完善乡村创新创业支持服务体系。”由此可见，返乡创业平台的建立对于农村人口的回归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浙江省桐庐县，2014年桐庐县政府与阿里巴巴正式签约，成为农村淘宝第一个试点，而这无疑给桐庐县的村民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就业平台。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农村淘宝”全覆盖的县域，不仅吸引了当地青年返乡创业，也引发了全国县域的关注和仿效[12]。桐庐县的成功这无疑给广大农村地区的村民一个良好的创业契机，吸引了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鼓励有桑梓情结的贤达回流农村，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顺应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需要。为了让“新乡贤”能够更好地服务农村，政府应针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采取相应的对策。
（二）完善“新乡贤”的保障机制
第一，建立“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的渠道保障机制，保障“新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当前农村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乡村社会衍生的共同价值观日益淡化，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滋生。因此，农村的内生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村规民约已经不能起到约束村民行为规范的作用，从而导致“新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因此，要发挥“新乡贤”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就要通过制度化途径来保证“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工作的有效性。“新乡贤”作为民意的收集者和反馈者，政府应拓宽“新乡贤”以及村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加强“新乡贤”和村民之间的交流，为“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基层政府应推动乡村成立“新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室等，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参与平台和途径，引导“新乡贤”群体参与农村事务的决策，保障“新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1.2.2 观察组。采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法切除扁桃体：使用低温等离子刀头（成都美创MC-GZ310，MC401），将切割调至6档，凝血调至3档后使用消融刀头面向包膜侧，后用刀头分离扁桃体，遇血管采用低温等离子电凝止血。术后给予抗感染及止血治疗，饮食由流质逐渐过渡至半流质，4～6 d出院。
第二，强化村民民主参与意识，培养“新乡贤”的后备力量。长期以来，农村的中高素质人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人才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发展，虽然“新乡贤”的回归补给了农村的人才缺失，但是储备人才依然不足。因此，为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培养“新乡贤”的后备力量。群众是乡村治理的主体，要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工作的现代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就要通过提高村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民主参与意识的途径，来提升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事务的参与程度。政府和基层组织可以通过培训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来提高广大村民的基础文化知识，使他们了解基础的民主政治知识，并学会利用民主参与治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以此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有助于推动“新乡贤”后备人才的培育，充实“新乡贤”的后备力量。
（三）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第一，推进“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提高培育“新乡贤”文化意识。随着“新乡贤”参与农村治理的不断推进，“新乡贤”文化也不断被提及。“新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精神文化的标记，不仅起着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作用，还起到了凝聚人心，提高村民的归属感的作用。“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全体人员的共同参与，乡村的知名人士、村委会、基层政府以及全体村民都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推进“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村民培育“新乡贤”文化的意识，而且在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调动全体村民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提高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第二，加大“新乡贤”的宣传力度，使村民了解乡贤文化。对于“新乡贤”这个新名词，大部分村民都比较陌生。因此，在“新乡贤”文化的普及宣传上，基层政府和村委会要积极发挥其教育作用，通过挖掘和报道“新乡贤”的典型事例来增强“新乡贤”在乡村中的知名度。同时，还可以通过教育宣讲的方式向村民讲述“新乡贤”的嘉言善行，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了解乡贤文化。并且政府和村委会还要积极引导“新乡贤”与村民进行交流，让“新乡贤”与村民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促进“新乡贤”和村民的感情培养。
第三，挖掘乡贤文化，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农村作为乡贤文化的主要发生地，必然蕴藏着乡贤文化资源。如今，中国大部分地区仍保留着乡贤祠以供后人瞻仰。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成立乡贤研究会，对遗留下来的乡贤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对于留存至今的乡贤祠进行修缮，并改造成乡贤展览馆以供群众参观，从而了解本村的乡贤文化，增强村民对于本土文化的自信，形成对乡贤仰慕的氛围，让乡贤的高尚品德影响村民的道德品质，增强村民对于乡贤的认同感。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正是对中国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因此，在“新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社会治理，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的文化建设，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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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New Rural Scholars”in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ONG Han-mian，ZHENG Xing-ming
（College of Marxism，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
Abstract:At present，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s still very large，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imbalance and inadequacy.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governance ability，the weak organizational cohesion and so on.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s the guardian of the rural civilization，“New Rural Scholars”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rural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culture.In this paper，the autho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of“New Rural Scholars”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such as the mass out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the lack of cultivation system of“ New Rural Scholars” and the lack of a sense of identity to“ New Rural Scholars”，so as to reshape rural culture，improv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New Rural Scholar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virtuous Culture； Rur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9） 09－0038－05
收稿日期:2019-08-0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FJ2018JDZ059）。
作者简介:
钟涵冕，1994年生，女，福建福安人，硕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郑兴明，1968年生，福建福州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标签：乡贤论文; 农村论文; 乡村论文; 村民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怀化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论文;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FJ2018JDZ059)论文;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