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均生:张璋烈士狱中遗书发现记论文

○彭均生:张璋烈士狱中遗书发现记论文

2017年初的一天,笔者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位男士,操着浓浓的安庆地区的口音,询问我们是不是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得到我肯定答复后,他介绍自己名叫张庆,是安庆一家民间书画艺术馆“懒悟艺术馆”的负责人、安庆市政协委员。我知道懒悟,他是近代一位著名画僧,抗日战争期间曾隐居于肥西紫蓬山西庐寺,修志时我们曾多方寻找他的事迹资料未果。张庆接着说,他想了解一下肥西县是不是有位革命烈士,名叫张璋。我说有啊!他是肥西著名烈士之一。

“哦,果然不错!”电话那端,张庆显得有些激动。

原来,作为安庆收藏界知名人士,张庆于年初收藏了一批民国年间的家书信件,信封上寄件人地址处“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安庆饮马塘看守所”的字样赫然入目。民国年间,安庆是安徽省会,很多重要人物在此活动,很多革命先烈在这里坐牢、就义。他意识到这些家书中可能隐含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张庆告诉我:这批家书共12封,多为一个名叫“张晓天”的人所写,也有其他人所写的几封,但都与张晓天有关,信中有多处提及“璋”和“鼎”等人名。要想破译这批家书的来龙去脉,必须从张晓天入手。他通过查阅网上资料,得知肥西县还真有一名烈士名叫张璋,又名张晓天、张鼎和,因此希望核实一下。

我一听,感觉这是一个重要线索。一直以来,我们仅知道张璋烈士1936年在安庆就义,据说当时只留下一张写在香烟盒背面上的“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一段话,其他细节都不够详细。我当时也不敢断定电话那边说的是否真实,就请他发几张图片过来,细细分析一下。

1934年,张璋前往上海,化名张晓天,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1936年夏天,张璋来到安庆,刚上码头即再次被捕。在狱中,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1936年10月8日中午12时10分左右,张璋被一帮荷枪实弹的军警押出牢房。临出门时,正好是吴纪林站班,张璋平静地对他说:“老弟,我们恐不能再见了!”还嘱咐吴纪林转告家人:“母亲只能依靠枢和弟及昭姐,母亲可在枢和弟处常住……”来到警备部后,张璋书写了一张字条,请二表姐派人收尸,并将死讯给家人知道。然后,张璋被一帮士兵押赴安庆东门城外的刑场。一路上,张璋大声唱着党歌,路人纷纷感到惋惜,士兵也叹惜。约离刑场十数步距离时,张璋提出要吸香烟。士兵给了半支,张璋揶揄道:“我是将死的人,你怎么一支烟都舍不得?”士兵只得递给了一支。张璋还提出几个条件和要求:一不跪下受刑;二要派人到住在安庆城内的二表姐处送信,买一口较好的黑漆棺材;三是身上衣物留着送二表姐处作纪念。

其中一位客人站起身来,自我介绍:“我就是张庆啊!”

“哦,我们通过电话的!我就是彭均生。”

纵观当前高中生学习情况可以发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深受传统教育教学理念影响的,因此具体学习行为不可避免地就展现出一定的缺陷特点,比如:依赖教师讲解,而自己不主动思考探索数学知识;只一味大量进行习题练习,而不注重交流与反思;等等,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们获得数学知识的效率,不利于数学综合能力提升。那么为了改善以上现实情况,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转变自身的学习指导理念,进而加大具体学习策略研究与创新力度,最终在诸多适用于自己的科学学习手段的助力下提升学习能力。

真是有缘!我们相谈甚欢,我也进一步了解了张璋这批遗书的情况。张庆表示准备专门以这批遗书为主题办一次展览,临别时,他邀请我们前往参观。我当然立即答应,感谢之余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实物图片,以补充我们的党史研究资料。

一切交代完毕,张璋坦然地走向刑场。上刑场一个小坡时,由于身带镣铐,行走不便,士兵就用脚去蹬他。张璋怒道:“请你干吧,大丈夫男子汉,是不跪的!”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张璋倒地,数分钟后唇动,似乎还想说什么话,接着又被击中一枪,年仅31岁的张璋就这样英勇就义。

张璋幼年时即随父母居住在天津,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五四运动以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逐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天津成立反帝同盟,张璋积极参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璋在广州被捕,后越狱逃脱,赴日本留学。1929年,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被驱逐出境,回到北平,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在校期间,张璋奉党的指示积极参加“北方左联”的筹备工作,利用安徽同乡的身份,与“未名社”的李霁野、韦丛芜等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结识曹靖华、范文澜、孙席珍、台静农、傅仲涛等人。他团结党外进步人士和知名作家,为“北方左联”的成立奠定基础。

同时,各个职能部门在进行分散采集的时候,数据标准各、尺度不同,数据杂乱无章,不仅难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加大了大数据汇总的难度,降低了数据对于创新培养的引导意义。

融资约束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绩效方面堪比一个扩大增幅器,正向促进了企业绩效。高融资约束样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ATT效果具有爆发性且更为显著。这是因为低融资约束企业容易发生过度投资等非理性投资行为,高融资约束企业的资金更为紧张,股东和管理层侵占和转移资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削弱了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负作用,有效促进了公司绩效的提升。

张庆先生收藏的这批信件共有12封。仔细梳理后,发现其中有张晓天寄给杭州张老太太的书信6封,寄给江西张枢和的书信2封,寄给杭州林公馆林太太的书信1封,写给二表姐的书信1封,寄件地址有安徽高等法院看守所、安庆饮马塘看守所、安庆北门外百子桥方家墩十号、安庆圣公会三号4处;署名张枢和写给母亲的书信1封;署父字写给昭和的书信1封。信封上的邮戳定格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通读以后,基本上厘清了收、寄件人之间的关系。张晓天即信中的四哥,张枢和则是其六弟,林太太叫张昭和,是张晓天、张枢和的姐姐,张老太太是他们的母亲,当时和女儿、女婿(林耀北)住在杭州。安庆圣公会三号则是张晓天二表姐的住址。

1931年冬,张璋带着妻儿回到合肥。他立即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投入革命。之后回到老家张新圩,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掩护革命活动。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他一面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组织互济会,开展募捐活动,筹集经费,支援鄂豫皖苏区;一面筹划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为了武装农民,一天下午,他匆忙从外面回到家中,故意大喊大叫说腹痛难忍,闹得家人全知。夜间,趁家人不备,将自己叔父的10支长枪、2支短枪偷偷藏在送他到城里治病的凉床担架上,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使别人没有察觉。第二天一早,担架抬着他出了张新圩,他寻机将那些武器送给游击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经仔细阅读几封家书的内容,查阅我们多年前编印的《纪念张璋烈士文集》,并对信中所提及的张家人名、时间、细节一一分析后,我们认定这批张璋烈士家书是真实可靠的。之后,我根据张庆提供的邮箱,发去几份张璋烈士生平事迹的材料,供其进一步参详。与此同时,张庆还联系上拍摄过电视片《晚清淮军》的于继勇先生,并通过他联系上在天津的张璋之女张小璋、在北京的张璋之孙张恕等人,对家书的有关内容进行核对,最终确认此批家书为真实原件。张家后来还派人前往安庆实地观看遗书展览。

1952年,张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中共肥西县委在紫蓬山麓的苍松翠柏间,重新修葺了烈士墓地。张璋当年的战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的顾卓新,题写了“张璋烈士墓”五个大字,镌刻在墓碑上。此地如今被定为肥西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Jensen和Meckling(1976)最早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了企业管理者和股东利益目标不一致现象,并认为管理者激励是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二者之间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径。由于研发阶段的费用支出会影响当期业绩表现,加之创新成果商业转化的不确定性以及具有明显的外溢特征,厌恶风险的管理者可能会放弃自主创新。而合理的激励机制会促使管理者与公司长远利益的趋同,激励管理者将自身利益与公司在研发上的长期投资需求保持一致[14],提高管理者进行创新活动的意愿。

1930年10月的一天,“北方左联”成立大会召开,选出执委会,负责日常工作,张璋担任执委。在“北方左联”工作期间,他表现十分勇敢。在参加飞行集会时,总是高举大旗,走在前面,并勇敢反抗警察镇压。张璋家里当时经济条件较好,凡是革命同志,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经济困难,特别是刚从牢里释放出来衣食无着的人找到他,他总是掏腰包慷慨相助,他的衣帽也让革命同志随便穿戴。1931年5月至10月间,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相继遭破坏,国民党宪兵进驻北平,实行血腥镇压。张璋被捕,后经他的妻子吴昭毅四处奔走营救,得以获释。

正是由于吴纪林的关照有加,入狱时生病的张璋得到较好的照料,逐渐好转。后来,也正是吴纪林目睹张璋临终就义的有关情节,向张璋之弟枢和作了转述,让我们今天了解到这位革命英烈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真实场景:

在狱中,张璋与狱警吴纪林建立了良好关系。吴纪林“年轻有为,事母至孝,深通文字”,本来对反动统治抱有不满,见到张璋为人正直豪爽,其文化教养、谈吐气质不俗,更兼得年岁尚壮,虽身羁牢狱毫不畏惧,侠肝义胆,深为钦佩。交往中,吴纪林处处关照张璋,平时帮其向外传递信件、打探消息。张璋也写信给在浙赣铁路任职的姐夫林耀北,托他为吴在“浙赣路上谋一小事,……月薪二十元左右即可”,“此事对弟安全及舒适均大有益”。

倦怠与年龄是2018年该调查新增加的调查项目,随着年龄的增加,倦怠比例在逐渐上升,到45岁后逐渐下降,倦怠与年龄呈“山”型,先升高后缓降。这种倦怠感的降低与年龄阅历增加、适应能力增强和经济能力增加有关[8],但医生从业的前10年仍然有相当比例的医生处于职业倦怠中,可能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更易造成医患矛盾,所以相应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曾关押张璋烈士的安庆饮马塘看守所遗址

张璋遗书及信封(节选)。中图信落款署名“晓天”,右图署名“鼎和”。

在信中,张璋一方面告诉母亲和亲友,自己在狱中身患疟疾兼痧痢甚重,“每夜烧热未退”,“病势十分危险”。而且,“身病未愈而款已用罄,……难中又生病,实出无法”,只好向母亲和亲友求援。另一方面,在多封信件中,张璋告知了案情,提出托人说项加以营救的希望。他在信件中说道:(自己)被关押在司令部,公事未送南京时,是营救的绝好机会,但坐失了良机。现在,公事已送南京“军委会”将近一月了,如此时各方极力设法,尚可挽回。倘若再失去机会,一旦判决了,纵有回天之力,亦无法挽回矣!自己的案件被列为特别刑事,一经裁判批准,即毫无办法。“军法裁判,一经判决即如铜板刻定,无法挽回。因而须在事先尽力设法,克(恪)尽人事,勿令坐失机会、噬脐莫及矣!”情急之下,张璋还建议家人通过旧时的同学、朋友来疏通关节,如东京同学史益吾的表弟、任事平汉路的何其巩、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等人来疏通关节,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收到成效。

2017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前往参加在肥西县上派镇举办的“结庐印社”新春雅集。来到会场时,见到做东的县政协常委、书画篆刻家周龙久先生正在接待几位来客。寒暄过后,我陪坐在旁边闲话。闲聊中,听到客人话语中提及“懒悟艺术馆”,我不由得插话道:“懒悟艺术馆是张庆先生主办的吧!”

张璋原名张鼎和,曾化名张晓天,1905年出生在安徽省肥西县张新圩一个显赫之家,其曾祖父张树屏是晚清著名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弟,本人是晚清淮军将领、至记名提督、太原镇总兵,头品顶戴。张璋兄弟姐妹9人,他在兄弟4人中排行老大,还有一姐四妹。

从话语形式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现为文本话语和实践话语两种形式。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的创新体现在文本话语的创新和实践话语的创新。其中,实践话语的创新是文本话语创新的基础,文本话语创新为实践话语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

信件中所披露的这些情节,是一位革命英雄临终前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史研究的重要发现。

为减少道岔故障对有轨电车运营带来的影响,一般宜在 3 个方向设置单渡线供道岔发生故障后临时折返。双Y道岔在各种故障情况下临时运行情况如图 4 所示。

张璋就义后,过去的资料披露其大地主家族十分冷漠,甚至不准其葬于祖坟,是其妻吴昭毅千辛万苦将其灵柩运回,安葬在一个叫罗田埠的地方。

而从这批信件中,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两封是张璋之弟枢和接到噩耗后,前往安庆办理后事并向其母说明的信件。信中讲到枢和赶到安庆,找到吴纪林,了解了张璋临终前的一些情况,然后,一同买了些香纸及点心、香烟、银锭致祭,又妥善安排运送灵柩回乡的事项。于农历十七日(10月31日)将张璋灵柩“找人包抬”运了回来,先浮厝于河西高头庄。家族中由大伯父提议,将祠堂前各人所分的80石田产,“除六婶母一房,其余扫数归四哥治丧及小儿以后教养之 (费)”。对张璋之妻吴昭毅(信中称为“四嫂”),则只告知为病亡,而她已晕厥数次,大家劝其不要过于悲伤,将来大家应宜尽力给予帮助。在当时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期,这是多么难得!

这批信件中,还有一封为张璋之父得知张璋死讯后写给其女昭和的信件。信中,张父痛心疾首:“我运何如是报?鼎命何如是苦?天之抑我何至于此?!我为张家第一罪人,生无面目见人,死无以对先辈,何以为人?!”他还写道:“鼎儿致死之由,原因……全是环境所逼”,而且“虽各处书件呼号求救,而少数应者亦不过敷衍;简直不复一字者居大多数;至于财力则无人帮助分文,我对此深为隐恨”。失子之痛,溢于言表。

根据这批信件,张庆先生在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关工委、市政协文史委、迎江区政协等部门(机构)的支持下,专门筹办了一次《信念如磐——张璋烈士遗书展》。那一封封发黄的信件原物,其背后情节的详实考证与介绍,对烈士事迹的生动解说,都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在腥风血雨中革命先烈英勇不屈的故事。展览在安庆市引起了轰动,一时成为当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展览结束后,张庆将这批信件无偿捐赠给安庆市博物馆永久收藏。

母亲知道我喜欢吃辣,而古巴又没有辣椒,于是从市场上买来新鲜的二荆条辣椒,晒干、去把儿、翻炒,混合芝麻一起打成粉末。每次打辣椒面的时候,她总是被呛得眼泪直流。一大瓶辣椒面用熟油泼了以后罐存,就餐时放一小勺,感觉不只是饭菜有了味道,一天的生活都是麻辣鲜香的。一罐辣椒面够吃小半年,当我打开盖子,看见里面还有“存货”,就感觉生活还有奔头。等到要见底了,就知道自己快要回家了,于是生活又有了盼头。

(题图为张璋烈士像)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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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均生:张璋烈士狱中遗书发现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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