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唯一一支保留军级建制的红军部队。三年游击战争中，他们坚守大别山，面对强敌的疯狂围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卓绝，突破重围，把鄂豫皖边区创建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大且牵制敌人最多、保存力量最大的游击区。
关键词：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信仰；实事求是
大别山的革命红旗，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的三十年中始终高高飘扬。
捍卫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是一个个无坚不摧的英雄接力群体，他们包括：
以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为代表的革命播种者群体；
以徐向前、王树声为代表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群体；
以吴焕先、徐海东为代表的长征开路先锋的红二十五军群体。
以高敬亭、何耀榜为代表的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群体。
当被卖给民团小队长的甘春兰挣脱逃跑上山找到何耀榜时，她哭诉着要求：“我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长大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还要尽我所有的力量，继续为党工作。我今天来，就是要求上级仍然把我编进党小组。”后来，组织上将她编进了乌子铺移民点的地下党支部。她历经千辛万苦，不断地给游击队和便衣队送饭，送情报，送草鞋和衣被。
以李先念、张体学为代表的组织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的新四军五师群体；
以刘伯承、邓小平为代表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将士群体。
正是这些英雄群体与鄂豫皖根据地人民携手同心，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创造了“大别山红旗三十年不倒”的奇迹与辉煌；
正是这些英雄群体与大别山人民生死与共，顽强拼搏，将鄂豫皖根据地锻造成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地、治党治军治国人才的重要培育地！而这三十年中，三年游击大别山的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在形势最严峻、围剿最惨烈、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坚守根据地，血染大别山，接力扛大旗！
“本次大赛是标志着威县农业生产从‘冀南棉海’到‘三带三园’转型升级的大事。”王淑平表示，根力多虽然放眼于全国，但总部在威县。根力多将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内外的先进管理方式和优秀的管理经验带回威县来，推动威县的产业发展。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根力多也愿意一届又一届地办下去。
一、在强敌包围圈中突破重围
历史不会忘记，大别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两个极其悲壮的日子：
近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研究了具有Holling-type Ⅱ类功能性反应的修正Leslie-Gower捕食模型
中庸思维与社会认知内容和社群性和能动性都有紧密的关系，但社群性主导了中庸思维者的形象，高水平中庸思维者呈现出高社群与低能动性的组合特征。
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在惨遭第四次“反围剿”阵痛的情况下，越过平汉路，从此撤离大别山；
——血腥杀剿。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敌人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的反动口号鼓躁下，对苏区进行“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屠杀，肆意烧、杀、抢、掠。敌人除将搜捕到的部分人当场屠杀外，其余都关进“难民收容所”，“每所关押苏区群众数千人，每人每天只给喝掺石灰水的稀饭，每日死者竞达一百多人。”河南商城的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叫嚣：“要开人肉案子”，在其周围地区铡死苏区军民数千人。鄂东黄梅柳林湾，敌人挖一个大坑活埋红军战士及家属三千多人。在立煌(金寨)县南溪，敌人一次齐肩活埋200多名群众，然后用牛犁将活埋的人头犁去。在鄂东北和皖西，敌人还将苏区的大批年轻妇女奸污后，押运到外地贩买，将无数老人、青壮年和小孩活埋，或用铡刀铡死。后来，因国民党军队杀人太多，变割人头领赏为割耳朵领赏，其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国民党反动军队凶残的多剿并举，使大别山许多地方变成“田地荒芜，庐舍成墟、尸横遍野”的无人区，鄂豫皖苏区的红色政权、干部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损失！[1]291
国民党反动当局趁鄂豫皖根据地主力红军撤离之际，企图一举扑灭我党留在大别山区的革命火种，以铲除“心腹之患”。于是，敌人在整个大别山中拉开了新一轮的极端残酷的大剿杀：
——重兵包剿。从1934年12月到1938年初，国民党部队(不包括地方民团)最多时达68个团，平常一直保持着50个团的兵力对大别山红军进行包剿。而红二十八军第三次重新组建时，约2000余人，敌我兵力对比约占25∶1。当年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敌我兵力比例则为10∶3(敌军10万对我军3万)；红二十五军刚离开鄂豫皖时约5000人，国民党围剿部队为80多个团，敌我兵力对比约16∶1。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两支老大哥主力部队相比，红二十八军承受的压力更大，况且此时亦无固定的苏区，仅有几小块“白皮红心”的游击区，濒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绝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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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1：函数角度，分别讨论与区间位置关系，①②，分别画出两种情况下对应的函数图像，如图2找到两种情况下对应的解析式，可知的最小值为1。
——设防驻剿。1934年8月4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和副总司令张学良联合发布《关于在苏区构筑碉堡，制止红军活动的训令》，要求各部队和地方专员、县长上阵，“按照指定地区，统限三个月以内，筑成碉堡地带。”“倘有因循敷衍，一经查出从严惩处，决不宽贷”，一时间，国民党驻军和地方要员征集民夫10多万人，强行折除民间古建筑和民房取砖材，到处修筑碉堡，在大别山地区筑成“横三竖四”、纵横交错的碉堡网，形成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仅皖西地区，就在原有2万多个地堡的基础上，新建碉堡4700余座。碉堡网下还配有拦护网、地雷坑和重兵驻守，形成一道道封锁线，分片包围，妄图“彻底扫荡并根除”红军。
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反复清剿。敌人除部署庞大的正规军外，还组织反动民团、“铲共队”、特务队、联保队和搜剿大队，通过倒毁山林、并村移民、断路设卡、投毒布雷、禁止生活必需品粮油盐进山、强迫群众“自首自新”等毒辣手段，进行反复地清剿，千方百计地围剿、报复红军及其游击队和苏区群众。
1934年11月16日，在几十倍的强敌围追堵截中，红二十五军奉中共中央命令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别山红军和人民是杀不绝、剿不垮的。
——联座搜剿。敌人大搞“户籍联座”，“一户通匪，十户同罪”，“凡通匪、济匪、窠匪者，一律格杀勿论”；[2]49在村庄暗设“坐探”，以小贩作掩护，一遇红军和游击队，便告密搜捕，企图割断人民群众与红军和游击队的联系。
他们从失散掉队中冒险追寻转移的红军队伍；
他们从过去的联络点中等待信号，接上联系人；
他们将流落的红军伤员和红军家属送到更隐蔽的地方；
他们在山林中、崖洞里、草棚下商议下一步反包围的行动。
在鄂东北罗山四区金竹林深山沟里，红二十五军撤离的第二天(1934年11月18日)，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与围坐在溪水边的同志们一起讨论，重建鄂东北道委，恢复地下党和秘密联络点，决定由方永乐、徐诚基率鄂东独立团去皖西找高敬亭传达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等等。
在六安立煌县抱儿山，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方永乐于1935年2月1日与高敬亭会合。方永乐向高敬亭传达了省委与红二十五军撤离大别山前的指示，“要高敬亭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工作，重建二十八军，坚持革命的斗争。”[1]298
在安徽太湖凉亭坳，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于1935年2月3日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再建红二十八军(始建于1933年1月，重建1933年10月，先后编入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任军政委，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全军辖八十二师和军直属手枪团，约一千三、四百人。同时决定在太湖、潜山、霍山、英山四县交界处开辟游击根据地，并在该地成立四路游击师。
在皖西北潜山县驼岭附近的白果树，1935年2月16日，高敬亭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组织安置伤员，筹粮筹款筹医药，开展游击战，恢复党组织，“并把党的工作逐步扩展到舒城、霍山、潜山、太湖、罗田、英山、蕲春、黄梅、宿松、广济等县的广大山区。”
在黄(安)光(山)麻(城)苏区，鄂东北道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五个多月联系的情况下，三次组建独立团和特务营，恢复了四个区的党组织，并发展了便衣队。
无论敌人兵力再多，包围圈再紧密，围剿再凶残，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便衣队与苏区党组织和人民一道，围绕“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的战略，在大别山各地掀起了一股股“破并村、破搜山、破断路、破清乡、破联坐、破碉堡”的热潮，[2]101-105在强敌包围圈中突破重围，开启了鄂豫皖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二、用实事求是精髓指导游击战
1936年6月28日，国民党《申报》上刊登：“查高俊(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集时散。”“现化整为零，部队追剿向前，匪又忽焉在后，以故大军过去，皆目为匪。”“为久踞计，择地建设苏区”。[2]84
《申报》这一报道，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的事实与形势，暴露出敌人的惊恐万状与无可奈何。难怪，当年最后一任鄂豫皖“剿共”总司令卫立煌曾悬赏十万大洋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年8月12日出生于河南光山县(今属河南新县城郊董店)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3月入党，先后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创建光山独立团、赤卫师和游击师，后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豫东南道委书记，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红八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重建红二十八军，任军政委(未设军长)，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他是从基层逐步历炼、在战争中长期摔打而成长起来的将领。
壮哉悲哉幸哉高敬亭。他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期间名震大江南北。但最终却以“消极抗日”等“七大罪状”，被蒋介石假共产党人之手，错杀于抗战之中。直到1975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平反，一直拖到1977年才得以正式平反，终于由“反角”变成了“正角”！[3]132-133
两种超声检查方法均是对患者的子宫、附件及盆腔进行多切面的扫描,测量子宫、双侧卵巢及肿块的形态、大小、位置及相互关系等,检查腹盆腔内有无孕囊、液性暗区、包块等[3],仔细扫描内部回声,并明确检测病灶边界、血流动力学特征及积液深度,最后详细记录检查的数据结果。
历史就是历史，没有什么力量能将历史的真实足迹抹去。
鄂豫皖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是以高敬亭为代表的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与大别山人民共同书写的。而这部历史的经典之处则是实事求是。
当红二十五军刚刚离开时，六十多岁的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召集留下来同志商议，他问：“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啦，你们愿意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坚持下去吗？”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我们一定坚持下去。”王福明用坚毅的目光环视着同志们，铿锵有力地说：“对，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把这把红色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使命。”[4]三个多月后，王福明在敌人清剿中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后相继由卢丛珠、罗作凡、陈守信等接任道委书记，继续领导鄂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
做到实事求是难，坚持实事求是更不易！
面对强敌的疯狂围剿，在与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三年联系的特殊情况下，孤悬于敌军重重包围的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在高敬亭的率领下，求大别山之“是”，务坚守大别山革命之“的”，创造出绝处逢生、险中取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游击战争奇观。——重建一支正式红军。
鄂豫皖主力红军撤离之后，如何捍卫大别山红旗不倒？这是省委离开之前考虑最重要的问题，并写信指示高敬亭，要求他组织鄂豫皖新的党的领导机构，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临危受命，接到省委指示信不到一个星期时间，便将鄂豫皖零散的红军及地方武装聚合起来，重新组建主力部队红二十八军，这不啻是沉沉黑夜的一声惊雷，使根据地军民精神为之一振。
红二十八军从重建、坚持到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敌人围追堵截的主要目标。高敬亭和他的战友们出神入化，时而伏击，时而阻击，时而反击，时而袭击，时而游击，转战大别山的40多个县，总兵力由重建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4个团2800人，不仅成为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而且成为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唯一保留军师建制并有发展的一支红军主力。
重组本不易，坚持发展何其难！熟读过红二十八军战史，无不让人为之敬佩！——独创一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
针对红二十八军处在频繁作战、不断流动、无固定后方、供给濒于断绝的情况，新省委和红二十八军把建立一支独创性的武装力量——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实际也是游击队)作为战略任务。“高敬亭同志特别重视发展便衣队，亲自挑选人员，配备武器，亲自派出便衣队，亲自领导，亲自检查，并给予便衣队独立处理本地党政军大事的权力。”[2]108-109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多次将地方独立团、游击师战斗营编入主力红军，同时又从红军中派出一批批干部、战士去发挥便衣队，让便衣队去开辟新的游击区。
便衣队最初三五人，后来一般由10人左右组成，人少精干，活动灵便，行踪隐密，还配有队长和指导员，建立了党支部。便衣队员携带武器，既打击敌人，又作党政群工作。便衣队的党支部，履行相当于区委、工委，甚至县委乃至中心县委的职责，对某一地区实行统一领导，“成为一个地方团结群众的核心，党、政、军、民、财、粮一起抓。”[2]110
便衣队的任务，包括扰乱牵制敌人，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搞侦察，送情报，掩护正式红军行动；组建游击队和战斗营，为红二十八军输送兵员；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组织，掩护和安置红军伤员；筹粮筹款，向主力红军提供物资供应；袭击敌人，镇压乡村中反动顽霸；做统战工作，利用敌人基层政权为革命服务；扩大和开拓游击区，接济老苏区等等。
便衣队开展工作的主要方法，是选择省界、县界之间的有利地形和群众基础好的地方，白天隐蔽，夜晚活动，亲串亲，邻串邻，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隐蔽到公开，由老区到新区，由山区到平源，顶峰时发展98个之多，“分布于鄂豫皖边区的22个县，”[2]83掌握基层政权，开设“山林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成为边区对敌斗争的第二大主力，为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敌人最害怕的是两条：一是便衣队同主力红军的密切配合；二是便衣队同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2]110尽管敌人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破坏这两条，但最终挡不住主力红军与便衣队和人民群众结成一体，成为埋葬敌人的汪洋大海。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永远无法做到又无法理解的。
听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少年时代我也曾有过自己的理想。爷爷领我去医院看医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梦想穿一件白大褂，治好孩子们的近视眼。这事儿对我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我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在少年时，我就知道“灰心”是一种什么滋味儿。
高敬亭领导边区党组织和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独创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其它游击区绝无仅有的创举。——探索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
三年游击大别山，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始终依据地情、敌情、战情来决定战略战术和方针，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随时调整斗争策略。
由于受欧洲美声唱法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的民族声乐有了初期的发展，在周小燕、喻伊暄等为代表的一批声乐教育家的努力下，我国的民族唱法获得很大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民族唱法逐渐开始向专业化发展。这时，一些音乐院校相继开设了民族声乐课程，设立了民族声乐研究机构，在继承传统民歌特点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吸收了美声唱法在呼吸、发声、共鸣等方面的优点，使民族声乐步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随着民族声乐的不断探索和发展，还出现了一批富有民族风格特色的歌剧，如《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等。这些歌剧深受观众的喜爱，为民族声乐添彩增色，同时也为民族唱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7月2日，红二十八军抵达安徽太湖店前河，高敬亭主持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西进东返，行程700公里，取得桃花山、王园、段水山三战三捷的经验，经过充分讨论后，在斗争策略和作战方针上，提出了“避强趋弱，避实击虚、拣弱敌打”和“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基本作战方针。此后，全军在麻城游击活动一个星期左右，总结制定了“敌情不明不打，地利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反之则打”的战术。不久，又补充了“缴获不多不打，反之则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围剿与反围剿中指导战争，形成了“四打四不打”的作战原则。[1]317这是以高敬亭为首的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又一个创造。从此之后，他们不失时机地歼灭了多股围剿之敌。
1936年1月5日，高敬亭在湖北蕲春三角山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集中兵力作战到分散游击作战的利弊，讨论和确定了具体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方式：战术上以伏击为主，以长途奔袭、化装智取为辅；战斗过程中要出敌不意，力争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部队作风要勇猛顽强，战斗动作要隐蔽突然，勇于短兵相接，敢于贴身肉搏；防御时要机智灵活，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转移要迅速隐蔽，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1]321三角山会议后，红二十八军从集中到分散，从山区到平原，从内线到外线，纵横驰骋在以老根据地为中心的更广大的地区，并把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推向内外线相结合的新阶段。
1936年3月上旬，高敬亭在安徽太湖柴家山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林维先首先介绍了率领加强连出击平源、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会议经过讨论并提出“继续贯彻三角山会议精神”，坚持“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作战方针，做出了三项决定：灵活机动作战，深入敌后或敌人兵力薄弱的平原、丘陵开展游击战；缩小目标，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军部相机决定主力会合与集中行动的时间；进一步加强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骨干，放到地方组建便衣队，支持和配合主力行动。这种“插向敌后、分散为主、适时集中”的斗争策略，使敌人痛感我军“行踪飘忽”、“忽隐忽现”，严重打击了敌人不断“追剿”的信心。
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广泛运用和发展了“跳蚤”战术，打“围点”战术，拖敌战术，奔袭战术，伪装战术，打伏击战术，杀回马枪战术，摆口袋阵战术，先打弱敌取得补给，在运动中拖疲强敌后再突袭，穿插于敌人碉堡群和封锁线之间，这种“敌人上山我下山，敌人下山我分散，敌人疲劳我聚歼，敌人包围我跳圈”的游击战，使敌人大小包围圈变成一张张破网，老区未能“剿清”，新区又被“赤化”。
——阶段进剿。三年期间，蒋介石数次调兵遣将，三次更换主帅(从刘镇华、梁冠英到卫立煌)，五次分阶段组织进剿，包括1934年底的大“追剿”，将“剿共”总指挥部从武汉搬到大别山；1935年2月，敌人又大力推进“雕堡、地捕哨、倒林”三位一体的拉网式“清剿”；[1]3101935年秋，敌人拉开了“秋冬攻势”，扬言“要在今年冬季里断绝共产党在大别山的根苗”；1936年春，敌人再度掀起气势汹汹的“五个月清剿”，其手段更加残酷；敌人在上述阶段性进剿纷纷失败后，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于1937年春后，首当其冲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一次更加疯狂的“三个月秘密清剿”，组织其正规军和三省保安团200个团，共计30余万人的进剿队伍，将屠刀举向大别山。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的历史，是一部把实事求是精髓应用到极致的历史！虽然高敬亭在“肃反”中误杀过一些同志，但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主旨而言，将军依然是“瑕不掩瑜”的。
三、以信仰之力将红旗扛到底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当一代抗日战神高敬亭被蒋介石电令“以枪刑照准”、假共产党人之手将其绑赴刑场时，高敬亭说：“死，对于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即便要我死，也要死在红地毯上！”[3]129他的这一请求尽管未获准，但很耐人寻味！
是他爱恋红军、红旗、红色根据地？还是他期许未来的红色江山?这只能让历史去作深度诠释！然而，历史证明，高敬亭是忠贞捍卫大别山红旗不倒的英雄将领，是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不朽的军魂。
把大别山红旗扛到底，让大别山人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这就是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的使命追求。无论形势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生活多么艰苦，他们坚信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终身为之奋斗的信仰！
第三，教师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教学观念，缺乏创新精神.在新课改之前长久以来的教学时间中，教师都是比较侧重于填鸭式教学，重视的仅仅是学生的成绩，几乎不关注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所以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大多数教师依然保持着这种教学观念，忽视了学生解题能力的提升.使得学生不能很好的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的相关问题中，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整枝与打杈同时进行，整枝采用单杆整枝，把所有的侧枝全部打掉，有利于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损耗，主干有6穗果时打顶，每穗留4个果实即可，不宜过多。
当饥饿、寒冻和敌人围剿金刚台上的妇女排时，她们以“青山绿水陡石崖，为了革命上山来，坚决与敌斗到底，誓死保卫苏维埃”的顽强斗志，陆续护理和转移几十名负重伤的战士重返前线后，遭到敌人的围剿。妇女排史玉清等八姐妹被敌人冲散后，唯一的一位男同志老李，60多岁了，儿子当红军长征走了，老伴死了，他和排长袁翠明一起，寻找失散的女战士，途中被敌人发现，老李为掩护女排长不幸被捕，敌人拷打问其妇女排下落，他至死不说，最后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壮烈牺牲。而金刚台上妇女排的姐妹们继续与敌人战斗。
1.人工费支出的抵扣问题。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推行下，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建筑劳务公司都以一般纳税人的身份按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然而劳务公司的劳务成本则不能用于抵扣。因此受传导机制的影响，应纳税额仍旧由施工单位承担。
如果教学内容要面向实际解决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要进课堂”的问题，那么教学方法及评价方式以学生学会学习为旨归则是着力解决“不是所有进课堂的知识都要教师讲”的问题。通过改革试点，教师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无论选择何种教法或评价办法，不在于教与评的方法或形式有多么完美，而在于教与评的方法真正引起了学生思维的活跃与磨练，在于使学生始终处于学习的准备状态，在于让学生学会学习，真正的好方法或好形式就是把学习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当林维先在肃反中被打成“第三党骨干分子”，即将处以极刑时，全师官兵痛哭为他作保，免除一死后被罚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说：“为革命抬担架、当挑夫也是光荣的，也照样游击敌人。”一次在行军中，偶遇驻霍邱大顾店的安徽保安第三团，林维先向交通大队长吴大友(原是林的部下)说：“敌人来了，你们把枪给我们，我们给他们干(当时苦工队80多人，每人只有一根扁担没有枪)，冤死不如战死，战死了还算烈士。”[5]林维先的话，激励了交通队，鼓舞了苦工队，大家齐声说：“和敌人拼了！”林维先带领大家冲向敌群，用扁担左劈又砍，敌人被歼大半，缴获一百多支长短枪，苦工队每人缴获了一枝枪。胜利而归后，高敬亭特别高兴，摘掉了苦工队的帽子，将其编为218团第三营，林维先任营长。从此，他驰骋于鄂豫皖的丛林村寨，战功赫赫，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游击专家”。
当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处在最艰苦的阶段，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吃野菜、吞野果、嚼草根、啃树皮，钻山洞、住草棚、卧冰雪、淋风雨，穿单衣、着草鞋、草当被，平均每天要行走一百多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昼伏夜击。即使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中，他们仍然不忘被困的红军家属，千方百计地给予接济；仍然不忘留下的伤病员，能带走的尽量带走，不能带走的安置在基本群众家中养伤；仍然不忘军纪和群众，不拿群众一钱一线，违犯纪律严格处理。
当何耀榜代表高敬亭与国民党皖西保安司令代表赵姓参谋谈判时，赵宣布说：“只要归顺国军，官升一级，给予优厚薪俸”交一挺重机枪五百元，轻枪枪一百五十元，盒子枪一百元，长枪五十元，你们的官到我们这里来当官，你们的兵到我们这里来当排长。”何耀榜对其以金钱、官职引诱，收买红二十八军，表示强烈不满，并加以严辞拒绝，他说：“这不是谈判，是做买卖！”[6]敌人阴谋被揭穿后，才开始了真正的谈判。
当我翻开一位老战士的回忆录时，他是这样讲的：“我的那些战友牺牲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都不知道，甚至连一口棺材、一块墓碑没有，他们图的是什么呀？是为了大别山翻身解放过上幸福日子！”[7]
是啊！是信仰之力转化为使命之责，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追寻党、加入党；让他们在反动派疯狂围剿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让他们在被捕严刑拷打中坚贞不出，视死如归；让他们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同人民患难与共，与人民并肩奋斗。
正因为信仰之力，使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剿不灭的英雄部队，他们与鄂豫皖边区人民一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马克思唯物论认为人们只有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才能更好地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等，所以，物质基础是保障，是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稳中前进，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生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关乎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党的十九大上，为了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的政策相继出台，包括增加人民群众收入、开展脱贫攻坚、解决住房问题、保护生态环境、深化养老医疗政策改革等等，使人们的获得感显著增强，幸福生活有了更夯实的物质保障。
——鄂豫皖边区始终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唯一保留军级建制红军部队的游击区。第三次重建后的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未设军长)，下辖红八十二年师和手枪团。一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其它游击区，有的是独立师、独立团，还有的是游击队，唯有鄂豫皖边区依然保留下军级建制的红军部队，并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始终。
——鄂豫皖边区最终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大的游击区。它以大别山为中心，横跨鄂豫皖三省45个县境的辽阔地域。而鄂豫皖之外其它游击区最多的十几个县，有的游击区只有几个县，还有游击区仅一二个县。
——鄂豫皖边区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牵制敌人最多的游击区。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四次大的“清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18个营另加15个连和大量反动民团武装，有力地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其它游击区的斗争。鄂豫皖之外的其它游击区难与望其肩背。
——鄂豫皖边区更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力量最多的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被改编四支队时，编成三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总兵力达到3100人，既是南方游击区保存力量最多的地区，又是新四军初建时编制和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一个支队。
——鄂豫皖边区是南方游击区中最先与国民党谈判的游击区。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指示的情况下，红二十八军单独与国民党谈判，并在谈判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使部队在改编时实力未受到任何损折。
——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既保存和巩固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又积累、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尔后我党在大别山地区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最重要的历史基础和精神动力。
请问，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一切困难有过去那么凶险吗？我们有先贤那么好地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吗？我们的信仰之力与使命之责有先烈们那么顽强和坚定吗？红二十八军及其游击队坚守大别山，血染大别山，捍卫大别山红旗不倒，就是一个不朽的范例，其丰功伟绩与精神遗产，必将成为新一代大别山人不断前进，共圆先烈梦、大别山梦、中国梦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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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正安.烽火三角山——彭正安回忆录[M].香港：华厦文艺出版社，2018：5.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19)01-0001-06
收稿日期:2018-12-16
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9.01.01
作者简介:王楚平(1954-),男，湖北蕲春人，国家文物艺术品高级鉴定估价师，中国人物传记学会理事，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黄冈市红色文化(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法学硕士。
责任编辑 张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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