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萍: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及现实启示论文

丁俊萍: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及现实启示论文

摘 要: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分别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大革命的发生、中国文化的变革、中国人民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改变等方面,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提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大革命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引起了文化战线上的大变革,促使中国人民彻底觉醒并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等重要观点。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启示我们:要在时代担当中弘扬五四精神,在知史明智中增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自觉性,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在团结奋斗中凝聚中国力量,在进行伟大斗争中实现伟大梦想。

关 键 词:毛泽东;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现实启示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是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路者和引路人,能够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论述五四运动及其重大意义。在1939年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1942年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著作中,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审视了五四运动,并分别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大革命发生、中国文化变革、中国人民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改变等多个方面,充分论述了五四运动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对于弘扬五四精神、增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文化自信、凝聚中国力量和实现伟大梦想,均具有现实启迪。

一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近代中国,各种矛盾交织,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其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就是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始的。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了新阶段。毛泽东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为阐明这一论断,毛泽东分别从时代条件、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领导权和革命的前途等方面,对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分水岭性质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进行了充分论述。

一是从时代条件来看,五四运动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范畴发生了改变。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根据这一判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这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所发生的时代条件,阐明了五四运动所开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意义及其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密切联系,揭示了五四运动所属的革命范畴。

二是从革命的任务来看,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在毛泽东看来,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页。。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比辛亥革命前进一步,能够彰显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内外条件,而且将五四运动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联系在一起,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新选择联系在一起,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从而揭示了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开端的深刻原因。

3.加快技术攻关,加强海洋石油工程装备技术研发和更新。建议围绕《海洋工程装备科研项目指南(2012年)》和《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2012年度项目指南》中的研发重点,一是加快产业资源整合,共建石油装备产业联盟。在工艺、技术、新产品研发等方面支持油田改制企业,促使各企业提升产品档次,扩大生产规模,建成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各具特色的龙头企业。二是充分利用油田自身雄厚的科研力量和具有特色的科研成果,依托多个重点实验室,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前沿技术的研发,研发成果可以有偿转让方式或以技术入股方式提供给从事石油装备制造的企业,为石油装备制造业科技创新提供支持。

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五四时期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经过反复地比较、推求和鉴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初步形成了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十分重大。它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五四运动前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为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成立以后又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二,五四运动开启的新的文化事业,为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

五是从革命的前途来看,五四运动预示着中国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前途的变化,固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整个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变化带来的。

总之,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1317页。。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中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就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主编湖南学联会刊——《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呼吁实行“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次年,他就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后来毛泽东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④[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过程,反映和代表了很多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在五四前后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轨迹。

二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事件之间具有割不断的历史联系,“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第一,从思想上来看,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为反抗外敌和改变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然而,多次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认为,造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他指出:“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可见,在毛泽东看来,要革命,要战胜强大的内外敌人,就必须有指导革命的科学理论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

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为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斗争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曙光。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的罪恶行径开始看出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开始从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中醒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⑤《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它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抛弃对西方民主主义的幻想,继而把学习的目光转向了俄国,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以俄为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革命道路。其中,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不少高校课堂尤其是公共课的课堂上,教师在期末对学生的平时成绩测评的时候,对超过80%的学生连名字都对不上号。难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评价如何能做到客观、公正和全面。而在小班化的课堂上,因班级人数较少,教师平时与学生互动频繁,因此在对学生的评价方面可以做到全面和客观。

三是从革命的动力来看,五四运动有一个壮大了的革命阵营。“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这是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的描述。他认为,五四运动与先前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相比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广泛发动了人民群众,实现了革命的民众大联合。毛泽东指出:“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结合各阶级的自身特点以及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

第二,从组织上来看,五四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以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中,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样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中走在运动前列、五四运动之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擎旗人,也有一批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比较年轻的骨干,例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王尽美、恽代英等。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remote sensing soil mois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8—2010 in the middle and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和借鉴,通过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观察和亲身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正是从这一真知灼见出发,陈独秀率先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最终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局面。历史表明,五四运动之后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的代表性人物,很多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基于这一事实,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总之,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来看,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并最终将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了胜利。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乡土文化自信是指乡村社会主体对乡村文化的一种信心、信念,是乡民对传统文化价值和自身理想信念的认可,是对所属群体文化生命力及其发展前景的肯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3]。乡土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源于对优秀乡土文化的自觉和自醒,根基在于对乡土文化价值的认同。

三 五四运动为大革命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群众发动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史称大革命。作为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的亲历者,毛泽东认为,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而“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他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五四运动与大革命之间的历史逻辑。

第一,五四运动为大革命准备了舆论。舆论是大众在某时间与地点,对某行为公开表达的内容,是基本趋于一致的信念、意见和态度的总和,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大革命是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宗旨的。打倒列强,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除军阀,是要推翻以北洋军阀为主的封建军阀的统治。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早就为大革命反帝反封建准备了舆论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页。,这样的政府必然是要反对的;另一方面是通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封建主义的关联性。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可见,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认识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为日后的大革命准备了舆论。

2.由于企业投入研发费用须承担研发风险,因此建议企业在客观分析自身盈利及偿债能力的基础上,正确评估研发支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因决策失误而造成资金损失,甚至要利用将研发费用资本化来平滑企业利润。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致力于提升企业价值,避免弄虚作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向投资者及社会公众传递真实的企业信息,保证企业长足发展。

第二,五四运动为大革命准备了人心。人心即人的感情、智慧、觉悟、境界等,反映了某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心理基础和政治认同或价值认同。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因此,大革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群众基础是由五四运动所准备的。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而1919年上半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彻底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并很快就成为有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意识,并促成了他们的大联合,从而为日后大革命的发动准备了人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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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五四运动为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思想,一般也称“观念”,属于认识。人们的思想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则是错误的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是其行为方式和情感方法的重要体现。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来说,思想是其活动方式和政治认同或价值认同的重要体现。毛泽东认为,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在前期和中期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五四运动为其准备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五四运动使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思想深入人心,为大革命中“打倒列强,除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及其对广大群众的政治动员做了准备。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胜利的原因时指出:“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可见,毛泽东把用反帝反封建思想武装军队和教育人民视为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二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为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武器。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这里,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指导意义。历史地看,无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形成,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都要追溯至五四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为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

治疗结束一周全部患者参加复查,根据Negm标准,4级患者3名,3级患者5名,2级患者13名,1级患者66名,疼痛率9.2%,有反应率24.1%;一年的总有效率,两人未参加复查,实际复查人数为85人,符合统计学要求,均无不适症状,拍摄X线片显示牙周膜间隙正常。

另外,对于导图的繁简,学习者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繁琐的导图蕴含的信息较多,较全,简单的导图则看上去一目了然,比较清爽。因此,根据繁简导图的特点以及自己的学习需要,学习者可以决定是要将导图画的繁琐一些还是简单一些。另外,给别人看时图画的繁琐些好,但如有机会当面解释,则亦可用简图。

银行业做为经营风险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保持经营的稳健。尽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较好,但下行压力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特别是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未来的风险隐患不容小觑。在此条件下,保持银行业经营的稳健性,显得尤为必要。而未来,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信贷资金供需状况的改变,银行业的息差将加速下降;而银监会整治不规范收费也将使中间业务收入缩水,从而导致未来银行业的高利润很难持续,这容易造成银行业利润的大起大落,从而加剧银行业经营波动性,不利于银行业稳健经营和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的正常发挥。

可见,从五四运动与其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看,五四运动为大革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对此,毛泽东高度概括道:“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埃尼是一家“勘探价值”驱动的公司,希望通过勘探发现油气,然后出售以稀释商业发现股权来创造价值。这一基因决定了埃尼在勘探上较为激进,在全球发掘油气发现机会,并注重前沿领域勘探。埃尼在前沿领域的勘探取得了骄人成果,主导了莫桑比克4区块及埃及海上Zohr巨型气田两个前沿领域的重大发现。2017年埃尼自主勘探成绩斐然,新增油气资源量10亿桶油当量,近80%来自自主勘探,勘探发现成本仅为1美元/桶[5]。分析埃尼公司勘探动态和布局,有以下几个特点。

四 五四运动引起了文化战线上的大变革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场反对旧文化、传播新文化的文化革命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他认为,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作为五四运动中“最觉悟的分子”的李大钊,不仅是五四运动前中国大地上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也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大地上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1919年9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⑦《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与此同时,一些留学日本、美国期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也撰文或翻译有关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也在五四运动以后,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文中指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这一评价肯定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大作用。

第一,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文化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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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认为,与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是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毛泽东这一重要论断的客观依据主要有如下三点:

其一,五四前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内容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概括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内容,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斗争的表现形式,认为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客观评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作用,“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与此同时,毛泽东分析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毛泽东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破产,“五四”以后中国开始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可见,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内容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转变为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

其二,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的性质和范畴发生了变化。文化战线上斗争内容的变化,势必会引起文化性质和革命范畴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这一论述表明,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归属范畴发生了变化,即在性质上,“五四”前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而“五四”后的新文化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范畴归属上,“五四”前的新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后的新文化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其三,五四前后中国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发生了变化。“五四”前后中国文化性质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领导权的改变。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可见,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随着中国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变化,中国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也发生了变化,即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也就是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运动,“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基于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内容、性质和范畴、领导权等方面发生改变及其原因的分析,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变。

第四,五四运动为大革命准备了干部。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共同领导了国民大革命。其中,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等一大批青年才俊,此时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其中一些人还成为党的创始人或早期领导人。党的三大后,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并在大革命中贡献了力量。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骨干,很多都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和锻造起来的。正如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一样,五四运动也为日后大革命的发动准备了干部条件。

四是从革命的领导权看,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使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由此引起了革命领导权的变化,“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页。。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表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已经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即从中国资产阶级肩上开始转变到中国工人阶级身上,而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一经产生能够领导本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新的文化事业。毛泽东认为,这一新的文化事业对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47年5月,他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增写的一段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新的文化事业”,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即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极端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这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民族性。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毛泽东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指出这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也反对公式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它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情怀,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是科学性。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在这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客观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据此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还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认识到“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三是大众性。毛泽东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决定了这一文化源自人民大众,又面向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对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教育,有效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帮助人民大众掌握革命文化这一有力的武器,参加到革命的文化运动中来,激发出人民的创造力,使人民大众成为革命文化军队的主力军,并从人民群众中获得创造和发展革命文化的丰富源泉,进而更好地为人民大众谋福利。

总之,从中国文化发展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引起了中国文化战线上的重大变化,开启了新的文化事业。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所催生的文化领域的这些变革,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状况的变化。正如他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图5所示为某型雷达天线举升机构重载转动副装配示意图,采用的轴承型号为30210,选用的精度等级为0级。底座内孔同轴度及中心距如图4,分别为0.025mm及152±0.1mm。

五 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彻底觉醒并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

五四运动不仅引起了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变革,而且也在中国人民的思想领域引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彻底觉醒,并使他们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目前,很多中小学班主任主要依靠学校来任命,但是在班主任上任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培训,导致班主任的发展能力不足。部分学校虽然组织了班主任培训工作,但是由于方法单一等因素,导致培训的效果比较差。在培训的过程中没有主动地转变班级管理的理念,表现在过分地强调常规管理,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等关注度不够。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导致班主任的个人能力原地踏步,难以满足班主任专业化发展的要求。

第一,五四运动使中国民众觉醒并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为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多次变法和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未能唤起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革命参与意识。正如陈独秀所言:“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③《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135页。毛泽东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二)》和《民众的大联合(三)》,对民众联合的可能性进行了集中阐述。

一是五四运动使中国民众彻底觉醒了。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使中国民众有了一定的觉悟,开始“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则促使民众实现了彻底的觉醒。正如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二是五四运动使中国民众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上受到严重束缚。“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局面。他指出:“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这里,毛泽东把思想解放摆在了社会各方面解放的首位,凸显了五四运动对思想解放的影响之深刻。

第二,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在精神面貌上发生了改变,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从被动向西方寻求真理转向主动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近代以来,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命运,中国的有志之士被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当时中国人学西方的原因,即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把学习的目光转向了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俄国,进而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主动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这些论述表明,从五四前后中国人主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二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从被动承受“东亚病夫”的屈辱转向主动展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的形象。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也被西方冠之以“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因落后而被动挨打成为近代中国人民难以摆脱的厄运。然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爱国主义情怀得到彻底爆发,并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封建势力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毛泽东指出:“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291页。可以说,五四运动作为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它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总之,从五四运动与中国人民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来看,五四运动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觉醒,并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六 重温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论述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而且意义重大。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重温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对于我们弘扬五四精神、增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文化自信、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均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要在时代担当中弘扬五四精神。伟大的运动产生伟大的精神。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告诉我们,五四精神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五四先驱们面对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勇担时代责任,在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中形成的。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五四时期的生动写照,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100年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国家发展、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今天,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历久弥新,依然是指引党和人民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坚定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在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弘扬五四精神并使之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第二,要在知史明智中增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自觉性。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生动再现了五四先驱们是如何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又如何历经艰辛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新时代,必须注重党史国史的学习,把学好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的必修课,从而在正确把握历史脉络和历史主流的基础上,增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自觉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第三,要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昭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并在继承创新中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努力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推进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

第四,要在团结奋斗中凝聚中国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显示,五四运动的胜利是中国民众大联合的结果,是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团结奋斗的结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大联合,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今天,我们正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继续奋斗,必须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从而在团结奋斗中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

第五,要在进行伟大斗争中实现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在同一切阻碍中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中逐步实现的。今天,我们要树立在伟大斗争中实现伟大梦想的战略思维和英雄气概,明确斗争意识,鼓足斗争勇气,把握斗争规律,讲究斗争艺术,提高斗争本领,始终保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敢于担当,不在原则面前让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阻力面前退缩,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作者简介:丁俊萍,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雅丽,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ZD045)。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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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萍: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及现实启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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