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塔西佗陷阱”的发明权属于中国，是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塔西佗陷阱”的核心是公权力脱离人民，主要内容是权力中心、囚徒困境以及高成本运行，结果则导致零和博弈。“塔西佗陷阱”针对的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的某一特殊阶段、特殊状态，而在当代中国，无疑并不存在“塔西佗陷阱”，存在的只是警醒与提示，我们亟待去做的，也是避开，是以史为鉴、温故知新。遗憾的是，当前大部分研究者着眼的都是应对之策，就事论事，而忽视了“塔西佗陷阱”重要意义在于从战术思维向战略思维的转换，从“视力”向“视野”的转换。与此相应的是，在政府工作中我们要立足“公权力归于人民”这一主线，在“绝对信任—绝对不信任—相对信任—相对不信任”中全力构建一个“保持‘相对信任’的动态平衡的政府信任模式” ，以便走出战术应对，力求战略制胜。
关键词：“塔西佗陷阱”；公权力；零和博弈；温故知新；战略思维
一、“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现的吗？
最近几年，我在2007年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注]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2016年再版。中提出的“塔西佗陷阱”[注]参见米斯茹：《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塔西佗陷阱”，是南京大学潘知常最早提出的》，http://pan2026.blog.hexun.com/113914692_d.html；《“塔西佗陷阱”:一个中国美学教授命名的西方政治学定律》；引自重庆市社科重大课题《互联网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新探索》研究报告；曹维劲：《“塔西佗陷阱” 不只是塔西佗的功劳》，《解放日报》2017年8月22日；《交汇点公开课丨你了解省委书记提到的“塔西佗陷阱”吗？潘知常教授来划重点啦》新华报业网2017年11月21 日。在国内引起普遍的关注！
尤其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讲话中正式提及之后，随着“塔西佗陷阱”的被列入我们国家要着重避开的“三大陷阱”之一，更是令它炙手可热，持续成为国内关注热点的的重中之重，并且，除了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而且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还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以江苏为例，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就任之初，就在全省调研中提出：特别要加强对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这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积极化解发展起来后可能会先行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他在2018年第1期的《群众》杂志上又专门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三大陷阱”，即表现为外部忧患的“修昔底德陷阱”、内部挑战的“中等收入陷阱”、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塔西佗陷阱”，这些都是发展起来以后必然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在2018年第3期《党建研究》中，他又一次提到：“发展的规律还表明，越是转型发展的关键期，越容易集中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江苏发展比较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三大陷阱”挑战可能会更早地遇到，我们必须超前预判、提前预防，系统地研究如何避免和应对解决。”
再根据米斯茹博士的统计：关于“塔西陀陷阱”，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该词，相关结果显示约838,000个(截止到2017年12月30日)。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百度文库相关文档为27,517篇。
然而，随着“塔西佗陷阱”的日益流行，诸多的困惑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其中的第一个困惑是：“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吗？
显然，在这里，人心向背，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当下被很多论者片面关注的“公信力”问题，其实只是“塔西佗陷阱”所涉及的表面现象，也只是失去人心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并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在总结自己执政感受时曾谈过一种现象：“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但是，首先，塔西佗本人从来就没有把他的这句话跟“陷阱”这两个字联系起来；其次，塔西陀是生活在公元55年左右的人，迄今已经将近两千年，但是，查一下英文、法文、德文等各国文字，不难发现，迄今都没有与“塔西佗陷阱”相对应的文字表述。这意味着：不但塔西佗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塔西佗陷阱”，而且除了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也都从来没有提出过“塔西佗陷阱”；因此，说“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也因此，针对有人认为“塔西佗陷阱”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塔西陀的说法，著名出版人、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前社长、《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的责编曹维劲先生就曾经公开回应过： “人们常说，自然科学家的贡献应该是以他们的科学发明来衡量他们的科学贡献。其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贡献，也应该如此去衡量。如同发明一个学科、一种科学理论一样，发现与概括出一个科学定律，同样也应该被视为一个重要甚至重大贡献。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塔西佗讲的话，贡献应该是塔西佗的。这里须分清塔西佗原话与‘塔西佗陷阱’的区别。这类似于著名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但是，学术界则把‘马太效应’的提出与命名归功于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默顿。罗伯特·默顿归纳的‘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鉴于同样的道理，将‘塔西佗陷阱’这一政治学定律的概括、提出与命名归功于中国学者潘知常，在我看来，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注]曹维劲：《“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吗？》，《解放日报》2017年08月19日。
事实上，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塔西佗本人的重要贡献，但是，倘若仅就“塔西佗陷阱”而言，那我们只能说，它的发明权完全应该属于中国。
2007年8月9日，天涯社区转载了一篇名为“潘知常《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转载)”帖子，其中提到：“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同时，这段话也出现在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的第25页。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自从屈原在汨罗江畔发出了这样的爱国之声后，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愈发浓烈，“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从先秦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开始，一直传承到明清。”（傅葆良《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节及其政治悲剧的分析与反思》）陶渊明“兼济天下”的志向，正是其政治情结的体现。陶渊明从小饱读诗书，怎会不受到这些政治情结的感染呢？文人的政治情结的传承，深深影响了陶渊明。
而且，极为重要的是，我在提出“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对于塔西佗原话的引述，而是不但“照着讲”，而且“接着讲”“自己讲”，做到了从“现象”到“定律”的提升(使其从一种人生的感叹深化为一个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的定律)以及从“词语”到“话语”的转换，本来，塔西佗的话只是一种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但是，“塔西佗陷阱”却并非如此。它已经有了某种系统理论的支撑，也已经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
具体来说，在引用塔西佗的原话的前后，我对于“塔西佗陷阱”就同时已经下过两个定义。第一个：“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这个定义，是我在引用塔西佗的原话之前就指出的。它意味着：一个社会，第一，假如它的政府是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而不是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边；第二，假如它的“皇帝”、“官员”以及“所有人”都“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而从不考虑共同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无疑，这样的一个定义，已经根本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所可以涵盖的，而且，这个定义即便是被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第二个定义，则是在引用了塔西佗的原话之后才下的，我指出：所谓“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任何政府一旦“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会落入“塔西佗陷阱”。应该说，这个定义，已经根本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所可以涵盖的，而且，它即便是被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
也因此，“塔西佗陷阱”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对于历史与未来的深刻洞察的关键词汇，它的深刻内涵，无论如何都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本身所能够体现的。我们常说，话语之为话语，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于它的理论层面，而且更在于它的话语层面。这也就是说，重要的并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为什么这样说？”在这里，“话语讲述的年代”必须让位于“讲述话语的年代”， “塔西佗陷阱”也是如此，在特定的“讲述话语的年代”，已经加进了对于“人心向背”、对于“公权力”等的深刻剖析，更加进了对于历史与社会的大量实证剖析，例如，我本人就已经在2007年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借助对于“三国社会”“水浒社会”的详细剖析，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方方面面都做过了深入的研究[注]尽管在提出的“塔西佗陷阱”的时候我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公权力为什么会失去公信力”的问题之上，但是，对于“公信力”，我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这在《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从电视叙事看电视节目的策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怎样与媒体打交道——媒体危机的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公务员与媒体打交道》(中国人事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你也是新闻发言人》(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等我所主编的研究成果中看到。。必须强调，倘若没有这些，那么，两千年前的塔西佗本人的那句话的起死回生无疑是不可想象的[注]这一点，我们从此前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都很少引述塔西佗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到。，“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更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塔西陀陷阱”的进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视野、进入国家的战略决策同样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塔西佗陷阱”本身所禀赋的巨大的概括力、影响力、传播力，都是塔西佗本人的原话所远远不具备的，它是中国学者对于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须知，当今中国学界的几乎全部的学术话语往往都是“舶来品”，也都是西方原创性学术成果的消费者，而缺乏自己的学术话语。无疑，这也正是西方学者往往指责“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一个理由。这就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我们可以创造能够在全世界进行传播的词汇和理念，这样的‘实力’就可以称作‘软实力’”，在信息时代，“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显然，我们国家还缺乏这样的“货币”、这样的“软实力”[注][美]约瑟夫·奈：《权力的大未来》，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而且，在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学术话语之前，中国也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而一个国家在世界学术话语的版图中所占的位置的大小，也正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大小的标志。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权。一个国家当然不需要学术话语的霸权，但是却需要相应的学术话语权。为此，我们亟待去抢占世界学术的制高点、亟待去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动权，也亟待去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的霸权。在这方面，“塔西佗陷阱”的应运而生，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而且，也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具体象征[注]中等收入陷阱的英文Middle Income Trap;修昔底德陷阱的英文Thucydides's trap；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英文Kindleberger Conundrum，但是“塔西佗陷阱”却没有相应的英文表述。。对此，国务院研究室韩文秀副主任评价说：“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却出自中国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8月一篇讲稿”，“‘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可以说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如果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则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注]韩文秀：《“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6969.html
二、“塔西佗陷阱”是什么“陷阱”
“塔西佗陷阱”的关键，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所导致的人心向背。一般而言，它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公共属性不容忽视。国家之为国家，必须要为所有人提供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公共产品。比如说，政治要廉洁，法律要严明 ，教育要平等，医疗要保证，住房要透明……而且人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起码，所有的人都要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死得起人。而这就必须固守两大原则：其一，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当个别人利益增加时，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其二，是“卡尔多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少数人富起来的同时如果出现了多数人穷下去的状况，国家就必须强迫少数人拿出一部分收入来，给多数人以补充。
2017年市科技局争取省级农业科技计划项目3项，经费220万元；2017年市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科技支撑）指南中设立农业新品种选育、现代农业技术、生态农业和生物农业技术、农产品深加工及安全技术等类目，引导常州市农业企业开展科研示范，新增支撑项目25项，下拨经费520万元。所有项目均优先支持校企产学研合作。
对于分娩来说，是大部分女性必经的一个自然过程，分娩中难免出现疼痛，但是这种分娩痛是处于女性疼痛阈值之内的，是可忍受的。但是，现如今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对分娩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再加上剖宫产短期显著的优越性使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剖宫产进行分娩。如何减轻分娩创伤，降低产妇疼痛，提高产科护理质量，是临床上产科医务工作者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1]。产时综合护理分娩是新型的一种产科护理模式，可改善产妇焦虑、紧张等情绪，并提高其信心。穴位按摩可减轻疼痛，对缩短产程、宫缩乏力也有一定的作用。本研究主要探讨了产时综合护理干预联合中医穴位按摩对初产妇分娩质量的临床影响，以期探索一种优质的产时护理方法。
在我看来，简单而言，所谓“塔西佗陷阱”，应该是指的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作为公权的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大潮，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么都不行，就会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
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们的理由十分简单： “塔西佗陷阱”与塔西佗关系密切。
曾几何时，白云艺术中学也是毛毛虫的世界：基础设施差，办学条件落后；地处城乡接合部，学校生源大部分来自周边城中村，属于广州市最后一组生源组，学生未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优秀师资流失，学校管理水平不见起色，教学质量差，学校社会声誉不好。简言之，这是一所典型的薄弱学校，从1956年秋建校起，一直薄弱到21世纪初。
由此，我们必须说，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塔西佗陷阱”的论述无疑十分深刻。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注]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请注意，上述讲话中的“群众”“公权力”“人心向背”“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精神失落”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深刻揭示。
而就我自己而言，在2007年正式提出“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的时候，所关注的，也主要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主要是人心向背。也因此，当时我所侧重的，也是“公权”“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利益共同体”等重要问题。而且，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并非只言片语，而是《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而且书中的文章都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这本书中的相当多的篇幅。现在来看，显然如果我当时不是用一本书中的大量篇幅来讨论，并且完全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了，后来“塔西佗陷阱”也就不会被逐渐注意到，更不会形成热点。
具体来说，正如我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所揭示的：类似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这类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实在是屡见不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却是跳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对于这类现象的描述。而在全世界，“塔西佗陷阱”也屡见不鲜。根据国外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公信力下降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注]N Y E J R , Z E L E K O W D , K I N G C .W h y p e o p l e d o n ’t trust governmen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81,1-21.。哈佛大学教授奈(Joseph，S.Nye)等通过实证研究也指出，政府信任下降的现象是一种国际间的共同现象，不止出现在美国……[注]Nye,J.S.Introduction: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In Nye,J.S.,Zelikow,P.D.and King,D.C.(eds.),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1-18.还有学者指出：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公信力下降已经随着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动荡性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注]蔡晶晶，李德国.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J].公共管理学报，2006(10)：100-106.。约瑟夫·奈等学者的研究则告诉我们：美国政府公信力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惊人。比如，1964年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民调显示只有1/4 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因为公信力的降至冰点而导致的“塔西佗陷阱”更是时有所见。无疑，“老百姓”偏偏却是“老不信”，而且还是“越说越不信”，以至于最终演变成为“公信力之殇”——“政府之殇”， “怎么都不对”“怎么都不信”，在西方，也犹如多米诺骨牌，成为了压倒政府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究其实质，“塔西佗陷阱”涉及的其实就是政府“挨骂”的问题。我们知道，一般而言，对于政府而言，“挨骂”并不是一件坏事。古罗马著名批评家贺拉斯就认为,“骂”是一块令人愉悦的“磨刀石”，它虽然“自己切不动什么东西”，但“却能使钢刀锋利”。中国的《毛诗序》也将《诗经》中的82篇“风”诗和49篇“雅”诗列为刺诗, 几乎占了全部诗篇的一半。这说明，当时的政府也是经常“挨骂”的。也因此，我们可以将政府的“挨骂”分为四种情况：绝对信任—绝对不信任—相对信任—相对不信任。就政府的工作而言，应该是力争相对信任，避免相对不信任，或者，力争以相对信任为主，以相对不信任为辅。至于绝对信任，则因为政府往往会因此而失去批评与监督，也并非理想状态。至于绝对不信任，则是必须避开的，因为，那正是落入“塔西佗陷阱”的信号[注]本段的内容得益于我带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所做的课堂讨论。。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需要尽可能多地投入各种不同的 “大众忠诚”，如果行政系统不能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注][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6页。。这个“合法性危机”一旦成为“绝对”，就正是“塔西佗陷阱”的到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全球化发展背景下，“风险社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而西方学者斯塔尔则指出：人们对“风险”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公众对风险治理的信心。可是，老百姓的信心的脆弱性却又极高，也很容易被破坏。因此，同样的是，这个“风险”一旦成为“绝对”，也就正是“塔西佗陷阱”的到来。
其次，要回答的是：“塔西佗陷阱”何谓？
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关于“塔西佗陷阱”，还存在着第二个困惑，就是“塔西佗陷阱”的内涵何在？在这个方面，相当多的文章往往都是着眼于“公信力”的问题，因此，也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危机应对”之上。遗憾的是，这其实恰恰是一个误区。
定义1 识别框架表示某一决策问题的所有可能结果的集合，设为U，则U={θ1,θ2,…,θn}，2θ表示U所有子集的集合。
至于相反的情况，则是公权力的萎缩甚至丧失。公权力成为了一家之禁脔，并且独私一人一姓，这就是所谓的“家天下”“私天下”：“以我大私为天下大公”，而且，“始而惭焉，久而安焉”[注]黄宗羲：《明遗待访录·原君》，《黄宗羲文集》第1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于是，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制度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少劳多得、多劳少获、劳而不获；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百姓无辜被鱼肉，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结果，所有的人都开始对自己的“劳”与“获”无限困惑：“多劳”竟然没有“多获”，“少劳”竟然“多获”，“多劳”竟然“不获”，“不劳”竟然“而获”。当此之时，毫无疑问，“塔西佗陷阱”就会应运而生。政府无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塔西佗陷阱”就类似物理学中所谓的“黑洞“。根据现代广义相对论(GR)的描述，在宇宙空间中存在的一种质量相当大的天体，也就是黑洞。黑洞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25倍太阳质量以上)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死亡后，核心物质发生引力坍缩而形成。黑洞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引力势更如此之深，就连光也逃逸不出来。遗憾的是，面对“塔西陀陷阱”这样的黑洞，人们往往茫然不知，甚至往往心如古“阱”，有的站在陷阱的边沿却乐不思蜀？有的“坐阱观天”竟然茫然不知。
三、“塔西佗陷阱”为什么会成为“陷阱”？
关于“塔西佗陷阱”，还存在着第三个困惑，就是“塔西佗陷阱” 为什么会成为“陷阱”？
其次，但是，在当代中国，“塔西佗陷阱”的被提出，又不是偶然的。
也因此，何以一旦失去了人心、一旦丧失了公权力，就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在我看来，就还必须继续加以认真地研究。
根据故障原语描述[12],在低电压SRAM中注入写破坏耦合故障和读破坏耦合故障,仿真结果分别如图9、图10所示,写破坏耦合故障和读破坏耦合故障也能被March-Like算法检测出,而不能被March C+算法检测。
关于“塔西佗陷阱”为什么会成为“陷阱”，我在十年前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做过具体的研究，具体来说：
首先，是必然导致权力中心。导致“塔西佗陷阱”的，往往都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起源于强权、暴力和杀戮的社会。谁是最高统治者，天下就是谁的家产，百姓就是他的臣民。然而，这样一来，也就必然导致权力的极度集中，导致权力中心。但是，权力中心的结果，则是公平正义的消失。“升官”是为了“发财”，“争权”也是为了 “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结果，则是权力支配一切。对权力的信任、对人治的信任超过了对于公平正义的维护。于是，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系辞下》)。强权和暴力成为了统治手段，流汗不如流血、发展不如暴力，既然巧取豪夺更加有效，全社会也就没有人再想埋头从事生产创造。
这无疑与当代中国的政府形态的转换直接相关。政府之为政府，有其共同特征，就是它所面对的公众的“非自愿性”。这就是说，政府所面对的公众，并不是天然的自愿的，相比之下，倒是往往是天然的不自愿的。这一点，与宗教教会的成员截然不同。但是，也正是因此，任何的政府也就必然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赢得公众的信任？”显然，在这个方面，当代中国的政府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其改革开放的种种举措，也已经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但是，政府的转型过程毕竟不能一蹴而就，毕竟无比艰难，从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尤其是从权力制约权力向权利制约权力的转型，以及对于时时都在自我扩张的权力的制约也还尚未成功，也还仍旧处于探索之中。但是，当代社会对于政府之为政府的强回应属性的要求却是异常突出，业已时不我待。
其次，是囚徒困境。公权力的丧失，还必然导致全社会的高度的利己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出现。当此之际，所有的人不论被动抑或主动，都将进入所谓的“囚徒困境”。也因此，就必然导致所有人的不得不进入的“双输”“全输”的结局，导致全社会的逆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的出现。这种情况下，不论好人或者坏人，都会被拖入残酷无情的“利益最大化”的血腥漩涡。它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须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别人。我不择手段和先下手为强只是因为担心你不择手段、担心你先下手为强。但是你不择手段是因为什么呢？恰恰是因为担心我不择手段、因为担心我先下手为强。难怪《红楼梦》中的探春会发现：“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也难怪《红楼梦》续书中的林黛玉会宣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注]曹雪芹：《红楼梦》第74、82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那么，退出这种“囚徒困境”呢？无疑绝无可能。因为在公权力丧失之后，任何人想退出都是不可能的。退出竞争就意味着死亡和毁灭。因为你没有地方可躲。所有的人都是“先下手为强”，都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都是把别人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和未来的敌人，所有的人也绝对不会相信你的退出，而只会固执地认定为“卧薪尝胆”。这样一来，任何人也就只有坚定不移地一条路走到黑，坚定不移地通过不断使坏来战胜对手和保存自己，却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且绝不回头。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团伙”或者“一盘散沙”状态，就是这样出现的。正如司马迁总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结果因为利益各自不同，1+1+1+1+1+1竟然<1，甚至等于零。本来，团队建设是要1+1+1+1+1+1>6，甚至大于10 ，可是，这就需要通过利他来利己、需要与人为善，需要把“我”变成“我们”，需要协同共赢，需要竞合，但是，现在却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正如兰西奥尼在《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中发现的：团队协作的瓦解的程序是缺乏信任——惧怕冲突——欠缺投入——逃避责任——无视结果，其起点，就是缺乏信任。每个人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结果，就必然是：相互欺骗、相互投毒。于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相互猜忌、拼抢，就只能导致全社会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掠夺：一次次的血腥洗牌、一次次地沉入深渊。它的残酷程度，我们可以以《诗经》里那令人毛发耸然的八个字来形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第三，是高成本运行。《红楼梦》中的探春曾经感叹：“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注]曹雪芹：《红楼梦》第71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句话中的“更厉害”的“烦难”总结得十分经典！公权力的丧失所导致的权力中心和囚徒困境必然还会导致全社会的高成本运行，以及与之相应的最低回报。这与正常社会的低成本运行与最高回报恰成反比。这是因为，在权力中心和囚徒困境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觉得 “太累”。确实，每个人都在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都在勾心斗角，都在你争我夺，都在拉帮结派，都在结党营私。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置身其中的，全然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排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嫉妒，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斗。《水浒传》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写过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意味着：被人害者往往又是害人者，所有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罪犯，都是同谋，都是覆灭的根源所在。这样，尽管他们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是那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尽管他们都以为丧钟不是为他而鸣，但是，其实丧钟却恰恰是为他们所有人而鸣。于是，所有人的天赋，所有人的精力，所有人的时间，所有人的财产，所有人生命创造的能力，都在这种互相猜忌的内耗中被虚掷、被浪费，争斗的结果则是满盘皆输。
一个完整的数据包应由起始符、命令单元、识别码、数据加密方式、数据单元长度、数据单元和校验码组成，数据包结构和定义见表1所示。除数据单元长度可变，剩余部分固定为24字节。多字节构成的数据，统一按照高字节在后，低字节在前的顺序编码和取用。
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苛政猛于虎，十羊九牧，层层加码、税外加税、费外有费，以及所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额外设置的种种与邻居为壑的关卡，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办事规则，名义百出的政出多门，盖不完的章、跑不完的路、交不完的申请、进不完的门、求不完的情……就是这样出现的。甚至“宰相门前七品官”。于是，社会运行成本高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正常状态下，挣一百块钱就可以用九十块钱来投入再生产，但是现在却挣一百块钱就必须用九十块钱来维持社会的运行，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就成为“坏的社会发展”。而且，社会也因此而失去了对于危机即将到来的应有的敏感，以致于这高成本其实也无异于扬汤止沸，最终，这个“坏的社会发展”迟早将会蹈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综上所述，“塔西佗陷阱”的最终结果，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之为：零和博弈。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无论如何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早已命中注定，那就是：归零！这就是《史记》中说的：“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也是《红楼梦》中的探春预言的：“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①无疑，“自杀自灭”的结果，必然是、也只能是：“一败涂地!”！
泰坦尼克号的设计师在遇难前曾经抱歉而言：“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借用这句话，我们现在则可以说：“塔西佗陷阱”最终所导致的，正是再也无法为社会“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而且，不但不能，而且还反而成为一个万劫不复的“陷阱”。
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成什么样？所谓一体化体育课程，就是要建设纵向衔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和形式联合的系统化体育课程[4]。如何建成这样的课程，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全盘西化，是要在学习国外体育课程建设先进经验，了解国内学校教育发展实际，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的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一体化课程。不同国家通常围绕着特定的目标、价值观、学科内容和标准来组织其国家课程，以实现应该鼓励每个学生在每个层次上达到的目标，尽管在严谨性、特异性、覆盖率的具体程度不同[5]。本文通过对美国、英国、俄罗斯、新西兰、日本等部分国家的体育课程经验分析，探寻能够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是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
四、“塔西佗陷阱”与当代中国
“塔西佗陷阱”在当代中国的提出无疑意义重大。
首先，当然，在当代中国，“塔西佗陷阱”不是必然的。
这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就已经保证了，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因此，在当代中国所出现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主要是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及“塔西佗陷阱”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而我在提出“塔西陀陷阱”的时候，也主要是针对的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历史兴废。再推而广之，“塔西陀陷阱”也可以在全世界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历史兴废中找到例证。因此，准确地说，“塔西陀陷阱”针对的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的某一特殊阶段、特殊状态。而“塔西陀陷阱”之所以从一提出就首先被中国人逐渐公认为是一个由中国人提出的“定律”，就正是因为它针对的是全世界某种共同的特殊阶段、特殊状态。试想，如果它只是针对中国的某一阶段、某一状态，那又怎么可能被人们逐渐公认为“定律”？
换言之，“塔西陀陷阱”对于当代中国，主要是一种警醒作用。当代中国无疑并未置身于“塔西陀陷阱”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塔西陀陷阱”的学术价值以及提出“塔西陀陷阱”的重要意义。因为，尽管在当代中国“塔西陀陷阱”并不存在，但是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塔西陀陷阱”却毕竟屡屡存在。而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警示的：为了避免“霸王别姬”的出现，我们现在注意去加强对于“塔西陀陷阱”的研究，应该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在讨论到“塔西陀陷阱”与当代中国的时候，无疑应该是在“避开”的意义上，是在强调不要落到“霸王别姬”地步的意义上。
据我所见，十年来，众多的文章都往往会论及“塔西佗陷阱”而色变，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去关注“塔西佗陷阱”为什么会成为“陷阱”，以及这个“陷阱”为什么竟然会令人色变。
众所周知，所谓的话语，重要的都并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为什么这样说”，换言之，“话语讲述的年代”必须让位于“讲述话语的年代”。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塔西佗陷阱”在当代中国的出现也是如此。
同时，权力中心又必然导致少部分人权力无限大，而多数人权力却权力无限小。于是，“正常的人”也就因此而不复存在。可是，一个连“人”都不允许存在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得民心？随之而来的，无疑只能是所有人对于所有的人的横征暴敛。由此，正常发展的成本无限提高，非正常发展的成本却无限降低。这使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辛勤劳作的成本最高，坑蒙拐骗的成本最低。结果，掠夺，就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活着” 乃至“快活”的唯一的通道。于是，唯一的生存途径必然就是：全社会的所有人员都竭力设法组成不同的获利集团，以便放大自己的力量，以求在“权力中心”中分一杯羹。显然，这无异于在社会这艘大船即将沉没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惜以凿沉这艘大船的方式来渔利，以合法地掠夺或者伤害社会与他人的方式来渔利，但是却又丝毫不去顾及这艘大船本身的死活。结果，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黑洞”。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深刻剖析的：“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8页。17世纪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也是如此，因为无限扩张自己的权力，因此不惜三次解散议会，以致最终导致了英国革命。再如，作为“阿拉伯之春”的首发国，突尼斯在 “茉莉花革命”之后，几年中也轮换了五届政府，但是由于每届政府上台后都无异于“家天下”，都堪称权力中心，结果自然也就是“怎么都不行”。总之，一旦进入这种“黑洞”状态，“明君”与“昏君”的区别也就毫无意义，“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也毫无意义，做好事与做坏事也仍然毫无意义。社会最终地坠入“塔西佗陷阱”，当然也就成为必然。
何况，在当代中国，公众已经从“隐蔽的主体”迈向了“实在的主体”。他们在面对政府之时，往往会遵循着自我利益优先的“归因原则”。这个原则要求，首先是“主观倾向(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对于政府的决定往往持怀疑态度)”，其次是“自我服务倾向(更乐于把积极的结果归功于自身，而把消极的结果归咎于政府)”，然而，由于政府和公众各自社会角色的不同，公众在涉及与政府关系问题时，几乎是本能地会首先感到处于弱势地位，总是本能地往坏处去想。这就是社会学研究中所谓的“相对剥夺感”。于是，在群体发声、“人人手里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政府的一切失误就会被成倍地放大。
无疑，如此这般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下的双重压力，难免会令人思及“塔西佗陷阱”的存在与风险，会令人从“病初之兆”去回避“病入膏肓”。而且，这也正是它在当代中国成为“热词”的根本原因。
以上我们以六部道经为例，纠正了《中华道藏》中存在的“正字误录”现象，并探讨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表明，点校道经，不仅需要一定的道学修养、审慎的治学态度，文献学、文字学的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点校者须着眼于多方，这样才有利于点校本质量的提高，避免硬伤的存在。
约纳斯并未直接给出责任的定义，却首先指出了责任的三个首要和基本的条件。首先是因果力量，即行为影响世界；其次是这种行为受行为主体的控制；最后是行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能预见行为的后果。[31]从伦理学的范畴来看，伦理是对行为主体的人、人的行为本身以及行为后果的研究。因此，约纳斯实际上是从技术时代的伦理现状和未来责任的理论建构出发，澄清并扩展了责任的范畴。具体来看，约纳斯所界定的“责任”必须满足以下三个首要和基本的条件。
第三，还要强调的是，在当代中国，提出“塔西佗陷阱”也是非常重要的。
式中，Ranode和Rcathode是两个电极的反射值，φanode和φcathode是反射镜的相移， Tanode是从阳极出射的透射率，L是有效腔长，I0(Zi,λ)是发光层的辐照度，IOLED(λ)是通过衬底的辐照度，Zi是发光子层i与阴极的界面之间的光学距离，θin是发光材料出射光束的角度，通过调节IOLED(λ)可以获得发光谱.微腔的谐振模式满足Fabry-Perot方程
当代中国当然不在“塔西佗陷阱”之中，但是，“塔西佗陷阱”的存在却可以倒逼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因此，“塔西佗陷阱”所给予我们的警示作用、提醒作用，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众所周知。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的著名铭文是：“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也曾经自明心迹：为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有资于治道”。确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借用托克维尔的话：可谓“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而这就需要我们以历史的“兴衰”“得失”来倒逼自己，或损或益，利者沿之，弊者革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毕竟，历史的相同、相似、相通之处甚多，所有的今天都是从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
可惜的是，在历史上有太多的人“哀之而不鉴之”(杜牧：《阿房宫赋》)。尽管巴枯宁刻意提示过：“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们不要再那么样。”然而，每每却有人偏偏落入周作人的预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覆辙昭然可见，但是却不知避开，甚至“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虽然主观上想避开，却没有正确地予以反省。例如顾炎武，为了避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陷阱”，他曾经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可是，却无视公权力背离人民这一根本，因此，即便是以郡县制为主封建制为辅，其实也无济于事。于是，前赴后继跌倒在同一个“陷阱”之中的悲剧屡见不鲜。也因此，现在一旦发现了“塔西佗陷阱”，我们亟待去做的，当然必须是也只能是竭尽全力加以避免，绝对不要再跌进去。
试验中牛肉丁的腌制时间为24 h，嫩化方式为醋渍，以感官评价为指标，对牛肉丁的干制方式炒制和油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对成品感官质量的影响，结果见表5。
显然易见的是，清醒地避开“塔西佗陷阱”，正是对我们的倒逼。它告诉我们：在政府工作中，“对权力负责”也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也就是“对权力负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群众路线……这一切看似“远水不解近渴”，但是，却恰恰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因此，也正就属于我们所谓的“温故知新”。无论何时何地，不再代表民意，失去自身的公信力，都是政府工作中的大忌。而且，我们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就其根本而言，却一定要意在“感动上帝”。当然，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人民，就是公众。所以，毛泽东主席才会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页。
第四，也是最后，在当代中国，提出“塔西佗陷阱”还是非常及时的。
所谓非常及时，意味着它使得我们意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温故知新，而且还是推陈出新。这也就是说，身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变革的“第一现场”，每前进一步，都势必关系全局、牵动全身，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战略思维，需要“系统思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打开思维的脑洞”，需要摒弃“理所当然”，勉力把世界的链条拉得更长并且复杂化，勉力为之加入时间、变化的考量，并且提升纬度，从而提高政治站位，秉持积极的发散思维，以终为始、置身未来以洞察现在，不再就事论事、也不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不再“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是把这一切都作为相关的点，串联成线，并且去透视背后的深层症结，从而以大智慧，去透视大趋势，以便爬坡过坎、破解难题，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去迎接挑战。
近年流行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句话，叫做：“我消灭你，与你无关。” 它的意思是说：“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来买单”！而且，在现实中人们也往往会说：倒逼小偷改行的，其实不是警察，而是微信和支付宝；倒逼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的销量急剧下滑的，也不是白象，今麦郎，而是美团、饿了么之类的外卖团购网；倒逼口香糖败退的，也不是益达，而是微信、王者荣耀……[注]参见《“我消灭你，与你无关。”现阶段打败你的不一定是对手而是一个过路人》，https://www.jianshu.com/p/04d31766ee2f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一个跨界打劫、变幻莫测的时代，没有谁能够清楚地看到危险，也永远无法想象下一个关口会在哪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一个战略思维的足够开阔的视野。这就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警示的：“我从不预言，我只是看见了一些旁人视而不见的事情。”同样，较之战术思维，战略思维的优势不在视力，而在视野。战术思维往往只能看到相同的事情，战略思维却可以看到不同的事情。而我多次提示但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是，对于我而言，“塔西佗陷阱”的提出，就是因为看到了旁人视而不见的事情。它是从战术思维向战略思维转变的结果，是视野改变的结果，而不是视力提高的结果。
这其实就是说，在“塔西佗陷阱”，它始终指的是：公权力脱离人民是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做好事也“挨骂”的根本原因。政府与百姓的关系一旦从“面对面”悄然转为了“背靠背”，信任的多米诺骨牌必将次第跌倒。最终开启的，也必将是“老不信”的信任之殇的地狱之门。为此，我们要想将病灶掐死在萌芽之中，要避开 “塔西陀陷阱”，就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必须竭力突破“权力围城、权力寻租”的困境，集中全力去达成“权力导向”的转向“权利导向”，以及从软权力到软权利、从“灰箱政府”到“透明政府”、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从“权力监督”到“权利监督” 、从“保障权力”到“权利保障”、从“权力对冲”到“权利变革”……的转型。
而且，“塔西佗陷阱”尽管已经成为热词，而且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关注，但是，就我而言，却是始终都痛觉可以引为知音者寡。这是因为，太多的研究者都是着眼于对策，满足于拆了东墙补西墙、四处灭火的遭遇战方式，可是，“塔西佗陷阱”的及时出现却实在意不在此。“塔西佗陷阱”旨在谋求长远生存与整体利益，是远程选择与宏观谋划。英格兰谚语有言：对于一艘没有航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事实上，“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做正确的事”，从表面看是“远水不解近渴”，其实，它类似于一个杠杆，一旦忽视或者做错，就会让做错的每一件事的危害都被放大几倍，几十倍。犹如当下人们所常说的，一旦在风口上，则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就会成为幸运的会飞的猪。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一样。何况，有些事情是会产生加速度与冲击力的累加的，而且，一旦出现加速度与冲击力的累加，往往就会万劫不复。“塔西佗陷阱”所着眼的，正在这里。
换言之，在错误的方向下，即使做了正确的事，也完全于事无补。“塔西佗陷阱”警示的正是至关重要的“方向”！它是通向未来的说明书，也是航海的避雷针。因此，在政府工作中我们坚持高举高打、超前布局的进攻战方式。在这里，疲于奔命地去应对“挨骂”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亟待去做的，是进而全力构建一个“动态平衡的政府信任模式”。须知，政府之为政府，完全不“挨骂”是不现实的。为了阻止“挨骂”，不惜处处围堵，也只会激化矛盾。唯一的良策，是打造一个均衡的格局，并且不断推动均衡向下一个均衡转化，力求在转化中使得信任的优势逐渐更大一些。因为“塔西佗陷阱”是个U型，一旦过了拐点，就必然走向无解，走向崩溃。由此，通过“公权力归于人民”这一主线来与“挨骂”保持一种良性的动态平衡，以便走出战术应对，力求战略制胜，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正是避开“塔西佗陷阱”与旧邦开出新命、为历史谱写新篇的必要保证！
首先依据自卸车在环境温度16℃的条件下的液压系统油温试验数据，对建立的液压系统热力学模型进行验证。然后针对液压系统在环境温度40℃条件下的油温过高的问题，仿真分析几种不同的改进方案。
FourTopicsof"TacitusTrap"
PAN Zhi-ch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00，China)
Abstract："Tacitus Trap",which was created in China,is a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to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world of social science.The core of the Tacitus trap is that public power is separated from the people.Its main contents are power center,prisoner's dilemma and high-cost operation,which results in zero-sum game.Tacitus trap is aimed at a special stage and state of human history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countries.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re is no Tacitus trap in contemporary China.It exists only as a warning and reminder.What we need to do urgently is to avoid it,learning from history and the past.Unfortunately,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ers are focusing on the countermeasures while ignoring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actical thinking to strategic thinking or the extension from eyesight to insight.Thus,the main line of "public power belongs to the people" should be complied with in the course of establishing "absolute trust-absolute distrust-relative trust-relative distrust" in order to build a dynamic balanced government trust model to maintain "relative trust",so as to get out of the tactical response and strive for strategic victory.
Keywords：Tacitus Trap;Public Power;Zero-sum Game;learn from the past;Strategic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9)02-0041-11
收稿日期：2018-12-26
作者简介：潘知常(1956- )，男，湖南醴陵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大学筹委会专职委员、执行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引文格式：潘知常.“塔西佗陷阱”四题[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41-51.
(责任编辑 蒋成德)
标签：陷阱论文; 公权力论文; 政府论文; 都是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