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谭·
〔摘 要〕《星期评论》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的重要刊物。在其刊行的一年内，先后提及马克思216次，恩格斯34次，并对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作了一些介绍。《星期评论》的同人们倡导“研究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作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介绍，并没有给予其特别的关注。《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新青年》领导的新文化阵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将其与《新青年》等量齐观，是一种不恰当的拔高。
〔关键词〕《星期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态度
《星期评论》是学界公认的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提倡社会主义的重要刊物。对于该刊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中的贡献，曾有一些学者做过研究，〔1〕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研究大多比较疏阔，有的还包含了一些错误。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作些新的探索。
一、正 名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笔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对用什么题目颇费一番思索，最后决定不用“《星期评论》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类题目，改用本文这样的题目主要原因有：
杭州市运河引配水系统以提高水质改善环境为主要目的，自然子系统效益最好，且保持稳定。运河引配水系统对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影响以长期影响为主，系统运行之初取得效益较缓，2005年后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效益水平逐年提高，增长速率逐年加大。各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自然子系统造成压力，因此2003—2005年，经济和社会子系统收益较慢时，相应的自然子系统收益较快；2005年后，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增长速率明显加大，但是自然子系统效益出现波动。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协调自然、经济和社会子系统间的平衡，使得整个城市引配水系统健康、稳定、高效地发挥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1.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奠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从广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继承者们对它的发展。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对列宁、布尔什维克等名词已是耳熟能详，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在中国已有不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俄式革命是三个有一定联系同时又有很大区别的概念。在过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不注意概念之间的区别，在研究中造成了不少错误。如张忠山、费讯把“颂扬世界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2〕作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邓亦武、魏少伟不知根据谁的研究，直言《星期评论》上“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50篇左右,占其总数的九分之一”，〔3〕估计也是把上述内容纳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
2.与马克思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大的概念。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社会主义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并不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说社会主义“流派极多”，〔4〕“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那一种才是对的”〔5〕。陈独秀也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甚复杂。”〔6〕民国初年，特别是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风行一时。据不完全统计，1918—1922年，公开发表过同情社会主义主张观点的人约240人，发表过介绍或同情社会主义主张的文章的报刊多达220余种，约占这一时期出版的280余种重要社科杂志、报刊的80%。〔7〕“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8〕以《星期评论》而言，全部54号76张报纸〔9〕中，出现“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就达45张，以内容相关论则更多。《星期评论》上宣传的社会主义，固然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有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的主张，还有民生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广义的，介绍也是广泛的。现在有些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从“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闪现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广泛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热切关注劳工运动”“勾画社会主义蓝图”等角度来勾勒其作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阵地”〔10〕的意义，这显然是一种带倾向性的选择。换言之，《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这一结论固然没有错，但不少学者对这一结论的理解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是有偏差的，而这一偏差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在错误的认知影响下，有些作者对资料的运用带有选择性屏蔽的特点。
3.从内容上看，《星期评论》在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同时，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社会活动做了不少介绍和评说。
二、《星期评论》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评说
一般研究者都知道《星期评论》刊登过威廉·李卜克里希的《马克斯传》(戴季陶译、注)，但对其他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往往语焉不详。为了全面了解该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情况，笔者把54号《星期评论》整理成电子文本，统计后得到下列表格：
表1《星期评论》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篇目作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期号出版日期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季陶302第3号1919.06.22白乐天的社会文学季陶110第4号1919.06.29竞争与互助玄庐100第6号1919.07.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季陶译220第10号1919.08.10怎么样进化先进100第11号1919.08.17可怜的“他”季陶1114第14号1919.09.07“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季陶1508第17号1919.09.28唯物史观的解释云陔19100双十纪念号(第1张)1919.10.10英国的劳动组合季陶51双十纪念号(第3张)1919.10.10改造日本的奇论季陶100第23号1919.11.09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玄庐200I.W.W.的沿革先进201第24号1919.11.16意大利的“赤色化”与其反动季陶201第28号1919.12.14介绍“工读互助团”玄庐100第29号1919.12.21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李大钊100第31号(新年号)第1张1920.01.03马克斯传威廉·里布列希著,季陶译、注65191马克斯逸话一节T.T.S.3000第31号(新年号)第2张1920.01.03新年告商界诸君季陶500第32号1920.01.11I.W.W.概要北泽新次郎著,汉俊译、注100第33号1920.01.18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季陶300第35号1920.02.01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季陶401第39号(第1张)1920.02.29主义的研究与禁止仲九400第40号1920.03.07国家论(七)克鲁泡特金著,苏中译、跋400第42号1920.03.21德国革命的因果 季陶714第43号1920.03.28“五一”May Day运动史李大钊300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1张1920.05.01
篇目作者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期号出版日期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季陶200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4张1920.05.01国际劳动问题的现势森户辰南著,苏中译100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5张1920.05.01强盗阶级的成立汉俊100兵的变态心理执信100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10张1920.05.01《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季陶100第49号1920.05.09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上)汉俊1400第51号1920.05.23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中)汉俊302第52号1920.05.30合计2163425
从表1可以看出：(1)《星期评论》共有32篇文章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约占《星期评论》文章总数(490篇)的6.5%。(2)在这32篇文章中，提及马克思216次，〔11〕恩格斯34次，马克思主义25次。(3)该刊提及马克思频次在5次以上的文章有9篇，作者是戴季陶、T.T.S.、林云陔和李汉俊，其中戴季陶6篇，T.T.S.、林云陔和李汉俊各一篇。(4)戴季陶先后在15篇文章中共提及马克思127次，恩格斯24次，马克思主义22次，是《星期评论》上述说、评论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篇数最多的人。(5)《唯物史观的解释》和《马克斯传》是《星期评论》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分量最重的两篇文章，前者由林云陔撰稿，后者由戴季陶译、注。(6)沈玄庐、李汉俊是《星期评论》社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但从《星期评论》上的发文数量看，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宣传力度远不及戴季陶。江巍认为“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是李汉俊”，〔12〕可能是受杨之华的误导〔13〕。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重大发现，但这种发现并不是没有任何思想资源的独创，亚里斯多德、哈灵顿、圣西门等西方思想家零星的慧语、片段的思考，都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极大的启示。“马克斯和因格尔的学说，要有人开其端，不过马克斯与因格尔集其大，或来发挥他罢了。”
《星期评论》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共216次，如果除去马克思主义这一固定名词中“马克思”的频次，还有191次。《星期评论》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评说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成本核算方面的缺陷，单位很难对各项作业的成本完全了解，对于可消除的作业、不增值的作业无法得到了解，很难对其进行改善和控制。另外企业一般只注重内部发生的费用，很少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只利用现有资源对企业进行控制和改革远远不够，控制意识较为薄弱。
1.马克思的生平和活动。由戴季陶译、注的《马克斯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卒日期、家庭和婚姻状况、办报活动、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和领导第一国际、声援巴黎公社，以及写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著作的情况。《马克斯传》原著者为德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威廉·李卜克里希，原文近8000字。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该文，戴季陶在正文前为著者李卜克里希写了500多字的小传，又在正文中加了1500多字的注释。
2.马克思的人格。在《星期评论》上，林云陔和T.T.S.都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的人格。林云陔说：“当马克斯竭心著述的时候，也历尽许多辛苦磨折和困乏，本来他要财富或名誉，尽可以由他自取，但他偏偏不要财富，有人说当时俾斯麦曾拿最高的俸金来买马克斯的著作，但是他当时只管在那最困苦的境遇，他亦不肯卖去。那马克新〔斯〕自己，总已晓得个人的理想主义，一定比物质的利益和各级的环状，更有力了。马克斯究竟拿着他这不屈的意志，成功了一个大社会家。”〔14〕T.T.S.在《马克斯逸话一节》中称赞马克思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15〕
3.马克思与德国文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在德国，这使得当时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德国文化。戴季陶认为：“德国的民族，是一个科学的民族，也是一个哲学的民族。”〔16〕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因而具有客观性和实证性的特点；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其特点是自由、思辩、深邃。重科学和哲学的德国给人类贡献了不少伟大的人物，“康德、赫格儿、赫克儿这些哲学家科学家不用说了，支配近代思想界、政治界及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在科学上、哲学上集大成的马克司、因格尔都是德意志民族里产生出来的。”〔17〕
4.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戴季陶对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非常肯定的表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马克斯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有许多时候，好像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斯主义，讲马克斯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所以大家都承认这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18〕林云陔高度评价由马克思恩格斯奠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社会主义在于近世，有科学的意味，系社会进化的最高原理。此原理的应用，所以使将来世界安静，人类互相提携，不互相陵轹”。〔19〕马克思去世以后，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崇高地位得到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一致认同。1893年，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先对马克斯的像唱了‘万国的劳动者！团结起来！’之后才入议事。”〔20〕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把马克思的肖像和自己的领袖列宁的“一同悬挂起来”〔21〕。1918年5月1日，俄国莫斯科盛况空前，非常热闹，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这里隆重地“举行马克思铜像除幕式”。〔22〕
本文收治的对象为80例胰腺癌患者，收治的时间为2017年9月—2018年9月，根据电脑随机的方式，将观察对象分为两组，即常规组、研究组各40例。研究组中男性观察对象20例，女性观察对象20例，年龄30～77岁，平均（53.3±5.5）岁；病程3个月～3年，平均（19.1±2.4）个月。常规组中男性观察对象22例，女性观察对象18例，年龄30～78岁，平均（53.5±5.4）岁；病程2个月～3年，平均（19.2±2.2）个月。两组资料客观对比，P值＞0.05，无差异统计学意义，可分组研究。均签署研究同意书；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经病理检查予以确定。排除精神异常、意识障碍、心脑血管严重疾病者。
5.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在《星期评论》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做过评价的有沈玄庐、T.T.S.和戴季陶三人。沈玄庐在《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把马克思和“果苦鲁泡金、勒氏肯”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称为“大学问家”、发明了“互助”“这种造福世界的主义”的“先觉”。〔23〕T.T.S.在《马克斯逸话一节》中称他是“十九世纪后半的大思想家大革命主义者”。〔24〕戴季陶是在《星期评论》上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评说最多的一个。他先是在第14号称马克思“是一个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25〕接着在第17号称颂他“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26〕后来又在第43号上说：“学问上的马克斯、因格尔，实际运动上的拉萨尔、威廉·里布奈希、奥鸠斯特·伯伯尔这五个人，都不仅是德国一国的人，实在是世界社会运动史上的人物！”〔27〕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觉者，这大体上就是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的历史定位。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和沈玄庐都用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觉”来评价马克思。这个评价可能来源于恩格斯。马克思去世当天，恩格斯在给威廉·李卜克里希的信中称颂马克思的功绩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28〕恩格斯的这封信被威廉·李卜克里希收在《马克斯传》中，作为该文的结尾。接着，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发表讲演，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林云陔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翻译为马克思“在历史上用如此工夫来做，就像达尔文原理有造于博物学一样”。《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很短很精彩，五四时期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可能都阅读过这篇文章。
《星期评论》上提及恩格斯名字的文章共6篇，频次34次，著译者为戴季陶、林云陔。其中戴季陶5篇，林云陔1篇。对恩格斯的介绍主要集中在戴季陶译、注的《马克斯传》一文中。该文介绍说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在《德法年鉴》停刊后不久与马克思相识，“以后他们两个人结极可羡慕的友情”。他们两人一起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一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宣言“那一部分是马克斯作的，那一部分是因格尔著的”无从知晓也无须知晓，因为“马克斯和因格尔这两个人，是一心同体的，和他们两人的事业计划至死是一体一样，在这《共产党宣言》上，也是一体的。”马克思去世的时候，他的名著《资本论》只出版了第一卷，“其他一卷，虽是马克斯死的时候，还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到了勉强可以付印的程度，为他的半身又是他造言执行者的因格尔，校订之后，公之于世。”〔29〕
李汉俊还介绍了简单商品流通与商业资本流通的差异，指出前者“是为买而卖”，“他的目的是在得消费的东西，并不是在得钱”，其流通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后者的流通公式是“货币——商品——货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商人有的只是钱，拿了钱去买货，买了货来再卖钱。他的目的并不是商品，还是在货币。”“但是他这一个行为，如果只是以同等价值与同等价值作交换，他自己岂不是得不着一点好处，连自己的生活费也无从出么？所以他这个交换最后的货币总非加上一些利子不可。商业资本的形成，就是在这一点。”
《星期评论》上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有10篇，著译者为戴季陶、李汉俊，其中戴季陶8篇，李汉俊2篇。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述评主要包括：
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内容已包含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贡献”中，此处不再重复。
李汉俊首先对什么是商品作了界定。他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从这个角度看：(1)商品必须有用。“商品是人能够作为衣食住的资材的东西”。(2)商品是经过交换的劳动产品。普通的自然物“即使加下劳力去，如果是加劳力的人自己使用，这就只能谓之物品，不能谓之商品”。
不同的商品能够交换，因为“一切东西，都是由人工造成，……人所作的工种类不同，作成的东西，用处不同，但是，‘人作工’、‘人作有用于人的工’这一点是同的”。
3.马克思主义需要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戴季陶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一文中说：“马克斯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因此，“信奉马克斯主义的人遍布全世界”。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年的总选举中得票数“加到二百十万”，此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发生分裂，“发生了‘修正派’和斯巴达加斯团”，但两派都尊奉马克思为鼻祖；在法国，马克思的学说和法国的国情相结合“产生出劳动组合主义(Syndicalism)”；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他传统的惯习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造成‘组合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在俄国“有多数派(Bolshevism)的发展，把马克斯的教义变成‘苏域’(Soviet)的组织”。戴季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演变，“可以叫作‘马克斯主义的分化’”。他探讨这种分化的原因说：“这就是各民族历史的精神及现代境遇不同的结果了。”〔33〕戴季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戴季陶肯定“马克斯主义的分化”即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国情的结合的意义，指出：
“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照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各的历史的精神，各有各的现在境遇，于是便各有各所理想的世界。这各民族特殊的质性，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照下面，都各自自由发展起来，去迎合这世界的时代精神。所取的趋向，虽是在世界的协同进化，所用的方法——就是进行的途径——却是都现出一种差别的形体。……全时代精神的进化，是社会进化的真意义。一民族适应全时代精神的进化，是社会进化部分的过程。离开了全时代的精神，便失却向上的反射力。除却了适应的方法，一切动作都变成无意识的盲动。〔34〕
戴季陶的“马克思主义分化说”直接的思想来源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的文章。〔35〕堺利彦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有很大的影响。〔36〕李大钊被学界公认为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他在1920年就明确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37〕他的这一思想，可能也受到了堺利彦《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一文的影响。
由于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非线性耦合系统，在控制算法方面既要保证一定的鲁棒性又要满足参数实时变化的要求。
三、《星期评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介绍
《星期评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唯物史观：在该刊介绍和阐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要是林云陔和戴季陶。
1.林云陔的文章题为《唯物史观的解释》，约8400字，分两期刊登在《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和第20号上。
林云陔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经济活动即“产出物质上主要的生活”，“是人类进化上最要的推动力。”“凡一切历史的演成，社会的进化，都不能逃出这一定的公例。”但唯物史观并不是“经济福命主义”，它反对那种只重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同步前进的做法。
有人认为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是思想，什么革命呀、造反呀，都是思想的影响。林云陔说唯物史观不否认思想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但何以某一时期某一思想兴盛，“仍可以追踪于物质的根源”。“因思想亦有历史，而思想的所以使然者必须一一令人明白。然后思想自身，方能用以解明事物。”只有弄清思想变更的缘由，才能正确解释思想、解释历史。
有人认为历史是伟人创造的，“在欧洲有所谓‘伟人原理者’”。唯物史观不否认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反对那种完全忽视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英雄史观。林云陔以路德创立新教为例阐述说，一方面我们应积极肯定路德的伟大贡献，另一方面“则又不能忽略那个最大的经济变更之结果。因为封建破坏、工业勃兴在历史上很有势力”，所以才会有新教的建立。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星期评论》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评说。
唯物史观，在欧洲有人称其为“历史的物质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有人称其为“经济的解释之历史”，更有人称其为“经济决定论”。林云陔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用“经济决定论”来概括唯物史观。“这个名词，似乎过于张大其理论，有自然而然之性质。如果用这思想，就要误会到经济的势力是单一的判定要因。”他认为相比较而言，“历史的物质论”一词比较妥帖。因为这一名词“既不深奥”，又能涵盖气候、禽兽、草木等“经济”一词无法包含的因素。〔38〕
测试仪由测控组件、测试平台、气源单元三部分组成。其中测控组件主要由PXI系统(包括AD数据采集卡、422通讯卡等)、测试软件、产品电源、设备电源、信号转接单元等部分组成。测控组件主要完成测试任务的管理、测试流程控制、测试数据的采集、显示和存储；提供测试仪和产品所需的各路直流电源；产品信号输入/输出控制、调理和转换。测试平台用于装夹产品。气源单元在测试时为产品提供所需的特定压力、流量的气体。
林云陔在文章中还引述了恩格斯晚年在和布洛赫的通信中对把唯物史观误读为“经济决定论”的两段批评：
马克斯与我，对于此事应负一半的责任。其余后进，有时亦趋赴经济的一边，是不应该的。所以如果要设法子去攻击我们的敌人，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表扬他们不承认的重要原理。因为我们常常设〔没〕有时候、地方、机会，将种种要因和互相原动反动有相关的事来讨论，使他们自行退却。
振捣混凝土要运用振捣棒进行振捣，通常二次振捣要在混凝土初凝前完成，对于混凝土泌水在粗骨料、水平钢筋下部生成的水分和空隙要进行排除，这样混凝土与钢筋的握裹力才会大大提高。而且在沉落作用下混凝土会出现裂缝，出现内部微裂的情况，提高了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所以其抗裂性也有所提高[3]。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收在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95—698页。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对比这些译文可以看出，林的翻译虽然有点晦涩，但基本的观点是正确的。
提倡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历史，并不是否定历史发展中人努力的意义，“马克斯最早的论文，曾说及吾人不是像一个机械，就被他蒙昧的经济势力所驱动，至于总不能抵抗如此容易。”
马克思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但这种创造是受历史条件所束缚的。“人能制造他们的历史。但他们制造，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心志，与依自己选择的景况，只依于外来与经过的景况，所以一切以往祖宗的口碑，在生者脑中，就像山岗一样重。”林云陔评说道：“这种议论虽指明人类意志有限制，但对于人类意志的势力，仍没有不承认。”〔39〕
2.戴季陶的《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约8200字，分两期刊登在《星期评论》第20、25号上。
戴季陶指出：从唯物史观看，“人类的一切进行，都从经济的进步来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受那一个时代经济组织的影响很大。”〔40〕他很希望中国的学问家能注意“中国史之唯物的研究”，〔41〕《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就是他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伦理变迁的初步尝试。
伦理是什么？戴季陶指出：“伦理是‘人类之社会生活’的共通规范。”他进一步阐发说，人是社会的动物，“群体是个体的总和。……在这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各个体相互间、个体与群体间、一群体与他群体间的共通生活规范，就是伦理。”中国有“先圣之制礼也”的说法，把道德伦理看作是古代圣贤治国理民的杰作，这种讲法显然太“浅薄”〔42〕了。
戴季陶指出，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伦理问题，一方面要看到伦理是变化的，“人是进化的，社会也是进化的，所以伦理的规范，也一定是进化的。”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伦理进化的主因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伦理的规范，一定要合于社会的生活，倘若社会的组织形体变化了，伦理的规范，也就随着变化。”
中国古代的伦理主要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个方面。“这五个关系当中，父—子、兄—弟、夫—妇这三个关系，是构成中国的家族关系。维持这普遍的家族关系的道德标准，就是孝慈、爱敬、倡随这些尊卑齿叙的道理。”然后，以此为基础，“在个人与团体的交涉上面，便发生出一种大家长制的君臣关系，在个人对个人的交涉上面，便形成朋友的关系。”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伦理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呢？戴季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农业是为主的生产事业，工业不过是农业的副业，一切生产都是家族的生产，分配也是家族的分配，工业用的器具，都归各家族的自己所有。这一种经济组织的时代，就叫做家族自给经济时代。只是各人能孝他的亲，各人能爱他的子，各家的兄弟能够互相爱敬，各家的夫妇能够和睦，社会的秩序就能够确立，生活的目的就可以达了。再说到全社会的关系，交通是很不方便的，物产交换的范围是很狭隘的，所以有家长权变的君权来维持全社会的消费分限，再加上很狭小的范围内的友谊关系，在智识上物质上互相帮助，群体的生活更可以较为圆满了。”
但是中国古代的这些伦常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不会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真实的情况是“等到这一个社会组织的基础动摇，伦理的基础，也就根本动摇了”。从中国古代的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就开始趋于解体，“孔子作《春秋》，就是在这个时代。”“孔子当时如果伦理的基础没有动摇，他也用不着作《春秋》、删《诗》《书》。孔子那个‘伦理的宗教’，如果是可以行得通，也就不会由春秋变成战国，由战国变成秦，而汉、而魏晋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明清，经过这许多经生所不齿的‘后世’。”〔43〕
戴季陶还简单地讨论了中国农耕文明时代夫妻、亲子、兄弟、朋友这四种关系的道德规范在商业经济时代解体的原因。他说：“三纲五常这些伦理规范，在古代关系很清楚很真实的时候，并不须政治家的特别拥护和学者的特别提倡。到了政治家特别用力拥护、学者特别提倡的时候，已是古伦理失了规范力的时候”。〔44〕古伦理之所以会失去规范力，是因为“随着工业的进化交通的发达”，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和“商业竞争”原则上的种种制度日益发达起来，“古伦理的规范力，便和这些经济制度的发达，刚巧成一个反比例，一天一天的低落下去。”〔45〕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的道德变迁，戴季陶得出结论说，在近代中国提倡用古代道德来拯救人心是一定没有出路的，“拿着一张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经感受不能兑现痛苦的古伦理支票，走到今天这个科学发达的机器生产时代的世界上来，要叫人家给他兑现，这那里做得到呢？”〔46〕“我们既然不能把世界人口的数重新减到三千年前的数，不能够把近代的一切生产器具都重新改为三千年前的样式，把人类的智识回复到三千年前的程度，那么，我们今天就万不能够恢复三千年前的旧伦理。”〔47〕“古伦理的破坏，是他本身的奔〔崩〕坏，并不是因我们的破坏。我们的责任只是在新伦理的建设。”〔48〕
戴季陶的《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一文，今天看来比较简陋、浅薄，且有些生搬硬套，但在五四时期，已属不易。
(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一生最重大的两个发现。恩格斯高度评价剩余价值学说，认为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49〕
在《星期评论》上介绍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是戴季陶和李汉俊。
戴季陶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两个概念，指出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今天资本家生产法下面的商品是‘劳动力’，不是‘劳动’。劳动只是一个商行为。这个科学的严格分析，是马克斯著《资本论》时候的创见。”〔50〕(2)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劳动者的劳动。“没有劳动者，剩余价值是无从出的，所以，资本家管理劳动者，到底是要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进步。”〔51〕
依据物质的见解的历史，那要因在于历史中最后时间的判断，就是真是真确的生活之产物和再造物。非马克斯亦非我可以能够插多一些的。但如有人把这一句说话扭转去读，说经济的要因是独一原质，他就是将这句话改成无意晦滞背理的语句了。须知物质的状况，虽是历史的基础，然而仍旧要各种原料，方能成为历史构造模型——政治制度之等级竞争，和他结果，他的构造，如同其他一切政治上宗教上哲学上，种种皆有影响与历史竞争的发达。所以一定经多数的演进，才能够定他们的形体。
李汉俊在《强盗阶级的成立》一文中也指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就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到了近代，工业的集中发生出来之后，劳动力的商品化完成之后，商人的地位就利害起来了。……他们出钱去买来一种货色，这个货色一进了资本家的工场，便自自然然地长大起来，长一倍，长两倍，无限量长大下去，于是乎资本家卖出这个货色的时候，就可以照他长大的价值卖出去，买进来的货是小的，卖出去的货是大的，商品〔部〕长大是一件事；照货卖钱是一件事，二点都没有对社会不起。这是商人的进化，这是资本家的神通。为什么资本家能有这样的神通，就是因为他获得了‘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个奇妙不可思议的商品’。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是工人‘作工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超过所得工银的价值’。”〔52〕
(三)阶级斗争学说：在十月革命和世界劳工思潮的影响下，五四时期，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风靡一时。《星期评论》上论及阶级斗争的内容颇多，主要有：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现在爱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弗生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军人墓。
1.阶级斗争是两大对立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戴季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资本家的经济”，〔53〕不是全社会的经济，社会上两大阶级的欲求是不一致的。“在经营的地位的资本家心中目中，只是要想用很少的工资叫工人做长时间的工作。在劳动地位的工人，却只是想多得一点工钱，少流一点血汗。两方的希望，是绝对不同的。”资本家“靠着工人劳苦的结果，一天富似一天，骄傲奢华的程度，一天高似一天。在社会的生活上面，形成两种贫富苦乐‘天壤悬殊’的阶级来。……工人对资本家的不平，也就渐渐发生起来了”。〔54〕廖仲恺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整天劳动求不得一个温饱”，资本家“独占社会经济的利益坐享其成不劳而得”，“被欺的阶级，渐渐地不服，常要奋起来抵抗。这就是阶级战争的起点”。〔55〕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沈仲九说：“资本家对待劳动家，都不当做人看待，就是不承认他们的人格。无论他们如何生活困苦，资本家还是要他们增加作工时间，还是想减轻工资，他们真可谓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了。”劳动者通过怠工、罢工等手段反抗资本家的剥削，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这是“劳动者向资本家夺回自己的权利，并不是求资本家赐给特别的恩惠，乃是最正当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的社会里必然的趋势。”〔56〕
戴季陶用“必然的恶”来阐发阶级斗争的必然性。“阶级斗争是阶级的社会组织下面不可免的运命。倘若说他是善，他固然是当然的善。如果要说他是恶，他也是就是一个必然的‘恶’。……要想免去阶级斗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57〕
3.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中要团结一致。沈仲九指出，在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的社会里，工人单枪匹马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是绝对无法取得胜利的。“工人要和资本家争斗，必须要有阶级的自觉和阶级的团结。凡是一个人的利益，决不能离开阶级的利益而独自保全的。所以要谋各个人的利益，必须和利害相同的同一阶级的人，联合起来，才能得到效果。”〔58〕戴季陶也认为团结是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前提：“要想增进劳动者的地位，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主张劳动者的权利，革新产业界的组织，这些目的，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方才能够做得到。”〔59〕
4.阶级斗争学说的应用要考虑所在国的国情。如前所述，五四时期戴季陶已有马克思主义应与具体国家的国情相结合的思想。在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应用上，他也持这一观点。他说：“研究社会问题，是要切切实实的在本国的社会状态上去研究，不好只是在外国的社会状态上去研究。比方劳动问题，工钱、时间及待遇三者，是先进国劳动问题的主要题目。但是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还是在失业者过多。所以现在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在无业者的生活要求上面。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应该分作两个题目。一个是无业者的就业问题，一个是劳动者的生活改善问题。第一问题如果不先解决，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是很难满足的。”他观察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是“不劳而食的土匪流氓”，他们“透过兵的组织，取得治者阶级的地位，造成新阶级的压迫。使现在从事企业及劳动的人，同陷于生活不安的境遇，更加多生活上落伍者的数量”。这是影响中国发展的症结。“我们如果不在这一点去下切实研究的工夫，得来的答案，在解决中国目前困苦境遇上，便很少实际的效用。”〔60〕
在《星期评论》第32号，戴季陶高度称赞马克思说：阶级斗争“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61〕证诸历史，这却是对马克思的谬赞。马克思在1852年给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2〕
(四)劳动价值论：在《星期评论》介绍劳动价值论的主要是戴季陶和李汉俊。
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第41号上发表《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一文，介绍了不少劳动价值论的有关知识：
根据我国塑料管道行业的现状，塑料管道加工业还将以PVC-U管道和PE管道为发展重点，并大力发展改性、复合以及其他新型塑料管道，尽快完善应用的配套和质量保证体系。在稳步提高市政、建筑、水利等领域应用水平的前提下，积极开拓塑料管道在农业、非开挖技术、旧管道修复、矿山、石油以及工业等领域的应用市场。
另外，北辰教堂作为盘龙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直属堂，主动担负起对依法成立的盘龙区内的14个堂、点教务指导的责任。考虑到有12处农村教会处于多民族聚居区，其传道人知识匮乏，圣经知识掌握不扎实，因此，北辰教堂加强了对这些散落在山区的教会的管理。每年为这些教会的教牧人员和义工开展两到三次培训，除了圣经内容的解读，还组织对抵制异端邪教的法律法规的学习。此外，北辰教堂会定期安排牧师前往各农村教会进行牧养，安排义工每月探访，建立微信群，保持信息畅通。
金银为什么能充当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呢？“因为他又贵重，又分得开，又不容易磨损。”
对于没有监控的路口应统一安装电子警察系统，以加强对闯红灯、违章掉头等行为的监管，既能保证车辆的行车安全，又能提高路口的通行能力.
2.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截然对立。戴季陶说：“马克斯的社会主义，自来就是与无政府主义，立于不两立的地位。”〔30〕“马克斯一生一世一面和资本家阶级奋斗，一面和巴枯宁奋斗”。〔31〕李汉俊介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第一国际里的斗争情况，他援引威廉·马尔的话说“革命家只在否定的方面能够一致”。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歧不在推翻现存制度和现存阶级的统治上，而在如何建设未来社会。“马克斯派说：由‘综合的财产’与‘共同劳动生产组织’而成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如果没有万能的中央政权，一定是不能建设、不能维持的。……巴枯宁派说：‘这就是古专制制度及奴隶制度的再生，而更具得有更极端的形体的。’……他们只希望以劳动者底群众或团体的共产组织占有财产，实施生产。但是这个团体，是不能用社会的或政治的强制使他集合的，是要他们自由任意集合的。”〔32〕
1.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异和东西差异两个方面。有学者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全国有2.22亿老年人，全国平均老龄化水平是16.15%。其中，农村是18.47%，城市是14.34%，也就是说中国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比城市已高出4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的是，超过90%以上的老年大学和社区学习中心都集中在城市。此外，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也存在巨大差异。
不同的东西价格不同，因为“‘人工’虽是一切货物所含有的普遍性，但是人工是有大小、有精粗、有多少的。所以，工作大小、精粗、多少不同所造出的货物，价值的质虽然同，价值的量是不同的”。
同样是作工、“卖力气”，不同的人所得的工钱不一样，因为“工作有熟练不熟练，熟练的工人他学习到这个熟练的程度，已经是要费许多时间，或者要费许多的材料。把这些时间和材料加算上去，或者他作的工应该要(比)寻常不熟练的工贵的”。
脑力劳动者是“以‘知识’去和金银交换的人”，他们的收入一般要比体力劳动者高，因为“他们学习一种基本知识的时候，所费的时间所消费的材料也很多”，“他们工银的计算是把这些时间和材料，都加算上去的，所以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很多。”〔63〕
李汉俊在《强盗阶级的成立》一文中也对劳动价值论做了不少介绍。
受城乡地区间经济发展区别的影响，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多、品种丰富，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较低、种类匮乏。一方面集中表现为供给产品地区结构差异，不同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明显的对比，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则比较单调、匮乏。另一方面则集中表现为供给总量难以满足需求。由于城市财政支持丰厚，能够提供数量充足、种类完备的公共产品，而基层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大多停留在以满足基本生活、农业生产等基础生产生活需求水平阶段，这与当前新农村建设下农民希望实现农村发展繁荣、村民生活富裕的迫切需求是完全矛盾的。
李汉俊还进一步解释了商品交换的秘密。他说：商品“是人将劳力用到自然物上得来的”，“是物质与劳力的结合体”。“物质是属于自然的，是不发生经济上的价值的，但是到人力加上去的时候，他才发出经济的价值来。这个价值，又要到交换的时候，才发生商品的价值。所以商品的价值，不是对于物质的价值，是对于物质量的价值。不是对于物质与劳力相合的价值，完全是对于劳力自身的价值。物质的质是绝对的，所以使用价值是绝对的；物质的量是相对的，所以交换价值是相对的。因为是绝对的，所以能使用；因为是相对的，所以能交换。”
李汉俊还简单地介绍了货币的起源。“在物物交换的时代，并没有甚么钱，都是以物换物。……人类渐渐蕃殖，欲望渐渐增加，社会的关系渐渐复杂。物物交换，不能适应人类需要的时候，才有货币这个东西，发生出来。货币的起原是甚么呢？就是社会对于共同等价物的要求。”
货币产生以后，有钱仿佛就有了一切，于是“在交换经济社会里的人，心理上都生了一种变化……就是甚么东西的使用价值，都被人看得很轻，只是作交换媒介作价格中准的货币，被人看得很重。由这个心理状态结晶而成的迷信，就是拜财神”。拜财神是商品拜物教的一种表现。
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第10号为自己翻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写的介绍和第31号为威廉·李卜克里希的《马克斯传》所作的注释7中，都说恩格斯在1891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起草了《爱尔福特纲领》，但证诸史实，这是一个错误。该纲领在起草过程中虽曾得到过恩格斯的指导，但具体起草者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斯坦。
在《强盗阶级的成立》中，李汉俊一方面谴责商人“操纵供给与需求”、唯利是图的掠夺行为，另一方面也积极肯定商业资本活动的价值。他说商业“也是一种分工”，“是一种必要的社会行为”。商人的买卖活动“虽说不是直接生产底劳动，也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的劳动，既然是社会的必要劳动，就应该由社会得着相当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一个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本是有益于社会的”。〔64〕在素有仇富、贱商传统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李汉俊的这一认识实属不易。
除戴季陶、李汉俊的文章外，《星期评论》第38号登载的《报馆的排印工人告读新闻者》(未署名)一文，也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做了一些介绍。文章指出，一张报纸要经过撰述、编辑、校对、排印等多项劳动“才可以达到阅者诸君的面前”。这些劳动“虽是种类不同，各自成为一个特殊的劳动，但是在‘社会的劳动’方面看来，在‘劳动’上面的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决不能说主笔的做文章，和排字房排字，价值上有高下。更不能说经理房的先生和印字的工人，人格上有什么高下。”该文第二节的末尾说：“使用价值的性质是不同的。价值——即由人类之社会的劳动而产出的价值——的性质是同的。‘使用价值’是由各个人之特殊的劳动产出的。‘价值’是由人类之社会的劳动产出的。”〔65〕从这段话看，作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非常熟悉。
(五)其他思想：《星期评论》上还零星地提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其他思想，包括：
1.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戴季陶的《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二)》，沈玄庐的《谁是师？谁是敌？》《工人应有的觉悟》和沈仲九的《我的人生观(下)》都提及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星期评论》还在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9张2—3版中缝用特大字体刊登这八个字。
“有白马将出护其兵”译为“but sent out one of their leaders on a white horse to reconnoiter”。唐张守节正义：其将乘白马，而出监护也。“护”在这里意为监护。而“监护”意思是监督、监领；监察保护，由此可知，白马将是出来监护自己的军队，而不是李广的军队。“reconnoiter”意为侦查、勘察，很明显，译者以为是白马将出来勘探敌情，与原文不合。这涉及译者对于代词的准确理解，这句中的“其”到底指代的是匈奴自己，还是李广，需要联系语境才能确定。
2.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李汉俊说：“工人呵！你们的阶级就是你们的国！”〔66〕戴季陶认为在现代社会，“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已经联成不可分的关系”，“社会革命不是一国单独做得来的。倘若全世界不能一致实行同一主义的破坏和建设，这个革命一定不能完成。”〔67〕沈仲九指出：“现在的时代，是阶级斗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应该合各国劳动阶级的力量，和本国资产阶级斗争，才能打破资本阶级。所以劳动阶级当中，决不当再分什么种界国界。”〔68〕可见，当时中国不少激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69〕这句话的含义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3.经济危机的成因。李汉俊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资本家垄断了生产机关和交易市场，“不但是形成一种跛子社会，并且生产的数量，也不是为适当需要的程度，是为的膨胀资本的富力。”“浪用劳动力的结果，‘生产过多的大恐慌’，也就发生出来了。”〔70〕
4.社会发展简史。戴季陶说：“一切动物的本能发挥，都受他自己的官能限制，无论如何，总不能作超出官能以外的行动。”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能“靠着两只手制造工具，再应用这些工具来制造物品，供给人类的需要。”〔71〕李汉俊承认“马克思(应为恩格斯——引者)说，人类能够制造器具，这就是人类进化的最大要素，这就是人类和禽兽渐渐脱离的起点，……这一说是合理的。”他说：“动物的形体，到了能两足直立两手握物的时代，已经进步到人类的区域里面来，再到了能够用人力制造器具，这就是人类进化的第一步要件。以后的一切文明，都从这里面生出来。”他还认为火的利用对人类的进化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上古的原人，他们发明一个发火的事情，利用火来取热取光，真是不晓得经了多少年代，遇着了多少次的偶然发现，才会得到一个正规的取火方法。这火力的作用，更是人类的极大幸福了。”〔72〕沈玄庐认为人类社会组织的进化是一个从血族—部落—国家，“层层扩大”的过程。〔73〕
四、讨 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了。这结论不是不对，但显然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毫无疑问，《星期评论》的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并没有突破两个定位：(1)“社会主义论坛”；(2)“新文化运动的言论机关”。〔74〕换言之，《星期评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作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介绍的，并没有给予马克思主义特别的关注。
《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介绍是很广泛的，并不限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据笔者粗略的阅览，起码还有托尔斯泰的泛劳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孙中山民生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星期评论》的态度大体上是一碗水端平。该刊对各种主义和学说秉持“研究的态度”。《星期评论》的同人们相信：“文化的进步，只有从研究批评可以得来，盲从和武断，都是阻碍文化进步的。”〔75〕“现在世界的思想界，已经震荡到了极点，中国的思想界，迎着这个潮流，也就震荡起来。‘布尔札维克’咧！‘阿拉奇士姆’咧！社会共产主义咧！种种的新制度新思想，乘着这个‘思想的震荡’，都萌芽起来。”“这些个新思想，我们非研究他不可。”〔76〕与研究的态度相对应，《星期评论》把“自由批判”——“对于哲学、文艺、社会、政治的自由批判”作为自己的任务，不盲从、不迷信，一切遵从自己的理性判断。不少学者对该刊“研究的态度”颇有微词，笔者却对此持比较肯定的态度，并在2010年和2012年的两篇文章中回应过这个问题。〔77〕
译介国外社会思潮是《星期评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星期评论》上曾刊登过周颂西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两篇作品：《只有两手所做的工是自己的》《靠自己劳动所得的生活是真的快乐》，先后七期连载徐苏中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星期评论》社虽也物色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但截至该报停刊，未专门登载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任何作品。
如果我们把《星期评论》上刊登的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作品，按相关程度分成“基本相关”“部分相关”和“相关度不大”三类，然后如果我们用辑录的方法整理出第二、三类文章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相关内容，那么连同第一类文章全文，合在一起，总字数最多不超过4.5万字。《星期评论》一共54号76张，约90万字，其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内容至多占5%。
考察1919.5—1920.5的《新青年》(第6卷5—6号和第7卷1—6号)，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出，直接介绍和评说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李大钊)、《马克思学说》(顾照熊)、《马克思学说批评》(凌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马克思奋斗的生涯》(渊泉)、《马克思传略》(刘秉麟)、《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这些直接介绍、述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文章总字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星期评论》上所有相关文章的总字数。有学者认为：“《星期评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中共筹备建党及当时的影响力等方面，并不比《新青年》逊色。”〔78〕根据笔者的研究，把《星期评论》作为五四时期“《新青年》领导的新文化阵线的一支重要力量”〔79〕较妥，把它与《新青年》等量齐观则有拔高之嫌。1990年以后，学界逐步摆脱《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对《星期评论》不客观的负面评价，对该刊的研究越来越多，评价也趋于肯定，这一进步是可喜的，〔80〕但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对该刊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简单地选择某些自己合意的零星材料，不恰当地抬高该刊的地位和作用。过犹不及，真理多迈出半步就变成了谬误。
说《星期评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仅是作为新思潮的一个部分来介绍的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呢？如前所述，从篇目上看，该刊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文章仅占全部篇目的6.5%，从内容上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内容至多4.5万字，约占该刊文字总量的5%。从这两个百分比看，这个结论是客观的。
那么，这是否贬低了该刊的地位呢？笔者在2010年曾说：“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一股合力，冲垮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万里长城。它们相互辩论、激荡，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倘若不是一股巨大的合力，单凭某一种思想或思潮，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是难以想象的。”〔81〕
学界有一种传统的说法：“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证诸史实，(1)五四时期，很难说哪一个刊物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介绍占绝对地位。以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青年》而言，“五四运动至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期间，《新青年》共出版了第6卷第5号、6号；第7卷第1、2、3、4、5、6号……从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可谓兼容并包，刊登各种社会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运动、杜威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文章都曾经在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上刊登过出版过。”“尽管《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登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马上成为《新青年》研究和讨论的重点，也还不是社会思潮的中心”。〔82〕1920年10月，为配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新青年》把第8卷第2号改为“罗素著作介绍和评论”专号，还打破自第二卷以来不在封面刊登人物照片的传统，刊登了罗素的肖像。《新青年》没有突出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他诸如《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建设》《〈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过去被我们界定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更是如此。(2)即使有个别刊物，如《新青年》，可能在五四以后到中共建党以前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文章分量略多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没有在众多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杂志中占主导地位。《新青年》有“马克思研究号”不假，但《民铎》有“现代思潮号”，《新教育》有“杜威号”，《建设》杂志偏向介绍“全民政治”，其他诸如《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民风周刊》等，也是各有各的侧重点，更有很多宣传新文化的期刊并无什么重心，只要是新的、西方的，一股脑儿拿来鼓吹。陈思和说：“我们现在研究‘五四’有套框架。但其实‘五四’本身非常复杂。它是各种思想力量、各种西方思潮云集起来构成的。现在把它简单化了。”〔83〕所谓“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之说，就是简单化、想当然的结果。如果我们稍微严谨一些，哪怕仅是粗略地翻检一下五四时期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期刊目录，那么不难发现，起码在1920年8月以前，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仍是百舸争流、齐头并进，而非某种学说一马当先、一家独大。
《星期评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来介绍的，这一说法一没有否定该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贡献，二也比较符合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状况。五四以后，瞿秋白曾和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在1919年11月创办《新社会》旬刊，介绍新思潮和新文化。后来他在《饿乡纪程》中回忆说：五四以后，“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84〕邓颖超是五四时期天津觉悟社的重要成员，她回忆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85〕我们向往光明，“平常交谈的范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86〕无需再多列举，以上资料足以证明，在五四以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对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中获得特殊的地位，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进而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是与此后的理论争辩、实践探索，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帮助分不开的。
五、结 语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创办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在《星期评论》的作者群中，戴季陶是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其贡献超过了沈玄庐、李汉俊，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不必讳言。正确的态度首先是承认史实，然后合理地解释这个史实。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此时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西方新思潮的一种进入中国的，因而受到了中国追求进步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的极大欢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力量的知识分子不仅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的革命者，而且还应包括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林云陔、朱执信等辛亥革命事业的维护者，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此外，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研究系知识分子也不是落伍者。大家都在探索、找寻中国的出路。“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87〕正是当时中国知识界这种“什么书都看”，什么书都译，什么学说都介绍的态度，导致“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春潮。学者蔡丽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春潮正是在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与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推动下，才形成了澎湃汹涌之势。”〔88〕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注释：
〔1〕学界专门研究该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章有张忠山、费讯：《〈星期评论〉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扬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邓亦武、魏少伟：《〈星期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滕峰丽：《关于五四时期〈星期评论〉、〈建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评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张忠山：《论〈星期评论〉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轨》，《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6期；江巍：《中共创建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刊物的比较——以〈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为中心》，《现代哲学》2016年第3期。
〔2〕张忠山、费讯：《〈星期评论〉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扬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邓亦武、魏少伟：《〈星期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4〕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6〕陈独秀：《答褚葆衡(社会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70页。
〔7〕〔8〕转引自杨奎松、董仕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3、127页。
〔9〕《星期评论》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每周一号，逢周日出版(第31号、48号例外)。从1919年6月8日第一号出版到1920年6月6日，先后出版正刊53号，外加1919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号”增刊1号，合计54号。《星期评论》一般每号1张四开四版。例外的有1919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号”增刊(5张)，1920年1月3日“新年号”特刊(5张)、1920年5月1日“劳动纪念号”特刊(10张)，以及第34号(2张)、39号(3张)、41号(2张)，合计76张。
〔10〕韩部善：《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阵地——评〈星期评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11〕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中的马克思也统计在内。
〔12〕江巍：《中共创建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刊物的比较——以〈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为中心》，《现代哲学》2016年第3期。
〔13〕杨之华在1956年的回忆中把李汉俊称为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参见《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页)，显然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经不起推敲。
〔14〕〔19〕〔39〕云陔：《唯物史观的解释》，《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
〔15〕〔24〕T.T.S.：《马克斯逸话一节》，《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1920年1月3日。
〔16〕〔17〕季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18〕〔26〕〔33〕〔34〕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20〕汉俊：《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中)》，《星期评论》第52号，1920年5月30日。
〔21〕〔30〕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22〕李大钊：《“五一”May Day运动史》，《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23〕〔73〕玄庐：《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
〔25〕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
〔27〕季陶：《德国革命的因果》，《星期评论》第43号，1920年3月28日。
〔28〕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里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5-656页。
〔29〕〔德〕威廉·里布列希：《马克斯传》，戴季陶译、注，《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1920年1月3日。
〔31〕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32〕汉俊：《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上)》，《星期评论》第51号，1920年5月23日。
〔35〕戴季陶发表在《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3张上的《英国的劳动组合》一文，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提及堺利彦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分化》的文章。
〔36〕参阅李海春：《浅谈堺利彦与李大钊思想的关系》，《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7〕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6页。
〔38〕以上引文均来自林云陔发表在《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一张《唯物史观的解释》一文。
〔40〕季陶：《经济发展史》，《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41〕季陶：《一个新研究》，《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42〕〔43〕〔46〕〔48〕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上)》，《星期评论》第20号，1919年10月19日。
〔44〕〔45〕〔47〕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二)》，《星期评论》第25号，1919年11月23日。
〔49〕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50〕季陶：《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星期评论》第35号，1920年2月1日。
〔51〕〔53〕〔67〕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52〕〔64〕汉俊：《强盗阶级的成立》，《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54〕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55〕廖仲恺：《革命继续的工夫》，《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
〔56〕〔58〕仲九：《香港机器工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57〕季陶：《必然的恶》，《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59〕季陶：《国际劳动会议与日本劳动委员资格问题》《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
〔60〕季陶：《中国现在社会问题的意义》，《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
〔61〕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
〔62〕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63〕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星期评论》第41号，1920年3月14日。
〔65〕《报馆的排印工人告读新闻者》，《星期评论》第38号，1920年2月22日。
〔66〕先进：《国民是不是应该分家的？》，《星期评论》第36号，1920年2月8日。
〔68〕仲九：《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6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70〕先进：《怎么样进化》，《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71〕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72〕先进：《怎么样进化》，《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74〕本社同人：《〈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星期评论》第53号，1920年6月6日。
〔75〕徐苏中为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所作的跋，附在《星期评论》第42号(1920年3月21日《国家论(七)》之后。
〔76〕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77〕参阅杨宏雨、肖妮：《试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星期评论〉的评价》，《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杨宏雨、肖妮：《〈星期评论〉——“五四”时期舆论界的明星》，《同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78〕江巍：《中共创建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刊物的比较——以〈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为中心》，《现代哲学》2016年第3期。
〔79〕杨宏雨、肖妮：《〈星期评论〉——“五四”时期舆论界的明星》，《同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80〕〔81〕杨宏雨、肖妮：《试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星期评论〉的评价》，《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
〔82〕徐信华：《〈新青年〉功能的演进与变迁》，《上海党史党建》2012年第11期。
〔83〕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薪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685页。
〔84〕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8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页。
〔86〕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3页。
〔8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
〔88〕蔡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多元性探索——以共产国际、国民党人为对象的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作者简介：杨宏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星期评论》研究”(16BDJ052)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6.015
〔责任编辑：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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