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泽:适者自杀?——自杀的适应器理论及相关研究论文

詹泽:适者自杀?——自杀的适应器理论及相关研究论文

摘要自杀现象令人费解。本文以进化心理学为框架,深入完整地评估了自杀适应器理论,即,自杀最有可能在实现整体适应度的能力下降时出现。该理论推论有三:高智商者更可能自杀;自杀倾向有一定遗传性;暗示适应不良的进化线索与自杀相关。大量实证研究支持推论。未来方向包括使用计算机模拟和田野调查检验自杀心理的进化效应,检验整体适应度改变线索与自杀的关系,考察性别差异,并区分适于该理论的自杀类型。

关键词自杀;自杀意念;适应器;智力阈限假设;行为遗传学;进化心理学

1 引言

自杀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有近100万人自杀,数目超过死于凶杀案和战争的总人数,另外有1000万到2000万的人尝试自杀。自从2008年银行业崩盘引发经济危机以来,自杀是15~44岁人群(最具有生产力的群体)三大死亡原因之一(Aleman & Denys, 2014)。在中国,全国平均自杀率为9.8/100000(Wang, Chan, & Yip, 2014)。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自杀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杜睿, 江光荣, 2015; 刘玉新, 张建卫, 张西超, 王成全, 张杰, 2013)。不过,这些研究通常考虑的都是自杀的当前原因(proximate causes),相对忽略了对自杀进化原因(evolutionary causes)的探讨。当前原因,又称近因,是直接导致某一行为的先行因素,可以是某种心理状态、生理因素、人格特质,或情境因素,试图回答的是某些因素怎样导致某一行为的出现。进化原因,又称远因,考察的是某一行为在人类进化史上出现并维持下去的终极原因,试图回答的是这一行为为什么会出现。而无论是当前原因还是进化原因,对于完整而深入地理解人类心理,都是必要的。举例来说,人们歧视残疾人和肥胖者,当前原因可能是跟偏见有关的认知、情绪和态度因素,而进化原因则跟行为免疫系统的启动有关,目的是为了减少疾病感染。能够及早根据环境线索探测到病菌存在的个体,比那些没有这一相应机制的个体具有更多的生存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自杀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但本文论述的自杀行为和自杀心理,不涉及伤害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只跟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图和行为有关(Van Orden, Witte, Cukrowicz, Braithwaite, Selby, & Joiner, 2010)。自杀式袭击或自杀式恐怖主义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石伟, 贾凤祥, 2011),也有不少心理学家试图从进化心理学的框架进行分析(Gallup & Weedon, 2013)。这种涉及对他人进行攻击或伤害的自杀现象,可以从互惠利他(Victoroff, 2009)、亲缘利他(Qirko, 2009, 2013)以及宗教认知(Liddle, Bush, & Shackelford, 2011)的进化视角进行理解,不过自杀式攻击行为不是本文的论述对象。本文的自杀既包括自杀意念也包括自杀行为,而自杀行为又包括自杀企图(又叫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自杀意念未必就能导致自杀行为,因为还必须拥有自杀能力,但本文的重点不是区分这几个概念的不同,而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探讨自杀现象的可能原因,并对这种视角导致的假设和推论进行检验和评价。这种视角跟其他的研究视角相互补充,能够加深研究者对自杀现象的理解,并为自杀的干预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收集大量有关于马约翰先生体育思想文献,根据文献内容,仔细研究,为本次研究提供充实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对自杀心理进行深度分析。自杀的适应器理论认为,对于社会性动物(包括人类)来说,在某些情况下,跟不具备自杀机制的个体相比,具备自杀机制的个体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提升自己的整体适应度(de Catanzaro, 1991)。本文将在下面的部分详细阐述自杀的适应器理论,同时评述检验这一理论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多个领域。最后,本文将讨论自杀的进化心理学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建立科学的教师专业标准是教师从一种“职业”成为一种“专业”的基本标志,是客观评价教育质量的依据[10]。然而,体育教育在整个教育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与其他学科的教师相比,体育教师似乎也低人一等。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的生涯始于进入大学的体育教育专业,但是,无论是职前的培养、毕业,还是新体育教师的准入、职后的培训,都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11] 。因此,制定体育教师的专业标准迫在眉睫。在个体层面,职前、职后的专业标准为体育教师提供衡量自身专业水平的基本准则;在群体层面,专业标准形成体育教师之间专业对话的交流工具;在组织层面,为机构在选择、培训体育教师方面提供准则。

2 自杀的适应器理论

虽然对适应器的具体界定存在争议,但是进化心理学家通常认为自然选择的主要产物是适应器(Buss, Haselton, Shackelford, Bleske, & Wakefield, 1998)。适应器(adaptation)就是具有种属特性的生理性状或心理特征,这些特征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具有一定遗传性,能够有效地帮助个体解决生存和繁衍问题(Tooby & Cosmides, 1992)。婴儿的脐带是适应器,因为这一性状能够帮助胎儿从母亲那里获得充分的营养物质,从而保证自己正常发育。嫉妒也是适应器,因为男性的嫉妒能够减少伴侣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风险,从而提高自己父亲身份的确信度。嫉妒对女性也同样重要,因为这一心理适应器能够让女性对男性的感情出轨防患于未然,从而保证伴侣把资源持续不断地投入到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身上。简而言之,适应器就像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经过特殊设计,针对的是进化环境中反复发生的具体的适应性问题。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的人类祖先,就能更好地存活下来,留下更多的后代。不能解决同样问题的人类祖先留下的后代就较少,他们甚至可能被自然选择淘汰,没有留下后代。随着这种选择过程一代一代地不断进行,拥有适应器的个体将在群体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后代,而没有同样适应器的个体拥有的后代越来越少,最终消亡。除了适应器之外,自然选择的另一产物是副产物(by-product)。跟适应器不同的是,副产物既不解决具体的适应性问题,也不具备功能设计(functional design)的特点。肚脐眼就是一种副产物,它不能帮助人类躲避敌害,也不帮助他们觅食或择偶。只是因为跟脐带有所联系,肚脐眼这一性状才保留了下来。

缸筒材质为合金结构钢35CrMoV,热处理技术要求:①外径φ100.14mm±0.05mm处硬度≥50HRC,淬硬层深度(淬硬层深度定义为从表面以下硬度在35HRC以上的厚度)1~1.5mm。②表面不可有熔化、裂纹、变形等缺陷。③产品表面不可碰划伤。缸筒外形形状及尺寸如图2所示。

简而言之,自杀的适应器理论认为当个体实现自己整体适应度的能力急剧下降时,自杀最有可能发生。这一理论可以导出三个推论:第一,因为自杀机制需要“计算”这一行为的进化后果,比较自杀与否带来的整体适应度改变,因而自杀行为可能需要满足一定的智力阈限(de Catanzaro, 1981; cited by Voracek, 2004)。自杀与否的权衡,跟很多利弊权衡(benefit-cost tradeoff)一样,通常是无意识进行的(当然,也可以是有意识的)。而智力水平较高的个体,按照智力阈限假设,在利弊权衡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因而更能突破有机体设定的自我保存机制的层层防护。第二,如果自杀倾向是一种适应机制,那么这一心理应该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因为这种遗传性可以保证这一适应机制的选择优势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第三, 任何一种进化机制的启动,都需要具体情境中相关线索的激活(李宏利, 王燕, 2011)。自杀心理的启动,不一定需要抽象的整体适应度降低的信息,表征这种降低的当前因素也同样可以引发这一心理。因为进化动机作为“远因”,跟作为“近因”的当前因素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暗示个体实现整体适应度的能力急剧降低的进化线索和当前因素都可能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有关。图1是自杀适应器理论的一个简略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实现整体适应度的能力降低既可能直接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也可能通过影响跟自杀有关的当前心理因素,进而间接地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我们将在下面的部分详细论述跟这些推论有关的实证研究,以检验自杀的适应器理论。

图1 自杀的适应器理论

3 对适应器理论的检验

3.1 智力阈限假设及其检验

自杀的智力阈限假设认为,不是所有的物种都具有自杀的能力,自杀通常是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意识的物种才有的一种能力,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除了人类,其他物种中很少存在明确的严格意义上的自杀现象(de Catanzaro, 1991)。因为自杀需要在潜意识中权衡这一行为的进化效应,以确保这一极端方式能够带来整体适应度的进化收益。因而,自杀要求个体达到必要的智力阈限,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由此也可以推论,自杀行为跟智力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de Catanzaro, 1981; cited by Voracek, 2004)。不少学者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

自杀的适应器理论认为,至少对于某些物种来说,自杀在某些情境下具有适应功能(de Catanzaro, 1991)。这一理论由整体适应性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推论而来。根据整体适应性理论,衡量个体进化适应的指标是整体适应度,这一指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个体自身而导致的繁殖成功率,这是经典的自然选择理论确定的直接适应度(direct fitness);第二部分,通过跟个体有共享基因的家人而导致的繁殖成功率,这是间接适应度(indirect fitness)。直接适应度加上间接适应度就构成了整体适应度。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来说,自杀可能在某些情境下是适应的(de Catanzaro, 1991)。因为自杀影响的只是个体的直接适应度,自杀导致的个体死亡使得通过自身进行的繁衍潜能不再具有可行性。但是,这一行为却可能对个体的间接适应度产生进化上的促进作用。这一逻辑的前提是,在任何一种现实的进化情境中,用于维持个体及其亲属生存和繁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物种而言,它们通常跟自己的亲属生活在一起。这也意味着,当个体实现未来繁殖潜能的机会很小时,即个体基本无法通过自身留下后代,这样的话,继续为生存进行投资在进化上就意味着浪费。因为这些有限的重要资源本可以节省下来,留给他们的近亲,用来照料这些亲人的后代。而且,他们的生存还可能消耗用于亲属生存和繁衍的有限资源,进一步减少他们亲属的繁殖潜能。这些损失将最终体现为他们整体适应度的降低。相反,假如某一个体未来的繁殖潜能很低,而他亲属的繁殖潜能很高,他的自杀将会节省有限的资源用于亲属的进化投资。即使自己的直接适应度较低,但是间接适应度将因此而提高,因而他的整体适应度有可能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

在个体层面,不少证据表明高智商个体中的自杀率比普通人更高。对一项天才儿童的追踪研究数据进行分析,有研究者发现,对于那些平均智商为151的孩子来说,他们在一生中自杀身亡的危险是普通人(智商是100)的4倍(Voracek, 2004)。包括小说家、文学家、剧作家和诗人在内的其他高智商者,死于自杀的可能性也远远高于普通人(Preti & Miotto, 1999; cited by Voracek, 2004)。这一关系对于某些临床群体同样适用:自杀而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比未自杀的同类病人拥有更高的智力水平(Siris, 2001)。

自杀的适应器理论认为,自杀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种适应机制,个体以牺牲自我生命的方式用以保证自身基因的传递,这种传递不借助于自身而是借助于个体的家人(de Catanzaro, 1991)。这一理论包括三个推论:第一,自杀跟智商正相关; 第二,自杀具有遗传性; 第三,自杀受到表征整体适应性降低的进化线索和当前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到,这三个推论都得到了众多证据的支持,从而为自杀的适应器理论提供了初步的证据。不过,鉴于直接证据较为少见,因而这一理论还需要经受新的实证研究的检验。

收养研究和双生子研究也都发现,遗传因素在自杀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Althoff, Hudziak, Willemsen, Hudziak, Bartels, & Boomsma, 2012; von Borczyskowski, Lindblad, Vinnerljung, Reintjes, & Hjern, 2011)。丹麦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亲生手足之间的自杀风险相关要高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同胞(Petersen, Sφrensen, Andersen, Mortensen, & Hawton, 2013)。Segal(2009)找到了47对同卵双生子和31对异卵双生子,这些双生子之中其中之一死于自杀。作为对照组,Segal找到了347对同卵双生子和170对异卵双生子,这些双生子中其中之一死于自杀之外的其他原因。结果显示,对死于自杀的双生子来说,同卵双生子的自杀企图多于异卵双生子。但对于对照组而言,同卵双生子的自杀企图跟异卵双生子没有差异。除了自杀行为和自杀企图,双生子研究同样发现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Pedersen & Fiske, 2010)。

3.2 自杀的行为遗传学视角

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行为遗传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某一心理或行为特质的群体变异,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导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环境导致的。常用的三种行为遗传学设计是家族研究,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虽然每一种设计都有自己潜在的缺陷,但不同设计之间可以交叉验证或相互结合,这样就能给出比较可靠的特质遗传率评估(王申连, 郭本禹, 2013)。那么,自杀倾向是否具有遗传性?不同设计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对此进行了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管理层的管理理念严重滞后。促进管理者理念层面的转变,对于转变企业对管理的认识十分关键。要让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理解市场经济规律,才能使其通过加强管理来从容应对市场竞争。

家族研究发现,亲缘关系越近,个体之间的自杀风险的相关越高。胡霞、贾存显、王琳琳、廉颖、韩梅和刘慧(2013)发现在中国农村,自杀家族史跟个体的自杀行为高度相关。无论是自杀死亡还是自杀未遂,自杀组一级亲属的自杀行为都高于对照组的一级亲属。在另一项包括瑞典全部人口的调查中, Tidemalm, Runeson, Waern, Frisell, Carlström, Lichtenstein和 Långström(2011)发现即使处于相似的家庭环境中,亲生手足之间的自杀风险相关高于同母异父的个体。即使在控制了家族精神疾病史之后,自杀组一级亲属的自杀率,依然高于对照组(Brent, Bridge, Johnson, & Connolly, 1996)。此外,同卵双生子之间的自杀风险相关高于异卵双生子,异卵双生子之间的自杀风险相关高于表亲手足同胞,而后者的自杀风险相关又高于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对照组。因为同卵双生子之间的遗传相关度为100%,异卵双生子之间遗传相关度为50%,表亲手足同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为12.5%,陌生个体之间遗传相关度接近于0,自杀风险随着遗传相关度的降低而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遗传因素影响自杀风险之间的相关。

另外,还有研究者通过进化模拟发现,自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遗传特征。在稳定的状态下,有自杀可能性的群体,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群体快(Szentes & Thomas, 2013)。

诚然,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对智商与自杀关系的研究,大多数都是相关研究,无法验证因果,但是依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高智商者能够无意识地(也可能是有意识地)权衡自杀是否能带来整体适应度的提高。另外,鉴于自杀这一领域的研究,难以使用实验室研究来直接确定因果关系,因此使用多方面相关研究来推测因果关系,是较为稳妥合适的方法。

许多研究表明,负担感知是预测自杀意念的一个有力因素。对于不得不忍受慢性疼痛的病人来说,即使考虑包括抑郁症状在内的危险因素的影响,负担感知也是唯一能预测自杀意念的因素(Wilson, Heenan, Kowal, Henderson, Mcwilliams, & Castillo, 2016; Wilson, Kowal, Henderson, Mcwilliams, & Péloquin, 2013)。除此之外,对军队工作的文职人员和军人的调查也都发现,负担感知跟自杀意念密切相关(Bryan, Clemans, & Hernandez, 2012; Bryan, Morrow, Anestis, & Joiner, 2010; Monteith, Menefee, Pettit, Leopoulos, & Vincent, 2013)。对美国空军中自杀身亡者的遗书进行内容分析,大约30%的自杀者都在其中提到自己是家人和朋友的负担(Cox, Ghahramanlou-Holloway, Greene, Bakalar, Schendel, Nademin, & Kindt, 2011)。负担感知跟自杀意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样适用于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Cukrowicz, Cheavens, Van Orden, Ragain, & Cook, 2011; Van Orden, Cukrowicz, Witte, & Joiner, 2012),也适用于其他文化下的被试比如中国人(Zhang, Lester, Zhao, & Zhou, 2013)、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Davidson & Wingate, 2011; Wong, Koo, Tran, Chiu, & Mok, 2011)、印第安人(O’Keefe, Wingate, Tucker, Rhoadeskerswill, Slish, & Davidson, 2014),以及墨西哥人(Garza & Pettit, 2010)。

最后,科学优化教学内容。在教材的组织编写上突出典型职业能力所需的理论知识,在教学上突出核心技能要求的传授。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场所来加大专业技能课程的比例;依托“校中店”实训基地开展实景教学的综合实训;通过“师带徒”的形式提升实习学生的业务能力;通过实习岗位分段监控指导,来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酒店则根据岗位生产实际运营情况通过“师徒制”有机地开展实践教学。

现代医学也许能为自杀的遗传提供一些佐证,大量研究发现,自杀易感性或许有一定的基因基础。5-羟色胺(5-hydroxy tryptamine, 5-HT)功能下降可能导致自杀行为,且这种关联,与自杀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无关(Golden, Gilmore, Corrigan, Ekstrom, Knight, & Garbutt, 1991)。而5-羟色胺系统的紊乱,又受5-羟色胺受体(5-hydroxytryptamine receptor, 5-HTR)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酒精依赖者,自杀行为均与5-羟色胺1A受体(5-HTR1A)基因多态性、5-羟色胺2A(5-HTR2A)受体基因多态性有关(邱晓惠, 马靖松, 宋珺瑶, 王琳, 杨秀贤, 乔正学, 杨艳杰, 2015; 王永柏, 王嘉凯, 刚清伟, 刘婧一, 王静, 2015; Wrzosek, ukaszkiewicz, Wrzosek, Serafin, Jakubczyk, Klimkiewicz, & Wojnar, 2011)。

所谓的合作,即要求每一个参与者不能置身事外,而是要全身心地参与其中,在合作过程之中发挥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智慧,以便达到小组全部成员均能够有所收益的目的。因此,初中数学教师要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养成互动学习的良好习惯.这便要求教师应当秉承科学分组的原则,确保每一个小组的成员结构合理,涵盖了不同层级的学生。同时,初中数学教师亦要教授给学生正确的意见表达方式,以便使学生能够有效地进行分析和讨论。

3.3 影响自杀的进化线索和当前因素

无论是智力阈限假设还是行为遗传学的研究,都为自杀的适应器理论提供了某种间接支持。不过,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没有涉及适应器理论的具体内容,没有对内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不少研究者开始对影响自杀的进化线索和当前机制进行探讨(Brown, Dahlen, Mills, Rick, & Biblarz, 1999; Joiner & Silva, 2012)。

研究发现,当实现整体适应度的能力降低时,也就是繁殖潜能急剧减少时,个体的自杀意念会增强。de Catanzaro(1991)对包括普通人、同性恋和精神病人在内的多个群体进行调查。他发现在所有群体中,跟自杀意念关系最密切的因素是个体对家庭的影响,即自杀意念与成为家庭的负担有正相关关系,而对家庭拥有重大贡献则与自杀意念负相关。成为家庭负担意味着降低个体的整体适应度,而能够给家庭做贡献才意味着能提升个体的整体适应度,这一发现支持了自杀的适应器理论。其他研究也发现,提升整体适应度的许多线索都能负向预测个体的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这些线索包括个体的繁殖潜能,个体对家庭的贡献,家人的繁殖潜能,以及个体跟重要他人之间的良好关系(Brown, Dahlen, Mills, Rick, & Biblarz, 1999)。 Brown, Brown, Johnson, Olsen, Melver和Sullivan(2009)的研究把这些结果推进一步。他们发现,当个体认为自己是家庭负担时,他们的自杀意念会增强,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健康、浪漫关系满意度以及母亲年龄的影响。在个体在健康不佳、浪漫关系较差以及母亲较年轻时,个体认为自己是家人的负担将导致最强烈的自杀意念。健康不佳和浪漫关系较差意味着个体拥有较差的繁殖潜能,于是他们倘若成为家庭的负担,就意味着他们也将降低家人的繁殖潜能,从而恶化自身的整体适应度,自杀意念会因此会增强。母亲年龄较低意味着家人的繁殖潜能较高——她以后还可能拥有更多的后代,这时个体倘若成为家人的负担,就可能降低家人的繁殖潜能,从而间接影响自身整体适应度的提升,因而自杀意念也会增强。Van Orden, Witte, Cukrowicz, Braithwaite, Selby和Joiner(2010)归纳了影响自杀最重要的六个危险因素:精神障碍,社会孤立,家庭冲突,身体疾病,失业以及既往的自杀史。这里的每一个因素都得到了至少15个以上实证研究的支持。可以看到,所有的因素都跟个体实现整体适应度的能力降低有关,精神障碍、身体疾病、失业以及社会孤立等因素可以直接降低个体的繁殖潜能,因为具有这些特征的个体很难找到配偶,也难以给家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很可能会成为家人的负担。家庭冲突和既往的自杀史等都暗示着个体会消耗家人的资源,影响家人的繁殖成功,这两个因素也会降低个体实现整体适应度的能力。

除此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考察跟自杀行为有关的当前因素。其中,得到心理学家较多关注的一种模型是自杀的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 Joiner, Van Orden, Witte, Selby,Ribeiro, Lewis & Rudd, 2009; Van Orden, Witte, Cukrowicz, Braithwaite, Selby, & Joiner, 2010)。这一理论明确指出,负担感知(perceived burdensomeness)和归属受挫(thwarted belongingness)是构成自杀意念的两个核心因素。负担感知测量的是个体认为自己是他人负担的一种知觉和判断,归属受挫测量的是个体认为自己缺乏或丧失社会联结的一种知觉和判断(Bryan, Morrow, Anestis, & Joiner, 2010)。除了自杀意念或自杀欲望之外,人际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种种方式获得自杀能力也很重要,因为能力获得(acquired capability)这一因素在自杀意念到自杀行为的转变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Joiner & Silva, 2012),智力阈限理论与能力获得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更高的智力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强的自杀能力。鉴于负担感知和归属受挫跟自杀的适应器理论关系更为密切,本文在下面将主要论述这两个因素对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和神经症状。雏鸡表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呼吸时张口伸颈,气喘,发出“呼噜”声,咳嗽,口中有粘液,有摇头和吞咽动作,并出现死亡。一周左右大部分病鸡出现好转,少数鸡出现扭颈、歪头,头向后仰,共济失调等神经症状,安静时恢复常态,稍遇刺激,反复发作,成年产蛋鸡表现轻微,产蛋率下降10%~30%,同时蛋的品质下降。

同样,归属受挫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弱化的社会联结是老年人自杀的危险因素(Lee, 2015)。由学校相关困难所导致的社会隔离会导致青少年选择自杀(Séguin, Beauchamp, Robert, DiMambro, & Turecki, 2014)。对同性恋者来说,“出柜”作为保护因素,能够为其赢得更多社会支持,降低自杀的可能性(Plöderl, Sellmeier, Fartacek, Pichler, Fartacek, & Kralovec, 2014)。这些发现间接支持了归属受挫对于自杀行为的促进作用。其他直接测量归属受挫的研究也都一致发现,这一因素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存在密切关系(Chu, Buchmanschmitt, Moberg, & Joiner, 2016; Chu, Hom, Rogers, Ringer, Hames, Suh, & Joiner, 2016; Van Orden, Cukrowicz, Witte, & Joiner, 2012)。除此之外,自杀干预中的跟进接触(follow-up contact)能够减少自杀行为(Luxton, June, & Comtois, 2013),可能跟自杀未遂者归属感的增强、归属挫败的减弱有关。

此外,不少研究发现许多因素通过影响负担感知和归属受挫,进而影响个体的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LGB青少年中,抑郁是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因为抑郁会增强个体的负担感知和归属受挫,进而影响个体的自杀意念(Baams, Grossman, & Russell, 2015),但负担感知和归属受挫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不以抑郁为中介因素(Kleiman, Liu, & Riskind, 2014)。除此之外,自主性和胜任力(Hill & Pettit, 2013)、不良的完美主义(Flett, Hewitt, & Heisel, 2014)、社会焦虑(Arditte, Morabito, Shaw, & Timpano, 2016)和灾难(Orui, Sato, Tazaki, Kawamura, Harada, & Hayashi, 2015)都会对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以负担感知或归属受挫为中介因素。

3.4 与适应器理论有关的争议

Joiner, Hom, Hagan和Silva(2016)提出,自杀并非进化而来的适应行为,而是精神病理学的典范,自杀因群居物种自我牺牲行为的紊乱产生,究其原因是对负担的错误感知。该理论与自杀适应器理论中的负担感知有三大差异:其一,Joiner, Hom, Hagan和Silva(2016)的观点强调扭曲的负担感知,而“自杀的适应器理论”所指的是亲属的实际负担;其二,该框架认为自杀是一种适应的紊乱,而“自杀的适应器理论”认为它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一种适应;其三,在现代语境中,该理论的“负担”并不专指对遗传亲属(拥有共同的基因)的负担,而“自杀的适应器理论”则认为对遗传亲属的负担至关重要。“自我牺牲行为紊乱”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个体在经历亲朋好友自杀后,无论对方是伴侣、父母、儿女还是朋友,自杀风险都会提高(Abrutyn & Mueller, 2015; Pitman, Osborn, King, & Erlangsen, 2014)。这似乎间接说明负担感知的范围不止局限于拥有共同基因的家属,而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景观已经成倍地发展,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对亲属的依赖比过去少,在许多国家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极大地改变了自杀行为的适应价值(Aubin, Berlin, & Kornreich, 2013)。

除了理论上的反驳,有实证研究发现,较之“自杀的适应器理论”,“讨价还价理论”(bargaining model)对自杀行为的解释率更高(Syme, Garfield, & Hagen, 2016)。这项人类学研究通过对53种文化的民族志资料进行编码,分析了小规模的非工业社会中的自杀行为,认为自杀的适应器理论可能主要适用于在恶劣环境中的老年人,而“讨价还价理论”是普遍适用的,特别是在年轻健康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中。讨价还价理论,即自杀企图是成本信号,而完成自杀是不幸的副产物。虽然民族志资料的研究中,自杀的适应器理论未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进化因素作为“远因”,很有可能是隐性的,也就是说,可能不被民族志所记录。另外,研究中,“自杀的适应器理论”被操作化定义为5个变量,“讨价还价”理论则被定义为12个变量,如此大的数量差异,是否也会导致解释率计算的偏差?

4 总结和展望

更多的研究在群体层面考察了智力与自杀的关系,进一步检验和支持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Voracek, 2013)。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在15岁到64岁之间,死于自杀的意大利人通常拥有更高的学历(Pompili, Vichi, Qin, Innamorati, De Leo, & Girardi, 2013)。当然,这里的学历水平只是智力的一个间接指标。不过,使用智力直接指标的其他研究发现了类似的关系(Voracek, 2009)。对奥地利全国除维也纳之外的99个行政区服兵役的男性进行调查,研究者发现,当某一个行政区的智力水平较高时,该区域服兵役男性的自杀率也会较高(Voracek, 2006)。以著名人物的数量作为某一省份地区智力的指标,Voracek(2005)发现对白俄罗斯的任一省份来说,地区智力跟自杀率正相关。国家智力(national IQ)得分较高,通常意味着该国拥有较高的自杀率(Lester, 2003)。即使在控制了离婚率、老龄化以及失业率等可能的混淆因素之后,国家智力跟该国的自杀率依然存在明确的正相关(Voracek, 2004)。法国在1987年到2010年之间,自杀率有所下降(Fond, Zendjidjian, Boucekine, Brunel, Llorca, & Boyer, 2015),与此同时,关于法国智力的研究发现了反弗林效应,1999年到2008-9年间,通过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量,法国的国家智力下降了3.8 IQ点(Dutton & Lynn, 2015)。

需要指出的是,引起自杀的进化线索跟当前因素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两者分别从远因和近因的角度探讨了自杀的原因。当个体实现自身整体适应度的能力急剧下降时,自杀机制就可能被启动。这一机制的启动不需要个体意识到,但可能通过一些因素体现出来。两个重要的当前因素是负担感知和归属受挫。虽然负担感知测量的是个体对自己成为他人负担的一种知觉和判断,不过这里的“他人”通常都是个体的重要他人尤其是家人,而不太可能是陌生人。因此,负担感知这一当前因素也许跟个体对家人繁殖成功的损害密切相关,恰恰是因为个体的存在可能对家人的繁殖成功带来巨大的代价,个体才会产生自己是他人负担的知觉和判断。归属受挫则更多与实现个体繁殖成功的终极目标破灭有关,因为一个不能被家庭之外的重要他人接纳的个体,既不能通过跟他人合作获取繁衍所需的各种资源,也不能拥有合适的伴侣以实现自己繁衍后代的目的。因而,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把导致自杀的进化线索跟当前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两个层面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密切关系。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和考察。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下,de Catanzaro(1991)提出的适应器理论激发了众多的研究,值得感兴趣的研究者予以关注。不过,这一理论依然还需要更多研究的检验,而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在未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服装从业人员软件操作习惯各异。长期以来,服装业使用各类通用设计软件或专业设计软件进行服装款式设计,如CorelDRAW、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等,服装样板制作软件也有很多。设计师通常可以掌握一、两种软件的操作,但在开发产品时,一般都会选用最顺手一种软件。企业在进行产品数据管理 (PDM)系统选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产品开发人员的操作习惯,如果强行要求从业人员改变软件使用习惯来适应产品数据管理 (PDM)系统,势必会遭遇一定的阻力,即使通过各种机制激励人员完成适应过程,也会延长PDM的实施周期。

第一,通过模拟和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自杀心理的进化效应进行考察。鉴于自杀现象的特殊性,研究者无法采用实验法考察自杀行为对人类整体适应度的影响。不过,采用计算机模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因为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者就可以比较具有自杀心理的个体跟不具有自杀心理的个体,是否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能够留下更多的后代。这一方法能够直接比较自杀心理这一特征对整体适应度的进化影响。有研究基于对性Penna模型的修改,借用计算机模拟了自杀的进化过程,模型限定为自杀通过疾病得到进化(吴奇, 2009)。模拟通过D值(疾病不利于个体生存的概率)的改变进行,只有当D值为0~0.04时,自杀会作为不适应行为出现,一旦D值大于0.05,自杀就会被自然选择;而现实环境中,D显然是大于0.05的,该模型支持了自杀的适应器理论。除此之外,对现存的土著部落进行田野调查,比较不同部落自杀率的不同跟这些部落人口增长的差异,甚至比较不同家族自杀率的不同跟这些家族后代数量之间的关系,也都有助于提供独特的证据以检验自杀行为的进化效应。当然,这种田野调查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还需要其他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的相互验证。

第二,考察整体适应度改变的线索跟自杀心理的关系。研究者们对影响自杀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只有很少的研究者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考察了跟整体适应度改变有关的能力线索跟自杀心理的关系(Brown, Brown, Johnson, Olsen, Melver, & Sullivan, 2009; Brown, Dahlen, Mills, Rick, & Biblarz, 1999)。在影响自杀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中,心理障碍、身体疾病、社会孤立、失业、自杀经历等因素得到了较多的验证(Van Orden, Witte, Cukrowicz, Braithwaite, Selby, & Joiner, 2010)。这些因素中都意味着整体适应度的降低,也意味着个体实现自己和家人繁殖成功的能力下降,研究者可以把这些因素纳入到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之中。除了考察整体适应度降低线索跟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者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考察整体适应度提升线索跟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表明,个体对家人繁殖成功的贡献越大,个体自杀的可能性越小(Brown, Dahlen, Mills, Rick, & Biblarz, 1999)。除此之外,结婚、怀孕或生育后代这些表示整体适应度提升的事件也都能降低自杀的风险(Appleby, 1991; Driver & Abed, 2004; Hφyer & Lund, 1993)。这一方向的研究成果,将对自杀的行为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整体适应度降低的线索可能对不同性别有不同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实证研究,直接考察整体适应度降低的线索对自杀的影响是否具有性别差异。我们认为,整体适应度降低的不同线索也许对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意义,因而会对不同性别产生不同影响。举例来说,择偶领域是影响个体整体适应度的重要方面。不过,男性择偶成功需要的条件跟女性有所不同: 前者需要具有较高的地位,拥有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潜力,而后者则需要拥有较高的生育力,即年轻漂亮(Buss, 2007)。因而,个体获取资源的能力丧失将对男性的择偶成功有更大的影响。相反,个体的容貌被毁将对女性的择偶成功有更大的影响。因此,不同的择偶失败线索也许对不同性别的自杀意念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一假设得到了若干研究的间接支持: 个体获取资源能力较低的指标(比如,失业和低收入)会增大自杀风险,但这一风险对男性的影响更大(Andrés, Collings, & Qin, 2010)。未来研究有必要明确考察表征整体适应度降低的线索对不同性别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影响。

我们不该去与读者们争论什么才是好文章,也不该“贪心”地想要去满足每一个读者,因为每个人的喜好,都是不同的。

第四,区分哪些类型的自杀适合从适应器理论的角度考察。显然,作为一种复杂现象,自杀有不同类型,比如利己型、利他型、报复型与绝望型(刘燕舞, 2014);也有不同的自杀方式,如木炭燃烧(charcoal burning)、自缢、溺水、口服毒物、CO中毒、锐器自杀,不同性别、年龄的个体,会因自杀方式致命性的不同,而各有选取(李峰, 贾海鹏, 曾建勇, 谭力, 胡松廷, 肖定科, 陆雪松, 2016; Lee, Wu, Chen, & Wang, 2014)。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不是所有的自杀都必然具有适应性(Aubin, Berlin, & Kornreich, 2013),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呼之欲出:到底哪些自杀现象可以从适应器的角度予以考察和研究?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就这个问题给出假设,更没有实证检验。但这方面可以探讨的余地较大。比如,假如没有明显的进化劣势,比如男性在社会地位、物质资源、个人能力方面没有特别糟糕,而女性在年龄、长相、健康方面也没有表现太差,这时出现的自杀意念很可能不具有适应性,而更多地受到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如有研究发现,名人自杀的公开,与总自杀率的激增有积极联系(Abrutyn & Mueller, 2015);生活事件的冲击也有不可忽视,在中国农村,负性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自杀企图(Zhang, Jia, Zhang, Wang, & Liu, 2015)。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进化与道德伦理应该分开考量。自杀的进化意义,即整体适应度的提高,并不影响自杀干预的实施。脂肪对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有重要意义,智人与倭黑猩猩相比,拥有更多的脂肪,储存脂肪使人类能够更好地适应波动的气候与无法预期的食物资源(Zihlman & Bolter, 2015),长链不饱和脂肪酸更是大脑正常发育的必需品(Cunnane & Crawford, 2003)。但是脂肪的进化意义,并不妨碍现代人减肥,我们也从不会认为减肥是不道德、不符合伦理的行为。抑郁症同样有其进化基础,在人类长期的进化之路上,可能面临一些不详的境地,在这些情境中,人类陷入危险、蒙受损失,努力付诸东流,甚至身体受损,而低迷的情绪使人类在这样的情境中幸存(Nesse, 2000)。可是这不会阻碍我们对抑郁症的治疗与干预,因为抑郁症为个体带来了痛苦。对抑郁症的干预,并不因为抑郁症在进化中有适应功能,而变得不符合伦理道德。同理,复仇作为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是对侵犯者的威慑,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更好地适应(Bone & Raihani, 2015),但是,社会不允许这种私人的惩戒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人会感情用事,会犯错,如果人人都出于私心进行复仇,社会必将乱套,正是因为如此,人类建立了司法体系,用法律与证据,来对是非做出判断。如果说仅仅因为自杀有其进化基础,就认为自杀干预是不符合伦理的、不道德的,那么,人类司法体系的建立,是否也是在阻碍进化呢?显然不是。进化与伦理本就该分开考量,进化塑造了人类,而人类要如何去生活,又是另一回事。进化的着眼点是基因的延续,而人类的生活却包含了其他方面,正如我们从来不会说,我们存在的意义是“基因的复制”。因此,自杀的适应器理论,仅仅是阐明了自杀可能的进化基础,而绝不是在否认自杀干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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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oftheFittest?TheAdaptationTheoryofSuicideandRelevantResearch

ZHAN Ze; WU Baopei

(DepartmentofPsychology,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Suicide is a puzzling social phenomenon. In this paper, the adaptation theory of suicide by de Catanzaro (1991) based 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s reviewed comprehensively. The adaptation theory of suicide proposes that, suicide is most likely to occur when the ability to achieve inclusive fitness for an individual reduces sharply. Three hypotheses are induced based on this theory. First, people with high IQs a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suicide. Second, suicidal behavior, to some extent, is heritable. Third, evolutionary and proximate cues suggesting reduced ability to promote inclusive fitness may be related to suicide ideation and behavior.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give support for these hypotheses, thus provide preliminary support for the adaptation theory of suicide. Researchers may explore further following the potential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Researchers in computer sciences can test the adaption theory of suicide directly using simulation processes, while field workers can provide special data to test the theory. Psychologists should also address the potential link between cues connoting inclusive fitness changes and psychology of suicide. Sex differenc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se examinations. I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at which type of suicide can be interpreted by the adaptation theory of suicide.

Keywords: suicide; suicidal ideation; adaptation; intelligence threshold hypothesis; behavioral genetic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分类号B84-05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1.00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W2015-24)。

通讯作者: 吴宝沛, E-mail: wubaopei@b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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