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以艺术的形式显现了周代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其主要表现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依据是天命民意，政治伦理的根本要旨是德治善政，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爱国忠君。此外，《诗经》大力倡导和高度赞美了勤政安民、正直、大度、善良、庄重等政治美德，同时，还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了统治阶级对百姓残酷剥削、不劳而食、昏庸无道、渎职懒政、任用小人、荒淫无耻、贻害百姓等丑恶德性和行径。直至今日，《诗经》对于推进政治伦理建设乃至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诗经；政治伦理思想；启示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采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歌作品，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些丰富的内容中，以艺术的形式显现了周代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孔深超过4m时，在距井底2.5m处设置一道半圆形防护板，并固定牢靠。在出土及吊运物料时，孔底工人紧贴护壁站立在防护板下，以防落物伤人。防护板的位置随孔底进尺逐节下移。
初彭龄从福建学政升任云南巡抚，其重要使命是监督西南高官，杜绝贪腐。离京前，皇帝面谕“以富纲历任巡抚总督声名平常，祗以贪婪实迹未经败露，不即加以严谴，嗣后务当痛加改悔兾赎重愆，令初彭龄向富纲当面传旨”［19］。富纲纳入了参劾视野。十二月，富纲误认为军机处寄给云贵总督书麟之公文对己不利，私拆公文，引起皇帝不满。十二月二十五，富纲在京财产被查封。
一、政治伦理的最高依据：天命民意
中国至少从第一个朝代——夏朝起，就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天命观念。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尚书》记述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比《诗经》所记载的五六百年要早一千五百多年。）记载，夏启杀死了原本由禹禅让为王的伯益即位后，在钧台大宴各部落的首领，以期获得联盟各部落对他地位的承认。有扈氏对夏启破坏禅让制的做法十分不满，坚决不出席钧台大会。于是，夏启调动军队对有扈氏进行征伐，大战于甘。战前，夏王启在誓师大会上说：“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1］87（啊！六军的将士们，我告诫你们：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敬朝臣，因此，上天要断绝他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的惩罚。）从而申明其征伐的合法性。当商王汤讨伐夏桀在作战前动员时也对将士们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1］90（警告你们诸位，都听我说。不是我小子胆敢犯上作乱！因为夏王罪孽深重，天帝命令我去讨伐它。）强调国家兴亡在于天命，天命是政治伦理的最高依据。周朝取代了商朝之后，不仅继承了以往朝代的天命观念而且进一步革新了旧的天命观，确立了顺民意的新天命观。
原文中“M62,Aldershot,Mountbatten”分别暗指1993年、1972年、1979年爱尔兰恐怖组织在英国实施的恐怖活动中所使用的M62机关枪，所发生的奥尔德肖特（英国中南部城市）爆炸案以及蒙巴顿勋爵的死亡事件。然而译者如果将这么多文化信息放在译文里，势必会使观众付出较多的认知努力，也会使译文缺乏连贯性，因而译者省略了这些文化信息，用“就像以前那些袭击一样”，使中国观众获得了源语作者的信息意图。再来看一个相似的例子。
《诗经》在大力倡导与高度赞美优良政治德性的同时，也对许多丑恶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德性予以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
既然天命来自民意，民意依据于政德。唯有良好的政德，才能有拥戴赞美政府的良好民意；反之，政德的败坏，必然导致反抗乃至推翻统治者的民意。《尚书·汤誓》就曾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1］91（夏王耗尽民力，残酷剥削夏国人民，使广大民众危困而不愿拥护。他们咒骂夏王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失呢？我们愿意同你一起灭亡！”）而良好的政德，直接体现在统治者的德治善政上。《诗经·大雅·皇矣》如此赞美周成王的德治善政道：“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2］426-427（丰度翩翩而又快乐的周王，拥有万众钦仰的美好政德。您顺应老百姓也顺应贵族，万千福禄自会从上天获得。上天保护您恩佑您授命您，更多的福禄都由上天增设。）《诗经·大雅·皇矣》还这样赞美周的祖先王季的德治善政道：“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2］405-496（这位王季好祖宗，天帝度知其心胸。静修品德清又正，能察是非美德行。能明是非分善恶，师长国君双兼容。统领如此大邦国，能顺民情善政颂。）
实行德治善政最根本的是“显显令德，宜民宜人。”［2］426-427（拥有万众钦仰的美好政德，善于顺民也善于安民。）而“显显令德，宜民宜人”，首先君王要勤政爱民、君臣和谐而使民得以休养生息。《诗经·大雅·假乐》云：“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2］427（贵为天子担得起天下纲纪，让身边大小臣工得享安逸。天下诸侯大小臣工和士子，也都热爱拥戴着周王天子。正因为您勤于政事不懈怠，使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休养生息的第一要务就是“以莫不庶。……以莫不增。……民之质矣，日用饮食。”［2］230-231（各地产物都富庶。……收成没有成。……人民平静能安居，日常饮食也不差。）坚决反对不顾百姓死活的昏君与奸臣。《诗经·国风·陈风·墓门》激愤地唱道：“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2］188（你家墓道门前长满酸枣枝，挥动起铁斧就可以铲除掉。你这坏了良心的昏庸君啊，全国上下谁不知哪个不晓！知道了你也不肯悬崖勒马，这些罪孽也不是一天所造！你家墓道门前长满酸枣枝，有群夜猫子栖落在枝头叫。你这坏了良心的奸佞臣啊，听我们唱起民谣把你警告！唱归唱你根本不听这一套，被打倒了才想起咱的忠告！）其次，要实行无为而治，使百姓安心生活。《诗经·国风·王风·兔爰》反映了民众的强烈愿望：“尚无为；……尚无造；……尚无庸。”［2］101（人们不用服兵役；……人们不用服徭役；……人们不用服劳役。）由此，人民才能在太平无为的社会环境中好好生活。
既然民意成为了政治伦理的最高依据，民意即天命，而民意可变，天命也就可变。因此，《诗经·大雅·文王》明确指出：“天命靡常。”［2］388天命是变动的，变动的直接依据则是君王的政德。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农民成为国家的根本，君王对待农民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农民对待君王的态度。因而能够“求民之莫”，就是最重要的政德。周人灭商，西周统治者虽还需要利用“天命”的至高权威性来论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但他们更多地看到了这种“顺民意安民心”政德在朝代更替中的关键作用。统治者是否有德恤民。是者，天助之；否者，天弃之。《尚书·蔡仲之命》就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3］194上帝是公平的，也是主持公平正义的，他只对有德的人予以辅佐和保佑。而“德”本是“天德”，即是上天立下的道德准则。上天监察世间统治的好坏，就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天成为人世间王权的监督者。一个明德的君王，上天才会把天命交给他。既然“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2］388（文王庄重而恭敬，光明正大又谨慎。）所以，“假哉天命，有商孙子。”［2］388（伟大天命所决定，商的子孙成周臣。）周之所以得天下，完全是周王有着良好的政德。
二、政治伦理的根本要旨：德治善政
团场学校、幼儿园通过每周一次的双语口语学习培训、民族团结主题班会、学习传统文化主题队会等系列活动415场次，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到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医院组成医疗队伍远赴离团场300多公里以外的青河县，为阿热勒乡达巴特村的村民进行免费义诊。元旦春节、肉孜节、古尔邦节期间，团场党员干部开展了“走亲戚庆节日”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识，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和感情。
舜慎重地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礼教，百姓顺从。舜总理百官，百官承顺。舜迎接四方宾客，宾客肃然起敬。舜巡守山林，暴风雷雨也不迷误。大禹之所以被舜选定，是因大禹治水有方，勤勉努力，三过家门而不入。当舜帝询问大禹治水有方的“秘密”时，大禹答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1］44（啊！帝，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想着每天努力不懈地工作罢了。）到了周朝，对勤政安民的政治美德的倡导与赞美则已经达到了比较自觉的地步。在《尚书·洪范》中就记载：武王灭商，问箕子治国之道。箕子说，治国之道有九章，其中第三章，要勤勉努力地办好八项政务。故《诗经》也对勤政安民的政治美德大力倡导与赞美。《诗经·大雅·棫朴》就大力歌颂了周文王勤政安民等的政治美德：“勉勉我王，纲纪四方。”［2］399《诗经·大雅·假乐》也高度歌颂了周成王勤政安民等的政治美德。“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不解于位，民之攸塈。”［2］426-427（上天喜爱那成王，美好政德显辉光。善于安民善用人，……勤于政事不懈怠，天下百姓得安心。）
在POAG的治疗中，PGA滴眼液疗效确切，临床使用频率较高，但有学者认为该类药物会使患者角膜变薄[12]。一项使用PGA滴眼液4年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其只在使用初期（前2年）会降低CCT，在后续治疗期间（后2年）CCT并无明显改变[4]。Meda R等[13]研究发现，在停止使用PGA滴眼液后，CCT会逐渐增加。也有研究认为，PGA滴眼液对CCT的影响不明显，与使用前相比，使用后CCT降低不到25 μm，使用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另有研究认为，人工泪液可增加角膜纤维数量，PGA滴眼液联合人工泪液可改善患者角膜厚度降低的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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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行德治善政，永保天命，统治者还必须重视修德，以身作则。《诗经·大雅·文王》就强烈地意识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2］388-389（念到先祖德服人？还要继续修德行。永远修德配天命，以求多种好福分。）只有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诗经·大雅·思齐》：“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2］402（文王孝敬顺祖宗，祖宗神灵无所怨，祖宗神灵无所痛。示范嫡妻作典型，示范兄弟也相同，治理家国都亨通。）这一思想，早在尧舜时代就有了。《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在整饬百官时，让大臣举荐修德贤良者大臣放齐推荐了尧帝之子丹朱，尧帝否定道：“他缺乏德行且心地凶狠，不行！”。大臣驩兜举荐了共工，尧帝也否定道：“他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谨，而气焰很高。”后来，尧帝年岁已高，他对“四岳”说：“四方诸侯之长！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用我之命，升任我的帝位吧！”四岳推辞道：“我们德行鄙陋，不配升任帝位。”然后推荐了虞舜：“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1］13（虞舜是乐官瞽叟的儿子。其父亲心术不正，后母说话不诚，弟弟傲慢不友好而舜能同他们和谐相处。因他的孝心醇厚，治理国务不至于坏吧！）于是，尧帝决定试用虞舜。到了西周周公时，这一思想已经成型。在周公看来，既然“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要想“祈天永命”，必须“以德配天”；而要“以德配天”，就必须重视修德：“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1］194（你们要能够长期地观察自省，所作所为就能合于中正的美德。……只有这样你们才配奉行上天所赞赏的大德，才能保有周天子所赐的禄位和功业。）
三、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爱国忠君
虽然尧帝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时期，还没到真正的“国家”阶段，但已经有了“万邦”与“天下”观念，并追求“协和万邦”与“天下一统”的和谐局面。从《尚书》中我们发现，最早最显著的爱国主义意识，是“协和万邦”与“天下一统”观念。“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2（各族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也就相递变得友好和睦起来。）这种观念到了夏商周时期，这种观念已经明确化。《尚书·五子之歌》篇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3］187《尚书·武成》篇曰：“垂拱而天下治。”［3］193这些观念在《诗经》中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诗经·国风·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蓍。忾我寤叹，念彼京师。……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2］202（寒凉的泉水在下汩汩涌动，丛丛筮草被淹没在寒水流。一觉醒来我总是哀声叹气，深深怀念昔日里故都神游。……那时节黍苗青青多么繁茂！滋润它们的自有雨顺风调。四方的诸侯都来朝见天子，贤德高贵的郇伯亲切慰劳。）
还有，强行退烧会使体温骤降，大量出汗容易导致虚脱，进而容易损伤肾脏，因此退烧不能指望速战速决，更不能滥用激素。这在官方的文件中也有体现，在2011 年我国卫生部颁布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已经明确指出，单纯以退热和止痛为目的使用糖皮质激素，特别是在感染性疾病中以退热和止痛为目的使用糖皮质激素，属于滥用药物。
家国天下观念的形成，导致了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萌生。这种相互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一表现为对祖国的热爱与怀念和对国运的忧心之情。《国风·邶风·泉水》就反映了这种深切情感：“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2］57（泉水汨汨流不息，还是回归入淇水。怀念卫国我故乡，没有一天不在想。）《国风·鄘风·载驰》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情感：“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2］77（竟然不肯赞同我，哪能返身回许地。比起你们心不善，我怀宗国思难弃。竟然没有赞同我，无法渡河归故里。比起你们心不善，我恋宗国情不已。）其二表现为对祖国誓死捍卫的坚强意志。《诗经·小雅·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2］252（周王命我去出征，辅佐天子保家邦。……将帅严谨兵纪强，同心协力报边防。同心协力报边防，安定国家民安康。）其三表现为强烈的媚君忠职意识。《诗经·国风·郑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2］114-115（穿着润泽羔皮袄，为人正直又美好。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怕牺牲为君劳。）君王为天子，君王就是国家的代表，爱国必须忠君，忠君必须忠于职守。故《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诗云：“黾勉从事，不敢告劳。……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2］292-292（尽心竭力做公事，辛苦劳烦不敢言。……只要周朝天命在，不敢效友苟偷安。）
四、政治伦理的重要美德
首先，它大力倡导与高度赞美了勤政安民的德性。根据《尚书》记载，从尧舜到大禹，都具有勤政安民的政治美德。尧帝在位，“允厘百工，庶绩咸熙。”［1］9意即尧帝勤勉切实地整饬百官，把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舜能继尧之帝位，不仅在于孝德出众，还在于他勤政安民的政德出众。舜被尧帝提拔上任后，忠于职守，勤勉工作，不负众望。《尚书·尧典》记载：“帝曰“‘钦哉！’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1］15大意是说，尧帝对舜讲，要忠于职守啊！
既然“皇天无亲，唯德是辅”，那么，要想“永言配命”，就必须施行德政；要施行德政，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美德。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大力倡导与高度赞美了优良的政治德性；另一方面，它对对许多丑恶的政治行为予以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
事实上，德治的传统从《尚书》看来至少从尧帝起就开始了。《尚书·虞书·尧典》这样赞美尧帝说：“日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2（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勤奋，又能举贤让能，重用人才。他的德名光辉普照四方，甚至于天地上下。他能发扬大德以身作则，使氏族亲密和睦；各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彰显朝中百官，协助处理他们的职守；百官和谐了，进而团结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也就相递变得友好和睦起来。）然而，只有到了西周周公旦时，德治的思想才真正形成。周公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德治思想。既然“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那么，要想“永言配命”，就必须施行德政；而德政的根本在于“保民”。西周统治者从夏商覆灭的历史教训中看到，夏商之所以失去天下，最根本的就是失去民众的支持。《诗经》既然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社会状况，也就必然反映了以西周周公旦为代表的德治思想。故《诗经·大雅·文王》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2］388-389（文王风度庄重而恭敬，行事光明正大又谨慎。伟大的天命因此决定，商的子孙成了周属臣。……殷商未失民心时，也能与天意相称。应该以殷为戒鉴，天命不是不变更。）如对民众实行暴政，就是失德；失德必然失民，失民必然失天下。因此，要“永言配命”，就要顺民意安民保民。
此外，还倡导与高度赞美了正直、大度、善良、庄重等政治德性。《国风·鄘风·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匪直也人，秉心塞渊。”［2］］72（他是正直有为人，内心充实又深沉。）《国风·卫风·淇奥》则赞美卫武公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2］79（看那淇水弯弯岸，碧绿竹林片片连。高雅先生是君子，学问切磋更精湛，品德琢磨更良善。神态庄重胸怀广，地位显赫很威严。高雅先生真君子，一见难忘记心田。）《国风·曹风·鳲鸠》也这样称颂君子的善良品性：“鳲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2］201（布谷鸟在桑林筑巢，小鸟翻飞栖息丛莽。品性善良的好君子，百姓敬仰作为榜样。百姓敬仰作为榜样，怎不祝他万寿无疆。）
《诗经·大雅·文王》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387（岐周虽是旧邦国，承受天命建新朝。）周之所以代商而立，当为天命。上帝又为何予周承天命，而实乃上帝洞察民意。顺民意安民心者则受天命。故《诗经·大雅·皇矣》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帝迁明德，……受命既固。”［2］404-405（天帝伟大又辉煌，洞察人间眼明亮。监察观照地四方，以求人民得安定。……天帝迁来明德君，……受命于天固安稳。）这种上帝体察民意，以授天命，民意即天命的思想，在《尚书》中就已比比皆是。《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1］41（上天的视听依从人民的视听。上天的赏罚依从人民的赏罚。天意和民意是相通的，要谨慎啊，有国土的君王！）《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193（上天的看法，出自我们人民的看法，上天的听闻，出自我们人民的听闻。）由此，事实上民意成为了政治伦理的最高依据。
一是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了统治阶级老爷们对百姓残酷剥削和不劳而食的丑恶行径。《国风·魏风·伐檀》云：“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2］151（砍下檀树做车轮啊，棵棵放倒河边屯啊。河水清清起波纹啊。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吞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挂鹌鹑啊？那些老爷君子啊，可不白吃腥荤啊！）《国风·魏风·硕鼠》则把统治阶级喻为偷粮的大田鼠，并发誓要到没剥削的乐土去：“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2］152（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黍！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照顾。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土有幸福。那乐土啊那乐土，才是我的好去处！）
二是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了统治者昏庸无道、欺压百姓丑恶德性与行径。《国风·陈风·墓门》怒吟道：“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2］188（墓道门前满酸枝，挥动铁斧可铲除。坏了良心昏庸君，全国上下谁不晓！不肯悬崖猛勒马，罪孽深重长昔造！墓道门前长酸枝，有群夜猫栖枝头。坏了良心奸佞臣，唱起民谣来警告！可你根本不听劝，倒台方想咱忠告！）
三是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了从政者渎职懒政、任用小人、贻害百姓的丑恶德性与行径。《小雅·节南山》怒斥云：“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2］280-281（你贵为太史却不亲政勤政，已经失去天下百姓的信任！你对朝政也总是不闻不问，不要再欺哄瞒骗至德圣君！你就该静心执政莫再发昏，不要再委政小人危及国运！那些委琐宵小的裙带姻亲，就不该教他做高官厚禄人！）《小雅·十月之交》也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了从政者任人唯亲、贻害百姓的丑恶行径：“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醘妻煽方处。”［2］290（日食月食示凶兆，运行常规不遵照。全因天下没善政，空有贤才用不了。……皇父显要为卿士，番氏官职是司徒。冢宰之职家伯掌，仲允御前做膳夫。内史棸子管人事蹶氏身居趣马职。楀氏掌教官师氏，美妻惑王势正炽。）
四是猛烈谴责与无情鞭挞了从政者荒淫无耻的丑恶德性与行径。《国风·陈风·株林》中这样讽刺陈灵公淫于夏姬道：“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2］191（为何要到株林去？那是为了找夏南。不是为到株林玩，而是为了找夏南。）《国风·齐风·敝笱》中也猛烈讽刺文姜返齐荒淫无耻的秽行：“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2］140（破烂鱼篓在鱼梁，鲂鱼鳏鱼不慌张。文姜回转齐国去，仆从多如云一样！）《国风·陈风·宛丘》中也如此讽刺从政者的淫行：“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2］183（你是那么的放荡，在那宛丘的高地上。虽然你也有热情，可是并没好声望。）
《诗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4］9并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211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把它作为教育弟子的“教科书”，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也都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正因此，《诗经》以“诗言志”，其中许多思想特别是政治伦理思想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
五、几点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5］《诗经》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早最重要的古典之一，其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论是思想还是精神，都予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巨大。直至今日，还给我们的政治伦理建设乃至文化建设以重要的启示。
其一，政治伦理建设，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深耕细作，还需要传播上的生动活泼。政治伦理建设无疑需要其理论的正当性、合理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只有这样，政治伦理建设方能立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是，只有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传播形式，才能接地气，才能被广大民众所熟知、所接受、所认同，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政治伦理生态，政治伦理建设才能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诗经》开始或至少以《诗经》为标志，中国开创了“诗言志”的历史传统，以诗词歌赋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传播形式，去传播政治伦理等价值观念，使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因此，我们今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大众化，就应当传承这一优良历史传统，运用文学艺术形式去唱响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主旋律。2016年，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6］
其二，政治伦理正当性的价值根基：从民本主义到以人民为中心。在改革开放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有这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农民是传统时代国家的根基。因此，自古以来，统治阶级（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人民对于一个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其稳固的重大价值。至少，以民为本的意识在尧舜禹以来，特别是周朝以来就逐渐形成了。《尚书》记载：尧以仁德治民，“黎民于变时雍。”［1］2故其“殂落，百姓如丧考妣。”［1］25舜时，皋陶告诫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1］41至周代，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187《诗经》正是在此基础上，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其浓厚的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可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无疑是社会历史发展、政权更替的基本规律。虽然民本主义思想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流传了几千年，但是，其本质上是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将民众看作为政权的基础，要“保民而王”，利用民众力量为其统治效劳，民众只是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已。只有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民本主义的革命，第一次将人民作为服务的对象而不是统治的对象，第一次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同志早在1941年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1944年，毛泽东同志又以《为人民服务》为题，全面阐明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此，中国共产党党章就明确规定：党的最高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7］
其三，治国安邦，既要实现德治，也要实现法治，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从《尚书》中可以看到，德治至少从尧帝起就开始了。到了周朝，德治思想与传统已经基本形成。《诗经》中也反映了这一政治伦理思想。但自古以来，德治并没有排斥“法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8］《尚书·尧典》记载：尧帝让舜接班，舜不仅“慎微五典，五典克从”，而且还“象以典刑，流宥五刑”。［1］23当然，传统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为社会政治基础。因此，“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适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中国古代的“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而现代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如今，中国社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公民社会为政治基础。因此，治国安邦必须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
其四，要高度重视传承古代中国政治伦理美德。我们无论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理念，还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都离不开广大从政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政治伦理美德培育。无论是尧舜禹时代，还是夏商周时期，在“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下，我国历来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美德的养成。《诗经·大雅·文王》就强烈地意识到：要实行德治善政，永保天命，统治者还必须重视修养己德，以身作则。这一思想，事实上早在尧舜时代就有了。无论是在尧选取接班人还是舜在选取禅让对象时，都把是否有德放在首位。在《诗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不仅弘扬了这一思想，而且还突出倡导与高度赞美了相应的优良政治德性：如爱国情怀、勤政安民的政治美德：“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被之僮僮，夙夜在公。”［2］20以及正直、大度、善良、庄重等政治德性。这些优良的政治伦理美德，迄今为止依然是广大干部应当具备的重要德性。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表讲话时就提到：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还将前人的思想探索与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政治德性要求。“概括起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勇于担当、清正廉洁。”［10］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重视政治伦理美德的培育，是因为“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11］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伟大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顾 迁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袁愈安译诗，唐莫尧注释.诗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3］崔富章.中国文化经典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7］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2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22.
［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6-12-11（0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22.
［11］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J］.求是，2004（19）：36-38.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9）02-0012-07
收稿日期：2018-12-20
作者简介：吴灿新，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二级教授，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伦理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伦理学。
责任编辑 陆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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