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相通主题需要以沿线国家的社会与人民受益为前提，社会工作能够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民生与社会内涵，构建民心相通的新使命。以应对全球社会问题为目标的国际社会工作能够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有益借鉴，而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的中国社会工作能更为有效地回应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问题。“一带一路”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与实践智慧禀赋的充分发挥，对于解决“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生、民心问题，探索形成中国社会工作的全球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主要议程来看，“一带一路”社会工作的前进方向要确立反贫困、预防冲突、文化交融等，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平衡，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社会工作支持，为国际社会工作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国际社会工作；全球化；民心相通
一、“一带一路”中的社会工作议题
“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发展愿景，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包容发展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追求。“一带一路”倡议的主题可概括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五通”的基础。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趋于紧密，同时倡导包容互联的全球治理方案也得到了世界认可。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一带一路”过去5年完成了总体布局的“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绘制好“工笔画”。[1]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发展，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沿线各国的各层面联系不断增强，以民心相通为核心的建设议题需要更多关注当地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中急需引入中国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力量，从微观层面落实“共商、共享、共建”精神，打通文化与空间阻碍，使“一带一路”的美好愿景深入人心，促进民心相通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2]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带一路”的奋斗目标，也是民心相通最为坚实的基础。以人为本、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与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理念高度契合，社会工作在这一伟大历史中可以发挥重要专业支撑。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的科学，在引入中国社会之后实现了中国本土经验与学科理念的融合。回顾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本土性交织发展是其典型特征。代表专业性的专业行动者与国家发展的结构性背景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社会工作的两个主要方面，结构性变动引发社会工作行动的新需求，社会工作的行动者也通过对问题的回应达成与社会结构的对话。[3]因此，中国社会工作是国家意志对社会关怀的体现，其发展变革与政府行动存在深刻的交合关系，也是政府在基层社会和微观层面的主要辅助力量。从国际社会工作视角看，中国社会工作在创造制度空间中表现突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正在为新兴的民间社会服务提供福利支持。[4]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效应对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系列问题，探索出一条由政府主导、社会工作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治理路径，以社会工作为中心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应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推动国家政策落实方面优势突出。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性的发展规划，民心相通是基础，基础不稳，地动山摇。民心相通内含三个境界：首先是互相之间通过接触彼此了解；其次是在此过程中建立友谊、深化信任；最后实现对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及世界治理体系达成共识。[5]不过，民心相通不是口号和宣传，而是需要“润物细无声”般的活动与服务来实现。审视“一带一路”建设的细节性问题可以发现，目前的主要活动为大型基建项目，项目对接也是通过国家高层外交得以达成，对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与普通民众的诉求关照尚不充分，这也是“一带一路”实施以来，部分项目推动困难、民众反应不佳的原因。“一带一路”中的社会工作议题的核心就是增强对人的关注、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从而填补宏观层面的盲区地带，不仅为项目的落地铺就民心基础，也将在最大程度上防控一系列社会风险。
二、国际社会工作与“一带一路”社会工作
(一) 国际社会工作的起源与定义
国际社会工作(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亦称全球社会工作，其缘起与全球化进程存在紧密联系。全球化和现代性时代的到来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人们形成了对自我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生活需求的重新考量，突出体现为生活理想的全球化。[6]在此背景下，一种跨越国家与文化的社会工作服务诉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切，国际社会工作正是在全球化的一系列后果中脱颖而出，集中于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运用于全球化消极后果的一系列努力，成为社会工作全球视野的推进方向。[7]与全球化发展的步调相一致，国际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先行的条件下，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开展专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类生活改善。
伴随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项目实施，社会工作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为进一步规范社会工作在全球性议题中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IFSW)与国际社会工作学院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IASSW)2001年商定出台了社会工作的权威定义：社会工作是一个促进社会变革与人际关系的职业，注重增强人类的权能和解放，以增进社会福祉为目标。社会工作利用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理论，帮助人们与环境更好地融合，人权和社会正义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8]国际社会工作的定义将社会与人作为服务的基本对象，强调人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对社会工作具体行动的开展具有指导作用。
（2）教师要深入把控教学生成问题。“植物的生殖”一课中，教师采用了生物学中常用的对比学习法，对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两种生殖方式在形成过程、遗传特性、与母体的性状一致性和后代个体变异等多个方面进行对比的同时，让学生体会到两种生殖方式各有利弊，从而知道：人们应当趋利避害，取长补短，在植物不同的生命阶段，采用不同的生殖方式以繁衍后代。在课堂中，教师还需分配更多时间、列举更多例子来帮助学生分析和理解为了适应环境以实现种族的繁衍，两种生殖方式应当如何合理搭配应用，将理论联系生活实际，服务于农业生产。
(二) 国际社会工作及其批判
社会工作在国际化发展中面对不同路径陷入了主义之争的困境，这一争议主要可以概括为 “本土主义”与“专业主义”两个方面。
本土主义学者坚持认为，尽管社会工作有着共同的国际特性，但更应当强调其多样化和特定的社会背景；知识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共同之处，但在实践过程中需要保持实务和临时性协调空间的平衡。[9]如以色列的阿拉伯社会工作者利用立足于本土文化和社会实际的策略，根据现实情况结合专业方法提供服务，服务成效显示，以色列的阿拉伯社会工作者采取的文化策略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更为契合。[10]本土主义采取多元视角，注重不同社会条件下社会工作服务开展的特殊性条件，回应具体问题，某种程度上期望达成专业性与本土化的折中。特别是在一些威权主义国家或“强国家-弱社会”的制度条件下，社会工作需要倡导一种经过调整的、灵活的方法框架。该框架能够协调地方与环境关系，将社会工作引申成为一种嵌入的知识，形成了社会工作与政府的互动。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者借用福柯的 “知识—权力”理论框架，展示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力生产知识的特性而依附于权力，同样又通过知识变更权力，其优势在于依靠权力解决问题时成效显著，同时政策作为一种监督体系也能够促进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11]本土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与当地具体社会状况的适应问题。考虑到社会背景的多元属性，本土主义的理论视角虽然尽量在兼顾多样性，但在此过程中与社会工作的知识主体容易产生偏离，同时寄居于特定权力结构之下的社会工作也会陷入某种“犬儒主义”的危险之中，因此受到专业主义的批判。
总之，国际社会工作围绕本土主义与专业主义产生了激烈论战，由于双方在话语背景中的差异性特点，社会工作常常会陷入吊诡的意识形态漩涡当中。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的共性世界议题实际上为社会工作的主义之争提供了新的整合可能，在此促动下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与知识创新可期成为国际社会工作的补充。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用性科学进入到中国社会，肇始于1925年约翰·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在燕京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得到了国家重视，社会工作迎来蓬勃发展时期。作为国际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之一，中国社会工作引起了国际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15]本土主义与专业主义的争辩仍然存在，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符合国际社会工作的普遍性原则是不太可能的(Unlikely)。与此相左的观点则反思国际社会工作定义的标准问题，质疑国际社会工作定义所概括的国际价值观和国际公认的社会工作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有着独特文化体系的中国；由此提出社会工作者只有通过互动，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共同身份和相似之处，同时尽可能接受各国之间的差异，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化趋势。[16]而中国社会工作也应该在承认差距的同时积极挖掘本土社会工作话语中的优势，积极展开世界对话。
通过统计1949～2015年MS7.0级以上地震事件(表5)，得到MS7.0级以上地震事件发生的频次(表6)，根据表5统计数据并结合泊松分布参数计算公式，得到云南省MS7.0级以上地震的泊松分布参数为0.106 1，每年发生MS7.0级以上大震概率为9.5%，具有每10年发生1次的特点。其中发生1次MS7级地震的概率为17.3%，2次以上的概率为2%(表7)。
(三) 中国社会工作与“一带一路”社会工作
国际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强调普遍原则，认为国际社会工作应当保持某种“共同身份”，社会工作不仅是基于知识、价值观和技能形成的学科体系，亦是以自我决断为基础的政治概念，至关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自我决断的运用，社会工作才能最好地被理解为变革的推动者。[12]其要点关注的不是权力和统治的结构性条件，而是社会工作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作用，本质上看是与西方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范式相关。此外，专业主义的社会工作也有一种呼唤“激进传统”的声音，认为社会工作的全球发展日益受制于市场力量和意识形态，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拯救专业的“激进核心”，捍卫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工作，并认为有必要在社会实践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联系，将个人经历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相联系。[13]关于社会工作职业的原则、价值观和实践方法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存在体系争辩的矛盾，基于社会工作的“西方血统”与普遍性原则，专业主义的极端化被称为是一种“知识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着重批判社会工作的西方话语强行植入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取向。[14]国际社会工作的帝国主义批判根本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忽视本土知识生产与实践的批判；二是对坚持社会工作唯一范式的批判。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构成了当前社会工作全球争议的基本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服务于世界的伟大实践，而治理体系的全球发展亦必须回归到“共同体”的建立。“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与以往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提法不同，共同体建设超脱了双方二元互动的特征，强调集体身份的建构，[17]富含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然而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单纯的经济往来可能会造成民众的“被剥削感”，因此以关注社会和民生的社会力量介入能够从微观视角避免工具性目标对民间互动的伤害。“包容性社群营造”可以看作是社会工作在“一带一路”中的行动机遇，强调“包容性社群营造”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对“共同体”的理解更为契合“一带一路”的精神。[18]因此，将社会工作看作实在的助人行动，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包容本土创新性的视角，实际上更能鼓励社会工作的跨域发展。一些有洞见性的研究在面对国际社会工作的知识传播与实践距离时，抛弃了所谓国际知识转移(International transferred knowledge)的提法，提出社会工作是一种具有重大地方特性的国际职业，其结果是在特定环境下发展知识和技能，全球范围的社会工作传播是一种“知识的国际旅行”(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knowledge)。其特点在于它不将社会工作的知识视为一个稳定的对象，而是将其看作构成知识运动复杂性的一系列社会过程，并在像社会工作这样的领域确立意义、规范和具体行动。[19]以这样的视角为依托，知识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政策制度以及专业和组织边界，开拓知识的传播维度与界限，超越国际社会工作的身份视野。国际社会工作与其说是一种来自一个国家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多向网络，其外沿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体系，内核则注重知识实践与本土社会背景的互动与调适。
本质上讲，“一带一路”社会工作的提出与国际社会工作拥有同样的社会背景即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产物，工具理性霸权侵蚀着社会工作价值理性的基本原则，急需恢复批判性创造性思维和促进社会正义、赋予公民权利的共识，在专业上抵消这些社会缺陷。[20]伴随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世界迎来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造成了个人认同的危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需要一种复合的职业认同，将本土、地方、全球和普遍的思想与基于新理念的社会工作职业相整合。[21]中国兼收并蓄世界成熟经验，形成独有的发展路径，在全球化认同上正在迈向公共性的全球公民社会的价值认同，中国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新路线”。[22]“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在充分运用社会工作方法的同时，能够广泛联系产业、经济、科技的互动，不仅补充丰富了“一带一路”的内涵，也可扩宽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
如以下公式所示，输入门为it，遗忘门为ft，输出门为ot，输入门决定当前时刻系统输入，遗忘门决定遗忘的信息，输出门决定最终数据输出的部分。
三、“一带一路”社会工作何以可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狂潮席卷世界，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世界正在整合成为一体化格局，与此相联系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向全球扩散，以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为主要标志，全球格局的时间-空间界限被打破，人类进入无以复加的紧密联系时代。[23]尽管全球化带动了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后果”，全球化同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区域冲突升级、贫困滋生、环境污染等。以全球化的一系列消极后果为出发点反思全球化议题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诚然，全球化势不可挡，但全球化发展的模式面临修复和调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内涵、规模、速度和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24]反思全球化进程的脉络可以发现，全球化体系是以发达国家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格局，因此导致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剥削与贫富分化，而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在迅速整合世界市场之时，对社会生活中的人造成了消解，使个体沦为资本的支配对象，生活境况遭遇风险的不可期性显著提升，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等其实并非国家间的不平等，而是人的不平等。[25]究其根本，全球化进程中存在多重的利益主体，但与此相对却没有多重的责任主体。全球化之所以迈入风险时期，正因为其核心是以资本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缺乏预防和承担社会风险的政治实体。从全球化的反思性实践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内含一种发展导向，有助于填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缺位状态。[26]
长期来讲，作为中国本土智慧在全球治理的发展经验体现，“一带一路”的平等协商、互惠包容、以人为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构想在应对全球化危机中能够连接各国，形成一个强大的抗风险同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7]然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是民心工程，倘若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大众的支持认同，单纯以项目投资建设获取外交联系无法渗入到微观社会与广大民众当中，人民大众的参与感、获得感没有得到有效体现和保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有可能虚有其名。因此，“一带一路”社会工作的出发点正是为了补齐国家外交无法兼顾社会层面的短板，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之内推行人文关怀、化解社会矛盾、推行民间外交，从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中构建民心相通。
(一) 社会工作的禀赋优势
从“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建设的可能性来讲，其先赋性优势之一是国际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体系不断完善，对开展世界性的社会工作实践具有借鉴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有效的实践需要深入理解地方知识，社会工作全球发展的实践业已证明，社会工作者最适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深入了解个人和社区，在专业价值和职业道德的指导下，以文化敏感的专业素养充当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倡导者。[28]社会工作作为全球普遍接受的专业话语体系，能有效避免意识形态纷争，通过专业理念与方法，整合协调使民心相通呈现自然发展状态，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的落地生根。正是由于其专业性在全球的共同认知，社会工作助人的精神理念与服务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开展实践的切入点。此外，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意识、话语权力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实践与经验，为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探索服务型与治理型并存的社会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践行路径看，中国社会迈入转型期以来，社会创新以多元参与的社会转型特征表现为新时期中国社会治理的热点，在此制度性框架内，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制度性实践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坚固的社会保护机制。[29]基于社会工作的禀赋优势，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社会工作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对人的关注及对社会诉求的回应，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薄弱环节。
(二) 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一带一路”五周年时特别强调指出，“一带一路”要惠及当地社会和老百姓，这是“一带一路”新时期的核心议题。[1]“一带一路”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要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容为出发点。从“一带一路”目前的建设核心看，中长期高层外交仍然将引领国际交往的主要方面，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必然选择。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生态及社会状况迥异，社会结构错综复杂，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及项目投资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尚且存在距离。因此“一带一路”社会工作的基本思路，就是作为民生基础性方案关注社会微观层面与个人诉求，在此过程中通过文化交流和民心服务，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社会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以文化促动社会事业发展在很多国家都有成功的实践。日本为了应对欧美文化的侵蚀，通过挖掘本土传统文化的“文化财”资源，成功将其转变为全球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反向输出文化资源。英国则通过创新社会企业，发起一系列全球性的社会企业项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实践者提供培训和资金支持，并通过组织会议、政策对话和公共宣传活动等多样化形式，推动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在全球的发展。英国政府在此过程中通过社会组织的媒介扮演平台和中间人的角色，既不会直接作为社会企业投资者的身份出现，也不会直接确立某一种社会企业的模式或标准，大大拓展了民间外交的空间和效用。
安全稳定的社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也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和谐为前提，“一带一路”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实现了深度融入，同时外部不稳定因素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潜在风险也同时上升。因此预防冲突、化解冲突是“一带一路”社会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社会工作的话语重构
社会工作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成效与阻碍并存。其成效体现在以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为基础的本土实践中，社会工作的亲社会性有效提升，借助社会工作与社会的密切关系，确立了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合法性地位，拓展了社会工作参与公共事务的领域，并以此积极推动社会治理转型，加强社会赋权。但是社会工作的现实阻碍仍然严峻，中西话语体系的时空错位与历史断裂拉扯着社会工作本质作用的发挥，[30]话语体系的阻碍导致中国社会工作大多时候只是一种“自我言说”，而没有面向世界的机会。中国社会科学者肩负着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担当……我们所欠缺的并不仅是“以中国逻辑来讲中国故事”和“从中国故事中提出中国问题，运用中国话语回答中国问题”的能力，我们还缺乏运用中国自身的学术概念与知识体系来解读非中国现象的经验，并以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理性对话与思想交锋的能力。[31]中国社会工作在国际世界失语，警醒我们必须走向话语重构，跳出本土经验窠臼构建社会工作全球范式。
部队急行军，陈山利在男兵最后，李晓英在女兵最前。这样，只要陈山利一回头，就能看见李晓英俏丽的身影；而陈山利的后脑勺，则如同一根藤上的瓜瓢，随时都会进入李晓英的眼帘。
四、“一带一路”社会工作何以可为
2004年，由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社会福利理事会联合制定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的全球议程”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出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新目标，为有效应对社会工作的全球趋势和回应地方社会问题，需要制定国际社会工作的战略，提供更明确的专业领导，以应对全球低迷的社会氛围与全球化危机。[33]全球化带动了意识观念的同一性转变，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追求相似的目标和生活理想而奋斗，因而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也为促进全球团结、民主和预防冲突的更大可能性打开了沟通的大门，社会工作在世界进程的新时期必须不断调适以应对新的问题。[6]全球化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工作国际推进的动力，世界性的变革激发了各地区同质性社会问题的发酵，而应对社会问题的最终命题仍然需要回归到社会工作当中。中国社会工作借助“一带一路”强大的互联互动产业支撑以及内涵丰富的“五通”整体设计，可以真正发挥结构性的联动作用，完全有能力回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实际问题，是中国社会工作者运用中国智慧解读世界问题的积极实践。
对“一带一路”社会工作而言，其全球发展必须回应专业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专业方面是从国际社会工作的建设性反思中借助“五通”联动优势，提供社会工作全球发展的新思想、新方案，实践方面则是在“一带一路”的实践推动中，构建相应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方案，让“一带一路”倡议真正能够使当地民众特别是困难群体有获得感，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和培育发展的能力。“一带一路”社会工作的基本命题应当集中到助人为本与社会发展两个层面，而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性动员效果看，与西方社会工作“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发展路径不同，中国走出了一条国家“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发展道路，以国家为导向和多元参与的社会工作有效避免了“无政府状态”下社会监管的缺失和主体分化，可以短时期内迅速回应某一区域、群体的问题。[34]基于此，以国家支持为动力、以人的改变和回应社会为终极目标的“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可以拓展三种发展议程，即反贫困、预防冲突和文化融合的社会工作。
(一) 反贫困的“一带一路”社会工作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是阻碍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的顽疾，反贫困的社会工作既是帮助地区发展的基础性任务，亦是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必要手段。
从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国际取向看，社会工作的话语重构需要超脱本土实践的束缚，从世界体系的社会工作范畴探索中国社会工作的国际角色。回望社会工作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互构关系，创造一种本土社会工作的最佳机会在于实践世界，在实践世界中，全球社会工作的相关方面会被重新创造出来。[32]“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发展成果、治理理念和本土智慧与世界共享，在“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社会工作的全球发展机遇也会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社会工作补充社会和民众层面的民心工程，社会工作也将借助“一带一路”的世界性意义检验知识体系、探索实践经验。
此外，欠发展地区的社会工作更加需要个人与群体动力，强调“提高意识”和“社区发展”可以激励最边缘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参与，促动服务对象能力与社会政策的共同发展。[38]连西方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经济活动在不同等级辖区之间更为平等的分配，缩小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39]因此可以预见，将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嵌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实产业当中，不但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扩展坚实的民心基础，而且会急剧放大基础建设项目的社会效应，走出一条超越传统西方援助发展的新发展道路。
表4结果显示：学生对“创设型”概念的表征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欠缺思维逻辑方法及思维形式的训练，以致不能正确提取概念中的关键字词，未能正确判断关键词的含义，不能抽象出概念的内涵；（2）未建构完整的概念体系，使得认知结构不完善，进而导致认知无序；（3）不具备将内部表征外显化的技能。
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取得了瞩目成就，国家主导的行政动员式与社会工作自下而上的专业介入双向互动，社会工作不但致力于解决实际困难，同时注重促进人的发展，并以科学的程序和标准开展工作，形成与政府的优势互补，促进服务对象的可持续发展。[35]中国社会工作的反贫困理念与经验运用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反贫困问题中具有极大的借鉴性。其一是国家经济能力和扶助深度受行政化水平限制，需要引入更为灵活的社会力量；其二是社会工作的反贫困理念达成了贫困者、社会、政府三者诉求的统一。社会工作在贫困地区的实践可借助发展性社会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帮助贫困民众学习技能，参与小规模创收项目，并通过公共工程安排就业的服务经验，促动国家福利方案的确立。[36]中国在非洲铁路建设中将技术、运营、服务全体系的本地化，将开发当地就业与能力提升作为核心工作来开展，更是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的完美展现。从专业性角度讲，就是通过项目来实现人的改变；换言之，中国项目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切实可见的“鱼”，更在倡议实施过程中“授人以渔”，帮助当地民众提高发展的能力。[37]
主要荣誉：2016第六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人像组金奖，2017西班牙TORRETES冠军杯摄影大赛彩色组金奖，2018PPAC上半年国际摄影比赛儿童组第一名
(二) 预防冲突的“一带一路”社会工作
从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状况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社会经济发展欠佳，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可以确定为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福祉，帮助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技能提升，改善民众基本生活和利益。借助跨境社会服务组织整合各类资源，为民众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的各类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与项目开发，有效建立社会组织联系民众、与政府良好互动的协同治理规制，增强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发挥社会工作的社会倡导和民间大使作用，深化互联互动，促进当地民众与社会舆论对中国理念的认识和了解，推动政府外交、经贸往来、民间外交的协调发展。
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造成了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之一。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约旦、叙利亚的当地组织合作，向大约200万流离失所的伊拉克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然而实地研究表明，与其他人道主义危机一样，由于社会生态系统难以改变，社会工作者很少能够对流离失所的伊拉克难民做出贡献。[40]社会工作在伊拉克人道主义救援中的挫折，对社会工作如何制定全面的全球难民政策提出了疑问。面对地区冲突中的种种不确定性，社会工作需要培养弹性组织(resilient organizations)，弹性组织的特点在于其主动的调适和行动能力，能够实时预防和应对各类非预期冲突。[41]弹性组织要求社会工作服务具有系统性的调配能力，从单向的社会工作服务拓展出具有多面性的专业服务框架，在这一框架内社会工作者的行动，能够根据多变的环境特点调整服务策略，从而应对各类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性发展特点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广阔空间，“一带一路”的许多大型项目实施牵涉生态环境、移民搬迁、产业调整、就业变迁，特别是如果这些问题与当地复杂的宗教文化结合起来，社会影响与风险将大大增加。倘要避免社会评估与民间外交力量缺失，需要发挥社会工作资源协调者与使能者的作用，通过关键系统之间的资源调配，发掘有利于案主条件改善的关键资源，使社会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带一路”软实力支撑作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供社会工作服务支持。为“一带一路”植入弹性组织的特性，可以赋予“一带一路”建设灵活的调适能力，提升面对冲突的应急能力，创造性地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巧实力”影响。而从“一带一路”社会工作预防冲突的内涵讲，迈向国际视野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利于其知识与实践体系的完善，软实力和巧实力实现有效结合，真正达到“上工治未病”的效果。
(三) 文化交融的“一带一路”社会工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存在着政治制度的差异，也存在着民族文化与文化形态的差异，还有不同宗教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差异。社会工作十分注重在服务过程中的文化作用，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强调尊重地方文化、关注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尊重文化多元其本质上就是对服务对象的尊重与接纳，是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体现。在当今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观发生巨大冲突的时代，文化能力应是社会工作教育的一个内在特征。[43]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言时说，“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44]“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本质上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在此过程中文化的交流碰撞是必然的，以文化合作交流推动全球多元文化融合，是以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为前提，如何调节不同的文化差异，在求同存异的多元文化价值背景下和平共处是“一带一路”社会工作议程的焦点。
就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来讲，文化交融仍然需要从社会服务的角度切入，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在尊重服务对象文化主体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践智慧开展服务，可以循序渐进地达到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目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社会工作服务中应当特别注重文化敏感的作用。社会工作在阿拉伯世界的实践表明，社会工作的西方文化背景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存在差异，以伊斯兰传统和文化为参考制定社会工作行动方案体现出范式转换对于理解何为文化敏感的社会工作至关重要。[44]因此，“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必须坚持中国文化多元包容与社会工作文化敏感的双重意涵，以文化交融和社会服务为纽带构建民心相通。
在先前的高速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受技术和资金水平所限，在桥梁的施工过程中对于结构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在施工之初就为今后的问题埋下隐患。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之后桥梁便会容易出现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材料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这样也会导致施工工程出现问题。
这些思想的独白，并不占有了我多少时候。它们是很迅速地翻舞过我心里，就在与这个好像有魅力的少女同行过一条马路的几分钟之内。我的眼不常离开她，雨到这时已在小下来也没有觉得。眼前好像来来往往的人在多起来了，人力车也恍惚看见了几辆。她为什么不雇车呢？或许快要到达她的目的地了。她会不会因为心里已认识了我，不敢厮认，所以故意延滞着和我同走吗?
五、迈向社会建设的“一带一路”社会工作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而要改变世界，不仅需要清醒认识世界格局，更要从社会和个人关怀中付诸努力。“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全球治理变局，应对全球变革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46]正确理解创新内涵，要避免掉入西方主导的创新话语陷阱，同时为我国的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为打造中国主导的创新体系和创新话语提供理论自信，[47]中国社会工作在这一进程中有着前所未有历史机遇。在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的今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社会组织资源，秉承“服务的享受者就是服务的提供者”的“助人自助”思维，“一带一路”64个国家32.1亿人都是可以动员的资源。社会工作将有可能为“一带一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贡献民心相通最为专业和强大的支持，中国社会工作在这一进程中有着前所未有历史机遇，也有望为改变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堆料装置采用双油缸支撑臂架或拉杆作俯仰运动（油缸行程由堆料高度确定），降低了落料点的高度，减少物料和物料之间的碰撞，从而减少了铺料过程中异味的产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让参与国民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帮助当地培养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48]人民为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怀跃然眼前。应当注意到，“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短期行为，也不只是单极化的经济建设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社会意义上的共享共建和合作共赢，追求的是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的世界。[49]从长远来讲，伴随经济建设的社会建设更为重要，坚实的社会事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保障，更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核。以全局性思维出发，“一带一路”社会工作是对后全球化时代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借助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与实践智慧的禀赋力量，“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在世界性问题中大有可为，在这一过程中也将建构中国社会工作在国际社会工作领域的话语体系。以民心相通为终极使命，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社会工作，根本上都要体现社会与民生关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消除贫困、化解冲突，实现文化交融会通，聚焦社会层面的“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可以提升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并驱发展，在中长期能够赋予“一带一路”建设最大的战略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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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among People: Mis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ocial Work
JIAO Ruoshui, MA Zhilo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me of understanding among peop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ased on the benefit for the people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Social work can improve the livelihood and social connot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which aims at tackling global social issues, can offer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while the latter, combin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social work, can better solve social problems in the post-globalization era. The Belt and Road social work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professionalism and practice, which will explore how to deal with the livelihood and loyalty and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in forming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for Chinese social work. In terms of the agenda, the future focuses of the Belt and Road social work should be placed on poverty eradication,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o coordin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social governance, offer social work support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globalization; understanding among people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9)05-0020-09
■ 收稿日期：2019-04-26
■ 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则基金项目“社会工作参与西北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研究”(16YJA840003)；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社会风险防控研究”(17LZUJBWZX020)。
■ 作者简介：焦若水(1977— )，男，汉族，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民族社会工作。
■ 引文格式：焦若水，马治龙. 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与社会工作的新使命［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19(5)：20-28.
(文字编辑：王香丽 责任校对：徐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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