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协调模式”视角下的高校债务危机化解途径研究

“三角协调模式”视角下的高校债务危机化解途径研究

陈丽芬华中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摘要】高校债务是当前我国高校所独有的问题,态势严重。本文依据伯顿·克拉克关于政府、高校、市场关系的“三角协调模式”,通过对A学院负债危机现状的调查,举出A学院的负债存在债务结构不合理、部分建设项目四证不全、高校资金来源单一、贷款决策和使用不理智等特征,分析得出高校债务形成的原因在于“三角关系”失衡,不协调。表现在:一是国家权力的“缺位”与“越位”并存;二是学术权力没有取得决策者地位,缺乏对政府和市场的影响力;三是高校面临的市场不充分,高校不能充分利用市场获得资源。从而针对性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高校债务三角协调模式对策

【中图分类号】G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0)12-0006-02

自2007年吉林大学自曝拖欠银行30亿元巨款以来,各高校的债务危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3月的“两会”上,该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更是引起社会批评和专家学者的关注。9月,教育部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表态。教育部部长周济称,“我国高校债务已达2000多亿元”。同年中国教育蓝皮书的报告说:2006年这一数字已达4500亿至5000亿元。目前,各方面估计不一,最高的达8000亿,平均每个学校欠债4亿。2009年,教育部将“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列入年度工作要点。

目前研究高校债务的相关文献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描述分析高校负债的原因、现状以及高校负债存在的风险;第二类是从经济学、法学或财务和管理的角度出发探析如何化解和防范高校债务。研究者有经济学家、法学家,也有财务方面的专家。至于如何解决高校债务问题并控制风险,各届人士见仁见智,但在增加政府投入、加强贷款管理、确定适度的贷款规模、多渠道筹措资金等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经费是制约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问题,国外关于高等教育筹资问题的研究比较多,经过摸索,各国都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筹资方式。据资料看来,国外很少通过银行借贷来进行学校基本建设的。相对而言,他们谈论这方面的话题、资料也极少。

本文依据伯顿·克拉克的关于“政府、高校、市场”关系的“三角协调模式”,在对A学院负债问题的现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旨在提出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高校债务问题的对策。

一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

英国高等教育学家E·阿什比首次引用力的“平衡模型”来分析各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阿什比教授认为,长期以来,美国来自市场的力量最大,苏联来自政府的力量最大,而在欧洲的英、德等国则来自大学体系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力量最大。如图1所示,阿什比教授画出了力的平衡模型。

在阿什比教授“力的平衡”模型基础之上,伯顿·克拉克提出了一个广为引用的“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式”(thetriangleofcoordination)。通过国家权力、市场、学术权威三方的相互作用,来考察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和变革。

在“三角关系”里,政府权力代表的是社会的集体意志;学术权威则由资深教授和学者组成,其影响力来自其知识和专业的权威并通过正式(各种委员会)及非正式渠道来对教育发展做出种种影响;而市场,则是个别“消费者”的意愿。克拉克指出,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各有各的偏向。假若某些国家为高校提供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经费,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便因而提升;反之,市场或非国家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为主体的话,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便相对减弱(见图2)。

近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幅度扩招,国家已难以完全承担所有财政开支。因此,非国家及至市场力量不断注入高等教育领域显得必要,以造成“三角关系”的重整和再定位。勿庸讳言,这种“协调三角”改变了国家(政府)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关系。

二A学院负债危机的现状、问题与原因分析

1.A学院负债危机的现状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学校不仅在入学人数上超常规发展,而且在规模上也由原来的专科院校合并升格为综合类本科院校。截至2010年,学校人数达到2万人,是1999年招生人数的3.2倍,顺应了国家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和其他高校一样,A学院在扩招过程中仅靠财政性经费投入已无法满足高校快速膨胀的资金需求,向银行贷款便成为支撑高校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经过对A学院的调研,学校贷款数额自扩招至2008年呈上升趋势,并以2007年为高峰期。截至2008年,贷款总额为1.73亿。

2.A学院负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债务结构不合理,有短贷长用的现象。据估算,A学院3年期以内短期贷款总额为8千万,占贷款总额的48%。

(2)部分建设项目“四证“不合格。所谓“四证”,是指“立项批复”、“土地证”、“环境评估批复”、“规划施工许可证”。据调查,A学院有2/3以上的建设项目“土地证”不全,接近1/2的项目缺少“规划施工许可证”,缺少“环境评估批复”。

(3)高校筹资途径单一,过分依赖贷款。高校的基本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从目前国家对高校基本建设投入来看,主要是针对国家重点投资项目,针对被列入“211”工程及以上的院校。对像A学院这样的地方普通高校而言,基本建设资金只能依靠自己解决;二是学校自筹资金。学校自筹资金主要是事业结余部分,但从各高校实际情况看,事业结余资金很少,不可能解决基本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三是银行贷款。为了扩大学校规模,地方政府为A学院这所全市最大的综合学院出台了一些贷款优惠政策。例如:较低的土地价格拆迁与安置、建设程序性费用的减免、配套设施建设用地的提供等。政府还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帮助高校向银行贷款,以达到扩张和表功绩的目的。

(4)贷款决策和使用不理智。和其他高校一样,A学院存在学校基本建设过多,大楼林立空置的现象,缺乏长远规划。对申请贷款的态度是尽量争取,缺乏风险管理与风险预警控制。

3.原因分析

(1)国家权力的“缺位”与“越位”并存。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国家权力对高校的极端控制,高校缺乏自主权。虽然大学自治在法律上予以确立,但大学缺乏自主权的传统却没有改变。大学习惯于按照政府的要求和意愿实施改革。

首先,拿扩招来说,扩招这项政策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决定的,决策过程缺少高校的参与,执行过程缺少市场的参与,表现为政府的“越位”。扩招之后,相配套的资金欠缺,表现为政府的“缺位”。而扩招是我国高校巨额债务形成的主要的外部推动因素。由于政府单方决策,高校缺乏大众化的内在动力;而市场没有参与大众化的过程,使紧缺的专业扩招的不够,已经过量的专业还在继续扩招,造成浪费。在国外,日本和美国的大众化进程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日本高校人数的扩充则依赖于最低层次的民办专科学校,在整个人数扩张的过程中,精英教育其本没有动。

其次,政府在对高校向银行贷款的审计以及对高校财务的监督方面表现为“缺位”。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都属于政府“不该管”的问题,都应列入政府“不为”之列。在加强规范指导监督时,政府可以把一些工作,比如考评和监督拨款的工作,交给社会中介,即非政府组织来办。

(2)学术权力没有取得决策者地位,缺乏对政府和市场的影响力。学术权力缺乏影响力表现在经费方面就是:第一,学校没有顶尖的科研和技术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和与市场合作获得经费;第二,学校的经费没有用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素质上,而是用在建大楼、表功绩上。

(3)高校面临的市场不充分。高校不能充分利用市场获得资源市场以及与市场有关的各种力量是大学的重要外部动力,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直接面向市场或社会办学,社会的需要和大学的反应主要是通过市场沟通的。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政府出资、政府办学的大一统的办学体制,政府成为高校联系市场的中介。由于政府的介入,高校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受到限制。学校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对招生人数、专业和课程进行配置。

总之,“三角关系”失衡、不协调是导致巨额的大面积负债的根本原因。

三对策及建议

1.探索设立高校财政拨款中介机构

目前我国的拨款机制是通过政府行政部门直接拨款,拨款机构是纯粹的官方部门,具体操作人员都是政府官员,拨款的整个操作程序都要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是政府“领导”下的拨款而非政府“指导”下的独立运作,拨款基本上属于政府的直接运作模式。学校获得的拨款往往不仅仅与学校业务有关,而是相对程度上取决于有关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容易出现人为因素干扰和暗箱操作。例如:英国著名专家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等中间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

2.允许民间资金注入高校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机制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政府适当的监管和调控,并不会失去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格林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认为,通过适当的市场化和教育分权,政府实际上更有效甚至扩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乔海曙、张龙在教育科学上撰文指出引进民间资本的具体方式可以有“债转股”、“TOT融资”和“高校转制”。比如“债转股”,即将高校的债务转为民营资本在高校的股权,结合高校自身情况实行高校部分或全部股份制办学。这么做既能解决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又提高了高校经营管理的效率。

3.高校面向市场创收在欠债时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校面向市场的创收包括基金和投资的收入、大学校园服务机构(如医院、书店等)所得、学生的学费和生活开支、校友的捐款、大学和教职工共享的知识产权专利等。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2009年5月,国家科技部发出《关于做好支持科技人员服务企业工作的通知》,按照“政府引导、双向选择、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动员科研人员到企业帮助技术功关,解决技术难题。2009年广东省科技厅在“产学研”合作项目里,列出“科技特派员”项目,从高校选派部分专家进驻企业。

总之,改善“三角关系”,使“政府”、“高校”、“市场”三方有效制衡是高校债务的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腾大春等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3、51

[2]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59~160

[3]AndyGreen.EducationandGlobalizationinEuropeandEastA-sia:ConvergentandpergentTrends[J].JournalEducationPolicy,1999(1):69~70

[4]乔海曙、张龙.国退民进: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新理念[J].教育科学,2009(6)

[5]BurtonR.Clark.CreatingEntrepreneurialUniversities:OrganizationalPathwaysofTransformation.Guildford:IQUElsevierScienceLTD,1998:84~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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