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澧丰富、系统的今古文《五经》论，不仅弥补了此前与同期广东经学家疏于阐述《五经》的不足，为广东经今古文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其论呈现的去广东经今古文学门户、与汉宋学相调和的特点，成为咸同年间广东儒学开始步入总结期的标志，反映了广东儒学家试图集汉宋学、经今古文学之力以应对儒学危机。
关键词：陈澧；经今古文学；《五经》；广东近代儒学
陈澧(1810—1882)被梁启超誉为“咸同年间岭南两大儒”之一，是广东少有的著述颇丰的学问家，著述见今人点校整理的《陈澧集》。陈澧如其自言没有完整著过一本甲部之书，但他的经学思想影响深远。陈澧丰富、系统的今古文《五经》论，不仅弥补了此前与同期广东经学家疏于阐述《五经》的不足，为广东经今古文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其论呈现的去广东经今古文学门户、与汉宋学相调和的特点，成为咸、同年间广东儒学开始步入总结期的标志，反映了广东儒学家是试图集汉宋学、经今古文学之力应对儒学危机的。陈澧是近10多年来广东学术研究的重点人物，可惜其经学研究成果甚少。笔者不吝疏浅，总结其今古文《五经》论，以期对陈澧经学研究有所推动。
此碑有约摸一半的字迹磨平，还是可以猜出七八分意思来。种收稻麦，在农家是大事，关乎一年的收成，这时若有卖烟酒粿糖的商贩不断到田里去吆喝，会扰乱人心，尤其原本就好烟酒的人，忍不住沽酒来喝，喝得醉如烂泥，岂不耽误农事。至于僧道游唱在此时不准下田，恐怕是出于避讳吧——在世人眼中，这些都属于“不发”的人，在种植生养上，不能带来好的运气和兴旺之兆。
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沿江省市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得到初步遏制。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长江江豚、中华鲟等极度濒危，刀鲚、暗纹东方鲀等重要渔业资源面临全面衰退；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度大。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强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才能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短板。
一、陈澧今古文《五经》总论
《五经》所宗之典籍、排序以及孔子与《五经》的态度，是晚清经学家判断今古文经学的重大问题，此即陈澧今古文《五经》总论的主要方面。
(一)《五经》典籍论
现存《十三经》中的《易》是西汉费直所传的古文经，费氏疏《易传》十篇。陈澧以费氏疏十篇为宗，兼取今文孟氏、虞氏《易》二家。“费氏以十篇解说上下经，乃义疏之祖，《易》者当以此为断。”[1]二册73页“此(按：指对乾之所以‘利贞”者的释义)虞氏之最精善处，亦惠氏最精善处。”[1]二册73页陈澧认为《书》伪古文经清人论难后已成铁案，故宗今文《尚书》。陈澧以古文毛《诗》为宗，兼取仅存的《韩诗外传》。“西汉经学，惟《诗》有毛氏、韩氏两家之书，传至今日。”[1]二册109页由于《周礼》仅有古文经，《仪礼》《礼记》则兼有今古文之义，故陈澧对三《礼》没有论及其高下，是为平视三《礼》。陈澧强调《左传》传《春秋》，兼论《公羊》《谷梁》之病。“《左传》依经而述其事，何不可谓之传？且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1]二册186页因此，陈澧于《易》《诗》《春秋》以古文为宗而兼取今文，于《书》宗今文，于三《礼》则平视之。
(二)《五经》排序论
由于认为“学者得以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1]二册12页，以《论语》者，《五经》之馆鎋，以及尤重孟子“性善”说，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不取现存《十三经注疏》之序，将《孝经》《论语》《孟子》置于其《五经》论之前，继而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为《五经》之序。因此，陈澧宗古文家《五经》之序。
(三)关于孔子与《五经》论
今文家认为孔子不仅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更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故孔子殊非“述而不作”的圣人。陈澧认为《五经》皆经孔子修定。“‘天之未丧斯文’，夫子以为己任，盖谓删述《五经》，垂教万世，此即所谓夫子之文章也。”[1]二册27页陈澧指出，“圣人删定《尚书》，存盛治之文以为法，存衰敝之文以为鉴。”[1]二册95页“盖未修之《春秋》必书正月晦，孔子修之，改书二月也。”[1]一册48页古文家认为《五经》经秦火后仍存石壁，陈澧亦有此论：“幸而《周礼》出于山崖屋壁，即不尽周公所作，终是周代典制，岂可排弃之乎？”[1]二册126页因此，陈澧宗今文家的孔子与《五经》论，而论及《五经》存亡则取古文家之论。
陈澧以《诗》兼孔门四科，“是《诗》兼四科也。《诗》者，乐章也，乐则其铿锵鼓舞也。”[1]二册27页陈澧引证《载驰》《有女同车》等《小序》，指出以上文字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故认为《诗小序》出自众人之手。齐、鲁、韩三家说《诗》，陈澧指出齐、韩皆非《诗》之本义，“齐、韩诗或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1]二册109页。
二、陈澧今古文《五经》分论
陈澧以为无学不经考据，好读《十三经》注疏。因此，陈澧《五经》分论延及历代研究的主要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五经》学“史”的性质，显得颇为翔实、丰富。
(一)《易》论
费氏《易》、孟氏《易》、虞氏《易》、孔颖达《周易正义》、惠栋《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易义别录》等是陈澧分析的研究《易》的主要著述。陈澧以费氏家法为宗，指斥虞氏《易》注经多不可通、孟氏《易》之灾异说乃唐时窜入。“此后诸儒之说，凡据十篇以解经者，皆得费氏家法者也。其自为说者，皆非费氏家法也。说《易》者当以此为断。”[1]二册70页“虞氏《易》注，多不可通。”[1]二册75页“章句止二篇(按：指《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而唐时所存十卷，以灾异窜入其中，必矣。虞翻自称传孟氏《易》。”[1]二册71页陈澧指出虞氏《易》、费氏《易》皆杂老子之说，《周易正义》有去老氏、释氏之功，“孔冲远等作《正义》，用王辅嗣注，近人诋王注，并诋《正义》，此未知《正义》之大有功也”[1](二册77页)。
陈澧以《易》之道大，认为测《易》犹测天，亦是以《易》为史料，显然是古文家的观点。“夫《易》之道大矣，其犹天乎！易家之测《易》，犹天文家之测天也。”[1]一册351-352页《易》之六十四卦名“重卦”，陈澧反对其为伏羲、神农氏、大禹、周文王作。“自古无伏羲造书契之说，孔冲远独据伪孔说，且以《周礼》传会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无文字题识也。然《周礼》所谓三皇之书者，后世说三皇之事，非三皇时所作之书。”[1]二册68页“孔子言《易》之兴，但揣度其世与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1]二册70页陈澧认为孔子作《易传》，“夫子作《传》，所以解经之取象也。”[1]二册81页陈澧认为“十二消息卦之说，则必出于孔门”[1]二册72页。
陈澧指出惠栋《易汉学》有功于《易》学，“惠定宇《易》学倾动一世，平心而论，所撰《易汉学》有存古之功。”陈澧认为惠栋《周易述》存在释经改字而申其说之大谬，“所撰《周易述》渊博古雅，其改《明夷 六五》之‘箕子’为‘其子’而读为亥子，则大谬也。”[1]一册386页“惠氏谓‘五为天位’，箕子臣也，而当君位，乖于《易》例，逆孰大焉！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说何以处虞氏乎！且《坤 六五》：‘黄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乎？惠氏好改经字，此则改经并改史而自伸其说，卒之乖舛叠见，岂能掩尽天下之目哉！”[1]一册387页
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诗谱》《毛诗传笺》等是陈澧分析的的研究《诗》的主要著述。陈澧以毛《传》训诂为《诗》之大义，“毛《传》训诂之语，有足以警世者。”[1]二册107页在此基础上，陈澧指出毛《传》训诂的特点有三：一是用“也”字。“毛《传》连以一字训一字者，惟于最后一训用‘也’字。其上虽累至数十字，皆不用‘也’字，此《传》例也。然有不尽然者。”[1]二册105页二是与《尔雅》相同。“毛《传》训诂与《尔雅》同者。然则《尔雅》不尽在毛《传》之前，安知非《尔雅》取毛《传》之文乎？”[1]二册106页三是多载《礼》。陈澧指出郑玄注《诗》的特点有二：一是有感伤时事之语；二是多以《礼》说《诗》。综上，陈澧指出注疏《诗》必须兼取毛《传》、郑玄《诗谱》、朱熹《诗集传》，“不拘守毛、郑，亦不拘守朱《传》。戴氏之学，可谓无偏党矣”[1]二册120页。
本文运用的治疗方法是国际公认的液氮冷冻治疗。具体的治疗步骤是结合患者的临床情况，有针对性的使用棉签或冷冻枪治疗，当疣体四周出现2 mm左右的白晕后停止冷冻。一次治疗给患者进行2～4个冻融，每20～30天之内只能对患者进行一次治疗，对每个患者最多进行四次治疗。
(二)《书》论
陈澧在宗今文《书》的同时，指出今之《舜典》亦为《尧典》，《洪范》术数之学不出于《春秋》，治经者当存而不论。“今《舜典》，汉时在《尧典》之内，而不足以证别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赵氏所驳也。”[1]二册88页“此汉儒术数之学，其源虽出于《洪范》，出于《洪范》不出于《春秋》，《春秋》无阴阳五行之语。然既为术数之学，则治经者存而不论可矣。”[1]二册93页《孔传古文尚书》的作者与其多出的二十八篇是否废，是经学家长期争论的问题。陈澧认为孔传殊非王肃作，二十八篇经文可废，而二十八篇伪传不可废。“此皆传与郑说同，而与王肃说不同，则似非王肃作也。或王肃故为不同，以揜其作为之迹与？”[1]二册97页“伪孔善于郑注者，焦氏所举之外，尚颇有之，今不必赘录，盖伪孔读郑注，于其义未安者则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废也。伪古文经传可废，二十八篇伪传不可废”[1]二册97页。
郑玄三《礼》注、孔颖达《礼记正义》、敖君善《集说》、程易畴《仪礼丧服文足征记》是陈澧分析的三《礼》著述。陈澧指出，治三《礼》不能超出郑、贾的范围。因此，陈澧比较郑《注》、贾《疏》之异同有三：一是贾《疏》能用郑君推约之法；二是郑《注》、贾《疏》皆能补经；三是郑《注》、贾《疏》分别以汉制、唐制况周制。陈澧指出孔颖达《礼记正义》名疏《礼记》实释三《礼》，“孔冲远于三《礼》，惟疏《礼记》，而实贯串三《礼》及诸经。”[1]二册179页由于兼重郑《注》、贾《疏》，陈澧指斥敖君善、程易畴删郑注、批郑注之失。“此(按：指元时敖君善作《集说》)删郑《注》而窃其意以为己说，然则郑《注》合耶？不合耶？”[1]二册154页“此(按：指程易畴《仪礼丧服文足征记》)数语可了者，何必刺刺不休乎？”[1]二册154页陈澧总论郑玄三《礼》注的特点有四：一是有宗主，亦有不同；二是并存今古文；三是兼注《礼》、律；四是注经尊先儒、不繁、甚慎。
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削弱投资不足问题；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能抑制过度投资问题、加剧投资不足，并且这些影响对国有企业尤为明显。
(三)《诗》论
综上，于《五经》的典籍，陈澧兼取今古文学；于《五经》的排序，陈澧独尊古文学；于孔子与《五经》的关系，陈澧宗今文。因此，陈澧是学有宗旨、有变化的，旨在调和经今古文学。
陈澧《易义别录跋》指出，张惠言《易义别录》独取虞氏《易》，而尊孟氏《易》，是为好古；且以十翼为商矍所受孔子之微言，是为大误。“两汉、三国说《易》之书，自王辅嗣注之外，皆散佚，赖有李鼎祚《集解》得见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为本而稍增损之。至张皋文乃独取虞注，因其义例而补完之，以存一家之学，此可谓好古矣。乃因虞氏自言世传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枕膝独传’之语，又推而上之，遂以为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虞氏而不歇灭，曾叠递高，至于圣人而后己，则太过矣。且夫子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歇灭之理乎！”[1]一册388页
(四)《礼》论
《周礼》《仪礼》《礼记》合为三《礼》。陈澧虽然没有注解三《礼》，但他撰有《丧服说》《孔子合葬于防说》《深衣说》《明堂图说一》《明堂图说二》等阐述三《礼》的文章，尤其是他对于《周礼》《礼记》中的《考工记》《月令》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周礼》之名始于西汉刘歆，本为六篇，原为《司空》的《冬官考工记》于汉初失存，汉人取《考工记》代之。陈澧认为，《考工记》有补经之用，正是由于其所记之工事不受重视，中国之物不如外国。“《考工记》实可补经，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记者，以一人而尽谙众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记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视之。惟其卑视工事，一任贱工为之，以致中国之物不如外国。此所关者甚大也。”[1]二册137页此外，陈澧指出，西洋诸器以轮为用是源于《考工记》，“《记》以轮为首，有旨哉。古人以轮行地，今外国竟以轮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图说》所载诸器，多以轮为用。”[1]二册137页《月令》是《礼记》中记述古代制度、礼俗且具有考证性质的文章之一。陈澧指出《月令》非周公作，以《月令》《左传》《周礼》正《公羊》，以《考工记》《月令》为据互相发明，阐述《明堂图》。“《周礼》《左传》咸有‘春蒐，夏苗，秋猎，冬狩’。谷梁家说自有据依。而《月令》孟夏‘毋大田猎’，公羊家说乃非孤证矣。”[1]二册70页“澧谓《考工》《月令》正相发明，盖室方二筵，五室乎列则广十筵，与堂广九筵参差不合”[1]二册40页。
《周礼》主要记述先秦的官制，因此，陈澧以其为古之政书。从刘歆开始，郑玄、孙怡让等经学家都认为《周礼》是周公作，陈澧也有此论：“郑君知《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以《周礼》之中，实有周公之制也。”[1]二册127页《礼记》既释《仪礼》，也有其他儒学家的学术思想。陈澧释《礼记》之“记曰”：“凡《礼记》所言‘记曰’，皆是古有此记也。记之所从来远矣。”[1]二册127页“如此之类，作记者时代在后，其述古事，述古制，述旧说，不敢自专而为疑辞。古人著书，谨慎如此。”[1]二册157页陈澧以为《礼记》有存夏、殷礼之功，“孔子言夏、殷礼文献不足征，而《礼记》尚存此数十条，记者之功大矣。”[1]二册158页《礼记》有大小戴之分，《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不取《夏小正》《曾子》十篇、《千乘》，陈澧认为这是作者的识见。
陈澧指出《周礼》《仪礼》都是有用之书。“此在《周礼》中乃小事耳，而后世行之，足以为民除害，安得云《周礼》不可行乎？”[1]二册136页“读《仪礼》以为不可行，而藉口于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说以破之矣。”[1]二册155页陈澧认为，“《仪礼》，礼之文也。《礼记》，礼之意也”[1]一册106页，故必须分类读之，如“《仪礼》难读，昔人读之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今人生古人后，得其法以读之，通此经不难矣”[1]二册138页。
陈澧没有完整注疏《书》，但他精于《禹贡》研究，如撰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黑水说》《禹贡道水次第说》等。《禹贡道水次第说》指出，“《禹贡》道水，先记不入东海之水，次记入东海之水，又次记入河之水。三者之中，又先西而后东，先北而后南。”[1]一册19页由于精治《禹贡》，陈澧为《禹贡图》《禹贡说》《禹贡新图说》撰写序言，分别指出其得失。“澧既读内府地图，又考得郑书之误，乃取胡氏图订正之。凡胡氏之说不误而其图位置不确者，移而置之。胡氏据邓书而图邓书实误，及胡氏自为说之误，皆改而正之。”[1]一册352页“盖君勤于考古，又健于游，考地理有疑，辄走数千里，目验而定之。读‘嶓冢导漾’，遂往甘肃而观所谓三洞者，以著于书。书中凡若此者，皆其卓然可传之说也。”[1]一册358页“自来说《禹贡》者，综覆群籍，无如胡朏明；专明郑注，无如焦里堂。君之书又出于二者之外，其所考者，自黄帝而下至本朝，自九州而遍及大地，上下五千年，浑圆九万里，罗于胸中，历历然可指而数也。君之书名曰《新图说》，而写寄方伯者有说无图。”[1]一册359页陈澧在《黑水说》中总结说：“凡考地理者，于边徼之地，必得得国朝康熙、乾隆内府地图而始明。国朝与地之广大，地图之精确，非汉、唐以后所及也”[1]一册18页。
孔颖达《尚书正义》、蔡沈《书集传》、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惠栋《古文尚书考》、焦循《尚书正义》等是陈澧分析的研究《书》的主要著述。陈澧认为孔颖达《尚书正义》已知伪古文袭用诸经传之语，“如此之类，孔疏于伪古文勦袭古经传之迹，已指出之矣。”[1]二册98页陈澧重视蔡沈《书集传》，“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1]二册99页陈澧指斥江声、惠栋、焦循治《书》之失。“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1]二册100页“焦氏谓《正义》不引郑注者，‘即孔义与郑义同者’，此未必尽然。谓置孔传之似托，而但以为魏晋间人之传，则通人之论也。即以为王肃作，亦何不可存乎？”[1]二册96页在此基础上，陈澧认为理想的《书》的研究著述当如下：“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既有四家之书，则可删合为一书。取《尚书大传》及马、郑、王注，伪孔传，与《史记》之采《尚书》者，《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采择会聚而为集解。孔《疏》、蔡《传》以下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采择融贯而为义疏。其为疏之体，先训释经意于前，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如是则书善矣”[1]二册101页。
(五)《春秋》论
《春秋》是周代编年体史著，孟子率先以《春秋》为孔子作，孔子以此使乱臣贼子惧。陈澧激扬孟子《春秋》论，强调经、传结合。“其事、其文、其义三者，不独深明《春秋》。凡后世史学，亦后世史学，亦包括无遗矣。”[1]二册54-55页“且后儒去传解经者，彼其所著之书，亦传之类也，非经也。使古之三传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书乎？夫圣人之作经，所以必待传而著者，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朽没之期亦等”[1]二册213-214页。
汉代古文家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今文学家则反之。陈澧指出，《左传》依据述事，传孔子之学。“《左传》依经而述其事，何不可谓之传？且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1]二册186页陈澧还指出是后人附益致《左传》解《春秋》不通，“《左传》解《春秋》，书法有不通者，必后人附益”[1]二册188页。 《公羊》《谷梁》也是专门解释《春秋》的典籍，但它们与《左传》之记述之传不同，而是属于训诂之传，陈澧也有此论：“盖《谷梁》以《公羊》之说为是，而录取之也。《谷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驳之，或与已说兼存之。”[1]二册194-195页“《公羊》有记事之语，但太少耳。”[1]二册195页“《谷梁》述事尤少。”[1]二册205页《公羊》多有灾异之说，陈澧予以反对：“此乃汉儒好言炎异风气耳，夫自古国家治乱，每意所指，则人将轻视之，复何益乎？其尤谬者，定元年‘霣霜杀菽’。穿凿如此，人岂信之乎？信乎！《公羊》之罪人矣。”[1]二册201-202页陈澧认为，《谷梁》重义例，但多不通。
K-means算法是无监督算法，一般使用性能评价函数对数据样本的聚类结果进行有效性评价。若采用的评价函数不能准确反映聚类质量，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算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针对样本数据结构特点，重新定义一种新的评价性能函数应用到K-means算法中，对参数k进行优化。
拈花湾对禅文化的深入挖掘不仅表现在外在景观设计中，包括道路、商铺、景点建筑、客栈等，它们的名字也都来自禅意文化典故或者经典作品，在无形中加深了旅游者对禅文化的理解。
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春为公羊注疏》是陈澧分析的研究《春秋》的主要著述。其内容有四：一是称许董仲舒以阴阳说《春秋》；二是斥何注以时月日为褒贬；三是斥何注穿凿文义；四是斥何注诋毁《左传》而用之。在此基础上，陈澧提出治《春秋三传》的心得有二：一是宗《左传》；二是平视之。
HBV感染诊疗中，常常选择HBsAg进行筛查，以HBeAg阳性作为判断是否存在病毒复制及具有传染性的血清学标志物。但存在乙肝病毒S区突变［5］或者特殊的血清型(如ay)引起HBsAg漏检及前C区启动子突变导致HBeAg假阴性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的标志物进行补充［6－9］。Pre-S1Ag、Pre-S2Ag、HBV-LP 作为 HBV 表面蛋白的组成成分，参与HBV复制、感染细胞的识别，并与HBV相关疾病的进展密切相关［10－13］，对其检测可作为HBV感染诊断、HBV复制监测和预后判断的有用工具。
三、结 语
陈澧虽然对没有著甲部之书是有遗憾的，但一方面，门人桂文灿所著《易大义补》《毛诗释地》《周礼今释》等的内容、体例、命名等都承载陈澧的心血，这在《与桂皓庭书》中有充分体现。“闻欲以仆所说《周礼》八法为大著缘起，但仆所说实未的确，仍须足下审定之。仆以官属为今之属员，但《周礼》官属非尽属员，似今所谓该部、该衙官职。两否两说：官联即今所谓佥同，此无疑义；官常似今之所谓日行事件；官成似今之成案；官法似今之则例；官刑似今之参奏；官计似今之处分。皆不甚的确，祈审定之。有不安处，必须更易乃佳耳。”[1]一册425页另一方面，陈澧视著述为生命，故或屡修其著述，或其著述久未成书。“仆前为《礼图》初稿，从段说，今得足下说及星南之言，须再考索一番乃定。”[1]一册441页“澧为《谷梁笺》及《条例》，亦久而未成。”[1]一册117页因此，陈澧尚有《礼图》《谷梁条例》等未完著述。
郑玄注、王肃注、孔颖达疏以及清儒治《书》四大家等，都是陈澧旨在申明、修正的主要经典。无论是他的亦古亦今的《五经》总论，还是兼及经、传、后世研究著述的《五经》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陈澧以此肃清佛、老学说乱经贼道，以及诸儒释经有违圣学大义，强调《五经》之可行，以期巩固孔子学说地位。因此，宗孔、尊儒是陈澧《五经》论的一致导向，它们是在中国古代经学传统范围内论辨《五经》的。在陈澧之前，徐灏著的《通介堂经说》是广东经学史上留下纵论《五经》的著名经学著述，但徐氏的《五经》论殊非以“调和”为其主要特色，因此，陈澧的今古文《五经》论有其特色与学术史贡献。陈澧在最能反映其个人心态的《默记》中谈到：“澧老矣，所欲著甲部书，无一成者，欲以付后之学者：《周易费氏义》《毛诗郑朱合抄》《周礼今释》《仪礼三家合抄》《春秋谷梁传条例》《春秋三传异同评》《论语集说》。”[1]二册749页陈澧欲著之书，可视为其在学有宗旨基础上去今古文门户的《五经》论的最佳总结。
参考文献：
[1] 陈澧,黄国声.陈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19)02-0005-05
①收稿日期：2018-11-06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项课题资助项目“简朝亮经学研究”(批准号：2018GZY)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纹华(1974—)，广东佛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广东儒学研究。
[责任编辑 文 俊]
标签：周礼论文; 古文论文; 孔子论文; 公羊论文; 礼记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2018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项课题资助项目"; 简朝亮经学研究"; ((2018GZY)的阶段成果)论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