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国际化，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发挥着积极的支撑作用，是一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大量参与区域性国际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国际化程度得到不断提升，同时对本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实施形成重要支撑。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成效显著，建立了国际公共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协调的有效机制。本文以现代国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国际合作中的机制，详细阐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活动的实践方式，为我国社会组织提升国际化水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澜湄合作中更好地与政府协调共进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美国非政府组织；湄公河流域；公共外交；澜湄合作
冷战结束后，活跃在湄公河流域的美国非政府组织(1)在国际上，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如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志愿者组织。中国自2007年以来开始正式使用“社会组织”代替“民间组织”，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因此本文使用“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社会组织”这样的称谓，有时根据注释使用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志愿者组织等称谓。的数量剧增。截止2017年底，在越南活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有138个，占越南境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30%(2)数据整理自：越南国家非政府组织事务委员会官网，http://comingo.gov.v。；在柬埔寨活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有106个，占在柬注册登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27%(3)数据整理自：2017年底柬埔寨外交部网站公布数据，https://www.mfaic.gov.kh/foreign-ngos。；老挝有15个，占老挝公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20%(4)数据整理自老挝网站：http://www.directoryofngos.org/ingo2/ngos。；缅甸有19个，占缅甸境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19%。(5)数据整理自：缅甸NGO论坛官网、国际NGO工作网站，http://ingoforummyanmar.org，https://www.indevjobs.org/country/myanmar?page=26。在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均最多。(6)泰国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管理松散，无官方统计数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进入湄公河流域国家后，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拓展空间范围和活动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治理。2017年，柬埔寨获得近10亿美元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资助，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资助者，提供了40%的经费，在全柬各地参与开展教育、社会福利、卫生、司法、农业、文化、乡村发展、工业、旅游等多方面的治理活动。缅甸是东南亚地区获得美国非政府组织资助金额最多的国家。美国非政府组织在缅甸重点关注民主、人权问题，投入大量资金援助罗兴亚人。同样，美国非政府组织在越南也十分活跃。总体而言，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投入资金多、分布空间广、活动领域多。它们以美国政府的支持和美国经验为基础，积极参与到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中，对当地政府和民众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拓展了美国公共外交的空间和模式，为未来美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一现象还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关注，以往只有部分研究就国别个案，或从美国外交角度进行过一些讨论，(7)相关研究可参见孔志坚、雷著宁：《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缅甸的发展及其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期；张勇安、刘海丽：《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缅外交——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中心》，《美国研究》2014年第2期；刘国柱：《美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张虹萍：《二战后美国非政府组织开展城市环境运动及启示》，《学术交流》2014年第9期。但没有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特别是对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的具体路径、培育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以及这些组织在海外开展活动的规律和对该区域产生的深远影响等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李高明的家乡瓦纳村以哈尼族为主，村子闭塞，来往县城的道路崎岖而危险，坐个摩托车都得小心翼翼，害怕掉下去。仅进过几次城的李高明只会说哈尼语，刚到工地时，和老板的沟通都得靠着同为哈尼族的“代办”朋友。“语言障碍非常大，会听30%。”基本不会讲。想回家啊，可语言不通，道路不识，走能走到哪里去？
一、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领域和方式
作为在全球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密切合作：政府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提供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完成自身的志愿目标，双方逐渐发展形成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即“美国模式”。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实践就是这种“美国模式”的国际化推广。得益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好合作机制，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影响力较大，在教育、医疗、民生与减贫、环保、民主与人权、经济、司法、文化等8个领域介入湄公河流域国家治理，深入到这些国家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又以前5个领域为主。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开展活动的方式主要有：直接援助与系统性援助并行，以调研、培训、免费咨询、宣传教育与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组织和帮助民众争取权益等。这些方式在实践中还会交叉、复合进行：在同一项目中既有单一依靠资金援助的模式，也有系统性援助模式；不同非政府组织之间横向合作对同一区域的不同问题进行援助；不同非政府组织之间为了彼此的援助项目能够持久进行、实现目标，会相互补充和支持，形成有效合作的网络。
（五）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当前地缘政治“灰犀牛”“黑天鹅”风险并存。英欧在退欧关税联盟谈判上的对抗性上升，意大利民粹党派几经波折最终成功组阁，西班牙中右翼政府未通过不信任投票，欧洲政治不确定性已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和欧洲一体化发展构成挑战。叙利亚内战、恐怖主义威胁热度难减，伊核问题因美退出协议骤然升温，美驻以使馆迁馆已酿巴以严重冲突，以色列挟美支持对伊朗关系日趋紧张，初显缓和的朝核局势未来走向依然成谜，突发性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在教育领域，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开展的教育援助项目主要有系统援助、补充性援助、与民生项目同时进行的教育援助等。系统援助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好莱坞销售总监斯科特·尼森于2004年创立的“柬埔寨儿童基金”(Cambodian Children’s Fund)。该基金在柬埔寨的教育援助以金字塔模式开展活动[1]：第一层是为了鼓励儿童入学采取的基础性措施。基金会通过为入学儿童家庭补贴大米、饮用水，提供校服、学习材料、学费，鼓励家长送子女上学；第二层是为了维护儿童入学环境采取的保障性措施。一旦儿童入学，基金会为出勤率好的儿童的家庭提供10公斤免费大米，并帮助其申请小额贷款；第三层是为了增强家庭送孩子上学的动力而采取的强化措施。基金会与“世界房屋公司”(World Housing)合作，对那些承诺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环境的家庭建造住房。补充性援助方式主要体现在开办私立学校和学习中心方面。美国部分非政府组织基于“把目前未受到足够关注的年轻人培养成为未来友好的柬埔寨领导者”的理念，以家庭贫困程度和学生潜能为入学选拔标准，将英语、计算机和领导力纳入课程中，在城市开办私立学校，在农村开办学习中心。例如，美国的丹尼尔(Daniel)和凯伦·普利兹克(Karen Pritzker)在柬埔寨开办的杰伊·普利兹克学院(Jay Pritzker Academy)是一所免费的私立学校，基本是以英语教授K-12的课程，重视学生领导力的培养，此外还为学生提供校服和一日三餐。[2]
与民生项目同时进行的教育项目是将教育作为提高当地贫民生存质量的重要手段，视教育目标为其总目标的组成部分。这些非政府组织把教育视为打破贫困链的关键环节。比如“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将教育项目与“营养计划”“青年帮扶”和“儿童保护”一起作为改善当地人生存环境的“四驾马车”，协同推进。“世界宣明会”在湄公河流域五国资助的内容包括更新公立学校基础设施、修建图书馆、翻新校舍和桌椅、为学校提供教材和教辅材料、开展师资培训等。
在医疗领域，美国非政府组织在该区域开展的医疗援助项目分为综合医疗和专科医疗两类。综合医疗通过以下5种方式为民众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医疗援助：开办私立医院或医疗中心；为公立医院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培训、疾病防控方面的支持；为当地居民提供低价或免费诊疗、药物和小型手术，开展免费疾病筛查和救治；开展医疗和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坊；开办农场和体育中心等盈利性机构，再用这些机构的收入支持免费医疗。如，“大学研究机构”(University Research Co.)针对柬埔寨的医疗情况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其调查报告最后成为柬埔寨医疗系统改革的参考文件之一。[3]“国际医疗小组”(Medical Teams International)为柬埔寨基层一线医护人员进行急救及产科知识培训，为基层医院添置急诊和产科医疗设备，为病危产妇提供防休克服。[4]专科医疗主要是针对某一可医治疾病进行。例如，“儿童手术中心”(Children’s Surgical Centre)为耳鼻喉、视力、慢性中耳炎和需要进行整形的患者提供手术治疗方案；[5]“塞娃基金会”(Seva Foundation)与柬埔寨当地医院和机构合作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视力护理服务的质量，为眼疾患者提供低价药物和手术治疗。[6]“内在改变组织”(CRM/Inner Change)在柬埔寨开办了TTLC学校，为脑损伤儿童提供日常治疗，实施“日出计划”，为艾滋病和其他致命疾病的感染者提供帮助。[7]
此外，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医疗领域的介入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关注点。美国非政府组织在老挝医疗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妇女儿童群体。2017年，受美国政府和公众经费支持的安泽国际救济会在老挝开始推行一项为期3年的营养项目，目的主要是改善孕妇、哺乳期妇女以及2岁以下儿童的营养状况。针对老挝儿童营养不良、发育受阻较为严重的情况，美国“天主教救济会”在当地开展向一些学校供应餐食的计划。[8]美国的“新教徒中央委员会组织”(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在越南主要进行战后清理和医疗保健援助项目，特别是为越南残疾人的援助组织提供项目支持。美国的“国际关爱”(CARE International)组织在泰国主要开展健康与艾滋病预防项目。
在环保领域，美国非政府组织在该区域除了在水资源管理、动物保护、热带雨林保护等领域从事专项环保援助以外，还试图在这些领域影响政府政策、获得政府赋权、参与政府决策及执行等。其援助方式有：与政府合作、协助政府出台政策及执行，宣传和提高当地民众环保意识；关注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腐败问题，以及其他国家在该区域造成的环保问题。例如，美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得到了柬埔寨政府的认可和欢迎。美国一些环保组织甚至得到官方授权，可以行使部分政府权力。柬埔寨政府授予“野生动物联盟”(Wildlife Alliance)极大的活动权力。它帮助政府雇佣护林员、培训护林员利用先进手段记录和阻止违法行为、与柬埔寨政府组建野生动物快速救援小组。该小组有权在柬埔寨国内任何地方进行调查和阻止偷猎野生动物。2017年1月，“野生动物联盟”还与柬埔寨环保部发表联合声明，共同推进柬埔寨最大的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该组织在柬埔寨创立了唯一的移动环保教育体系KE(Kouprey Express)，KE通过入校宣传、开展活动、播放偷猎纪录片、组织参观救助中心等形式，为当地居民、学生、教师开展环保教育。[9]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以“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的影响和作用最为突出。“国际河流组织”成立“拯救湄公河联盟”，联合其他社会组织进行环保调研、舆论宣传，反对企业和政府在湄公河流域建水电站。[10]虽然“国际河流组织”的这些活动并没有获得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已经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以往的案例表明，这种直接将舆论引向政府的行为会引起民众对该事件的高度关注，并影响民众对政府和外国投资者的好恶情感。在湄公河区域的大坝建设中，“国际河流组织”对环评的调查和报道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且对民众的环保认知具有舆论引导力。例如，在柬埔寨颇受争议的桑河(Sesan River)二级水电站项目中，“国际河流组织”对项目进行了环评，并与缅甸河流网、柬埔寨河流联盟联合署名，将环评报告及相关的危害报告直接致函投资方——中国南方电网。其他在该区域合作的水电站项目受到类似影响的还有泰国、越南、俄罗斯等国。
在民生领域，美国非政府组织以资金、智力、组织等方面的支持来帮助湄公河流域民众提高谋生的能力、发展当地经济。为帮助农村和社区发展，“可持续柬埔寨”(Sustainable Cambodia)组织村民成立“农村发展委员会”，根据当地条件为农户提供家禽、种子、兽医，增设灌溉系统、沼气池，开展生产培训等。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的“公约组织”(PACT)在缅甸主要推动“提升社区赋权”项目。2018年，该组织在缅甸克耶邦3个镇的23个村庄，协助当地村民建立村庄卫生委员会、协调社区成员配合乡村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推动社区计划的执行。华盛顿的“国际关怀组织”(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在泰国山区和农村开展了一系列乡村发展计划，培训当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将农产品加工、投放市场以及相互合作等。[11]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社会组织“数字鸿沟数据”(DDD，Digital Divide Data)在柬埔寨的金边和马德望、老挝的万象雇佣当地人，为美国公司、非政府提供文字录入、文献和数据数字化的服务，为当地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和奖学金。“公约组织”在缅甸把偏远山区的妇女和年龄较大的女孩组织起来，帮助她们提高工作能力和获得信贷的机会，进行创业。“诺米社交”(Nomi Network)针对被解救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和人口贩卖高危地区的妇女儿童，对她们进行服装设计和缝纫方面的职业培训，为其创造就业机会或资助他们创业。
在民主与人权领域，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湄公河流域国家政府合作开展活动，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基层群体合作，反对政府腐败，为居民争取土地权益；进行难民救助；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等。受美国政府资金支持的“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在湄公河流域国家主要关注人口贩卖问题。该组织在泰国山区开展预防人口贩卖的宣传工作，这些工作获得了泰国政府的支持。“国际正义使命团”与泰国当地律师合作，为克伦人争取公民身份。2002年至2007年，“国际正义使命团”共帮助6000多克伦人获得了公民身份。他们搜集证据，为泰国警方打击人口贩卖和非法卖淫提供线索，甚至带领警察“突袭”红灯区。美国“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在湄公河流域五国开展保护妇女权益、为妇女儿童提供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在越南，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天主教救济会”(CRC)、越南政府合作开展残疾儿童受教育权保护项目。2012年越南教育培训部签署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天主教救济会”援助的“通过信息技术提高残疾儿童的受教育率和教学质量融入社会”的项目。美国非政府组织在缅甸开展的民主与人权援助包括民主运动、信息自由、提高人权和公民法律意识等活动，其中罗兴亚人是其近年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2012年“民主基金会”提供340万美元资助了近50个缅甸非政府组织，通过培训、能力建设来指导它们的活动。201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缅甸提供约5547万美元的援助，其中约2431万美元拨给了在孟加拉、泰国等地区工作的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用来救助2012年以来受若开邦冲突影响流亡到当地的数十万缅甸罗兴亚人和分布在掸邦中南部到德林达依地区的泰缅边界的流离失所者。[12]在柬埔寨、越南等国，脸书(Facebook)等社交平台利用手机和网络，为当地居民争取土地所有权，反对资源掠夺。[13]
二、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机制
1.通过援助项目传播美式文化及价值观。美国非政府组织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发现湄公河流域国家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美国非政府组织多采取从单个项目入手、横向拓展并建立合作网络、纵向建立系统支持的运作机制开展援助；在项目的运转和推广过程中，与当地民众和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同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例如，美国非政府组织“柬埔寨儿童基金”在与柬埔寨政府、学校和家庭合作进行教育援助时，还对贫困儿童家庭的生活、医疗进行援助，以保证贫困儿童的入学率。在这些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中，美国的观念随着援助中的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开展活动的方式传播出去，美国经验和文化也随之传播出去，被当地人所了解和接受。
美国的“第三方治理”机制是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定位为合作与伙伴关系之后形成的。萨拉蒙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是互助、合作关系。福利国家理论是人们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关系误解的核心，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资金的提供者和监管者。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中，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时，大量求助于第三方机构，使得美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出现庞大的政府机构，而是在较小政府规模的情况下，有效的完成了社会福利。”[14]同时，“非营利组织作为志愿部门为人类提供服务时也存在固有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现象，如慈善不足、慈善组织的家长制作风、慈善组织的业余性等。”[15]为此，美国政府与志愿部门成功合作，解决了志愿失灵的问题。美国这种长期存在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已经成为“美国模式”，成为英国、法国学习的范本。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通过合作建立的有效机制，即为“第三方治理”机制。[16]
某村共设置6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为750人，劳动力人口450人，外出务工人口210人，村域面积为2.42km2，该村在发展中从落后村逐渐演变为先进村，农民人均收入显著提高，全村人均收入达11270元，2001年起该村实行新农村建设，逐步实现了迁村并居。另外，村民的经济意识有所增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民生计转型。
2.2 结核病患者出院准备度情况 以出院准备度量表第1个条目内容“您是否做好出院准备”患者自我感受为评价标准，本次调研154例结核病患者中做好出院准备者110例(71.4%)，尚有44例(28.6%)患者没有做好出院准备。各维度平均得分从低到高依次为自身状况、疾病知识、社会支持、应对能力，见表1。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电动牙刷也是有相对的缺点，电动牙刷震动快，使用不当会磨损牙齿，电动牙刷采用旋转运动的方式刷牙，需要在三个牙面停留一段时间，如果控制不好时间和放置牙刷的角度，很容易伤到牙龈和牙根；市面上的电动牙刷质量参差不齐，牙刷材料和工艺有所差别，部分出现摩擦大、震动不稳定的问题。
美国非政府组织主要与国会、国际开发署进行合作，积极参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实施。在湄公河流域受美国国会直接支持的主要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受美国国际开发署直接支持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以“国际河流组织”“美国亚洲基金会”“天主教救济会”“国际正义使命团”“世界宣明会”“人权观察”等为主要代表。美国“民主基金会”实施援助主要以“在所在国开展的项目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该组织通过提供经费、项目资助来“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团体和机构的力量”，传播美国的人权价值观，推进当地民主化进程。这方面的表现以在缅甸和泰国的活动最为突出。
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国会与国际开发署的项目拨款，得到资金、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在湄公河流域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美国国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于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和监督，另一种是让部分非政府组织进入美国的决策程序，成为外交决策的推手。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发展及人道主义援助的联邦政府机构，“它主要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提供对外援助。这些组织包括3类：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公司、政府部门(包括受援国的政府部门和美国的政府部门)及国际组织。”[17]在对外援助问题上，美国国际开发署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是合作、协调、互补的。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是一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外交有重要支撑作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国际援助、参与当地社会治理的活动对美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实施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一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实施者，已经参与到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实践中。另一方面，部分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决策，表达他们的看法和立场，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和政策咨询。更重要的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所在国的政府开展合作，在合作中与不同层级政府机构和部门建立合作机制，搭建了横向社会支持网络，为美国与对象国的政府、社会建立了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互动平台。同时，美国政府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活动进行了“有效补充”，使得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治理中具有持续性和专业性。
同时，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开展的国际活动也将美国国内的优势经验地区化、国际化推广。美国非政府组织通常围绕其自身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人权、教育、医疗、环保、减贫等几方面开展活动，将美国的制度经验和实践经验推广到湄公河流域。目前，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的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遍布该区域国家的城市和偏远山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层次不同且相互补充，甚至能补充该区域国家政府职能不足的部分，帮助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
（二）从理论意义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在170多年历史演进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在实践中发展，但也历经波折沉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得到了创造性升华和创新性发展，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创造力，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三、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助力美国外交
美国的这种“第三方治理”机制在国际化过程中发生了重要转变，官方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由初期的简单合作变成持久的相互支持，助推了美国国际援助的转型。在初期阶段，国会、国际开发署和农业部及驻外使领馆通过非政府组织直接将美国的对外援助分送到受援对象。随着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内容与形式的发展，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仅局限于作为对外援助的渠道和输送者，而是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之中。这些组织的作用和角色发生了转变，从提供短期经济援助转变为规划和实施长期发展项目。它们积极参与到受援国的本土非政府组织发展、教育、医疗、环保、国家民主进程、人权、司法等活动中。同时，美国官方机构(国会、国际开发署、农业部及驻外使领馆)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协调越来越多，合作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泛，这一点在湄公河流域的实践中尤其突出。湄公河流域国家是美国长期援助的对象，即便在美国制裁缅甸期间，美国依然支持其非政府组织对缅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美国政府通过这种援助来广泛搜集、获取缅甸国内信息，培植亲美力量，影响缅甸民主进程。美越、美柬关系几度跌宕起伏，但是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改变支持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援助力度，甚至加强支持美国非政府组织与越南政府开展的项目合作。美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开展这些合作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完成了志愿使命，也帮助美国政府推广民主观念、调整援助策略。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全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被认为与美国的利益相关。”美国的全球利益十分广泛，单靠美国政府的力量无法有效应对和维护。非营利组织因此有大量机会参与到美国的全球事务中，并且其所产生的影响，远比美国的官方外交活动的影响更为深远。[18]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作用非常重视。奥巴马政府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直接把非政府组织上升到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伙伴”地位。“2010年美国政府的第一份《外交与发展四年评估报告》把非营利组织列为21世纪美国外交与安全的关注点和重要参与者。”[19]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获得政府及民众的支持，这是其国际化的坚实基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湄公河流域成为这一战略的重要支点，美国非政府组织成为其在该区域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实施者。通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开展的援助活动，美国非政府组织拓展了美国公共外交的范围，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了美国政府的外交。
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的机制集中体现为，将美国的“第三方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国际化运用：一方面，在“第三方治理”机制的支持下，美国非政府组织从国内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美国经验的优势，在湄公河流域国家运用各种方式开展活动，不仅提升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水平，也逐步成为拓展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
2.在所在国开展民主、人权类活动，直接服务美国外交政策。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民主、人权领域的活动与美国的外交高度一致。例如，长期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关注缅甸民主化运动。2011年缅甸启动民主化改革之后，“大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缅甸，其活动内容也在传统的公共事业类、教育类、发展类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主制度、政党政治等方面的内容。”美国“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开放基金”等政治团体积极同当地政党接触，为参与选举的政党及其领袖进行培训，对选民进行相关教育和理念传播，为缅甸议会补选和总统大选提供支持和监督。[20]这些活动与美国的缅甸政策相得益彰。2006年，泰国总理他信下台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支持泰国民主运动的名义，“向泰国境内支持他信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大量资金。”[21]在越南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有转向民主和人权领域的趋势，但受到越南政府的坚决抵制。
在国际社会中，美国政府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扩大了美国在全球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的活动是“美国模式”国际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非政府组织就已经进入湄公河流域，开展国际援助活动。虽然中途因为该区域国家的政治动荡而收缩过，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非政府组织又重新加强对该区域的援助力度。
3.参与所在国政府决策和公众事务治理，扩大美国政治影响力。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治理，扩大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在环保领域，柬埔寨政府授予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例如WA)司法执行权。在柬埔寨人口贩卖问题上，柬埔寨政府授权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例如AIM)执法权，可独立开展打击人口贩卖的调查和解救任务。在中国与柬埔寨政府合作的项目中，有部分项目因为环评不通过而被搁置，其中美国在柬非政府组织对柬政府开展的环评工作有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该区域国家的政府决策、政策执行和公众事务，本身也是美国影响力和存在感的一种延伸。
(4)从典型断面流速变化来看，方案三(闸孔净宽120 m)和方案四(闸孔净宽240 m)实施后，相对于建闸前，流速增大的区域包括进口单一段、新河段和汇流点以下单一段，流速减小的区域为老河道弯曲段。且方案四对水流的影响小于方案三。
[6] Seva Foundation, http://www.seva.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gos2017_home.
四、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活动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活动对该区域国家的公民社会形成、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其在民主人权领域的干涉活动遭到了该区域国家的抵制和反感。这些活动也对中国产生了部分负面影响：
首先，对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关系有部分负面影响。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的活动有助于美国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实施。众所周知，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频繁在水电站建设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中柬、中越、中缅等国家间制造矛盾。美国环保组织的关注点也正是美国领导人用来攻击中国的焦点。例如：2010年希拉里访问柬埔寨期间，公然劝诫柬埔寨不要“过分依赖”中国，批评中国在上游建水电站对柬埔寨不利。美国非政府组织阻碍柬埔寨电力建设和中资企业与柬埔寨在水电方面的合作。2015年2月，洪森在美国和当地环保组织的压力下，宣布在其任期内中柬合作的柬埔寨戈公省水电站项目不会开工，而当时柬埔寨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能用上电，电力短缺严重。
其次，对该区域的未来发展和澜湄合作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关注的环保、教育、减贫问题同时也是澜湄合作的优先领域。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该地区民众司法、人权观念的培育，为该区域国家内部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以及五国间的关系增添了更多复杂的因素。例如，目前柬埔寨政府并没有妥善解决土地权益问题的方案，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的活动重点之一就是唤醒当地民众的土地权益意识，支持当地民众争夺土地权益的活动，指导和组织民众向柬埔寨政府施加压力，进行国际舆论宣传。这些活动在给当地政府施压的同时，也制造了矛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影响下，水电站建设已经成为该区域国际关系的敏感神经，不仅影响着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的关系，还影响了该区域五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柬埔寨桑塞二级水电站项目、老挝和泰国合作的沙耶武里水电站项目、柬老边境的东沙洪水电站项目等，都成为影响区域内国际关系的议题，而“国际河流组织”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
萨拉蒙认为，“在超出政府作用的问题上，非营利组织可以发挥‘有效补充’作用。”[22]非政府组织作为美国政府长期有效的“工具”，补充到美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工作中，帮助美国实现其国际公共治理的目标，并且在帮助美国政府实施其对外援助政策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目标和国际化。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参与国际社会治理方面，都已经到了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展密切合作的阶段。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开展的社会治理对中国的启示有以下3点：
首先，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和监督机制，积累“中国经验”。因为综合的方法很难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和谐”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一开始的合作有时不是平稳运行的，难以出现整合效应或有效，甚至会出现失范现象，因此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和具体合作项目进行约束和监管。目前，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主要行为体是政府和企业，中国的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参与的援助活动很少。中国本土社会组织的成长需要政府的政策、资金和智力支持，帮助其加强专业性，在中国取得良好效应后，再将其作为成功的“中国经验”向国际推广。在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社会治理的前期，需要中国政府和企业帮助搭建国际合作平台。
[4] Medical Teams International, http://www.medicalteams.org/.
再次，在国际事务合作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不断改进和协调合作机制，以便更好地合作和提供更好的国际公共服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着不同的角色和文化特征。在具体项目实施方面，他们的组织结构不同、行为方式不同、追求的目标和效率不同。政府和企业的宗旨、目标和效益偏政治和经济效益，而社会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更多侧重于社会问题、贫困、教育、环保等领域。社会组织的志愿性、公共性决定了其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更容易被接纳，与民众有天然的亲近优势。社会组织历来都是公共外交的主要行为体，其开展的国际活动直接与本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相关。社会组织、政府、公司三者在目标重叠交叉的领域可开展合作，加强相互的协调与合作，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中国的社会组织在走出去开展国际活动，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表现，为中国公共外交提供支持。社会组织在开展国际活动的过程中，需要让当地政府和民众充分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理念，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社会组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可以开展高质量的研究调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和误解，以消弭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不良影响。
除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利好支撑之外，国内的供求利好依然存在。且随时间推移，环保力度持续加大，行业开工率低位运行的局面很难改变，供求端利好将成为常态化。
总之，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组织需要紧密合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积极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社会治理，推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政府、企业和民间等全方位多方面的合作模式，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社会治理奠定基础。
他颤巍巍着转过身去不看我。我把舌尖都咬破了，回去后，我跟我妈大吵一架，她说你走你走，你不是我女儿，她没这么没心肠的女儿。
结 论
近年来，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社会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扩大了美国的影响力：活跃在该区域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投入资金最多、活动领域较广、活动空间较大，在湄公河流域培育了良好的民众基础。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开展的活动有力地支持美国的外交，造就了“美国模式”。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社会治理，将美国国内的“第三方治理机制”和“美国经验”进行国际化推广。这些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该区域国家公民社会的形成、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贡献，同时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权益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传播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但是，其中部分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中国与该区域国家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澜湄合作机制的建设也产生了部分负面影响。中国需要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积累中国社会治理经验，助推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社会治理，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深度和广度，为澜湄合作机制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更多“民心相通”的实质性内容。
注释：
[1] Cambodian Children’s Fund, https://www.cambodianchildrensfund.org/.
[2] Jay Pritzker Academy, http://www.jpa.org.kh/.
[3] University Research Co., https://urcmich.org/.
其次，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社会组织应重点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萨拉蒙的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互关联的机构，更应该努力使政府与社会组织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中的伙伴”。中国正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但在目前的合作、建设进程中，中国社会组织的身影较少。中国社会组织亟需地区化、国际化，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积极为沿线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帮助沿线国家政府和民众解决急需问题，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区——澜湄流域。
[5] Children’s Surgical Centre, http://csc.org/.
4.援助和培养青年领袖，塑造美湄未来关系。美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官方直接援助极少，但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在该区域的援助金额则排名第一，且涉及的领域广泛，项目影响的空间范围大。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区域受美国非政府组织帮助的人口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奥巴马政府时期启动的“青年领袖”计划将其项目中心设在泰国，辐射范围为湄公河流域五国。这些针对青年人和儿童的项目为未来美国与湄公河流域五国的关系发展打下了基础。美国非政府组织带来的价值观影响了当地人的权益观，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亲近感、好感。这一现象在教育领域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受美国帮助过的社会人士、青年领袖等对美国与该区域国家的关系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美国与该区域国家间的关系的构建。例如，柬埔寨洪森首相的儿子洪马内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柬军方领导人，致力于推动美柬军事合作。还有受“青年领袖”计划扶持的年轻人，通过该计划可以直接到美国留学、与美国高官互动。在美国留学、受训的印尼年轻军官和将领、政府官员也是推动美国印尼军事、政治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力量。(8)参见詹林、吴雪艳：《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内容、目标与成效》，《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7] CRM/Inner Change, http://www.innerchange.org/.
[8] INGO Project: Enhanced Nutrition and Health for Upland Phoukoud, https://www.directoryofngos.org/project/714.
不同的照射数目，90%等剂量线所覆盖PTV剂量分布状况一样，靶区剂量的分布受照射野数目的影响不大，90%体积的PTV接受最低剂量是50 Gy。靶区以外卷入正常组织的5野布野比9、7野布野多，其中9野布野最少，脊髓保护5野低于7、9野。
[9] Wildlife Alliance, https://www.wildlifealliance.org/.
研究矿区位于川西北高原，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九龙县东南的大河边区境内，地理坐标北纬18°21′，东经104°42′，雅砻江由南向北流经矿区。矿区两翼被江浪沟、海底沟切割。矿区地形地貌由于受雅砻江及其支流的强烈切割，高山与深谷交错，地势险峻，比高较大。矿区主要河流有雅砻江、江浪沟和海底沟，雅砻江由南向北流经矿区，出冕宁县、在攀枝花市汇入金沙江，是矿山污水的最后受纳河。江浪沟为矿山生产用水水源，其下游也作尾矿废水接纳体，位于矿区西南面流水自西向东于河子坝注入雅砻江，主沟长8.8 km，沟底落差较大、平均坡降22.2%。海底沟位于矿区北面，流水自西向东汇入雅砻江因距离较远拟作后备水源。
[10]《国际河流简报》2009年3月，中文版第1期，第3页。
[11] 万悦容：《泰国非政府组织》，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12] USAID, BURMA-COMPLEXEMERGENCY,FISCALYEAR(FY)2016, December 29, 2015,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6/12.29.15%20-%20USAID-DCHA%20Burma%20Complex%20Emergency%20Fact%20Sheet%20%231.pdf.
[13] Oxfam America, https://www.oxfamamerica.org/.
为了实现对3DGIS数字城市中海量精细化数字城市模型数据库的组织与管理的高效性以及场景调度的实时性，作者在天津市三维数字城市系统开发中设计了一种基于四叉树场景管理、模型分块、多细节层次(LOD)的分页数据库的调度策略，该系统达到了浏览交互的实时性和高效性，且有很好的视觉效果。
[14][16][22] [美]莱斯特·M. 萨拉蒙著：《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5、23页。
[15] 扶松茂：《开放与和谐——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17][18][19] 徐彤武等：《美国公民社会的治理——美国非营利组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89、514、446页。
他再次来到我的位置上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站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看到他发现我走了之后，脸上只是淡淡地笑，隔世的微笑。
[20] 孔志坚、雷著宁：《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缅甸的发展及其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4期，第36页。
[21] Tony Cartalucci,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An Instrument of ‘Regime Change’ Financed by Wall Street”, GlobalResearch, June 24, 2016,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ned-an-instrument-of-regime-change-financed-by-wall-street/5532602.
TheMechanismofAmerican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ParticipatingintheSocialGovernanceofMekongRiverBasinCountries
YINJun
(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cAffair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
Abstract: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playsanactivesupportingroleintheforeignpolicyofacountryandisanimportantcomponentofanycountry’spublicdiplomacy.AmericanNGOs,intheprocessoftheirlarge-scaleparticipationinthegovernanceofregionalandinternationalpublicaffairs,havecontinuouslyincreasedtheirdegreeofinternationalization.Atthesametime,theyhaveformedanimportantsupport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irnationaldiplomacyandinternationalstrategies.AmericanNGOshaveachievedremarkablesuccessintheirparticipationinthesocialgovernanceofMekongRiverBasincountries,andhavealsoestablishedeffectivemechanismsforfacilitatingcooperationandcoordinationbetweengovernmentsandNGOsininternationalpublicgovernance.GroundedinthetheoreticalbasisofthepartnershipbetweengovernmentsandNGOsinpublicservices,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mechanismsofinternationalcooperationbetweenAmericanNGOsandgovernments,andelaboratesonthepracticeofAmericanNGOsintheMekongRiverBasin,suggestingmethodsforimprovingthelevelofinternationalizationofChina’sNGOs,bettercoordinatingwithnationalinterestsregardingtheimplementatio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ndofferingexperienceforreferencetotheLancang-MekongCooperation.
Key words:American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NGO),MekongRiverBasin,publicdiplomacy,Lancang-MekongCooperation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9)03-0041-10
收稿日期：2018-1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流域活动的现状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17XGJ007)
作者简介：尹君，女，云南宣威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昆明学院昆明南亚东南亚战略合作研究院讲师，昆明智库、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穆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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