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经历与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他承受了北伐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目睹了国民党右派的拙劣表演；他，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被迫长期置身党外，但长期以来为回到党内而孜孜以求……他，就是经历复杂、命运多舛的胡允恭。
初识马列主义，参加学生运动
胡允恭，又名胡萍舟、胡邦宪、胡克波，1902年11月生于安徽寿县杨庙（今属长丰县）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时代的胡允恭上不起正规小学，只能在家里跟乡间秀才读一些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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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安徽省立第三蚕桑讲习所在宣城成立，因入学门槛低，学费也低，且承诺毕业后分配工作，这对胡允恭来说有很大吸引力，他便步行前往宣城考试，顺利进入该校学习。在学校，胡允恭认真读书，准备一生从事栽桑养蚕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打破了校园的宁静。起初，胡允恭与其他学生一样，对什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是巴黎和会，什么是五四运动等等，全都一无所知。当时，宣城还有省立第四师范、省立八中，省立四师的校长是富有朝气、思想较进步的章伯钧，他聘请恽代英任语文教师。恽代英在上课时或在大礼堂演讲时经常讲到帝国主义战争、五四运动等问题。恽代英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胡允恭和蚕桑讲习所、省立八中的许多学生都慕名跑到四师听恽代英讲课。恽代英还给学生们介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布哈林撰写的《唯物史观》等书籍。胡允恭后来回忆说：“我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就是从听恽代英同志这些演讲开始的。”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安徽学生会组织非常活跃，宣城的几所学校也组织起了学生会，胡允恭和曹维作为蚕桑讲习所的代表，参与学生会工作，领导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查封日货，宣传爱国思想。
从蚕桑讲习所毕业后，当局并没有兑现承诺，胡允恭只得离开宣城。在同乡族人胡建侯、胡歧山的资助下，他前往江城芜湖求学。经过几个月补习英语、数学，1920年秋，胡允恭考取了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二农”，他正式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
胡允恭
当时，芜湖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是翟宗文、马寅寿，胡允恭和曹渊、李坦、陶久仿、徐梦秋等为学生会成员。学生会组织学生听恽代英、高语罕讲课，还组织学生阅读《向导》等进步书刊。通过学习，胡允恭和同学们逐渐明白：帝国主义把中国视为肥肉，时刻想瓜分中国，军阀为保存自己，又寻找帝国主义为靠山，因此，中国人民与军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恽代英、高语罕、朱蕴山、刘希平等前辈都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每逢节日，学生会都要组织学生到当地政府的衙门前示威，高喊“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北洋政府”等口号。那时，北洋军阀驻芜湖的皖南镇守使是马联甲，此人非常反动，对学生极为仇视。当时芜湖为安徽学生运动的重镇，在安徽学生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学运先后赶走了两任反动省长，震惊了军阀，震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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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蒋介石在潮州西湖饭店召开会议，胡允恭以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在潮州的国民革命军连级以上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此会场有好几百人。除蒋介石外，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倪弼、贺衷寒等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蒋先云、许继慎、曹渊等都参加了大会。
“爱社”成员认为没有学问就不能革命，因而主张出国留学，后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赴苏留学去了。而准备组织“铁血团”的学生认为干革命就得要“手枪和炸弹”，推崇军事和武力（后来这部分人不少进了黄埔军校），有人还讥讽“爱社”，说他们是“小姐少爷社”，因此，双方成员结了怨。
1922年，胡允恭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旨在培养革命理论人才，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受聘任职、任教，李大钊、陈独秀等还应邀到上大讲学。上海大学富有创新精神，教学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瞿秋白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注意结合革命斗争实际；蔡和森讲课总是旁征博引，详尽明确；安存真老师讲课很注重对概念的理解……这些都给胡允恭留下深刻印象。在上大求学期间，胡允恭深受上大革命氛围的影响，又广泛涉猎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书刊，在政治上日渐成熟，信仰也更为坚定。1923年，胡允恭由瞿秋白介绍，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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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求学，坚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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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当时还有许多安徽籍学生，如薛卓汉、王步文、谢芸皋、王逸常、陶淮、徐梦秋、吴震、桂超等数十人，其中，薛卓汉曾任毛泽东秘书，王步文后来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曹渊、许继慎等也曾在上海大学旁听。胡允恭对同龄同乡的曹渊印象非常深刻，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时，与他住在一起。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堪称革命熔炉，那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考入黄埔是许多有志青年的追求。恰逢黄埔军校在上海设点招生，胡允恭本来和曹渊均被录取为一期生，但瞿秋白要他留下做学生工作，胡允恭只得送好友曹渊南下广州。
担任会刊主编，目睹右派表演
1924年夏，受上海党组织的派遣，胡允恭返回故乡寿县，在那里以办“淮上中学补习班”为掩护，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同时进行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1925年，胡允恭根据党的指示南下广州，担任《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主编、记者。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占据优势，但国民党右派势力也很猖獗，新旧思想在这里斗争激烈。胡允恭以会刊为阵地，刊载大量革命文章，对右派势力散布的错误思潮给予有力回击，给黄埔军校学生和东征士兵以极大鼓舞。
到广州不久，胡允恭既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蠢蠢欲动。
在安徽学运过程中，以“二农”学生徐梦秋、薛卓汉为首的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名为“爱社”的半秘密团体，陈绍禹、李竹声等均为“爱社”成员。胡允恭和曹渊、许继慎、杨溥泉等与他们合不来，就准备组织“铁血团”。
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别有用心地说道：“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队伍是不是万众一心呢？我们队伍有两个党的党员，如果大家说是齐心的，我们就很好地合作下去，如果不是万众一心，互相间还有矛盾和摩擦，继续合作下去有困难，那又该怎么办？请大家随便谈谈，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蒋介石话音刚落，右派代表人物倪弼就接过话茬，他先把戴季陶的右派理论搬了出来，说：“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叫一个共产党员去信仰国民党，或者硬叫一个国民党党员去信仰一个共产党，这怎么可能呢？将来军队扩大了，两党之间更不容易精诚团结……”贺衷寒等接着就国共关系表明态度，他们认为：国共毕竟是两个政党，迟早总是要分开的，迟分不如早分，因为早分早主动。
此时，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开始发言，他说：我看分与合都应从革命前途来考虑，目前国共两党虽有些矛盾和摩擦，但是否可以消除呢？现在敌人力量还很强大，还不是讨论分与合的时候，何况我们是真心实意支持三民主义，使工农大众有饭吃。许继慎、曹渊接连发言，他们说：有谁说我们不忠实于革命呢？请问能举出一个事例来吗？你们看哪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东征中，许多共产党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道还能说他们不忠实吗？
此后，又有不少人发言，他们大多对蒋先云、许继慎、曹渊等同志的发言表示支持。蒋介石见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匆匆宣布散会。
9月6日，三十五团进军至武昌城南近郊，因团长外出联系军务，胡允恭率三十五团团部一批人缓进，不料敌人一颗炮弹打来，团部30多人死伤，现场惨不忍睹。胡允恭的左脚也受伤严重，他和其他伤员被送去救治，过半人因伤情过重牺牲。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们接连离世，胡允恭悲痛欲绝。在汉口一家医院，胡允恭治疗一段时间，最终留下残疾。
参加北伐战争，经历生离死别
1926年4月，中共两广区委军委调胡允恭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任团政治指导员。
据悉，“美丽农垦万里行”第一站是走进北大荒。接下来，活动主办方又组织农垦直供店会员走进河南农垦黄泛区农场，走进广东农垦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赏美景，品美食，传美德。
北伐军一路征战，经历了许多残酷的战斗，战友间生离死别之类的事经常发生。北伐军到浏阳时，天正下着雨，胡允恭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突然，身后跑来一个人伸手蒙住了胡允恭的双眼，调皮地要胡允恭猜猜他是谁，胡允恭猜不出来。好一会儿后，那人松开手，胡允恭回身一看，原来是曹渊营里的一位连长。他笑着告诉胡允恭：刚刚特意买了一些菜，明天要请胡允恭和曹渊吃饭。次日上午，胡允恭如约来找曹渊，他见曹渊神情悲戚，快吃饭时，才知道那位连长在昨夜敌人的偷袭中已不幸牺牲！
在贺胜桥战役中，许继慎从独立团二营抽一连人马，绕到敌人右前方，意在侧击吴佩孚的座车。战斗中，许继慎亲自冲锋陷阵，不料一颗子弹侧穿他的胸肋，血流如注，晕倒在地。敌人乘机反击，形势相当危急，幸亏曹渊率一营杀入战场，击退敌人，救出了好友许继慎。
为更好地反映整合扩展后的业务范畴，巴斯夫将“作物保护”业务部更名为“农业解决方案”业务部。该业务部还成立了新的全球种子及性状业务部门。
胡允恭根据观察推测，蒋介石开潮州会议是有阴谋的，他原本想在会上用右派理论压制中共，争取舆论，争夺群众，不料事与愿违，只得草草收场。
住院期间，许多战友来看望胡允恭，独不见好友曹渊前来探望，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医院看望胡允恭时，胡允恭问道：“为什么曹渊没有来看我？”聂荣臻答道：“曹渊已过江北去了。”胡允恭有些不解：“武昌还没有攻下，他们过江干什么？”聂荣臻回道：“这样可以从后面包抄敌人。”后来，胡允恭才知道，就在他受伤住院之前一日，曹渊在进攻武昌的战斗中已经牺牲了，聂荣臻知道胡允恭和曹渊有极深的感情，怕他知道后过度伤心而影响养伤，所以才没有及时告知真相。
㉖杰索普认为，新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中心论之间存在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虽然给予国家相对自主性，但国家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经济逻辑，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而国家中心论中的国家则更注重外部的防御和内部的稳定。
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1927年4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胡允恭根据党中央指示，退出国民革命军，辗转回到上海和寿县，坚持开展秘密斗争近两年。1927年春，中央再次调胡允恭回上海。到沪后，胡允恭和熊受暄等住在一起，学习党的六大会议文件精神。在此期间，周恩来、恽代英等中央领导分别跟胡允恭等人谈话。
在和周恩来的谈话中，胡允恭偶然提及自己曾在上海阜丰面粉厂高级职员于瑞生家做过家庭教师一事，周恩来很重视这一社会关系，就问道：“你考虑一下，能否利用这个关系，再拉些股东，开办一家书店，掩护革命。”胡允恭答应试试。
几天后，周恩来再次找来胡允恭、熊受暄、王步文等商议开办书店相关事宜。当时议定：找几个熟悉的革命同志合股开办书店，经费不足由中央提供。不多久，股份筹集齐了，又在南成都路西藏路口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作为营业处，这样，“秋阳书店”很快就开业了。由于胡允恭等几名筹办人都担负秘密工作，所以书店由王逸常（黄埔毕业生）任经理。原本胡允恭要任董事长，但就在此时，中央调他到山东烟台工作，所以这个职务便由王步文担任。几个月后，胡允恭又回到上海，王步文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于是，胡允恭接任秋阳书店董事长一职。不料因叛徒出卖，一天，书店突然被军警查封，胡允恭等多名书店职员被捕。在入狱审问时，胡允恭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被关40多天后交保释放了。
3.2 由主成分分析可知，不同地区板鸭分布较为分散，主成分分析法将不同地区板鸭区分较好。醛类、肌苷酸和酯类在PC1上贡献最大，是板鸭制品的主体风味物质。2-正戊基呋喃是沙县竹炭板鸭特有的风味物质，是与其他板鸭之间形成风味差异的主要成分。聚类分析表明南京板鸭、扬州板鸭和雷官板鸭距离较近，归为一类；重庆白市驿板鸭和南安板鸭距离较近，归为一类；白市驿板鸭为一类。将距离放大各板鸭聚为一类，表明板鸭的起源可能相同，因地域、环境、鸭肉品种和加工工艺等因素的变化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板鸭。本实验的研究结果为板鸭风味评价、工艺改良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930年夏，胡允恭被中共中央调到山东青岛工作，后来被山东省委调到济南领导地下斗争。胡允恭一生先后三次被中央调到山东工作，历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与山东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
这年仲夏，北伐战争拉开帷幕。5月，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从广州先期出发。胡允恭的好友曹渊、许继慎、孙一中等先后在独立团里任营级干部。北伐军挥师北进，经粤北重镇韶关，克长沙，攻占汀泗桥、贺胜桥，直逼武汉三镇。
当时，由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倒行逆施，血腥镇压革命力量，青岛、济南的党组织被严重破坏。胡允恭到济南后，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工作，面对敌人的野蛮打压，他和同志们对争取斗争胜利仍然信心百倍。经过会议讨论，对党员开展地下工作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又将济南重新划区，由党员分片包干开展组织发展工作。那段时期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进展顺利，分散的同志很快聚拢起来，斗争情绪也大为提高，胡允恭对此感到欣慰。
1931年4月5日凌晨，韩复榘突然下令将监禁于第一监狱的中共著名党员、山东省委原负责人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郭隆真等22位同志杀害于纬八路东南草地上。惨案发生后，胡允恭立即召集济南市委开会，在痛悼遇害战友之后，决定全体干部化装分组到战友遇难地，向死难烈士告别。
2.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报告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山东地下斗争的环境日趋险恶，胡允恭牢记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教导：“做地下工作，化装固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是扎根于民众之中，不让敌人发现自己。”所以，胡允恭在山东工作时，实行苦行主义，一切山东化。山东人喜欢打绑腿，胡允恭也打起了绑腿，他还学会了山东方言，一口福山话，这对工作是很有益处的。
1931年9月，胡允恭向中央领导周恩来等汇报山东工作，受到肯定，不久就被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次年4月，上级突然派武平来接替胡允恭的省委书记职务。胡允恭与武平办理完交接手续，便离开济南回沪。
在十九路军的一段经历
1933年夏，胡允恭由朱蕴山介绍，随李济深、陈铭枢领导的十九路军至福建反蒋。11月22日正式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
胡允恭被任命为兴泉省（1933年～1934年福建事变成立的中华共和国的四个省份之一）保卫科长兼省公安局长。就职后，胡允恭就集中精力整编游击队。他先在省会公安局招收部分新警察，扩充为一个中队；对地方上的3000多民军进行改编；从公安局和民军、游击队中抽调一些警察和进步青年，专门组织一个训练班，胡允恭亲自担任班主任。在这个训练班，可以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公开宣传反蒋抗日的道理。当时，胡允恭想把民军中年龄比较大者编入地方游击队，留在闽南打游击，把由年轻人组成的队伍拉到漳州一带打游击，然后寻找机会向西北前进，进入闽赣苏区，投奔红军。胡允恭曾对人说：“我想收集民军在闽南打游击，然后从闽西、闽北进入苏区。我最终的目的，仍想回到党内。”
但是在蒋介石军队的多路夹击之下，十九路军很快就失败了，胡允恭随福建政府的主要领导陈铭枢等撤往香港暂避。1934年5月，胡允恭在陈铭枢的支持下，转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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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身居海外，但胡允恭仍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宣传革命道理。当时，有一个叫白源地的菲律宾华侨，和胡允恭同在日本求学，他在与蒋介石派到日本的特务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深受胡允恭的教育和影响。解放前夕，已担任船长的白源地将载有2500多名国民党伞兵的轮船开到了连云港解放区。白源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我在菲律宾原本有数十万资产，为什么能在决定伞兵起义这一紧急关头放弃资产，冒着生命危险，毅然驾船起义呢？这完全是胡老（指胡允恭）夫妇在日本对我教育的结果。”
历经曲折，重回党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经友人介绍，胡允恭先后在福建、安徽、台湾等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是担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被调到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胡允恭受到冲击。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是何种环境，胡允恭从未动摇内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写申诉材料，请求澄清历史问题，但一直未被受理。
1983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胡允恭的党籍终于被恢复，党龄从1923年算起。这迟到的喜讯，使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激动得热泪满眶。从此，他重新焕发了青春，以饱满的热忱投入教学和历史研究中去。晚年的胡允恭分外珍惜光阴，每天他拂晓起床，冷水洗面，户外锻炼一番，再写一会儿大字，简单吃过早餐，或阅读资料、备课，或处理公务，或写一点文字，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
胡允恭先后撰写了《“五四”时期安徽的学生运动》《关于黄埔军校和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纪实》《忆许继慎烈士》《台湾二·二八起义真相》等很多回忆文章（后编入《金陵丛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91年6月13日，胡允恭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9岁。
（责任编辑：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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