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信心的缺乏会影响学者积极的学术行为。相较于心理治疗，哲学践行在帮助学者提升研究信心方面，具有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优势。应用怀疑逻辑是哲学践行的方法之一，用于分析学者研究信心不足时具有的非理性信念和无效的怀疑推理。它是一种好的逻辑工具，既能用来判定学者的信念与推理是否符合逻辑，又能引导学者合理质疑，达到提升研究信心的目的。这两个作用可以在使用怀疑逻辑的“必然化规则”判定学者的推理和结论时得到体现。
关键词：哲学践行；怀疑逻辑；“必然化规则”
一、引言
当代哲学践行是后现代语境下，西方哲学从理论走向应用的新倾向。在希腊化时期，哲学一度是知识分子在乱世追求幸福的途径。在当代，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具有“治疗”的功能。①例如，“哲学是一场战斗，它反对的是用我们的语言作为手段来使我们的理智入魔”，“哲学的成果是使我们发现了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胡说，发现了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正是这些肿块使我们看到了上述发现的价值”，“哲学处理问题就有如治病一般”。（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73、137页）福柯也曾提出，哲学的功用在于“关心你自己”。② 福柯认为，“关心你自己”（soucie-toi toi-même）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方式（manière d’être）和态度（une attitude）。它给出了一些反思的形式，展现了一个自我修正和自我教化的生活实践。它既是一门生活的技巧也是一门生活的技能。它是最普遍的生活原则，是某种具有一套规则和方法的实践和行动。（Michel Foucault，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Paris： Gallimard/Seuil， 2001， p. 32）在德国，奥多·马奎德与吉尔德·阿亨巴赫把哲学用于“治疗”的设想落到了实处。他们提出，哲学的应用应当专门化、学科化和职业化。1981年，阿亨巴赫在科隆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哲学咨询诊所。之后，在欧美等地，类似的机构纷纷诞生。这些哲学践行家试图通过与个体或团体的哲学性互动，缓解当代文明给人们心灵带来的痛苦，帮助人们寻求更好的生 活。
事实上，哲学践行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向世人提供哲学帮助的哲学家可追溯至苏格拉底。他认为，智者的诡辩会使心灵受惑，而哲学可以使心灵恢复健康。柏拉图也指出，灵魂的本质是热爱智慧，但人们会在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中逐渐丢失这一本质。哲学正是要帮助人们摆脱肉体的枷锁，使他们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获得幸福。①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指出：“此外，身体用爱、欲望、恐惧，以及各种想象和大量的胡说，充斥我们，结果使得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思考。所有战争都是为了掠夺财富，而我们想要获取财富的原因在于身体，因为我们是侍奉身体的奴隶。根据这些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哲学。”［柏拉图：《斐多篇》，载《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尽管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表现得更加理论化，然而小苏格拉底学派和希腊化各派却仍旧延续了哲学实践的维度。从“哲学是达到幸福的途径和手段”② Aleksandar Fatic， “Epicurean Ethics in the Pragmatist Philosophical Counse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m， Vol. 22， No. 1， 2014， pp. 63—77.这一点看，哲学践行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实践理念在当代的体现。
“学者”一词在中国传统意义上，通常是指具有一定学术造诣并致力于追求学问的人。其英语的词源学意义可以追溯到希腊语“scholastes”，意为“生活休闲之人”（one who lives at ease）。③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scholar.而在当代，学者则指专门从事某种学术体系研究的人。与传统意义相比，学者一词的当代含义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学意义。他们不再是生活休闲之余以追求学问为兴趣的人，而是以职业人的身份从事学术活动。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学者也必须通过社会竞争来获得学术资源。在此过程中，他们会面临各种来自学术研究的压力。如果他们无法正确、有效地排解这些压力，就会丧失研究信心，进而对研究工作产生怀疑，最终影响其研究目标的实现。因此，对学者而言，提升研究信心至关重要。相应地，对哲学践行而言，如何有效地帮助学者应对学术压力、提升研究信心，则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论题。
本文通过提出一种新的哲学践行的方法——应用怀疑逻辑，去处理提升学者研究信心的案例，旨在扩充哲学践行的方法论，并呈现其理性分析的原则。首先，阐释学者丧失研究信心的典型原因；其次，讨论哲学践行在提升学者研究信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再次，分析哲学践行何以能够帮助学者辨析那些导致研究信心丧失的非理性信念，以及无效的怀疑推理的过程；最后，具体展现如何运用怀疑逻辑的“必然化规则”，对学者的非理性信念和怀疑推理进行判定。
二、学者丧失研究信心的典型原因
学者，无论是作为个体研究者，还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都要完成一定的学术任务，如撰写论文与著作，获得项目资助，以及完成教学任务等。如前所述，当代学者与古代相比，由于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会面临许多竞争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的，与其他学者、同事之间的比较与竞争。二是纵向的，学者自身在某一特定时期与其他时期的学术能力之间的比较与竞争。大多数学者都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提升学术能力。然而，学术活动在当代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以及有限的学术资源，使得学者们经常处于一种相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学者提升学术能力的要求逐渐从主观上的“希望”演变为客观上的“必须”。这种演变背后的动机可以大致归结为三点：首先，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在学术领域中表现为学术竞争压力增大，学者需要在这种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其次，学者有其自身的学术兴趣与追求，他们渴望获得知识与真理；最后，成功的学术工作能够满足学者的成就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
从一定的角度看，上述“必须”提升学术能力比“希望”提升学术能力的要求更能够帮助学者克服不适当的惰性，为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带来更强的动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持有必须性的要求会比持有偏好性的要求造成更多情绪、思想甚至心理上的问题。根据常识，若个体A希望自己或他人做某事，或某个事件最好发生，而个体B认为自己或他人必须做某事，或某个事件必须发生，那么显然后者将比前者经验更多的压力、紧张和焦虑，他会在思想和认知方面更加固执，而当现实事与愿违时，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与态度也会更加消极。例如，如果学者A认为：“我希望能按时完成这项研究，并且我希望在此过程中能够获得同事的帮助。”当他面临无法完成这项研究以及他的同事不能帮助他的结果时，他可能更多地会认为：“不能完成这项研究，也没有同事愿意帮助我，这的确很糟糕，但这并非世界末日，同事也没有理由必须帮助我，我可以再通过提升研究能力重新尝试完成这项研究。”可以看到，持有偏好性要求的学者A在面对消极结果时，他对自身和他人的认知可能更加合理，对事件的处理也可能更加积极。反之，如果学者A认为：“我必须按时完成这项研究，并且在此过程中我的同事必须帮助我。”那么，当他面临消极的结果时，他很可能对自己和他人给出过于负面的评价，如，“我不应当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学术能力太差”以及“我的同事不希望我完成研究”，等等。当然，由于学术界的激烈竞争，必须性的要求并不是完全来自学者的非理性认知，很多是受现实的科研环境所迫而产生。当学者的研究信心得到有效提升后，就能更好地处理必须性的要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不适当的认知及行为。
然而，上述问题并非通过学者自主提升学术能力就能得到解决。因为尽管学者提升学术能力的动机强烈，他们却时常做出与之相悖的行为。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有些学者明明有能力、有条件做好研究工作，但他们却认为自己缺乏研究信心，难以承受研究压力，进而以各种理由推脱、搪塞、拖延研究工作，即使该研究对他们而言很重要。该情形并非学者在提升研究能力时会遇到的唯一障碍，但它却很普遍。原因在于，学者对于自身完成学术工作的能力，以及周围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其学术工作抱有怀疑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或周围的环境对其研究具有消极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自己具备完成学术工作的能力和条件，但问题在于，这种“认为”并非出自他们完全的确信，他们会不时地怀疑该信念。
在此过程中，学者对自身的学术能力、完成学术任务的可能性，以及周围环境的支持程度的判断，大部分是从一些怀疑的信念出发的。如，“我对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该研究持怀疑态度，所以我对可以完成该研究也持怀疑态度”。这是一种独特的模态思维过程，它既不能用“相信”也不能用“不相信”来作为模态算子进行推理。在这种推理中，多数人不具备模态逻辑的推理直觉。他们时常使用普通逻辑的推理直觉，如“如果A则B，非B则非A”，甚至是错误的推理直觉，如“如果A则B，非A则非B”。这导致学者不能理性地分析哪些怀疑有效，哪些怀疑无效。他们的推理前提可能是一系列假命题，其推理过程也可能出现逻辑谬误，所以其结论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大量的非理性信念被无意识地从前提传递到了结论中，影响了学者研究信心的提升和积极的学术行为，降低了他们在面对不利条件时坚持完成学术任务的机会。
三、哲学践行在帮助学者应对研究信心不足方面的优势
美国哲学践行协会的创立者马里诺夫在第十一届哲学实践大会的开幕致辞中说道：“一方面，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生活物品的数量与种类随着世界的发展几乎成倍增长，这大多归功于医学和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生活的质量（不要与物质舒适度相混淆）却在半个世纪中逐渐下降，这归咎于人们对人文的显而易见的忽略。”①物质资料丰富的同时，人们的心理健康、幸福感以及成就感却没有与之成正比。越来越多的人得了“心智疾病”。他们在生活中感到焦虑、痛苦，甚至抑郁。而这些问题却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生理或心理的病态。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好的精① Lou Marinoff， “Humanities Therapy：Restoring Well-Being in an Age of Culturally-Induced Illness”， in The Multiplicity of Therapeutic Practice in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edited by Lee Dae-Beom， Kangwon：Humanities Institude， 2012， pp.27—48.神生活。
哲学践行，作为一种人文治疗，可以帮助人们处理这些“心智疾病”，并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其实，解决现实困境只是哲学践行的“副产品”。它的真正价值在于：（1）帮助人们提升思维能力，促进他们对自身、他人和世界的反思；（2）帮助人们自主地发现自己原先没有意识到的潜能，使人们回归真正的自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总之，人们诉诸哲学践行是为了实现自我提升，以获得更深刻、更美好以及更有意义的生活。因而，哲学践行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理性分析。它禁止对话双方任意闲谈，要求他们聚焦于一个特定的问题，不断深入挖掘它的意义，以求获得真正的洞见。正是这一方法使得哲学践行具有根本性的哲学意味。
Dq
相较于认知疗法，哲学践行在该问题的处理上具有优势。首先，哲学践行并不预设那些无法提升研究信心的学者是心理不健全者，而是认为他们与哲学家具有同等的理性思维能力，可以在哲学家的引导下自主分析自己的思想与情绪。这是搭建哲学家与学者平等、有效的对话平台的基础，同时，也更符合学者的自我智力期望，更易于被他们接受。
这一推理可以被符号化为：
再次，哲学践行是对学者进行人文关怀的一种方式。它不仅致力于帮助学者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研究信心提升的困境，还能从长远的角度促进学者反思其研究的目标、方法与价值。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所说的：“哲学的教化和训练不只是简单地发展人们的智力，而是改变人们整个的存在（all aspects of his being）——智力、想象力、感知力以及意志力。”① Piè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Cambridge： Blackwell， 2003， p.21.在哲学践行中，学者被当成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器。在他们学会如何更好地做研究之前，他们需要先学会如何将学术研究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哲学践行体现的是有意识的哲学引导过程，它可以帮助学者将自身的行动与学术研究协调适应起来，增强研究信心，合理制定更高的学术发展目标，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并从中得到满足与幸福。
深交所表示，深市停牌公司数量占比从2016年的9%左右下降至目前的1.4%左右，停牌时间超过3个月的公司家数从备忘录发布前的68家下降至目前的14家。上交所表示，最近一段时间沪市停牌公司已减少到日均10家左右，占全部沪市公司家数约0.7%。
因此，在处理学者的研究信心提升障碍，特别是由于非理性信念所导致的问题时，哲学践行可以获得更深刻、更长远、更持久的效果。由于哲学践行致力于提升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逻辑是其基本的理性分析工具。接下来将以怀疑逻辑为例，具体展现哲学践行在帮助学者提升研究信心中的应 用。
四、引入怀疑逻辑辨析问题的必要性
怀疑逻辑是由潘天群于2004年提出的，用来刻画怀疑思维。潘天群认为，怀疑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过程，它既不等同于相信，也不等同于不相信。而怀疑推理则是不断运用否定性思维来进行的推理。怀疑逻辑可以帮助人们用有效的怀疑逻辑公式来刻画怀疑思维推理，并提高人们合理质疑的能力。怀疑逻辑在形式上的特点是引入“怀疑”算子。将“怀疑”算子D加在原命题上，则该命题成为怀疑命题。如原命题为p，加入“怀疑”算子D后则成为Dp，它的意思是“怀疑p的真”。原命题既可以是原子命题，也可以是复合命题。由于“怀疑”算子具有否定的意思，因而它相对于“知道”“相信”等模态逻辑算子而言是一个“负”算子。②潘天群：《建立在“笛卡尔公理”上的一个怀疑逻辑系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怀疑逻辑作为一个“负”的认知逻辑，能够利用符号系统严格刻画学者的怀疑思维，并根据公式指出哪些信念在系统中有效，哪些信念缺乏逻辑支持。同时，怀疑逻辑的公理与定理还能向学者指出，在其思维过程中哪些信念是不可怀疑的，即以可怀疑的信念为前提，得出不可怀疑的信念为结论。这些不可怀疑的信念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无论是增强怀疑的合理性，还是得出更多的不可怀疑的信念，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学者抛弃非理性信念，得到更多的理性信念。这是学者提升研究信心的重要内容。
当学者仅使用普通逻辑的推理直觉进行怀疑推理时，我们时常发现他们会遭遇以下问题：他们一开始会怀疑自己完成某个学术任务的能力与条件，进而怀疑自己完成该任务的可能性。如，“只有时间充足，我才能完成这项研究。然而，我对时间充足持怀疑态度，所以我对我能够完成这项研究持怀疑态度”。然而经过确认后，他们发现上述怀疑的内容为假，即他们知道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研究。可是，他们依然会怀疑自己完成研究的可能性，并继续寻找其他因素作为支持其怀疑的理由。比如，“我不怀疑研究时间充足，但我仍然怀疑自己完成研究的可能性，因为我对自己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持怀疑态度”。该过程可以无限持续下去，不断影响学者从事正常的学术工作，打击他们的研究信心。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学者是凭借自己的推理直觉而进行了错误的怀疑逻辑推理。具体而言，他们以怀疑是否具备某种条件为前提，得出怀疑是否能够完成研究的结论，这是一个包含“怀疑”算子的模态推理过程。这类推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如果仅从推理直觉出发，则很容易产生谬误。同时，学者也很难对这种推理所得出的消极的结论进行有效反驳。退一步说，即使可以向学者证明他们具备完成研究的能力与条件，引导他们得出能够完成研究的结论，该方法也并不能持续奏效，因为它不具有逻辑有效性。比如，当学者认为“只有时间充足，我才能完成这项研究”时，尽管他认识到现实的研究时间的确是充足的，但他依然可以合理质疑自己完成研究的可能性。因为时间充足仅仅是完成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种怀疑并不违反怀疑逻辑系统的公理与规则。所以，尽管可以向学者证明条件A、B、C……都已满足，但他依然会怀疑自己完成研究的可能性，因为还有无数的条件D、E、F……可以成为他不断怀疑的理由。
由此可见，如果学者依赖日常推理直觉，那么他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是存疑的。但是，如果引入怀疑逻辑，引导学者依据怀疑逻辑系统进行推理，那么他所得出的结论就必定不可怀疑。在哲学践行中，应用怀疑逻辑正是帮助学者重新审视他在日常推理直觉的引导下所进行的推理的前提、过程以及结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促使他思考那些可能会影响其学术任务完成的因素，即引导学者合理质疑，以提升学者完成学术任务的信心。
几年以后，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门口，我又看到过她一次。那时候她刚刚上电梯，我刚刚出电梯，就这么巧。大家互相看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没有讲话。当时她身边有很多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我转头目送她上电梯，电梯门关了，我跟她笑一下。就这样子。
五、应用“必然化规则”判定学者的怀疑推理和信念
Dp
通过以上实验得出的最佳工艺 （永光活性湖兰G染料2% （owf），元明粉 40 g/L，纯碱25 g/L，染色温度70℃，染色时间75 min，浴比1：15），再染一杯棉条，测试棉染色后的牢度，得到实验结果见表13。
学者认为：“如果给我充足的研究时间，我就可以完成这项研究。然而我对我能够完成这项研究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对研究时间充足持怀疑态度。”这个日常语句可以被改写为具有逻辑联结词的语句：“如果时间充足，则研究可以完成。怀疑时间充足，因此，怀疑研究项目可以完成。”这是一个怀疑推理，包含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
：
p1.如果时间充足，则研究可以完成。
p2.怀疑时间充足
c.怀疑研究可以完成
如今，兼任了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梅宏，正不断壮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数据产业，推动着贵州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
根据怀疑逻辑系统，该推理可以被形式化为：
p→q
“必然化规则”是怀疑逻辑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规则。它在怀疑逻辑中的公式为：（p→q），Dp├Dq，或者：（p→q）， Dq├ Dp。它的意思是，如果 p→q 为真，那么如果不怀疑p则不怀疑q。或者如果p→q为真，那么如果怀疑q则怀疑p。“必然化规则”是以一个不包含“怀疑”算子的假言命题和一个包含“怀疑”算子的命题为前提，推出一个包含“怀疑”算子的命题。由于它直观地体现了人们较为常用的怀疑推理的过程，因而是一个用来衡量怀疑是否合理，以及在怀疑推理中所得出的信念是否理性的逻辑标准。在处理学者由于非理性信念而导致研究信心丧失的案例时，它是帮助学者进行逻辑分析、揭示并抛弃非理性信念的一个好的工具。下面将具体展现如何运用“必然化规则”对学者的怀疑推理和非理性信念进行分析与判定。
易非看了看，短信上显示的时间是11：44，也就是说，妈到现在还没睡着。想到妈一个人在家里，叹一口气，翻一回身，却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易非就有说不出的心疼。
前文论及学者丧失研究信心，在认知疗法中被解释为，由于学者的信念系统出现了问题，导致其生理机能也相应地出现了不适应症状，如疲惫、烦躁、压抑、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症状反过来又会被学者视为阻碍其完成学术工作的消极因素，继而进入新一轮的信念推理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认知疗法的解决办法是，引导学者反思前提、推理过程以及结论的合理性，帮助他们辨析哪些是理性信念，哪些是非理性信念，最后通过纠正非理性信念来改善其生理机能的不适应症状。① Judith S. Beck， Cognitive Therapy： Basics and Beyon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2， pp.19—21.尽管认知疗法在分析学者的思维过程，以及纠正他们的非理性信念中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方面，由于认知疗法隶属于心理治疗，它会把在研究信心提升方面存在障碍的学者视为心理不健全者，这是任何心理治疗应用的前提预设；另一方面，认知疗法对于逻辑的应用不彻底，它大多是基于普通逻辑的推理直觉，认知治疗师有时难以为信念的推理过程和结论提供逻辑有效性的辩护。
即，（p→q），Dp├ Dq
提高配电网停电管理的工作效率,减少客户停电时间,对提升供电服务水平极其重要。准确、快速定位配电网中的故障,并恢复供电是配电网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
c.怀疑研究可以完成
我们可以根据“必然化规则”进一步分析上述例子。如果学者在合理的证据下推翻了“我怀疑研究时间是不充足的”这一信念，即认为第二个前提为假，他将如何逻辑地得出理性信念？该推理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p1.如果时间充足，则研究可以完成。
p2.不怀疑时间充足
两个前提可以被符号化为：
Dp
伍炳彩每日7点出门坐诊，下午1点半才回家。由于常思虑患者病情，他曾患上失眠。为了不影响健康，他每日最少午睡一刻钟，睡前温水泡脚一刻钟。
我插队时，公社有张姓文教助理，人称张助理。别的公社都选女孩到广播站，他跟我聊过几句后，就偏挑我去。到了1973年考大学，（1973年是“考试入学”，1977年是“全面恢复高考”），我考得很好，随后体检，透视，姓张的小大夫很奇怪，破例问我的名字，透半天，说你肺有问题，不容分说，把体检表抽一旁去。从县医院出来，我心说完了。你说咋这巧，迎面就见到张助理，他一听说：扯淡！走，透视的是我侄儿。推门叫出小张大夫，对我说：你喊一嗓子。
根据“必然化规则”的第一个公式：（p→q），Dp├Dq，我们可以得到结论Dq，即“不怀疑研究可以完成”。该信念既符合逻辑，又有利于学者提升研究信心。这类信念是学者所需要的。
现在分析上述例子的变体。学者认为：“只有给我充足的研究时间，我才能完成研究。但是我怀疑我能够完成研究。因为我怀疑研究时间是充足的。”该怀疑推理与之前的相比，第一个前提的前件与后件的顺序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的结论的合理性也随之改变。
考虑到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最终依然由受水区用水户承担，并且地方配套工程建设资金尚未落实，在受水区用水户承受能力范围内，建议尽可能通过水费收入偿还100%贷款本息，工程建设期满后南水北调工程基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用于偿还贷款本息，留给地方用于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以加快工程的建设进度，尽可能实现主体与配套工程同步建成并发挥效益。
p1.只有时间充足，研究才能够完成。
p2.怀疑时间充足
该推理不符合“必然化规则”。根据规则的第二个公式，我们只能得出（p→q），Dq├ Dp，即，“如果时间充足，则研究可以完成。怀疑不能完成研究，因此，怀疑时间不充足。”学者将第二个前提与结论颠倒了，该推理无效。由上述分析可知，学者的这一怀疑是不合理的。尽管他的前提都为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非理性的。这种令他丧失研究信心并阻碍其学术研究进程的非理性信念，在应用怀疑逻辑进行分析时，是可以被避免的。
其次，由于对话双方地位平等，学者在哲学家所引导的对话与反思中能有意识地发现信念系统中的矛盾，并自主调整。哲学家只是通过询问与分析而使对方认知清晰。学者的认知改变不是通过哲学家的劝说、论证而发生的，而是一种自我修复。这意味着，信念从非理性转变为理性的过程并非哲学家思想灌输的结果，而是学者自己理性推理的结果。经过了这一过程，这些信念更具现实性，在学者研究信心的提升中也更能发挥作用。
进一步拓展信息平台，在现有《装备承制单位名录》基础上，建立涵盖全国优势民营企业的信息平台，将众多的优势民营企业信息纳入信息平台，使之为军地共享。适度放开武器装备系统及配套装备采购信息的发布端口，扩展信息量。通过定期举办技术论坛、博览会、推介会等形式，加强各类先进技术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的相互交流，促进军地双方更进一步增进了解，使军方科技需求与地方资源优势实现无缝衔接。
p→q
p→q，Dp
鞍山地区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版该区域为设计地震烈度7度，设计分组为第二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10g。所以调整系数β为0.95，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N0为7。对9个钻孔17层砂土具体计算结果统计如下：
Dq
由于p→ q↔q→p，该推理又可以被表示为：（p→q），Dp├ Dq。根据“必然化规则”的第二个公式，该推理有效，即当它的两个前提都为真时，所得出的结论是理性信念。这意味着学者的怀疑是合理的。该推理过程能够合理地向学者展现，可能导致其研究不能顺利完成的不利因素有哪些，以便提前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这类怀疑推理和结论也是学者所需要的。
然而，当学者在合理的证据下推翻了“我对研究时间充足持怀疑态度”这一信念，他不能如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得出理性的结论。我们可以检查该怀疑推理的过程。
“轮流座位”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所谓轮流座位，即按照一定的顺序，在规定的时间里，学生依次移动自己的座位。一般的操作方法是：每周一，由班主任或班干部组织全体学生，按照每个座位向后、向右平移一次的方法，以期实现全班座位的有序轮换。
p1.只有时间充足，研究才能够完成。
p2.不怀疑时间充足
两个前提可以被符号化为：
根据“必然化规则”的两个公式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不能逻辑的得出Dq，即“能够完成研究”这一信念依旧是可疑的。因此，这类怀疑推理尽管符合逻辑，却不能有效地消除学者所怀疑的因素，因而不能提升他完成研究任务的信心。
q→p，Dp
综上可知，当反驳学者在怀疑推理中的第二个前提时，即向他阐明他所担忧的阻碍研究任务完成的因素不存在，并不总能逻辑地得出有利于其完成研究任务的积极的理性信念，我们必须根据前提中的不同性质的假言推理分情况讨论。在这点上，应用怀疑逻辑与仅仅使用推理直觉的区别就可以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在核桃造林质量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强化管理，从技术上规范了作业设计，实行了检查和审批制度，严格按规范设计、按设计施工。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特点，提前整地，挖塘提高造林成活率。坚持种苗除引进部分名优品种外，其它苗木一律就地、就近调剂解决，确保了苗木质量。栽植前对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然后统一施工，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指导，保证质量。对有条件的地方造林后统一安排专人管护，尽可能实行封山禁牧。
六、结论
只有当学者的相关推理和信念具有坚实的现实与逻辑基础时，他才能有效地朝着既定的研究目标行动，而不会总是处于缺乏研究信心的状态。在针对缺乏研究信心的学者所进行的哲学践行中，应用怀疑逻辑是为了帮助他们澄清繁杂的推理过程与相关信念，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排除不合理的部分，并给出充分的理由。在具体的实践中，哲学家一方面可以帮助学者提升怀疑思维的能力，使其从真前提与有效的怀疑推理出发，得出更多有利于其研究工作的理性信念；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学者合理质疑那些可能影响其研究工作的不利因素，使其能够做好应对准备。学者的研究信心正是在此过程中得到有效提升。当有利于研究工作的信念获得了逻辑支持，就能经得起理性检验，因而具有坚实的基础。学者持有这种信念越多，就会越少产生不合理的怀疑，研究信心就会越充足，学术工作就越可能成功。
当然，在哲学践行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以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方法，如基于逻辑的治疗以及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等① 基于逻辑的治疗是美国心理学家柯亨（Elliot D. Cohen）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以三段论逻辑为进路的哲学践行方法。而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则是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提出的心理疗法，以分析激发性事件、认知和情绪行为结果三者的逻辑关系为基本方法论。，本文所探讨的应用怀疑逻辑的方法，是它们其中的一种。同样，应用怀疑逻辑来纠正学者的非理性信念和无效推理，提高他们合理质疑的能力以增强研究信心，是帮助他们获得学术满足感和成就感的一部分。由于学术工作的特殊性，除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学者还需要思辨的能力、理性分析的能力、灵活的思维转换能力以及想象的能力，等等。哲学践行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提升这些能力。同时，哲学践行中的人文关怀，还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帮助学者反思研究动机与研究价值，在研究行为中保持健全的人格，最终在学术生活中实现真正的满足感与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9）03-0094-10
作者简介：龚艳，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理论的科学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B30014）。
（责任编辑：肖志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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