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时期，社会动荡推动儒学转型，顾炎武是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众多具有启示意义的政治观点。顾炎武认为国家权力集中于君主给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主张在经济、政治方面将国家权力适度下放给地方，推动地方政治的运行与发展，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是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的核心，它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思想的萌发。
关键词：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
顾炎武是一个具有民主启蒙色彩的政治思想家，研究其政治思想的学术成果也较为丰富。沈嘉荣《顾炎武论考》一书，详尽地论述了顾炎武“改革科举、提倡众治、主张取民有制”等几个方面的政治思想。[1]周可真在《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一文中，论证了顾炎武的政治思想逻辑。[2]叶建在《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浅析》中论述了顾炎武郡县论和其政治思想的联系。[3]何贻焜[4]、侯外庐[5]、孙叔平[6]等学者都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深入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政治哲学层面，关于其“分权众治”的政治思想少有提及。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作进一步分析。
一、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的萌芽
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君权掌控最为成熟和集中的时期。改朝换代并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反而在封建统治内部显现出愈演愈烈的危机。清政府出台的五项政策——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牵连——使得民族矛盾迅速升级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中的雇佣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容忽视的新成分，推动了实学思想的实践化。在富国强兵的宗旨下进行的实践探索中，一些有着民主倾向的思想相继出现，比如，东林党人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①顾宪成：《以俟录》，清光绪十二年（1886）汇印本。，高攀龙则指出“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②高攀龙：《高子遗书•四府公启汪澄翁大司农》，清光绪二年（1876）重刊东林书院藏版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君主专制和封建集权的弊端进行了抨击，提出了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社会治理新规范。
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各民族文化和各地民风习俗差异很大，但在封建社会，举国上下全凭君主一人对政治事务进行掌控决断，这是君主力所不能及的。作为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爱国主义者，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怀着国破家亡的痛楚，毅然投身时代洪流，奔走于大江南北，探寻救国之道。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以大量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作为资料，对封建统治下的土地兼并、服役不均等弊端进行了激烈的鞭挞。他在《郡县论》中写道：“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7]12顾炎武的批判锋芒已指向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本身。在潜心钻研学术的过程中，顾炎武的政治主张逐渐清晰起来。为了反对君主个人的独裁专制，限制君主的权力，顾炎武在晚年提出了“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即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7]12。顾炎武认为：“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8]541他在《日知录》中还指出：“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8]327显然，一个良好的政治运作环境是不会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的。不管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现实维度来说，中央集权的强化有着巨大的社会政治隐患。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目的在于改革政治体制，在封建统治的内部进行新的分工，实现“分天子之权”[8]561和“宗子辅人君之治”[8]946，强化地方的自治权，充分调动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除此之外，作为儒学研究的佼佼者，顾炎武更是将儒学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借鉴于实用理论的研究，以实现社会治理效果的优化。
二、顾炎武“分权众治”思想的基点
顾炎武在学术探究过程中，从先秦儒家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经常引用孔子之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此，顾炎武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把厚风俗、正人心当作为政之本。此外，他认为传统经济存在的弊病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也很大。以上两个方面正是顾炎武提出“分权众治”政治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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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时期的思想家李贽曾为人的自私本性作过辩护。李贽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人有了私心之后才会开始去劳动，在社会群体中扮演角色、承担责任。将人的自私心当作人的重要标志，即把它当作人与禽兽的原始区别，这在当时无疑是对传统伦理价值秩序的一次彻底颠覆。明清思想家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对李贽功利主义的言论进行过辩驳，但在对人性的探讨上，他们是认同李贽的观点的，并且对这种人性论进行了引申，将其引申至政治哲学的领域中，用以抨击君主专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认为，君主专制使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全天下的利益都被君主“一人一姓”收取，“家天下”的做法是对普罗大众的私心进行压抑甚至是泯灭。那些“兴公害”“除公害”的人并没有享受到由此带来的收益，收益全奉献至“帝王家”。[9]在这个方面，顾炎武也主张人的内在本质即为“人道”，“人各有私”，“有私常情”。在顾炎武看来，“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揭露了自私是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利用这种私心，可以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命感和自觉性。[10]顾炎武认为“公”与“私”都是意义上的利益关系，其实就是指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由此，他大胆地提出“分权众治”政治制度，就是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享有私人产权，满足人们的私心追求，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拼死保卫国家的社会利益。如果天下的人都可以尽己所能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私利，天下之公利也就能够随之得到维护和实现，这就是顾炎武所谓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8]772，他把“公”与“私”进行了巧妙的统一，恰巧与现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想相一致，在当时，从伦理层面解决了“公私矛盾”这一时代性难题。
（一）以“经世致用”思想为出发点
在明清实用主义兴起之际，空谈性、命、天道的宋明理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这种批判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和思想各个领域。加之西学传入，儒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思想观点。实学思潮的兴起，使当时的学者纷纷以此为研究对象。其中，顾炎武作为先锋性的代表人物反对“空谈之学”，力倡“经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8]402，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8]1079-1080，并明确提出了明道救世的求是精神，以实现“经世致用”的目的。
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顾炎武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政治理念重新进行评估和判断，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积极倡导新的政治思想和价值理论，试图为国家政治变革提供新的价值导向。他尝试揭露明末清初社会问题的本质，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探究过程中，他指出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弊端，揭露了君主个人能力有限和社会问题复杂繁多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解决这一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就是实行“分权众治”，从政权问题的源头着手，分化君权，加强郡县的地方治理权力，“因地制宜”地有效处理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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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私本性与天子之“公”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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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改革的目标
顾炎武致力于通过对皇权的分割、赋予地方自治权力来克服君主专制独裁的弊病，分权思想和地方自治理论对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意义，而且对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构建也有启示意义。但将官员的终身制与世袭制引入国家管理体制，体现了顾炎武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由于时代局限性，顾炎武受到了传统宗法理论的束缚，所以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形成民主主义思想。
顾炎武在研究历史和考察实践之后提出的“分权众治”思想，是把“厚民生，强国势”作为政治改革目标的，这绝非只是空谈理论，是结合了历史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的改革方案。他认为，首先应该保障百姓们的私有财产，君主不应该掠夺百姓私人的劳动成果，之前剥夺的也要无条件地还给百姓；其次，自由贸易是推动民间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正是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起，才推动了民间的贸易往来，应该鼓励民间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撤销人为的禁忌，比如取消海禁政策等。
经济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国力是否强盛的基本因素，顾炎武在阐明其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时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他认为：“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7]12特别是对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地方赋税收入，顾炎武认为这是关乎朝廷和地方关系最实质性的问题。在他看来，为了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应遵循每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不同的经济体的原则，实行经济上的县令承包制，把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基于社会仍然以农耕为主，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和剥削直接导致了农民的贫困的社会现状，他又主张限制地主阶层对农民的剥削，保障社会分配的公平。
修订计划的细节，包括融资额度等，仍有待确定。但一些观察人士已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农民会担心繁琐的规定和增加的成本使他们处于竞争劣势，环保组织会担心该计划再次遭致失败。“想法是好的，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实施。”之前曾在法国自然环境机构工作的卡门·埃切维里（Carmen Etcheverry）说道。
三、顾炎武“分权众治”思想的评价
明朝中后期，手工业在江南地区有了较为普遍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之后，这种模式在纺织业、采矿业、榨油业等行业内出现。“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11]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下，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管控的弊病也暴露了出来，顾炎武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大环境中，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强调要以市场为主体。他认为，要充分发挥普通百姓作为经济主体的“自为”作用，并且使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国家适度调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达到最佳的平衡效果。
（一）“分权众治”思想的积极影响
顾炎武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后世民主思想的萌芽乃至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都有启示意义。首先，顾炎武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封建君主的抨击，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重大突破；他对于君主权力过于集中是导致民众疾苦、国家贫困的根源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具有先进性。其次，突破儒家传统哲学概念“性善论”的框架，着眼于现实人性，从“私”和“欲”出发，探讨政治参与的原动力，进行理性化的政治制度建设。最后，推行郡县制赋予地方官员充分的自治权，使他们可以因地制宜选拔人才和实施经济政治政策，这也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精神。其中，顾炎武所主张的国家权力退让、约束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明末清初，由于封建统治内部的腐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统治阶层对于社会的控制渐渐失效，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走向没落。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君主采取了一些巩固集权的治国之策，也正因为如此，更激化了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新兴阶级对宽松的社会统治有着急切的渴望，但实际上却遭到了封建君权的压制，他们和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侵害。随着这一时期反封建专制政治思想热潮的兴起，许多明清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社会转型、改变政治格局的思想理论，例如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的的强烈不满，主张民权思想，提出天下为公。顾炎武提出的“分权众治”解答了如何分化君权的问题，指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限制君主独断的有效方式。这是明清时期反封建思想的一大突破，在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进程中具有创新意义，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
（二）“分权众治”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在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抨击同时，顾炎武突破了传统宗法伦理意义上的“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他论述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8]756顾炎武认为，一家一姓的王朝是所谓的国家，而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王朝的灭亡是“亡国”，若是道德沦丧的人与人相残杀就是“亡天下”。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分辨，目的在于把伦理和政治区别开来，“保国”“治国”这些政治活动，仅仅是政客们的事情，跟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反映出了新兴市民注重于自己的世俗生活，不关心政治社会的心理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保天下”“治人”的伦理活动是与每个人相联系的，“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只是他伦理学意义上的主体观念，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因此，顾炎武的“分权众治”思想的政治主体并不是“贱夫”。受时代局限，顾炎武没有能够认识到君、臣、民人人都应该享受相同政治权利这一现代民主思想的核心，只是对极度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官民关系进行适当调节。
近年来随着小麦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的普及和小麦机械化收获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南方地区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 使收获后小麦的含水率很高。特别是沿淮低洼地区夏季降水量大，小麦易遭雨水淋湿，收获时含水量高达30%(干基)以上[1]。短时间内收获或遭雨水淋湿后高水分的小麦若不及时干燥, 很容易发芽、霉变,不易长期储藏和加工，造成很大的损失。
从顾炎武的政治体制构建中不难发现，普通民众并不是参与政治选举的政治主体，他设想的选官制度中，百姓始终都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用现代意义上的话来说，百姓是没有选举权的，归根结底权力还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顾炎武是反对普通民众过问政治的，觉得普通人家如果生儿子，就应该送去读书明理，即便是去从商也不该去求仕；如果生女儿，就不要送去统治阶级贵族家，宁可做卖菜的妇人。由此可见，他的“分权众治”主张还是停留在传统宗法理论意义上的统治阶层中，只不过是通过加强亲王宗室的势力来分解皇权，并不是从根本上推翻君主制。他只看到了专制主义危害天下，并没有进一步认识到纲常名教也在导致社会政治的败坏。
四、结语
顾炎武“分权众治”思想理论突破了历朝历代对封建皇权的绝对维护，深入阐述了中央集权对社会治理的危害性，并且提出在封建制度内部实现权力分化、掌权多元化，从而实现各个地区因地制宜的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秩序和公平。首先，在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层面，他主张中央权力下放，推行郡县制，以矫正“封建之失”[7]12，扩大对地方授予的财政、人事权力。其次，在地方制度建设层面，他主张郡县中推行县令“世官”制度，这是为了维持制度运行的连续性，不因人事频繁变动带来地方政策推行中的前后矛盾，避免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最后，在社会管理对象上，针对百姓具有的“私心”，满足他们劳动的欲望，促进百姓建设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性，形成国家社会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厚民生，强国势”的社会理想。
总的来说，顾炎武“分权众治”的理论贯通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系统地解决国家问题和民生诉求，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分权众治”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正是这些内在缺陷使得这一政治主张难以落到实处。而且顾炎武受时代局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很多认识上的盲区，没有脱离原有的封建政治框架，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缺少推进封建专制制度变革的锋芒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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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Gu Yanwu’s Political Thought of “Power Decentralization and Mass Governance”
HAN Yawen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cial unrest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Gu Yanwu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thinkers during this period.He put forward many enlightening political views.Gu Yanwu believ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state power by the monarch had brought many problems to the society, so he advocated the appropriate de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to local economy and politics to promote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politics,that is, “embodying feudalism among counties”.This is the core of Gu Yanwu’s political thought of“decentralizing power and the rule of people”,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d the germination of democratic thoughts.
Key words：Gu Yanwu; decentralizing power and the rule of people; political thought
中图分类号：D092;B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9）03-0084-06
DOI：10.16217/j.cnki.szxbsk.2019.03.011
收稿日期：2018-11-13
作者简介：韩雅雯（1993—），女，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政治、中国政府与政治。
引文格式：韩雅雯.顾炎武“分权众治”政治思想研究[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6（3）：84-89.
（责任编辑：时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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